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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此一问题的现代学者会强调，如果像在大多数富裕的现代经济体中那样，中产阶级的人数多于穷人，那么进一步压榨穷人是得不到多少油水的。即使穷人还有一些资源可供盘剥，分给中产阶级每一个成员的份额也太小，不值得为此而欺压穷人。亚里士多德看问题不取这个角度，而是聚焦于中间阶级的地位对其成员性格的影响。他们在社会地位和经济方面都居中，他们的愿望也因而温和有度。他们不想打倒比自己高的人，也不想压迫比自己低的人。在此需要再次提醒读者记住一条原则：研究任何问题时，只能努力达到该问题所允许的精确度。亚里士多德的论点并不适用于所有时期、所有地方，或所有类型的经济。现代自由民主国家的中产阶级与古希腊社会地位居中的阶级并不完全一样；古希腊那种贫穷的小型农业经济的情况也不能牵强附会地套用到拥有复杂而巨大的公共部门的现代工业化经济之上。据说，将希特勒推上台的就是人心惶惶的德国中产阶级，马克思主义者称其为“狂怒的小市民”（wildgewordene Kleinbürger）。他们与亚里士多德所想的中间阶级相去甚远。我们可以为亚里士多德的精辟分析所折服，但不能生搬硬套，对号入座。尽管如此，他的理论对后代的启示依然是惊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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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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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的天才在于他指出了建立“实际能做到的最好国家”的道路。这并非简单的务实。政治生活的目标并不完全是世俗务实的。人组成政体是为了生活，但政体延续的目的却是为了使人过善的生活。善的生活蕴意丰富，包括追求正义、提高人辩论政治问题的能力，和培养对成功的国家来说一切必要的公共与私人的美德——战场上的勇敢、夫妻间的忠贞、对下一代身心健康的关注，等等，不一而足。要实现好生活，国家必须奉行亚里士多德心目中政治的精髓，那就是将自身利益不同的各类人等团结在一起，使得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社会成为利益一致的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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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提出的一个最著名的区分是蜜蜂和牛群的群居性与人的政治性之间的区分。最近的进化论研究结果表明，他可能低估了蜜蜂和牛社会生活的复杂性，但他提出的区分仍然立论坚实。聚在一起的群居性动物没有语言，无法讨论彼此的需要；人组成政治社会却先要就组合的条件是否公平达成协议，而达成这样的协议需要反复讨论。后来，霍布斯为了自己的目的扭曲了这个思想，妄称亚里士多德说蚂蚁和蜜蜂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进而提出，正是因为人必须先就正义的原则达成协议，然后才能建立政治社会，所以人不是天生的政治动物。22霍布斯为论述自己的观点借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又鱼目混珠，偷换概念；这也许可以作为反证，说明亚里士多德的论辩是多么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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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第二卷简要讨论了柏拉图的《法律篇》和《理想国》，然后总结说，这两部著作的寓意是，政治可以在容许各种利益和信仰共存的情况下实现团结。这一卷讨论了理想社会的理论和实践，但着墨最多的是柏拉图描述的乌托邦。如果亚里士多德在学园当学生时真的协助柏拉图撰写了《法律篇》，他在《政治学》第七卷和第八卷中对理想国家的描写与《法律篇》描述的政体有相似之处就不足为奇了。然而，在第二卷中，亚里士多德却对《理想国》和《法律篇》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说，柏拉图对分裂的危险念念不忘，到了偏执的地步。其实，柏拉图并非杞人忧天。雅典随时有爆发内战的危险；社会不同阶级之间严重对立；雅典与邻近城邦战争不断，催得它的自尊极度膨胀。无可厚非的是，柏拉图渴望实现社会团结，希望不必靠对外战争来维持国内的和平。不过，柏拉图错在不该企图将城邦变为典型的一元秩序，希冀以此来保证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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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的错误在于他的办法改变了城邦的本质。从根本上说，城邦是不同部分的组合，必须维持各个部分之间不断变化却又井然有序的关系。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就此对柏拉图提出批评的人。