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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法兰克王国宫相。——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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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英国历史学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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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穆斯林哲学家、医学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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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亦称伊本·西纳，中亚哲学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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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穆斯林西班牙哲学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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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坎特伯雷大主教。——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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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英格兰大法官，政治理论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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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旧约》中的一个异教神祇。——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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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治：从希罗多德到马基雅维利（上卷） [:1703325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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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治：从希罗多德到马基雅维利（上卷） 第七章 阿奎那与合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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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之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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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着重讲阿奎那，但主题是古典哲学与古典法律及政治思想的重见天日对基督教政治思想产生的影响。阿奎那的情况与奥古斯丁恰恰相反。在奥古斯丁的有生之年，罗马帝国刚刚皈依基督教，它的思想来源基本上还是异教的。阿奎那的欧洲已是基督教的世界，基督教就是它的特征。从奥古斯丁逝世到阿奎那出生之间的800年间，欧洲经历了西罗马帝国灭亡带来的天下大乱和乱后的休养生息。它虽然在政治上仍然分为各个不同的国家，但实现了由基督教所代表的精神上的统一。它在知识方面也实现了统一，因为拉丁文成了欧洲通用的法律、学术和精神语言，教会大学在此方面也功不可没。在这样的环境中重振古典哲学研究与抗争异教的迷信完全是两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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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奎那企图把异教哲学的见解纳入基督教，使理性的人倾心皈依，雄心不可谓不大。对于重新发起对亚里士多德学说的研究，教会当局的态度往好里说是疑虑重重，往坏里说是充满敌意；就在阿奎那去世四年前的1270年，教会还再一次对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发出谴责。因此，阿奎那致力于此应该说是勇气可嘉。研究阿奎那政治思想的现代读者很难体会这一点。他们知道，阿奎那成了天主教教会的“官方”哲学家，想找到他的一些惊世骇俗的观点，却每每失望。此中的部分原因是阿奎那著作等身，对政治思想的论述只占其中的很小一部分。但更重要的是，阿奎那的政治思想几乎从来都合情合理，但经常读起来像是淡化了的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只有在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与基督教正统势如水火、难以调和的问题上，他的思想才变得有意思起来。相比之下，奥古斯丁的著作常常令人不安，却没有一刻沉闷的时候；阿奎那与奥古斯丁的对比简直是再鲜明不过了。然而，这正说明了他们二人的区别。奥古斯丁毫不放松地把政治及国家与堕落有罪的人性联系在一起。阿奎那虽然从不否认人的堕落，但他同意亚里士多德的意见，认为国家保护着至少是相对善的社会生活形式。他与亚里士多德意见相异的地方是，他不相信人可以在政治社会中完善自己。