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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认为，国家最好由家境小康的人来治理，这种人的生计依靠农庄的生产，他们自己不从事农活或任何卑贱的劳动，以保持自己参与公共生活的恰当身份。鉴于亚里士多德有关经济活动的看法和对自给自足的赞美，他持此观点应在意料之中。公民应该是农夫和有一定家产的人，这些人应该有一定的余暇，但不能太过闲散。他们既然没有太多的时间在市民辩论会场“从政”，就必须依靠确立的规则来管理国事，换言之，依靠法治。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位提出“法治而非人治的政府”理念的学者。他在这个语境里说到的“农夫”指的是小土地拥有者或租用者，通常有一两个奴隶帮助打理农庄。14在其他情况中，他所说的“农夫”指真正在田里干活的人，而在理想的国家中，这样的人是奴隶，有的是私人拥有的奴隶，有的属于国家。15亚里士多德将理家之道和创造全社会良好生活条件所需的政治艺术作了区分后，在第二卷中转而讨论理想的国家。不过，他在第一卷中为公民、政体秩序和避免停滞这些他最关心的问题打下了基础，让我们先来看他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然后再回来看理想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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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与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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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完理想国家和建立乌托邦的实验后，亚里士多德谈起了使他的著作2500年来一直长盛不衰的那些题目——公民身份的本质、好宪制的特质、革命的原因、预防动乱的方法。这些题目之间的联系是：宪制把权力分配给公民；管理着获得及使用政治权力的规则是任何宪制的中心要素；政治社会的居民对政治权利与义务的分配是否满意是决定政体是平安稳定还是冲突不断的关键。我们要寻求的是最不会激起不满的分配权利、义务和权力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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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引起了公民作为社会成员的品质与其个人品质之间的联系的问题。比如，忠诚是个人的美德，也是团体成员的美德，但如果一个团体追求的是坏的目标，对团体的忠诚就不一定是美德了，因为对团体的忠诚会帮助团体实现其（坏）目标。犯罪学家说，事实上窃贼之间没有荣誉信用可言，但常言说盗亦有道，这反映了一个普遍的假设，即彼此间讲究道义的窃贼作起案来会更加有效。好人是否一定是好公民，这在后来的2000年间一直是引起激辩的问题。在从古代理想中汲取灵感的学者当中，马基雅维利坚称，忠心谋国者常常不得不犯奸作恶，为好人所不为，卢梭则担忧马基雅维利所言不虚，于是像柏拉图一样大力推崇组织简单、孤处一隅、非商业化的小共和国。这样的共和国与邻国老死不相往来，不会与别国有军事或其他方面的牵绊，因此使人不致为了爱国主义而牺牲人性和更广义的正义，而那种爱国主义其实就是个人和集体的自私。近代民族国家的出现未能消除这样的焦虑。谁都知道，近现代国家知道如何训练年轻人成为军人，却不知如何教会他们适应退伍后的平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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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关于公民必备品质的思想反映了富裕的雅典人对社会各阶级成员的看法，也表现了他对于经济利益影响政治行为的精明观察。亚里士多德心目中的公民与现代世界的概念不同。根据现代世界的概念，有了公民身份就有权得到政府的保护，也有权行使制度赋予的政治权利。在大部分现代国家中，外国居留者若行为不端可以将其驱逐，公民则不会被驱逐。在古希腊城邦，身为公民的领导人遭到驱逐却是家常便饭。另一方面，瑞士妇女直到最近才获得投票权，但是她们是现代意义上的瑞士公民，因为她们持瑞士护照，也享受现代国家居民通常享受的法律权利。按亚里士多德的标准来看，她们是自由人，也就是说，她们不是奴隶，但也不是完全的公民。亚里士多德认为，公民身份的根本是政治上（不是经济上）平等的人有“统治别人也受别人统治”（ruling and being ruled in turn）的权利。他不注重某人是否是某个政体的成员，古希腊人一般来说都对此不予重视，因为那个时代没有护照，也没有要求确认身份和资格的福利制度。这并非说政体成员的身份不重要。