此一批评在今天特别能引起共鸣，因为它针对的是某种过度理性主义的政治，以及那种政治所导致的极权国家。柏拉图建议的不是更好的政治，而是没有政治的社会，政治的生命力被他净化殆尽。尽管如此，亚里士多德还是感到了这种思维模式的吸引力。吸引力的核心是争取自足的渴望。在亚里士多德的分析推理中，自足显然是中心要素。按照逻辑，城邦先于个人，因为它比个人更加自足。个人必须在城邦中生活，因为他只靠自己无法做到自足。自足不仅是肉体生存的问题，也是道德问题。没有互相制约，人就连畜生都不如。只有神明或者野兽才不需要城邦。以此推论，城邦越团结，就越自足，也越能抵御时代变迁和战火冲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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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批评柏拉图过分强调一致性，结果造成政治的消亡；这个总的批评和他对柏拉图理论的具体批评都很有道理。我们已经看到，亚里士多德卫护家庭，认为需要保留私有财产，对于柏拉图规定守护人不得有家庭生活表示怀疑，不相信那会使他们转而把忠诚献给城邦。毋庸置疑，有些赚钱的方法是不符合自然的，实用的财产比用于交换和购买的财产更加符合自然；但这并不影响私人财产本身的可取。亚里士多德赞成斯巴达年轻人在集体食堂吃饭的传统，却不认为那意味着要废除私有制，也不认为斯巴达式的严苛对社会有好处。最后，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描绘的社会幸福作出了犀利的反驳。柏拉图说，尽管守护人失去了财产、家庭和私人生活，但他们还是会因能为城邦服务而感到幸福，但后来柏拉图向后退了一步，说城邦会实现幸福——等于是默认，城邦的许多公民可能并不幸福。对此，亚里士多德反驳说，组成部分如果不幸福，整体就不可能幸福。如果公民不幸福，城邦也不会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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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的结尾处也提出了他自己的理想国家设想。第七卷和第八卷多次重复别处讨论过的主题，更甚于其他几卷，以致于整部著作的连贯性都受到了影响。亚里士多德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写，我们不得而知。第二卷对建立乌托邦的企图嗤之以鼻，这使人不禁怀疑第七卷和第八卷对理想国家的设想到底有没有意义。第二卷坚称，政治是一种艺术，目的是要克服虽可控制但永远无法消灭的困难，为实现善的生活创造条件。这说明理想国家是镜花水月。正像那个嘲笑经济学家的著名笑话所说的，流落到荒岛上的一群人找到了被潮水冲上岸来的食品罐头，问谁有开罐器，他们中间的一位经济学家说：“设x为开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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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政治学》的最后两卷还是很有意思，因为它们揭示了亚里士多德心目中的完美国家。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一样，把一个核心的政治问题弄颠倒了。他不研究“鉴于人性的脆弱和缺陷，领导人应如何维护秩序、追求共同的善？”，转而寻求解答另一个问题：“领导人如何确保公民的性格正直而又随和？”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城镇规划者心中的理想国家。理想的城邦公民人数不得超过10000人，以便使所有公民都彼此相识。亚里士多德以此提出了他的著名观点，国家不可太小，也不可太大。他以船为例，说一艘船不能只有5尺长，但也不能长达200米。他觉得，有了这个例子，道理即不言自明。其实他举的这个例子不免孟浪。读者会问，超级油轮算不算船？中国算不算国家？亚里士多德的理想国家的基础是农业经济，在田里干活的是奴隶，公民在集体食堂吃饭。关于集体食堂的地点，特别是城邦官员出资建立的集体食堂应设在何处，亚里士多德描述得惊人地详尽，这说明他和柏拉图一样，都深受斯巴达制度的影响，可能也反映了他与负责组织节日庆祝活动的莱克格斯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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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这一方案提醒我们，虽然亚里士多德强调存在着多种合法利益，需要通过政治来调和，但那种利益的多元性并非现代自由政体中社会、道德和宗教多元主义的前身。虽然亚里士多德承认，社会成员对他们各自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所占收益和负担的公正份额持有强烈的关切，但他不承认，他们对正义的性质或善之生活的性质也正当地持有各不相同且不可调和的观点。亚里士多德看问题的角度是专制的角度，其表现之一，他对隐私权这类概念丝毫不感兴趣。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国家管理公民的性生活和家庭生活是天经地义。他为男女生孩子的年龄定下了严格的规则，还规定，女人怀孕若是不利于国家的人口政策，或胎儿不健康，就必须强制堕胎。