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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斯谟坚持的第二个巨大的区分是求和的君主和好战的君主之间的区分。《基督教君主的教育》最明显的特点是它详尽地讨论了该如何追求和平，莫尔的著作中也有类似的内容。伊拉斯谟指出，古人将治国术分为和平的艺术和战争的艺术，这是错误的。国家领导人要掌握的全部艺术都应是和平的艺术，因为“他必须运用它们去竭尽全力地追求永不打仗的目标。”15这个思想中有一个转折因素，后来的霍布斯会再次提出。今天，我们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提出反战的理由，伊拉斯谟的论述中也有人道主义的内容。但是，他的中心论点是，文明本身即是善。善的社会繁荣祥和；人民不因过分劳作而筋疲力尽，不因苛捐杂税而不堪重负，不因严刑峻法而终日恐惧。但文明社会的真正标志是它所推动的治学水平；战争之所以如此可怕，不仅因为它有害于学问——这不单是教室驻扎了部队就不能用来上课这么简单——而且因为杀死敌人与在理性社会中生活不能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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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需要和平的艺术，其详细内容众所周知、自古皆然，包括：君主应宽宏大量，但言出必行；应挑选拒腐蚀永不沾的人担任执法官，确保法律严而不苛，等等不一而足。伊拉斯谟的书中也有一些不寻常的内容，其中之一是关于惩罚的意见。他对于惩罚这个概念不以为然，但一般而言，他认为，如果有大棒和胡萝卜这两种确保民众服从的办法，要采取较为温和的一种。对人谆谆劝告，能使他明了是非，自动地按照他学会的正确方式行动；而对人动用严刑峻法，会使他变得阴沉敌对、丧失人性。另一个是他关于法律能够以何种方式鼓励劳动、打击懒惰的论述。伊拉斯谟对柏拉图把乞丐逐出理想国的建议提出了批评，说很少有人是自愿选择乞讨为生的；如果人因为老病而不能谋生，那么驱逐他们并不能解决问题，应该成立机构来接纳失去生活能力的人。反过来，对于什么算是懒惰的解释不能过于僵化。一群僧侣想到马赛去，不事生产，靠叫卖圣物懒散度日，马赛的居民拒绝让他们入城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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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限制修道院的数目也是对的，因为修道士过的是一种懒惰的生活。许多大学也是一样；伊拉斯谟访问过剑桥大学，还在索邦大学待过几年，和那里的正统教员发生过冲突。谈完了僧侣的懒惰后，他又将话锋转向仆人，说应该让那些只为炫耀而蓄养的跟班和仆人做些有用的工作；这又引出了关于士兵的尖锐评论：“当兵是一种非常活跃的懒惰，也是最危险的懒惰，因为它摧毁一切美好的事物，打开聚集了所有罪恶的污水坑。所以，如果君主在王国内肃清所有这些犯罪的温床，就没有多少需要法律惩罚的事情了。”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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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并不比17世纪更血腥，与20世纪相比更是小巫见大巫，但那是个战争连绵的世纪。王朝联盟立了又破；联姻构成同盟，婚姻一旦破裂，盟约也随之破裂，或者是同盟的一方为摆脱盟约的束缚而打破婚姻。哈布斯堡家族通过联姻将势力范围扩大到整个欧洲；查理五世成功地统一了西班牙，把历任教皇治得服服帖帖，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君主，他的军事和战争才能由此可见。然而，为了重新统一伊比利亚半岛上的各个王国，他也特意迎娶了葡萄牙的伊莎贝拉。他退位前采取的最后行动还包括安排他的儿子菲利普和英格兰女王玛丽·都铎的亲事。如果他们有了子嗣，信奉天主教的英格兰就会成为西班牙的附属。所以，伊拉斯谟谴责联姻在当时政治中的作用是非常大胆的。事实上，此举比表面看起来更加大胆。