尽管如此，人还是可以过正直、幸福的生活，不虚度此生。阿奎那没有惊人的观点，部分地是因为他十分成功地将奥古斯丁对尘世生活一贯消极的观点从道德和政治辩论中剔除了出去。他本人也许仅仅把亚里士多德的论点纳入了基督教框架，没有将那些观点进一步发展，但其他人很快就填上了这方面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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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奎那所著《神学大全》的内容可能会使现代读者难以理解，该书的文体又使困难进一步加剧。他的文笔无论如何都算不上优雅。鉴于他的著作量如此之大，写作速度如此之快，有时甚至同时对五个抄录员口授五部不同的著作，有“天使博士”之誉的阿奎那若是能写出优雅流畅的文字来简直是叨天之幸。中世纪经院哲学的体裁给现代读者造成了无尽的头痛。在忠于原文文字和结构的译文中，阿奎那的观点是以问答的方式来表现的，对一个问题的回答引起了进一步的问题，对那些问题再提出回答，如此种种。这一体裁反映了中世纪大学中讲课（和学习）的习惯，不符合21世纪的阅读习惯。它是经院式论文的体裁。从15世纪到17世纪，抨击天主教神学和中世纪哲学的人一直以消灭这一体裁为己任，在他们口中，“经院式”成了贬义词。他们的努力大获成功，结果，21世纪的读者看不懂阿奎那的著作，不明白其实他的论述在文体、内容和论辩方法上根据当今的教育标准都非常通俗易懂。1我们需要后退一步，看一看阿奎那为了什么提出他那些合情合理的政治意见——暂且不论他阐述意见的方式。同时不能忘记，阿奎那尽管出身贵族，但毕竟是多明我会修士，他提出的主张不管我们觉得是多么“合情合理”，若是为上头所不喜，就可能为他自己招致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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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奎那的生平与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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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奎那享寿不长。他生于1224年或1225年，卒于1274年。他家里是贵族，住在那不勒斯北面的阿奎诺。他出生在自家的罗卡塞卡城堡中，20岁时，他的兄弟们为了阻止他加入多明我会，曾把他禁闭在城堡里达一年之久。他幼年被送往蒙特卡西诺，在他叔叔任院长的本笃会修道院中接受初级教育。1238年，他上了那不勒斯新成立的大学，在那里初次接触到多明我会修士。1244年，他决定加入多明我会。他家里则希望他进蒙特卡西诺修道院做本笃会修士，在13世纪的意大利，修道院院长是为人艳羡的大人物。可是，托马斯的家人最终没能犟得过他，一年后，他们无奈之下只得让他离家去上巴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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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奎那做见习修士时，师从学富五车的德意志神学家阿尔伯图斯·马格努斯；先在巴黎，后又追随他去了科隆。阿奎那听阿尔伯图斯讲过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记下的课堂笔记留存至今。一起留存下来的还有他听阿尔伯图斯讲伪狄奥尼修斯的课堂笔记。阿奎那年轻时虎背熊腰，被其他修士谑称为“壮牛”，他年纪稍长后，所用的桌子特意挖出一块半圆形，好让他的肚子有地方放。大家公认阿奎那异常聪敏。阿尔伯图斯曾说，“那头壮牛的吼叫将响遍世界”，虽然他怎么也不会想到托马斯主义[1]最终能成为天主教教会的官方哲学。1252年，阿奎那返回巴黎攻读硕士学位（licentium docendi）；1256年获得了硕士学位。硕士学位的一个要求是对彼得·朗巴德[2]的《名言集》做出评论，既要写一篇书面论文，又要就此题目做口头演讲。阿奎那获得学位后，一边教书，一边参加辩论，还开始撰写他两部巨著中的第一部《驳异大全》，以供传教士劝化穆斯林和犹太人之用。1215年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拉杂混乱、一无所成，干成的唯一一件事是洗劫了君士坦丁堡。尽管如此，13世纪期间基督教会在伊斯兰世界中传道的努力仍是有增无减，而多明我会正是致力于传道的教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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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后，阿奎那去了多明我会在那不勒斯的修道院，后来又去了教廷属下的一个位于奥尔维耶托的多明我会小隐修院。1265年，他在罗马开办了一所大学，完成了《论君主政制》的写作，并动笔撰写《神学大全》。那些年间，他和穆尔贝克的威廉[3]一道合作，当时威廉已开始根据希腊文原文翻译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避免了过去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先被译成阿拉伯文，然后才从阿拉伯文译成拉丁文的重重转译过程中发生的谬误和舛错。1269年，阿奎那回到巴黎，在巴黎大学做教授，还一度担任过修道院院长。三年后，他重返那不勒斯。1273年12月，他得了一场大病，因此宣布封笔。据说他自己说：“我现在看我以前所写的，不过是些稻草。”2他的病似乎是中风，但上司仍然派他去参加里昂的公会议。途中他的病情恶化，结果于1274年3月7日去世。1323年，阿奎那被封为圣者，但托马斯主义成为天主教教会的官方哲学是一个极为缓慢的过程。只是到了教廷面对新教的宗教改革运动，不得不动员起一切思辩资源与之抗争的时候，托马斯主义才为天主教所吸收，成为天主教哲学上深邃先进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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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明我会创立于1216年。方济各会强调贫穷简朴、恤助穷人，多明我会则从一开始就注重学问[4]。多明我会的修士被称为上帝的猎犬（canis Domini）。这个教派是教会激进派负责思想宣传的分支，创立的初衷是为了捍卫教会，打击像法国南部的阿尔比派那类的异端。