他建议，堕胎应赶在胎儿有生命和感觉之前，他将其定为有胎动之前。这个观点引起了历史上旷日持久的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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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亚里士多德关于自由社会、政治自由和自由人的观念对今人来说并不完全陌生，但又与今人的观念有所不同。这一点生动地表现在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结尾处关于教育的零散评论中。他也许是第一位提出开明教育理论的思想家。他阐述了开明教育的价值，这种教育致力于让学生学习本身值得掌握的知识，把年轻人培养成绅士。至今，开明教育始终被定义为培养绅士的教育。19世纪中期，纽曼红衣主教在《大学的理念》中宣布，大学的目的是培养“绅士”。与其相反，比纽曼早一个半世纪的洛克更加注重实用教育和职业教育。洛克的理论风行一时，正是因为它颠覆了之前流行的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但这里的“开明”（liberal）与政治自由主义毫无关系。它的意思是“非用于谋生的”或“适合思想自由的”，它的社会涵义是理直气壮的贵族式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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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有一条建议会使现代人感到奇怪，他建议出身高贵的年轻人要学会一种乐器，但不要精通到被误以为是职业音乐家。这不是单纯的势利，也不是劝告出身好人家的小提琴手要务必确保自己不致于被错认是梅纽因或海菲茨[6]。那时，职业音乐家表演的场所都是些声名狼藉之地，召妓侑兴的派对也雇用职业音乐家。不像今天，男人聚会若是雇脱衣舞女，恐怕就不会雇弦乐四重奏小乐队。无论如何，亚里士多德热心于维护社会等级，注重“灵魂高尚”之人的社会地位。这提醒我们，即使是受他青睐、有众多体面稳重的中间阶级成员参政的共和政制，亚里士多德仍然渴望由真正的、也即自然的贵族来统治。2500年后的今天，这种观念仍余音不绝。可幸的是，如今很少人像亚里士多德那样，对被排除在他的世界之外的人——包括妇女、普通劳动者、外国人和奴隶——漠不关心。不过，在亚里士多德之后的许多世纪中，仍然看不到多少对普通人的生命和幸福的关心，西塞罗的著作就是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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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古希腊散文家、传记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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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并非前文提到的斯巴达的莱克格斯。——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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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古希腊雄辩家、教育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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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亚里士多德不可能论及基督教的“上帝”概念，这里是作者对亚氏思想的全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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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乌干达前总统，据说他非常残暴，嗜吃人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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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二者均为小提琴大师。