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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布斯的前提是，人是复杂的实体系统，是自然机器（natural automata），具有常识、理智和激情。在对人的智力的描述中，霍布斯用了很大篇幅来评论当时和之前两个世纪间经院派哲学家的学说，恼怒地斥其为胡言乱语。这类争论由来已久，但霍布斯表现出来的毫不动摇的唯物论和唯名论仍然令人耳目一新。理智并非上帝赋予的灵感来源，而是计算后果的能力。理智是用来计算名称的后果的，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进行逻辑推断。字词之所以有特定的意思，是因为人给自己想记录下来的经历加上了“名称”。比如，“红”这个字的意思来自人看见了红色的东西，于是给它起了“红”的名字，人一看到这个字，就会想到看到红色东西的经验。这个关于意思的理论不太有效，尤其无法用来说明“如果”或“和”这类字词的意思，但它达到了霍布斯的目的。如果一切都是体（body），世界就只包括具体的实体（entities）；但中世纪晚期的哲学发明出了各种各样的词语，用来指奥秘难解的属性。有些名称所指的实体莫名其妙，霍布斯有时会说它们是“无意思”（unmeaning）。他常常采用非常现代的手法，把它们作为其他东西的名称来分析——比如，一个名称的名称。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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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布斯提出，关于上帝的一切言辞几乎都词不达意。称上帝为“无限善”并不能说明上帝有多么善，仅仅表示人说不出来上帝有多么善。说上帝无限睿智、无限强大，这种说法可以接受，因为它表现了赞美上帝的意图。“无限”这个名称的意思是人无力设定界限，坦承人无力为上帝的品质设限是对上帝的赞美。23这比阿奎那的怀疑论更进一步，霍布斯连比喻都不肯接受。他认为，人的经验以外的东西完全无法想象。这引出了一些有趣的说法，比如，人不可能知道，上帝接受人的祈祷赞美时是（像犹太人以为的那样）愿意让人把头盖住，还是（像基督徒认为的那样）不愿意让人盖头。但是，人应该以公认的赞美神的方式来敬神，无论那种方式如何，是不盖头，还是盖头。此论对宗教自由与政教分离产生了影响；一方面，它提出敬神方式一致是好事，另一方面，它又说这并非为了“宗教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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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万事均为具体，一切普世之物皆是言辞；霍布斯在逻辑方面坚定地站在唯物论者、唯名论者和反柏拉图主义者的一边。传统哲学必须量力而行，它无法像柏拉图希望的那样，看到事物的本质。本来就没有本质。理智要有效运作，就不能被言辞的混乱炫花眼睛，所以才需要精确的定义，需要取缔经院派哲学家那种“无意思”的喋喋不休。但理智活动既是个人的，也是社会的；我们的意见可以被别人纠正，运用理智意味着愿意听从他人的意见。如果每个人都试图将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人，或按自己的喜好给词语下定义，就不可能开展理智活动，正如每个人若都“宣布自己手中张数最多的同花牌是王牌”，就没法把牌玩下去一样。霍布斯不是《爱丽丝漫游奇境记》（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里面的矮胖蛋头人（Humpty Dumpty），词语的意思不能随心所欲地想它是什么就是什么。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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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运用理智是为了过好的生活，因为人有自我保护的天性，想知道如何保全生命，如何过好日子。霍布斯对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和政治学嗤之以鼻，对他的物理学也同样鄙视，尽管承认他的生物学有一定的道理。《利维坦》要将亚里士多德赶出政治辩论的辩论场，但霍布斯多次悄悄地采纳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其中之一就是：人运用理性思考世界，也思考自己的动机。人天生要自我保全，想过好生活，实际推理是运用理智来决定该如何保障好生活；这样的思想没有丝毫反亚里士多德的意思。对霍布斯来说，亚里士多德的意见也许可以接受，他用来组织意见的系统却不能接受。亚里士多德的系统不仅本身荒谬绝伦，而且是荒谬之源。霍布斯系统的基础是对好恶的机械性观念，不是目的论的观念。霍布斯认为，人内心深处有一种东西驱使人追求自己想要的，避开不想要的。人的喜好由人的构造所决定，不是因为自然中存在着某种目的，人身不由己地受其吸引；人的欲望，而不是向善的自然冲动，确定了人的行动的最终目的。霍布斯拒绝了亚里士多德关于人性的目的论观念，也连带拒绝了人有“合适的”或“天生的”目的的观点。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性中有既定的价值观；霍布斯却认为，那些价值观是人根据自己的好恶而注入人性当中的。