雅典人杀光米洛斯岛的男性居民，把他们的妻儿掳为奴隶的时候，是不是米洛斯社会的成员可是生死攸关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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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关心的问题是：由哪些人轮流掌握统治权比较保险。他的中庸之道提供了最为恰当的办法。既然人既非野兽亦非神明，所以人的社会组织就必须适应介乎于神明那种超然稳固的自给自足和野兽那种无意识的自给自足之间的生活状态。政治的基础是人与人之间某种形式的平等（或不平等）。亚里士多德在谈及决定公民身份的宪制安排时，表达了人所熟悉的观点。如果一个人与所有其他人的差别如同上帝与人或人与动物之间的差别那么大，这个人就应该掌握绝对权威。16然而，没有人能与别人有这么大的差别。反之，如果穷人与富人、奴隶与自由人、男人与女人、成年人与小孩子、本地人与外国人之间没有分别，那么所有人就都可以成为他们所在城邦的公民。但是，这些人之间有重要的分别。公民身份所意味的平等就存在于这些极端的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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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没有说，因为每个人都需要法律的保护，所以所有的人就都应该得到（现代）公民应得的权利。在雅典，奴隶、外邦人和妇女的权利比公民的权利少得多，亚里士多德对此安之若素，尽管他自己在雅典也是外国居留者。事实上，他描述与他地位相同的人时，语气冷静得惊人：“只是在有限的意义上称他们为公民，正如将公民的称号给予不到登记年龄的孩子，或被免除了国家责任的老人。”17亚里士多德也没有说，所有人都具有共同的属性，因此，无论出生于哪个国家的人都有权得到公民身份。后来的斯多葛派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在自由民主理论中得到普遍接受，但亚里士多德另有看法。他认为，有的人适合做公民，有的人不适合，此乃天经地义；教育得当、经济独立、本地出生的自由人是最好的公民人选。大自然注定女子从夫，所以女人做公民是违反自然。从事不用脑筋的重复性体力劳动的男人不适合就政治问题发表意见。亚里士多德不像后来反对给妇女投票权的人那样，认为因为妇女不像男人需要从军，所以不能享受和男人同等的政治地位；他也并不认为，无论个人的智力和职业如何，政府若是犯了错，所有的人都会受害，只凭这一条就应该给所有的人在政府事务中的发言权。亚里士多德使用的检验法是看一个人是否有天然的“自主”能力。在家里不自治的人不可以成为自治的政治团体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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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雅典人会相信有哪个希腊人对政治不感兴趣。哪怕是为了自我保护，他们也需要密切关注掌权者的行为。他们非常明白2500年后托洛茨基的话：“你说你对政治不感兴趣，但政治对你感兴趣。”如今英国或美国“公民”对政治的冷漠和对从政者以及政治机构的无知是古雅典人所无法理解的。在古雅典那种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小社会中，也很难做到不关心政治。城邦内部的政治经常是阶级间的斗争。上层阶级试图为公民资格设立重重限制，以保护自己的财富和地位，较低层的阶级则争取扩大自己的政治权力，以图自保。雅典民主形成之前，曾有过一段长时期的斗争，最后才使得非富非贵的人也获得了参政和担任公职的权利。雅典的民主确立后，斗争仍未停止；普通平民试图扩大对政治进程的参与，支持寡头执政的人则试图削减对手争取到的成果。这样的斗争有时残酷异常，到了任何政治制度都难以遏制的程度。雅典和伯罗奔尼撒联盟的战争引发了别处的内战，全希腊多处沦为修罗场；修昔底德对这段历史的叙述清楚地表明，彼此对抗的穷人和富人不惜借用外援来解决地方问题，用极为暴烈的方式报复对方。18三十僭主在他们短命的统治期间犯下臭名昭著的暴行，他们自己也是被暴力推翻的。残酷的暴行在希腊可谓司空见惯。在希腊的政治生活中，极端的行为方式由来已久，因此，亚里士多德对政治温和的反复强调就更加令人服膺。不出意料，他希望温和的人做公民，也希望建立制度化的机制来缓解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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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谁能做公民这个问题相对应的问题是，什么是最佳的宪制形式？亚里士多德概念中的宪法在本质上与现代的理解非常相似。它是由城邦通过的一套规则，确定各个机构的职能，也规定谁有权参与政治决策、影响到城邦的决定该如何做出。按照柏拉图的推理，如果“最好的”人能够掌权，对他们唯命是从就符合自身的利益。