世俗当局的刀剑无法竟其全功；教会需要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出外传道，宣道兄弟会[5]为此全力以赴。教廷专门派多明我会的修士对外宣扬十字军的各种远征——有打击异端的远征，有对萨拉森人的远征，在教皇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争夺权力的时候还有对腓特烈二世皇帝的远征。多明我会的修士不传道的时候要学习；开始时只限于研究《圣经》和神学，但这个限制很快就放松了。他们成了出名的语言专家，对传道所至任何地方的语言都能流利掌握，很快就能以希腊语、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讲道。阿奎那加入多明我会，可谓得其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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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世纪欧洲的知识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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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奎那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巴黎大学教书。中世纪欧洲的大学最初是国王为培养称职的律师而建立的，所以开始时，中世纪的知识生活仅限于研究罗马法。教会有自己专门的法律制度，称为教会法（canon law），有经过严格训练的律师；世俗当局也需要称职的律师。9世纪创立的博洛尼亚大学是欧洲大学的鼻祖，包括巴黎大学和牛津大学在内的所有其他大学都算是它的晚辈。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学逐渐成为各类学者聚集的地方，不仅有研究法律、医学和神学的，也有研究包括数学和“自然哲学”（物理学和天文学）在内的各种其他学科的。不同学业水平的安排逐渐形成了一种制度，当学生熟练掌握了“学士”一级的知识后，即可继续升学，届时他们会获得学习高级学科的许可（licentium studendi）。一旦完成“硕士”级的学业，就能得到教书许可（licentium docendi）。教会法规、民法和医学一直在大学课程中占据着中心地位；到13世纪，科学与数学得到了蓬勃发展。尽管如此，欧洲还是基督教的欧洲，所以神学是科学之王，是大学最重要的学科。如古往今来的任何时代一样，那时也有地盘之争；律师，尤其是教会法律师，与哲学家和神学家为谁是伦理和政治方面的专家而争吵不休。中世纪大学倒是不必操心职业教育和非职业教育的冲突。一切学习都是神赋的天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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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学是科学之王，但胡乱猜测是危险的，非基督教的思想来源也不被容许。当局害怕异教思想会影响容易想入非非的青年。对非正统思想的容忍界限没有清楚的规定，但若是被定罪为异端就会坐牢，甚至更糟。然而，在哲学层面对基督教信仰做出解释势在必行，因为基督教会的许多教义是由教会的长老反复讨论达成的，而他们所借鉴的就是希腊哲学。自奥古斯丁去世到第二个千年开始那段时期经常被称为“黑暗时代”，但其实这个标签仅适用于北部欧洲，并不适用于那段时期欧洲的其他地方。学生的知识来源从不像后人想象的那样匮乏。不过，那时的知识来源偏向性较强，没有对于各种古希腊和古罗马思想的全面公正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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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思想中注重实验和科学的内容开始时完全没有提及，其神秘色彩较浓的内容有一部分介绍了过来，并一直为基督教欧洲所欣然接受；事实上，在现代读者眼中，那些就是基督教的最初思想。4世纪和5世纪期间，新柏拉图主义通过奥古斯丁和伪狄奥尼修斯的著述再获新生。虽然柏拉图只有三部对话录翻译成了拉丁文，但其中有《蒂迈欧篇》，中世纪的学生因而得以接触到货真价实的柏拉图形而上学学说。不过，他们无从得知柏拉图的政治论述。彼得·朗巴德的《名言集》选录了初期教会长老的谈话，读者甚众；《名言集》和塞维利亚的圣伊西多尔[6]内容浩瀚的著作使后人了解了早期基督教会和罗马帝国所依靠的哲学资源。公元1100年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由阿拉伯学者翻译成拉丁文，他自此进入了西方世界的视野，很快获誉“大哲学家”。在注重宗教、忽视政治和科学的译者手中，亚里士多德在一定程度上被“柏拉图化”了，译者对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和伦理观点发表评论时，一般都刻意缩小他与柏拉图之间的分别。这并不要紧，阿维森纳和阿维罗伊翻译的具新柏拉图主义风味的亚里士多德，比原汁原味的希腊文原著更容易吸收。即使如此，教会仍不时将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列为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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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世纪期间，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进入了大学，开始只能把希腊文原文的阿拉伯文译本转译成拉丁文，因为西方懂希腊文的学者为数寥寥。一旦可以直接从希腊文译成拉丁文，阿奎那便坚持使用这种更直接的译本。为此目的，他特意找到另一位多明我会修士——穆尔贝克的威廉——帮忙。威廉翻译的第一批作品中就有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到西欧学者普遍通晓希腊文，看得懂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原文的时候，还要再等两个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