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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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与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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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布斯关于善与恶的性质的论述极为主观，对是否存在至善（summum bonum）这个棘手问题的讨论也仅从主观的角度出发。他有一句名言：“任何人欲望的对象就他本人说来，他都称为善。”善不是一种品质或状态的名称，而是人想要的东西的名称，无论这东西到底是什么。霍布斯认为，人对自己憎恶或嫌恶的对象称之为“恶”，对自己不关心的东西则称之为“令人不屑的”。只有人的愿望与恐惧才是现实；先有“称之为善”，然后才有“善”。人把想要的称为善，得到自己想要的就会感到幸福；此论只在大部分情况下成立。人想要的许多东西是达到其他目的的手段，如果想要的东西其实不能达到目的，或者会产生坏的副作用，那说明人本就不该想要那种东西，即使得到了也不会幸福。成功就是满足一个接一个的愿望；刨去副作用的影响，得到满足的愿望越多，幸福感就越大；反之，满足的愿望越少，幸福感就越小。这个结论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南辕北辙，并且因下面谈到的霍布斯的另一个论点而进一步得到加强。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至善理念，人一旦达到至善，就再无所欲。至善在所有意义上都是终极的，它涵盖一切片面的善，使原来充满欲望的灵魂安顿憩息。霍布斯不想得罪亚里士多德的虔诚信徒，没有过分刻毒地嘲笑这个思想。尽管如此，他还是不容分说地将它打入完全不适合真实世界的一类。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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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人是实体系统。人体处于不停的运动中；人的愿望不断改变，判断幸福与不幸的标准也随之改变。霍布斯提出了“此生之幸福”的概念。他从未明言，却始终暗示，人不可能清楚地知道他生的幸福为何；据他认为，“此生之幸福”就是尽量满足各种不断变化的愿望。还有“二级”愿望，指希望其他愿望得到满足，以及希望他人的愿望得到满足的愿望，这就是仁慈。这些二级愿望中，获得安全的愿望特别强烈。霍布斯不声不响地去除了传统的共善理念，代之以对截然不同的另一种共善的非传统描述。不同的人不会自然而然地追求同一个目标，因为没有什么可以使所有人都喜欢，也没有什么可以使人永远满足。一个愿望满足后，接着会出现另一个愿望，人也会开始寻找满足新愿望的办法。这不是坏事，正如吃了早饭后再吃午饭算不上饕餮。人不会明白天使的幸福，虽然人会想象并渴望得到那种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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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望的可变性产生了两个有力的思想：第一个是霍布斯对骄傲的分析。在近代词汇里，骄傲是和别人攀比的极致。人的愿望可以变化，这意味着判断自己过得如何的标准来自人的内心，但这并不能回答某人是否“得到了他应得的”这个问题。我们总想看别人过得如何。如果别人过得比我们好，我们就嫉妒他们；如果我们过得比别人好，他们就嫉妒我们。于是，我们希望受到别人的嫉妒、羡慕，因为那说明他们承认我们过得比他们好。这样，我们从“自然地”想要某些东西（这里的“自然”用的是人所熟悉的语义）转为因别人想要那些东西而自己也想要。先是想要自行车，进一步想要小汽车，最后是为了让邻居羡慕而想要小汽车。“虚荣”是霍布斯政治理论中最重要的感情；在《旧约·约伯记》中，利维坦是“ruler over the children of pride”（“骄傲的孩子之王”）。《约伯记》为霍布斯这部杰作提供了标题，也提供了要说明的根本道理。“世上没有可与它相比的。”（Non est potestas super terram quae comparetur ei）不出意料，霍布斯的众多批评者中的一位把自己攻击霍布斯的书命名为“用钩子牵出的利维坦”（Leviathan Drawn Out with an Hook）。然而，这个标题定得不好，因为上帝对利维坦的描述暗示了约伯无法用钩子将它牵出。霍布斯将骄傲视为一种古怪的反社会情绪；若想有和平，政治制度便必须压制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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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用与之相反的情绪来取代骄傲，人必须考虑自己最重要的长期利益和关注。他必须明白，自己是脆弱的生物，头等大事是自我保全。人必须思索何种行为能够有利于自我保全，而不是什么能够引起别人的羡慕。对于坚持传统思想的贵族来说，这个观点产生的两个结果特别令他们不快：第一，它认为所有人天然平等，没有天生的贵族。亚里士多德的想法正好相反，他认为，正如有些人天生是奴隶，“最好的人”也天生是最好的。第二，霍布斯坚称，贵族的责任由主权君主决定。王冠是通常意义上的“荣耀的源头”，从逻辑上更严谨的意义上说，“荣耀”是主权赋予的。这两个思想放在一起即可看到，根据霍布斯的理论，任何社会群体都不可能声称自己因出身和教养而有天然的统治权。霍布斯对贵族并无敌意。