当伊拉斯谟把《基督教君主的教育》献给亨利八世之时，查理五世刚刚取消了和亨利八世的妹妹玛丽的婚约——鉴于查理五世那时还小，应该说他被取消了婚约。（玛丽后来的婚史包括和查理的对手，法国的弗朗西斯一世的一段短暂婚姻，还有因爱情与萨福克公爵的结合。）伊拉斯谟的小书写成于联姻风波使亨利和哈布斯堡家族的关系降至冰点的仅仅两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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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斯谟对联姻的攻击比起他对战争的激烈谴责来几乎算不了什么。正义战争的概念被他扔到一边；也许有正义战争这回事，但即使有，也应该竭尽全力避免打仗。对于奥古斯丁关于用战争来惩罚邪恶国家的观点，伊拉斯谟虽未直接反驳，但明显地置之不理。基督是和平之王，基督教君主应不遗余力地争取做和平的君主。伊拉斯谟对年轻的查理五世曾寄予厚望，但查理五世的君主生涯，包括1525年俘获了弗朗西斯一世的帕维亚战役和1527年帝国军队对罗马城的洗劫，却是对伊拉斯谟期望的莫大讽刺。伊拉斯谟明白，自己在世人眼中是和平的鼓吹者——他于1512年发表了《和平的怨言》，并和一群人一起奔走努力，力图促成佛兰德分裂主义者和统治他们的西班牙国王的和解。他也知道，如果说，君主不应该在冲突中坚持他们自己的权利，一定会有人反驳道，除非坚持自己的权利，否则谁的权利也得不到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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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斯谟对此作出了唯一可能的回答：在一个兵燹频仍的世界中，所有权利都处于威胁之下。必须做出一定的取舍；通过和平谈判来保障大部分权利比通过战争来保障全部权利更好。另外，伊拉斯谟说，“君主要想对敌人复仇，首先就得恶待自己的臣民。”17筹措军需、招募士兵会造成人民的痛苦，筑起高墙深垒保护人民不受敌人的侵害无异于将人民禁闭起来。至于人为什么如此热衷于打仗，伊拉斯谟作了两点尖刻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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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是对僧侣的谴责。他们本来应该宣扬和平，却致力于煽动战争。伊拉斯谟对僧侣发出谴责，是因为意大利发生了战争，起因是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和利奥十世决心防止北部意大利和那不勒斯王国落入神圣罗马帝国或任何其他一方的手中。至此，神圣罗马帝国实际上已经成了哈布斯堡王朝的帝国；那不勒斯王国掌握在西班牙手中；北部意大利则是教廷、法国和帝国（或西班牙）军队的争夺之地。伊拉斯谟对追求尘世间政治利益的教皇和主教的批评尖锐犀利、毫不留情。如果基督徒一定要打仗，就该去打土耳其人；但即使对土耳其人作战也不应操之过急，尤其是考虑到假如不能建立基督教下的和平，打败土耳其就没有任何意义。伊拉斯谟的第二点评论非常新颖。他似乎是谴责以民族主义为基础的敌对情绪的第一人。他批评说，一个民族仇恨另一个民族，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与自己不一样。“如今，英格兰人通常仇恨法国人，不为别的，就是因为他是法国人。苏格兰人只因为自己是苏格兰人就仇恨英格兰人，意大利人仇恨德意志人，斯瓦比亚人仇恨瑞士人，等等；省和省，市和市都彼此仇恨。”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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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斯谟最后指出，持这种想法的人如同在愚人的带领下闯入风暴之中，这引出了他的另一部作品。人文主义思想的一个特点是运用各种新的文学形式，用玩笑的方式表达严肃的观点。伊拉斯谟最具此特点的作品可能就是亦庄亦谐的自嘲作品《愚人颂》。他说他一个星期内就写成了这本书（他可能并不指望别人会相信）。