如果只有一个“最好的”人，他就应该是权力无限的独裁者（panbasileus）。既然按照定义，这样的独裁者只会做最好的事，所以就没有理由对他进行任何限制。亚里士多德也遇到了按柏拉图这个思路进行推理的诱惑，但他顶住了诱惑；他说，更可信的情形是，“最好的”人是一群人，他们就是理想的贵族。亚里士多德说，自然想要“最好的”人成为世袭的统治精英，自然也会确保适当的品质代代相传。这个观点使人迷惑不解；问题是，如同雅典和其他地方的历史所证明的，政治智慧和政治天才靠基因遗传非常靠不住。亚里士多德并不纠缠“正直的父亲为什么会生出邪恶的儿子”这个一直使柏拉图困惑不已的谜题，但他注意到，饲养人在繁殖动物的过程中成功地保证了好的特征得到遗传，但人的好品质却没有类似的遗传性。应该承认，亚里士多德也注意到，贵族掌握统治权“是自然决定的”，这主要是上层阶级自说自话，贵族以外阶层的人并不太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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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亚里士多德离解决他的这些焦虑只剩一步之遥。他确立了正确的前提，即政治统治的才能只有少数人具备，所以政治的本质上是“贵族式的”；政治才能的遗传并不可靠，所以世袭贵族制有缺陷。许多人自己没有政治才能，但看得出谁具备这样的才能，可以推选出非世袭的统治贵族。这就是近代出现的代议制政府。前提已经有了：亚里士多德坚信，穿鞋的人也许不会做鞋，但他知道鞋子的哪个地方夹脚；他还特意不惜笔墨地指出，在许多情况中，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亚里士多德生活在近代代议制政府发明的2000年前，而代议制政府的实质就是让民主国家的公民自己选择统治者。当这种制度按照预期运作良好的时候，它产生的就是“选出的贵族”（elective aristocracy），也就是亚里士多德所需要的那种多数人的常识与少数人的才能的结合。詹姆斯·麦迪逊和詹姆斯·穆勒这两位各自生活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相差20年的作者都认为，代议制是近代史上的一项伟大发明。有了它，才有可能建立大规模的民主（democratic），或更确切地说是建立大规模上的平民（popular）政府。然而，亚里士多德没有建议这样的政府形式，这个事实非常说明问题。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如果一个国家的公民彼此不认识，这样的国家根本不能算作国家，所以国家的规模决不可太大。如果一国只有几千个公民，就不需要代议制；像雅典那样，公民选举只是为了选择官员。亚里士多德对公民总体的合理规模的讨论显示，他觉得雅典还是太大了。近代历史上，代议制民主这个思想出现的过程相当曲折。代表性机构存在了几个世纪后，才被视为实现某种民主——即“代议制民主”——的方法。卢梭提出，选出的贵族在一切政府形式中是为最佳，但他对作为选出贵族近代基础的代议制却予以谴责。几年后，麦迪逊才清楚地阐明了关于代议制民主的近代观点，杰斐逊区分“纯粹的”和“代表性”民主形式的时候，也就此作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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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对政体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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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上，贵族制是最好的政府形式。在贵族制中，最好的人掌握统治权，因为他们有最高级的判断力、勇敢、公平正义和温和节制。他们显示出优秀的公民品质，由他们掌权的政体也将达到优秀的水平。在真正的贵族制中，少数出类拔萃的人为了全体人民的利益统治国家。然而，经验表明，贵族制有个令人遗憾的趋势，经常会退化为寡头统治，不再坚持公共精神，而是奉行阶级的优越感，温和节制也让位于对其他社会阶级的压迫。要知道亚里士多德如何解决这方面的困难，必须来看他最为著名的理论，即按照参政人数和政府的善与恶来区分的六种政府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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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良性的政府形式是君主政制（kingship）、贵族政制（aristocracy）和共和政制（politeia）；在这些政府中，一个人、几个人或较多的人拥有最终权力，以社会的共善（the common good）为宗旨来治理国家。