——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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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治：从希罗多德到马基雅维利（上卷） [:1703325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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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治：从希罗多德到马基雅维利（上卷） 第四章 罗马人之卓见：波利比奥斯与西塞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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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利比奥斯与西塞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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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介绍的两位人物的主要身份都不是哲学家。西塞罗是政治家，尽管他在哲学上的造诣比他自认的高，作为政治家的成就却不如他想象的大。波利比奥斯是军人、外交官，还是继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之后第三位伟大的古希腊历史学家。他在政治史和军事史方面的继承人是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陀和李维。波利比奥斯的《罗马帝国的崛起》只有部分内容流传至今，但他在书中对罗马人政治和军事上的丰功伟绩的解释，帮助西塞罗以及后来的学者了解了罗马的共和政制——“混合型”共和政制——以及它可能遇到的危险。因为现代共和政制的灵感主要来自罗马共和国而不是希腊民主，所以我们自己也是该书的受益者。波利比奥斯出生于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北部阿哈伊亚的一个希腊贵族家庭，受过极好的教育，自年轻时起就积极参与家乡的军事和政治生活。他出生的时间是公元前2世纪初，大约是公元前200年和190年之间。那时，罗马挟其赫赫军威，已经把马其顿王国变成了属从，先后有好几位马其顿国王曾试图恢复国家独立，均未成功。到公元前168年，最后一次马其顿战争结束的时候，波利比奥斯和许多阿哈伊亚上层阶级的成员一起被带到意大利接受审讯，并被扣为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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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利比奥斯在外流亡了18年，其间幸运地结识了小西庇阿[1]；他因担任小西庇阿的导师和他相识，两人遂结为终生挚友。小西庇阿的父亲是将军，率领罗马军队在决定性的彼得那会战中打败了马其顿，小西庇阿自己也参加了彼得那会战。他义父的父亲是击败了汉尼拔[2]的大西庇阿，而小西庇阿亲自于公元前146年最终消灭了迦太基。波利比奥斯的《罗马帝国的崛起》就写到这里为止。西塞罗的《论共和国》把小西庇阿作为中心角色，但书中对他的叙述是虚构的。在共和国各机构衰朽老化，毁于内战之前，罗马共和主义曾有过一段最后的辉煌；西塞罗在书中借小西庇阿之口阐述了那段时期的共和主义价值观。波利比奥斯的流亡岁月在罗马度过，他在那里当过小西庇阿的秘书，因此对罗马共和国的运作了如指掌。公元前150年，他获准回家，但仍与小西庇阿保持着紧密的联系。第三次布匿战争期间，他随侍在小西庇阿身旁，亲眼目睹了迦太基的毁灭。后来，希腊人不自量力，又一次发动叛乱，但和所有叛乱一样，被罗马轻易镇压。叛乱失败后，波利比奥斯担起了和罗马人打交道的任务，很好地维护了自己祖国的利益。希腊人感念他的功劳，他去世后在各地为他树立了很多雕像。迦太基遭罗马人洗劫、纵火、夷为平地的悲惨命运证明了波利比奥斯的调停弥足珍贵。他生命最后几年的情况不详，据说他是公元前118年于82岁高龄时坠马身亡的。这个传说证明，波利比奥斯的秉性更接近军人和政治家，而非沉思默想的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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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塞罗比波利比奥斯晚生90年。他于公元前106年出生在离罗马不远的阿尔皮诺城，家里是富裕的外省贵族，但不是元老阶级，不属于统治精英。他家属于骑士阶级（equites），居于这种社会地位人养得起马，也担负得起从军所需的其他武器装备的开销——如同后来中世纪的骑士。到西塞罗出生时，骑士阶级成了家境富裕的人的统称。元老院成员只限于担任过高级司法和行政职务的人。因为元老院的成员从事经济活动要受限制，所以家境小康却非大富的人一般不太愿意谋求公职。可是，西塞罗的父亲望子成龙，于是送西塞罗去罗马学习如何在那个陌生的世界里寻找并把握进身之阶。西塞罗在罗马是“新人”（homo novus），也是他家中第一个有志担任公职的人。他16岁当兵，参加了公元前90年罗马和它昔日的意大利盟友（socios）之间的“同盟者战争”，但他的志向一直是在法律界和政治界出人头地。他向罗马、雅典和罗得岛最好的演说家学习雄辩术，还拜见过一些著名哲学家，包括斯多葛派耆宿狄奥多托斯。西塞罗后来将狄奥多托斯接到家中供养，保证他老年生活无忧。西塞罗对哲学的热爱和他在哲学方面的才能无可置疑，但他注重的是如何通过学习哲学来成为伟大的雄辩家。公元前79至77年间，他在雅典学习雄辩术的时候接触到了逍遥派和学园派这两个相互竞争的哲学学派，学会了反驳两者任何一方论点的本领。他因此认为，在真理尚未确定的情况中，应当为看似最有说服力的理念辩护。难怪批评他的人说他不诚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