1509年他刚刚完成在欧洲的旅行，旅途中患了病，住在托马斯·莫尔那里养病，通常看的书都没有带在身边，于是一气呵成，写出了《愚人颂》。无疑这是一个原因，说明为什么此书以最出色的人文主义方式，诙谐地提到了每一个写过滑稽作品的严肃作家。《愚人颂》的拉丁文标题“Encomium Moriae”是双关语，把意思是“疯狂”的希腊词和他客居主人的姓氏放在一起；它讲述的故事是个长长的玩笑，但中间夹杂着严肃的议论。在书的开头，愚人抱怨没有人作演讲来歌颂她。她说，这不公平，因为人们对她的每一个冲动奇想都亦步亦趋地追随；不过既然如此，她只好自夸自赞。19她还有一些盟友，包括酣醉、熟睡、无知和蠢笨。伊拉斯谟借此对当时的社会、宗教和政治生活大加嘲讽，同时撇清说，这些都是愚人的话，不可太过当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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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也摸不准他的确切用意。伊斯拉谟对此一定得意非凡。在某个意义上，也许他只是想试一试从纯粹愚蠢的角度写作，玩一次智力游戏。这类作品很难写得好；以正话反说的方式来表达严肃的论点至为不易，愚人在书中就多次道歉说自己忘乎所以，说了严肃正经的人所说的话。《愚人颂》出版后大受欢迎，出乎伊拉斯谟的意料。在都铎时期的英国，老师经常要求学生模仿它的文体。时至今日，要学生对自己的坚定信念提出反驳这种教学方法仍然十分普遍。愚人对伊拉斯谟一贯的目标，包括腐败堕落、精神上破产的教会，攻击起来毫不留情，对那些在大学里机械地讲授逻辑学的无用教员的攻击词锋仅稍有缓和。书的结语是一语双关表达严肃观点的杰作；愚人仗着自己只是个愚蠢的女人，提出了离经叛道的神学观点。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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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大众被束缚在肉体内，就像柏拉图洞穴寓言中的囚徒；他们眼中看到的仅是幻象，行动完全受肉体决定。新柏拉图主义启发了早期的天主教神学；但伊拉斯谟直接引用柏拉图，指出肉体是精神的囚所，这是对正统的背离。不过，伊拉斯谟以柏拉图的理论作基础，在此之上提出的观点正是有意要引起某些人的不快。他借愚人之口提醒读者，基督教的世界观从常识角度来看不可理喻，因此世人眼中的疯子可能看到了比常识深刻得多的道理。在这一点上，伊拉斯谟是有所倚恃的；圣保罗布道时，说到基督被钉上十字架的时候，就曾说过，这在希腊人看来是“愚蠢的”。伊拉斯谟说，基督教的神秘主义在具有普通常识的人（homme moyen sensuel）看来是愚蠢荒唐的，这正与圣保罗的话一致。他的推论使得一些人感到不安；他的意思要么是基督教是疯子的宗教（这肯定不是他的意思），要么是基督教的真理与柏拉图阐述的真理别无二致（他很可能是这样想的），如他后来在《基督教君主的教育》中所说的，“名虽异，实则同。”21如果是这样，就看不出为何还需要教会和大学。由腐败堕落、贪婪成性的人把持的教会肯定是要不得的。伊拉斯谟从未脱离天主教教会，还就自由意志的问题与路德发生过激烈的争执，但批评者总是把他视为挑唆煽动新教和天主教改革派的人。尽管他的赞助人是绝对君主，但他表现的是纯粹的近代开明思想和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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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莫尔爵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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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斯谟最亲密的朋友托马斯·莫尔是骑士，担任过大法官，后来成为天主教的圣徒。他写的《乌托邦》可能比伊拉斯谟的作品更胜一筹。莫尔是个令人费解的谜。他是当时最聪慧的人之一，靠着他法律上的造诣和才能进入了亨利八世的都铎宫廷那个危险的世界。16世纪20年代期间，他担任下议院议长，1529年接替失势的沃尔西红衣主教出任大法官，成为大臣中最炙手可热的人物。