他为卡文迪什家族服务了将近60年，他欣赏“贵族式”美德，讨厌商人和商业生活。他反对的不是贵族，而是“天然的”贵族这个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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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望的可变性产生的第二个有力的思想是，霍布斯把亚里士多德对至善的寻求反转了过来。人不可能就至善达成一致意见，但有一个至恶，那就是死亡。每个人都有理由不惜一切代价避免“突然的暴力死亡”；没有至善，但可以同意存在着一个至恶（summum malum）。27对霍布斯来说，死亡为万恶之最，这几乎是物理学的真理；人作为自我保全的机器，天生注定要抵制任何会使机器停下来的东西。霍布斯反复指出，理性的人可以同意任何事，只除了被杀死这件事。涉及自杀或让别人杀死自己的诺言或约定是无效的。此论一个奇怪的后果是，验尸官做出的因神志不清导致自杀的结论成了赘述，似乎根据定义，杀死自己本来就是神志不清的表现。有意思的是，它还具有开明的意义，比如，老百姓不能对统治者说：“如果我做了那种事，就杀了我吧。”最多只能说：“如果我做了那种事，可以试着杀了我。”此中暗含的意思是，应当设法不被统治者杀死。霍布斯通过把突然的暴力死亡确定为至恶，把亚里士多德其余的政治观点也大多颠倒了过来。人聚在一起建立政治社会，不是出于共同追求好生活的合群驱动力，而是出于彼此恐惧的不合群的情绪，是为了避免死亡这一万恶之首。没有国家，人聚在一起就没有乐趣，只有无尽的痛苦。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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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非说，建立国家的目的只限于保护生命和人身安全。霍布斯坚持说，国家的目的是促进他所谓的“适宜的生活”。这种生活包括文明生活的一切乐趣和裨益，首先当然是法律和秩序，另外也有经济富裕、求知深造、友谊之乐、社交之趣。许多益处被亚里士多德假设为国家存在的目的，霍布斯却将其归为国家建立之后的产物，但里面不包括“统治别人也被别人统治”这项政治意义明确的益处。一说国家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人天生合群，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是政治动物；霍布斯对此嗤之以鼻。他扭曲亚里士多德的意思，说人不像蜜蜂或牲畜那样，是本性合群的政治生物；国家是人为的产物，通过个人之间的协议而建立，那些个人对自己的权利和组成国家的条件有着强烈的意见。亚里士多德也是这个意思，不过他认为，自然决定了人是政治动物，必然组成政体，霍布斯却是不折不扣的近代思想家，他否认自然为人做了任何先天的注定，强调人组成政治社会是迫不得已。所以，对霍布斯来说，只管过自己的日子，不问政治，这不是损失；亚里士多德却认为，这样的生活是不完整的，对妇女和奴隶来说也许合适，对公民却远远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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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状态：所有人与所有人为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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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了这些，又略知了霍布斯的结论后，现在来看他如何先将人类投入悲惨的自然状态，再为人类指出摆脱痛苦的道路，并阐述了一个组织得当、治理良好的国家带来的结果。人是理性的动物，有自我保全的本能，通过感觉来了解世界。他们用语言来为经验命名，记录过去的经历，预测将来的事情。霍布斯在这些前提的基础上，从完全世俗的角度，拉开距离对宗教做了叙述。形成宗教的自然原因不是神的启示，人是出于对事物起因的焦虑而信仰上帝的。人总是在努力寻找涉及自己的事件的起因，也就是造成那些事件的以前发生过的事件；只有知道了起因，才能控制事态。沿着事件起因的链条追根溯源地找下去，就会找到造成了一切后来事件的原因，即第一因。我们将这个第一因称为上帝。如果信仰以此为定义的上帝，那么这种信仰几乎没有任何内容，除了相信宇宙的创造者必然极为强大，或者说“无限”强大，并主宰着人的命运。29霍布斯的论述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他坚持说宗教是法律问题，是“被允许的教义”；二是他不断地谴责天主教会和“甚至自称经过了彻底改革的教会”的神职人员拼命自捞好处的行为。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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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相信上帝存在的人又如何呢？霍布斯说，他们是傻瓜，但不是罪人；反抗神授法是犯罪，但如果不相信立法者的存在，当然也就不应受他定的法律的约束。上帝可以把这样的人当作敌人予以消灭，但不能当作不服从的子民予以惩罚。不信上帝的人是“傻瓜”，因为他们可能触犯上帝那无所不能的力量，冒这样的风险是愚蠢鲁莽的。“恐惧乃根本之动机”，这个霍布斯的观点不仅意味着政府必须恫吓桀骜不驯的民众，使其俯首听命，而且也意味着，要成为遵纪守法的公民和德行高尚的个人，必须认识到，法律与道德的根源是人对安全的需要。