三种腐败的政府形式是专制政制（tyranny）、寡头政制（oligarchy）和民主政制（democracy）；在这些政府中，一个人、几个人或贫穷的多数人为了他们自己的狭隘利益进行统治。19“民主政治”成为近代代议制政府的流行标签后，对不良的平民政府形式不再称民主，而改称“暴民政治”（ochlocracy）；亚里士多德则没有这方面的顾虑。Demos一词的意思就是“贫穷的多数”，亚里士多德和所有其他古希腊思想家一样，认定贫穷的多数会利用政治权力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设计宪制的难题在于如何分配权力以鼓励掌权的人用权力来促进共善，而不只是自己狭隘的阶级利益。民主派称，不能仅仅因为一个人家里穷或操贱业就不准他做积极参政的公民。亚里士多德认为，这种观点是错上加错。首先，穷人和从事卑贱行业的人没有足够的智力来思考全社会的利益；其次，穷人作为一个阶级对富裕的人心怀嫉恨，会不择手段抢夺富人的财产。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结构平衡的共和政制所体现的“有限民主制”或“扩大贵族制”。在克里斯提尼建立的民主制下，社会最低层的阶级被排除在大部分公职之外；“有限民主制”比克里斯提尼的民主的限制还要多。另一方面，“扩大贵族制”对出身和财富的要求不像寡头政治那样严格。个中道理并不复杂：政体制度限制得太严格会引起忿怨，太宽松也会导致同样的结果。解决办法应当在两者之间取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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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清楚，亚里士多德把公民的优秀与宪制的优秀联系到了一起。虽然有的人无疑比别人优秀，但没有人能使所有其他人自认弗如，心悦诚服地听从他的领导。统治者若一人大权独揽，即使身具美德也难以加深智慧和德行，反而极易被权力所腐蚀。毫无制约的君主制会朝暴君专制的方向发展。任意放纵的民主政府会使富人感到恐惧，因而引发内战；即使不爆发内战，也可能发展为集体专制。需要后人所谓的权力制衡的机制，还需要确定程序来遴选担任公职的人，以保证正直胜任的人得到选拔。然而，亚里士多德的看法仍然与今人有异。现代政治的重点关注是个人人权；我们要求政府机构对掌握权力的人监督问责，以确保公民的个人权力得到尊重。亚里士多德却不注重个人人权。因为他的世界观基于目的论之上，所以他和柏拉图一样，关心的是如何确保国家的适当运作。公民的优秀和宪制的优秀也是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的。所以，亚里士多德当然会把重点放在公民团体的集体智慧和集体认同上面；即使“多数人”不能信任，三个臭皮匠胜过诸葛亮的道理依然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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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民主，现代读者就会想到代议制机构，再加上大约一半选民偶尔光顾一下投票站的选举进程。他们一定感到惊讶，亚里士多德竟然接受激进的民主观点，认为唯一的民主选拔方法就是抽签碰运气。20更使他们惊讶的是，仔细想想，亚里士多德说得一点儿不错。如果想要实现人人都有同样的影响力，有平等的机会担任公职的目的，那么用抽签这种随机的方式来选择领导人最为有效。大部分人都不愿意采用这种方式，这说明他们和亚里士多德一样，不想不惜一切代价追求政治影响力的平等。大部分人希望取贵族制和民主制之长，避两者之短。如果做到了这一点，就是创立了共和政制。亚里士多德称，共和制“总体来看是最好的”，也最经得起困扰着政治社会的各种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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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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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说，城邦存在的目的是给人提供最好的共同生活。此论可谓意向高远；但他也时刻不忘避免革命这个实际需要。共和政制是实际可以做到的最佳宪制，这一点十分重要；务实是国家的核心美德。亚里士多德的革命理论，或者应该说他避免革命的理论，之所以引人注意，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是它极富说服力，2500年之后仍然言之成理。亚里士多德关于革命的观念分两部分。一个是他所谓的停滞——政治生活无法继续进行；另一个是这种中断每每会导致的血腥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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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有素的英国公务员将“把戏演下去”（keeping the show on the road）作为人生目标，停滞乃第一大忌；一旦发生停滞，戏肯定就演不下去了。