他的野心并不大；他头脑敏捷、思想尖锐，同时又十分虔诚，差一点不做法官而去当神父。他生于1474年，比伊拉斯谟小将近10岁，1535年被亨利八世通过司法手段谋杀，那是伊拉斯谟去世的前一年。他因拒绝宣誓承认国王为英国教会的最高首脑而被判犯了叛国罪。国王知道处决莫尔非常不得人心，所以不准他在绞刑架下为自己作辩护演讲。莫尔至死都遵从国王的命令。他说，“我作为国王的忠实仆人而死，但我首先是上帝的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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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尔的令人费解之处在于他一方面对周围的政治与社会生活怀疑厌恶——《乌托邦》全书都贯穿着这种观点，另一方面却又至死都甘于与都铎王朝政治的残酷狡诈同流合污；两者形成鲜明的对比。若非他成了以身殉教的天主教圣徒，后人对他的印象就是，他为他的国王主子的任何行径都能找出理由来狡辩。与亨利八世反目的多年前，他帮助国王获得了“信仰捍卫者”的称号；那是教皇赋予国王的，为的是奖赏他对路德有关圣礼的观点的谴责。莫尔一定深感此中的讽刺。亨利八世对路德发出谴责是1520年的事，路德像对任何异议一样，对亨利八世作出了激烈的反驳。莫尔写了一封匿名信反击路德，里面的污言秽语、侮辱谩骂使路德望尘莫及。讽刺的是，当时莫尔还劝亨利八世不要过于谄媚地承认教皇的权威；英国人对教廷毫不热心，红衣主教团的50名成员中只有一位来自英国，英国人永远当不上教皇，所以英国人看不出为什么要让意大利人为了法国或西班牙的利益来统治英国的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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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托邦》本身妙趣横生，但考虑到莫尔的生平，就有些令人不解。“乌托邦”一词是莫尔杜撰的。他精通古典知识，和伊拉斯谟合力把希腊语讽刺作家琉善的几部作品翻译成了拉丁文。琉善最著名的一部著作《真实的历史》详细叙述了从未发生过的事件；莫尔和伊拉斯谟合译的无稽故事中有一个叫作《梅尼普斯去地狱》，讲一个犬儒派哲学家去地狱的旅行。“乌托邦”（Utopia）若是念成“outopia”，意思就是“乌有之地”，莫尔利用了这个词与意指“好地方”的“eutopia”的相似之处中固有的双关之意。乌托邦岛上的主要河流叫作Anydrus，意思是无水；旅行归来向莫尔和他的佛兰芒朋友彼得·吉勒斯讲述乌托邦情况的人，名叫拉斐尔·希斯罗道斯——这个字（hythlodaeus）的意思与“荒唐”非常接近。所以，乌托邦的故事是由一个自认不可靠的目击者讲的关于一个并不存在的岛屿的荒唐无稽的故事。这与柏拉图在《理想国》第一卷之后的几卷中对他心目中理想政体的严肃冗长的论述简直有天壤之别。这说明，莫尔创作此书，部分地是要写一部后世的《理想国》，既为柏拉图的设想辩护，也对其作出批评论说。拉斐尔·希斯罗道斯对乌托邦的一切都赞不绝口，实际上是柏拉图的发言人，故事中的“莫尔”则是常识的捍卫者。当然，他们是莫尔自己个性的两个方面，彼此之间激烈争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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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确定《乌托邦》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莫尔的政治理想。有一种简单的说法相当可信：莫尔极为反感有权有钱阶层的奢靡排场，因穷人的痛苦而愤怒。在莫尔生活的英国，社会顶层有权有钱的人和社会底层忍饥挨饿的穷人之间的巨大鸿沟有目共睹。当时，羊毛贸易是英国主要的财富来源，虽然它给英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收益，但是，田地被抢去做牧场，或公用地被圈起来做羊圈，给贫苦农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对于失去土地、无以为生的农民，都铎政府采取的办法是严惩偷窃和流浪的行为。