在信仰上帝的问题上，还是保险一些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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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状态中的人有文明人的智力，只是没有政府。自然状态并非原始状态或历史上的某个状态，它是一个理论设想。自然人最重要的特质是权力欲，但他想要的不一定是政治权力。按霍布斯的解释，权力是控制未来事态发展的能力。人目前掌握的能够控制未来的资源就构成了权力。人这种生物总是生活在焦虑之中，所以他必然想掌握权力；吃完一顿饭后，会操心下一顿饭从哪里来，于是人要掌握对自己以后将会需要的食物的“权力”。我也许能从灌木丛里采摘到食物，但只有当我可以肯定我回来采摘时不会发现食物都被别人采光了的时候，我才能确知下一顿有饭吃。于是，我需要控制灌木丛。霍布斯认为，人很快就从对不动的物体的权力转向了对人的权力；事情的发生取决于他人的行动，所以控制他们是关键。在任何关于权力的叙述中，核心都是对他人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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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布斯坚称，所有人都不停地想要“一个权力接着一个权力，至死方休”。这不是因为他们权欲熏心，或欲壑难填，而是因为他们为了保护自己而不得不争取权力。霍布斯说，大部分人都愿意朴素过活，安分守己，然而，如果处境险恶，他们就表现得似乎个个嗜权如狂，咄咄逼人，张牙舞爪。这一点至关重要。如果每个人都天生好权，就无望建立政府；如果谁都不在乎自身安全，政治就搞不下去。心安气定的人不会想要压倒别人，但惊恐焦虑的人为了生存会不得不试图这样做。权力在实质上是相对的；如果双方都想控制大自然的一部分，那么迫使对方让步的一方就有真正的权力。于是，我们被迫努力获取比别人更多的权力，别人也被迫努力获取比我们更多的权力。大家是在进行军备竞赛，尽管都想从中脱身。如今卷入实实在在的军备竞赛的民族国家对这一点深有体会。权力的来源为数众多；实力当然是其中之一，但按照霍布斯的观点，财富、智慧和荣誉也都是权力的来源。无论什么，只要能迫使别人屈服于我们的意志，就是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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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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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然状态中，这样的竞赛没有好结果。霍布斯以尖锐犀利的笔调描述了“影响到人类幸福的自然状况”，换言之，就是“没有政府的悲惨生活”，并详细列举了一个没有规则、没有执法的环境中的种种乱象。不仅没有权威来规范人的行动，而且没有公认的法官来判定是非。在政府统治下，人们知道谁拥有什么，谁能决定如何处置这笔金钱、这些货物，或这块田地；而若是没有政府，谁都认为自己对任何东西的权利不比别人少。霍布斯悲观地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认为自己对任何东西都有权利，甚至有权使用彼此的身体。但其实谁也无法行使这种权利。人缺少的是一套机制，来分配各人可以行使的确定的权利。霍布斯说：“每个人无论想要什么，自己都认为是好事。”我的生存对我是好事，对你也许就未必；你归还欠我的钱对我是好事，对你却不是好事。谁都明白，如果有一个公认的法官，能够决定人们各自的权利和责任，那么所有人就都会过得更好，就都少一些突然暴力死亡的危险。为使读者充分理解这一点，霍布斯详细描述了人在没有公认法官的情况下，必然会如何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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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布斯说，有三个原因会造成争执，造成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它们是竞争、怯惧和骄傲。竞争引起争执，这一点不言自明。如果人人都亟欲抓住自己赖以生存的资源，又没有一个机制来确保大家都能得到所需的资源，人们就只能尽量去抢夺资源，结果必然是互相损害。政府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同样不言自明。政府会清楚地颁布所有制的规则，使人民知道如何使用合法的手段谋生。只有在极端的情况下，人为免饿死才会去抢夺属于别人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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怯惧，或者是互相害怕，并不比第一个原因更复杂，但它直接说明了20世纪的国际关系理论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什么“重新发现”了霍布斯。霍布斯声称，人为了自身利益不惜杀死别人，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必然会导致暴力。20世纪有数学头脑的战略理论家把他这个论点改头换面，重新提了出来。霍布斯的前提是，每个人都有能力伤害别人，逼急了孤注一掷，还能杀人。