然而，尽管政治陷入停顿，争夺权力的斗争却不会停止。一旦掌权的统治精英阶层或单一的统治者失去了民众的信任，不再一呼百应，反而异见迭起，无力镇压，就必然会爆发内战，产生新的统治者，这新的统治者也许是一个人，也许是一个阶层。所以，亚里士多德对此问题所做的研究的另一个方面是后来的理论家称为“以违宪的方法改变宪政”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中，不仅政治生活陷入停滞，而且发生了政权易手。这一革命观念既包括马克思和其他思想家所谓“真正的”革命，即包括反叛、流血和大规模动员民众的革命，也包括被马克思的门徒嗤之以鼻的单纯政变，指没有动员民众就发生了统治精英更迭的情况，其间可能使用了暴力，但没有公众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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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特别关注两种情形，并对其作了极为精辟的分析。第一种情形是民主派和寡头派之间的对立。他注重这个问题应在意料之中，因为它是希腊城邦政治的痼疾，还导致了最严重、最旷日持久的流血。对于其中的利害所在，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一个有趣的，尽管较简略的观点。他首先指出，引发革命的不单是经济及社会方面的利益冲突，还有民众对不公平的愤怒。他进一步提出，这里涉及两种不同的正义概念。根据民主的正义概念，政治权利平等的人也应享受平等的经济利益。这意味着民主政体的革命实质上是经济性的，驱动力是穷人不堪匮乏或要求致富。亚里士多德和马克思不同，他不认为多数人只因为贫穷就会造反。在他看来，在民主政体中，有些人认为既然人人政治地位平等，那么其他方面也应一律平等，这样的人会发动革命来消灭经济不平等，这是民主政治的无情现实。亚里士多德对争取经济平等的愿望毫不同情。他的基本政治观点是，自然决定了人的智力和其他美德各有不同，因此境遇也有所不同。他相信，总的来说，富人拥有的财富和占据的社会地位是他们应得的。需要做到的是使所有人的愿望得到一定的满足，以维持政治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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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民主派的正义概念会促使和富人享受同等政治权利的穷人发动经济革命，那么寡头革命就正好相反。寡头派的正义概念是，财富不平等的人在所有其他方面也不应平等，所以应当取消多数人的政治权利，由寡头派自己垄断财富和权力。在亚里士多德看来，雅典历史为这一思想提供了足够的佐证；其实还有无数的其他例子供他参考。伯罗奔尼撒战争代表着寡头派和民主派在全希腊和整个爱琴海域的残酷斗争，各个城邦因寡头派和民主派各自驰援他们在其他城邦的同志而陷于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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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在建议如何防止停滞造成的祸害时，充分显示了他精细微妙的思维。即使是比较糟糕的国家，若能明智地遵循他所建议的办法，也可自我保全。亚里士多德甚至愿意向僭主的专制政权提出建言，助其保有权力。他的建议合情合理，世代流传；听上去简单，却不易落实。僭主坐不稳宝座的原因不外两个，一是他的统治没有合法性，二是他作为统治者的行为恶劣不得人心。第一个缺乏合法性的问题是无法补救的。既然如此，他就必须采取双重战略。一方面，他必须设法维持反对派的分裂，使他们无法团结起来一致反对他；另一方面，他需要像依合法手段上台的合格君主那样，温和施政，正直行事。早在马基雅维利和其他的谋臣之前，亚里士多德就提出了和他们一样的建议，要统治者戒贪戒奢。理性维护自身利益的僭主为了保护手中的权力，会像后来的人常说的，牺牲肉体愉悦，不计个人恩怨。他尤其要避免调戏上层阶级成员的妻女。剥夺他们参与社会治理的应得权利是一回事，玷污他们妻女的贞操，使他们的家庭尊严和个人名誉蒙羞则是完全另外一回事。抢夺别人的财产显然也是大忌。《高尔吉亚篇》中普洛斯想象的那种僭主是不可能在权位上坐得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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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的建议说明，他要分析国家如何才能顺利运作，而不是空自从道德的高度谴责僭主的卑鄙邪恶。