虽然很多身强力壮的男子离开了英国去参加欧洲大陆上的战争，但那毕竟不是长久之计；战争总会结束，安置无门的复员士兵犯起罪来比无业的劳动者厉害多了，也更令老百姓惊惶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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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尔的《乌托邦》通篇充满了对16世纪早期英国社会种种弊病的批判。到了第二卷才开始介绍乌托邦岛的情况。第一卷是一篇长长的序言，痛斥“羊吃人”的现象，批评犯了偷窃罪的失业者被判处死刑的不公，说那等于让他们在一下子被绞死和慢慢饿死之间做出选择；也谴责邪恶残暴的君主，说他们极力压榨人民的血汗，用来对别国发动掠夺战争。第一卷中还用了相当的篇幅来讨论莫尔是应该闭门治学，还是应该投身于公共服务。莫尔当时正好在思索这个问题。第二卷的最后几页重复了第一卷对社会的批评，拉斐尔·希斯罗道斯滔滔不绝地痛斥有钱人的暴政，谴责贫困给人带来的痛苦，而莫尔则装模作样地设想生活在一个没有浮华炫耀、没有贵族的世界中是多么难受。22很清楚，莫尔真诚地倾心于乌托邦社会的主要特点，尽管在他的时代和国家中，向着那个方向做出进步的机会微乎其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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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托邦社会的主要特点是什么呢？最突出的特点，也是所有其他特点的根源，是废除货币。这里莫尔显露了他诙谐的一面，他说，乌托邦的人用金子做夜壶，让孩子拿宝石当玩具，但孩子们一俟年纪稍长，就对这种玩具失去了兴趣。三个半世纪后的威廉·莫里斯在散文《乌有乡消息》中使用了同样的意象，不过他提出的夜壶形象的变体是在议会所在地堆起一个大粪堆。乌托邦的经济是共产主义经济，每人每天必须劳动六小时，所有家庭都从公有仓库里拿取生活必需品。现代读者难以接受强迫劳动，莫尔却视之为理所当然。他自愿去天主教加尔都西会修道院隐修了四年，对纪律严格的苦工毫不在意。无论如何，他的基础逻辑清楚明了。人必须劳动；大自然只降恩于那些发挥自己的自然天赋——即才智和精力——去获取她所提供的礼物的人，礼物包括肥沃的土壤，还有为人所用的植物、果实和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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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必须劳动，那么在国家的严格管理下进行劳动就无可厚非。问题是，在通行的货币经济制度和变化无常的市场控制下进行劳动，所得的酬报是否比在乌托邦共产主义的制度下更多？分配得更公平？更有保障？一旦以这样的方式提出问题，答案就只有一个。在16世纪的英国，愿意劳动的工人被剥夺了劳动的机会，偷东西会被绞死，四处流浪会遭鞭打；与此同时，富人为了摆阔，蓄养成群无所事事的家仆，主人一旦死去或家道中落，家仆也失去了生计。至于富人，不事生产、不受约束使他们养成懒散的个性。马克斯·韦伯的杰作《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出版后，批评者反驳说，在新教出现之前，许多天主教徒就已经吸收了新教的伦理。莫尔就是这样一个天主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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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是一种纪律；基本的平等是正义的要求。人的生活不能完全免除恐惧和焦虑；人终有一死，病痛和日常生活中的煎熬和失望在所难免。但是，即使人生无常，饥馁仍属大恶，而人在年轻力壮时靠劳动获取，年老力衰时可免费得到的朴素但舒适的生活（乌托邦的酒醇香美味）本身就已足够，也能保证人能够运用智力进行思考。在这一背景下，莫尔认为乌托邦提供的保障十分可取就不难理解了。