最强壮的人在睡着的时候也敌不过最孱弱的人。既然这个道理人人明白，所以人人都有理由害怕所有其他人；唯一不必害怕别人的时候是当别人失去了杀死自己的能力的时候，而使他失去能力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杀死他。我们有理性，所以会推断，所有其他人都有理由杀死我们，若没有对他们的威慑，也可能真的会对我们下手。他们想杀死我们是出于惧怕与理性的结合，加之没有威慑。如果他们害怕我们可能会杀死他们，那么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先下手为强；反正没有政府用惩罚来威慑双方。我们也许不想动手，但可能被迫不得不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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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度，美苏各自拥有的核武器都可以“摧毁”对方的核武器，但不足以在遭受了第一次核打击后仍有余力还击。那时的国际形势就是上述的情景。双方都有强烈的动机首先发动攻击，无论在理论上是多么不想这样做。于是它们推行了听起来令人毛骨悚然的“保证互相毁灭”政策，意思是获取足够的核武器，建立对核打击足够的防卫，以保持“第二次打击”能力；这个政策使双方都感到安全。一旦双方都获得了报复的能力，就都不再愿意发动第一次打击了。既然双方对这一点心中有底，就更愿意维持和平。这个例子的重要性在于，个人不可能发展“个人的”第二次打击能力。换言之，国家若获得了第二次打击能力，遭到攻击后就“死”不了，而是可以报复。一个人被杀死后却不再有报复的能力。人需要国家为自己提供第二次打击能力。国家不像个人，不需要超国家的实体为它们提供这样的能力，但小国最好和强大的国家结为同盟，以获得此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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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布斯的科学观具有强烈的理性主义色彩，这对他的推论影响至深。如果人没有政府能否存活仅仅是个简单的就事论事的问题，回答应该是。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人没有政府也活得很好，霍布斯对此也非常清楚。在那些地方，虽然没有正式的机制来宣布并执行规则，但是所有人都接受并遵守规则。家庭和部落组成狩猎-采集社会，基本没有正式的权威；社会成员并不总是相安无事，但很少陷入你死我活、兄弟相残的冲突。但这种群体的任何成员若是处身于陌生人当中，一定会觉得自己的生命危在旦夕，这正是因为那些陌生人不承认他的家人及邻居所遵循的规则，所以不会容忍接受他。基本上，对原始社会的成员来说，家庭一级的惩罚机制有效的时候，就平安无事，无效的时候，就没有安全。霍布斯想表明，我们自己的社会（即17世纪40年代英国内战时期的社会）如果没有政府会是什么情形。在这样的社会里，原始社会那种家庭一级的宽容和惩罚机制是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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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冲突的最后一个原因与竞争和怯惧不一样。如果我们靠勤劳聪明过上好生活，就可以缓解竞争。法律与执法的存在又大大加强了我们通过正当途径谋生、不诉诸暴力的意愿。如果我们知道其他人有充分的理由不攻击我们，那么怯惧就几乎可以完全消除。骄傲却另成一类。我们已经看到，人类多变的愿望和攀比心态结合在一起，就产生了骄傲；骄傲使人无论干什么都一心要“拔尖”。任何竞争中只能有一个第一名，即使大家的日子都过得不错，对第一名的争夺也照样激烈。骄傲使人不自量力，愚蠢地以身犯险，本应通过有风度地让步来维持和平，却因为骄傲而负隅顽抗。骄傲促使人不断寻找机会惹怒竞争对手，维持和平却需要安抚对手的感情。可以采用双重的办法来治好人的骄傲病。一方面要让人明白，主权君主是荣誉的源泉，所有人的社会地位都由主权者赋予。另一方面要尽量压制骄傲的表现。利维坦统管着“the children of pride”（骄傲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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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怯惧和骄傲会促使人类发生冲突，怪不得霍布斯认为，人在自然状态中只能过“贫穷、孤独、艰难、野蛮、短暂”的生活。这并非对人性的批评，人的行为也并非有罪。马基雅维利悲观地说，人都是邪恶的，一有机会就会作恶，但霍布斯不同，他认为人本质上是天真无辜的。人害怕突然的暴力死亡，竭尽全力避免遭此厄运。但如果所处的环境不好，他们就只会把事情搞得更糟。霍布斯对政治的观点与奥古斯丁的学说一致，但他不像奥古斯丁那样对原罪念念不忘。一些情绪与思想会导致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但同是这些情绪与思想，在稳定有序的政府治下就能够保证和平与繁荣。这个结论分两步达成：首先，必须弄明白什么能带来和平。霍布斯坚信，每个人都同意，需要规则来保持和平，兑现人彼此间达成的协议。那么下一步就要问，应该遵守什么规则呢？回答是：“自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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