今天，僭主“tyrant”这个词只剩了暴君的意思，如伊迪·阿明[5]那样杀人不眨眼的独裁者，于是，今人看到亚里士多德给这样的人献计献策，教他们如何维护王位，就愈发震惊，其实没有那么严重。亚里士多德的保护人，后来成了他岳父的赫米阿斯是个好人，但严格来说是僭主。并非所有人都像柏拉图在西西里那样倒霉。而且，在亚里士多德的时代，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能获得事关人命的用兵权，不像今天，只有统治者有此权力。比起今天的暴君，那时的僭主更加提心吊胆，必须时刻小心，如履薄冰；而现代的暴君只须保证军队的忠诚即可高枕无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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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亚里士多德给僭主的建议后，可想而知，他给其他类型政权的建议也是要它们扬长避短。民主政体已经迫使传统的统治精英把权力交给了穷人，如果进一步加剧传统精英的痛苦，就有可能引发革命。所以，应当避免在实现了权力的平等后进一步试图实现财富的平等。应避免将公共生活的一切负担都压在富人头上。另外，应允许富人在政治制度中保有恰当的一席之地。民主制越采纳贵族制的特点来中和自己，就越安全、越持久。对寡头政体来说则正好相反；它必须尽量减轻民主派对它的反感，应努力避免将穷困的多数人压迫到近乎奴隶的地步，以防把他们逼上梁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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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提出这些建议，开了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宪政理论的先河，这一理论经常被称为混合政制理论。然而，亚里士多德在这一理论传统中的地位却难以确定。通常，混合政制理论是要提出一个“混合型”政治体制，集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优点于一身。两个世纪后，波利比奥斯称赞罗马人采纳了这个办法。在我们的时代，英国人每当想到本国的政治，大都沾沾自喜地认为，英国的王室、上议院和下议院就是这样一个混合制度。美国人也因自己的制度而自豪，认为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互相制衡是最好的制度。亚里士多德感兴趣的却不是这些。他为稳定的政府制度开出的药方是：政治权力与经济利益须相匹配；这一理论得到了20世纪政治学的确认。在一个社会中，如果多数人拥有大部分财富，给予多数人政治权力的政治制度就特别稳定。这需要社会学家所谓财富的“菱形”分配。如果极端贫穷和极端富有的人都为数不多，社会中大部分人属于“小康”，那么力图保护自身利益的中产阶层就会在投票数人压倒穷人，不和穷人联手去剥夺富人的财产。另一方面，庞大的中产阶级也会威慑富人，使其不敢轻举妄动，去侵犯不如他们富有的人的权利或抢占那些人的财产。美国的政治社会学家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就实现了这样的最佳局面，因此保证了美国民主的坚强。亚里士多德阐述的不是结合了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三者要素的混合政制，而是政治稳定所需的经济基础。但无论如何，这一理论和真正的混合政制理论都表明，亚里士多德如他自己所说，是在两个极端之间寻求中点。他承认，混合型政制为人称道正是因为它博采众长，好比青铜这种合金比合成它的金属更坚硬。但亚里士多德真正的兴趣所在是：如果无法依靠“最好的人”，又当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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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统治太容易堕落为专制，民主则容易退化为暴民统治。独裁者自高自大，往往横行霸道；穷人愚昧无知，容易受煽动家的蛊惑。亚里士多德有一点为难之处，使他不能全面肯定严格意义上的混合型政权，那就是，使混合型政权名扬四方的是斯巴达，而斯巴达并未鼓励公民在各个方面争取优秀，而是只专心致志于一种优秀，即军事力量上的优秀。于是，亚里士多德转而依靠中间阶级的理智和稳健。在共和政制中，中间阶级行使着压倒性的权力，应可确保事态永远不致失控。所以，财富与收入的分配必须构成政治权力分配的基础。1961年，西摩·马丁·利普塞特发表了一部论述稳定的自由民主政府需要哪些条件的著作。在这部当之无愧的名著中，他坦承受了亚里士多德的启发，并将这部反映亚里士多德论点的书题为《政治人》。21但丁赞亚里士多德为“智慧大师”。时过六世纪，这一称号依然十分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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