可以说，乌托邦的诱惑无法抵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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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尔谴责判处偷窃犯死刑为邪恶荒唐的做法；饥肠辘辘的流浪汉不会因此就不去偷窃，而且莫尔和伊拉斯谟一样，认为法律过分严厉会使罪犯和良民一并沦为野蛮人。莫尔提出的替代办法在现代人眼中算不得仁慈的样板，但它按照16世纪早期的标准算是温和的。在乌托邦里，窃贼被打入隶籍，终身做苦役，但若是表现好会减刑，以鼓励他们改过自新。他们受的待遇并不严酷，但别人每天工作达到必要的时间即可——莫尔假设一天劳动六小时就够了——他们却要从早到晚地劳动，以示惩罚。莫尔对乌托邦的生活情况描写得巨细无遗，开了此种文学手法的先河。近代的另一部乌托邦作品，爱德华·贝拉米的《回顾》（1883年），也显示了对细节同样的热情（或者应该说是过分的热情）。《回顾》也表示了对一个没有货币的世界的渴望，强调劳动是一项社会责任，不过它就人该做多少劳动提出了更加周密的观点，并且提出了和莫尔一样的鲁莽假设，认为明智的统治者能够事无巨细，将人民生活治理得井井有条，使所有人皆大欢喜。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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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托邦社会的机构组织引人注意，因为它反映了对民族主义和商业竞争的不以为然；当时这两者已经开始成为欧洲政治中的主导因素，并一直延续至今。乌托邦几乎没有中央政府；首都倒是有一个，但各个城镇的大小和设计都是统一的。首都有议会，但拉斐尔·希斯罗道斯只讲了地方一级行政的详细情况，其最明显的特征是数学公式般的整齐分明：一组住户选择出领导人，由他们组成理事会，理事会再选择城镇的市长。法律只有寥寥几条，律师则完全没有；知识人士倒是很多，但他们专注于学习文科，思索深刻的问题，而不是算计如何坑害邻居。若说有哪个国家具有成为乌托邦的框架，那就是威尼斯了，但莫尔并不特别认真地要补足柏拉图的《理想国》没有描述国家机构这一缺陷，因为在这类乌托邦内，协商一致消除了一般意义上的政治，表达并控制政治归属和竞争的机构制度均付阙如。威尼斯对各种政治力量予以控制，而不是通过文学手段将其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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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对宗教的描述非常仔细。乌托邦人信奉的宗教和后来的上帝一位论十分相似；他们称他们的神为密特拉（Mythras）[5]，但没有说明这是否神的真正名字。乌托邦的宗教与其他宗教共同的因素并不多。有上帝；宇宙由神意安排，以便利人的生活，并使人获得永久的幸福；诚心寻求救赎的男男女女在尘世间将会过幸福的好生活。死亡并不可怕，因为那是与上帝相聚的通道。在乌托邦，各种信仰百花齐放，唯一的绝对是绝对禁止不宽容；莫尔开了个尖刻的小玩笑，让叙述者讲到，一个皈依基督教的人因声称别的宗教并非真正的宗教而被流放。24莫尔说，在乌托邦，企图使用暴力强迫人皈依被定为破坏和平的行为，不是亵渎行为。乌托邦似乎没有亵渎罪这一类，这表明了莫尔与古典学说的渊源。此论是一条有力而又危险的理念，但它出自莫尔这个把异端送往火刑柱的人之口，使人无法理解他在实际的政治生涯中怎么会那样行事。乌托邦宽容无神论者，但不信任他们；他们决不能公开劝人不信上帝，也不能担任公职。鼓励他们和神职人员辩论，希望因此能使他们明悟真理，而不仅仅是让神职人员借此做智力练习。尽管如此，《乌托邦》的结尾却出人意料；拉斐尔说乌托邦的唯一缺点是它没有听取基督教的训谕，但好在它已经皈依了基督教。许多评论家说，这也许表达了莫尔特有的基督教人文主义思想。另一方面，读者也可能会猜想，乌托邦的人民皈依了基督教后恐怕会怀有异议，自立教派，也许还是应该继续信奉他们原来的神密特拉。乌托邦的创始人乌托波斯（Utopos）当年不费吹灰之力征服了这个岛屿，就是因为它因为宗教冲突而四分五裂。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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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托邦的宗教仪式是以音乐的形式举行的，祈祷的内容是祈求得到智慧；教士深受尊敬，因为他们都是饱学之士，都献身于和平的事业。莫尔让教士在战争的问题上担负重要的作用。伊拉斯谟慷慨激昂，莫尔冷嘲热讽，但两人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乌托邦人民鄙视战争，也鄙视狩猎（为君主提供劝谕的各种手册都把这项贵族运动赞为很好的作战训练），因为狩猎和战争一样，是一种屠杀。乌托邦人与多数民族不同，他们宁肯靠欺骗和贿赂来取得胜利，也不愿使用武力。血腥的胜利和血腥的失败同样糟糕；理想的办法是通过贿赂来推翻敌人——这很容易做到，因为他们有很多金银，自己不需要，可以用来收买敌人。20世纪美国在越南陷入苦战的时候，一些观察家曾想过，如果能采用莫尔笔下乌托邦人的做法来挖越共的墙脚，就不会付出如此巨大的生命和金钱的代价。莫尔背离了正义战争的传统观点，说乌托邦人乐意发动民族解放战争来解救受独裁政府压迫的他国人民；此举超出了《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因为《联合国宪章》禁止将“政权更迭”作为发动战争的合法理由。它也许表现了乌托邦人的过分自信，认为一国人民可以轻而易举地推翻另一国的僭主暴君，将那个国家的被压迫人民解放出来。乌托邦人除了自卫，从不为私利发动战争。他们在各个方面都与当时的欧洲人迥然不同。《乌托邦》成书后不久，欧洲就发生了长达一个半世纪的宗教冲突，也开始了对美洲、亚洲和非洲长达五世纪的帝国主义侵略和占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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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托邦的教士在战争中的作用是尽量减少战争造成的破坏；教士能阻止战胜方的军队杀害战败的敌人，保护伤员，并有权宣布战争结束，以此来强迫停战。作战时，教士随军而行，目的是维护人性在战斗中不致泯灭，而不是祈祷上帝杀尽敌人。乌托邦人对冲突的务实态度也表现在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公民战死；他们有钱，可以使用雇佣军，用重金换取他们的忠诚。他们的盘算是，雇佣军作战时死亡众多，真正能活下来领取高额报酬的雇佣兵仅是少数。莫尔想象，乌托邦人在招募雇佣兵时，首选地处遥远的塞波雷得人[6]。那些人不是不知道打仗危险，而是根本不在乎；他们贪婪凶暴，对雇主忠心，互相杀戮起来毫不犹豫，对激烈动荡的生活的胃口显然比沉静的乌托邦人大得多。乌托邦人鄙视塞波雷得人，但莫尔的用意是谴责战争，不是让读者猜想塞波雷得人是否有其他的谋生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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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把这些段落当真，就说明莫尔对当时的政治与宗教的反感超过了心理上的保留。然而，谁也不知道对《乌托邦》该认真到何种程度。构想乌托邦的用处不在于为其他社会提供蓝图。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这类所谓“反乌托邦”作品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反乌托邦的世界马上就要到来，或者必须立即采取果断措施，以防反乌托邦出现；这类作品的意义在于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心目中的进步可能带来的后果。《乌托邦》不是推行反战运动和废除社会等级的蓝图，也不是推翻宗教的方案；其中诙谐玩笑的内容不仅为莫尔提供了保护，使他不致被指控为需要密切监视的异见者，而且保护了该书本身，使它不致被视为宣扬另一种更好的政治制度的声明。作为讽刺作品，《乌托邦》与现实可以拉开距离，这是柏拉图的《理想国》做不到的。不过，它的确提出了许多问题，比如，在别人挨饿的情况下，我们的财富越积越多到底有没有好处？国家难道必须为名誉而战吗？难道就不能容忍宗教异见者吗？等等，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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