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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集中讨论作为政治理论家的卢梭,间或会提及“另一个”卢梭。不过,卢梭的思想和感情上的凌乱是他的影响的一部分。他支持追求理性这一启蒙运动的理想,鼓吹将政治置于超越人情、不偏不倚的法律之下,但他对人性的多变、自我、孤僻的强调是对这一理想的破坏。人对道德法,或称自然法的理解是靠理智还是靠本能(或二者兼有),这只是卢梭给后人留下的谜题之一。他钦佩感情不外露的斯巴达人,但他在《忏悔录》中表现出来的令人震惊的坦白把性方面的不满足引入了政治。20世纪的作家,从弗洛伊德到罗素,再到赫伯特·马尔库塞这样的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者,无一不受其影响。20世纪60年代的口号“个人之事即政治”简直就像是卢梭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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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最大的创新是把人的状况作为实质上的社会状况来分析,其间他把原罪的负担从人性中去除,放到了社会头上。他说,在他之前的所有作家以及在他之后的许多作家眼中的人性的缺陷不是由自然原因而是由社会原因造成的。3这个观点既非奥古斯丁的观点,亦非马基雅维利的观点,又非霍布斯的观点。基督教把政治视为一种不完美的补救方法,用来应付源自原罪的暴力、动乱和苦难。持怀疑态度的马基雅维利认为,对人性要分两面来看,人性本恶,人狡诈、贪婪、自私自利,但可以培养为勇敢、诚实、有公益精神的人;不过马基雅维利一直坚信人性需要改进。霍布斯从自然状态中提取出了在卢梭看来一点儿也不“自然”的素质,这个(卢梭眼中的)错误招致了反复的批评。卢梭是提出人由社会塑造的第一人,也是指控社会将人变得自我毁灭、心理错乱、不容于世的第一人。他把原罪的负担甩给了社会,为马克思主义以及过去两个世纪间其他激进政治运动的乌托邦式的乐观主义铺平了道路,尽管他本人不是乐观主义者。历史证明,以为既然人的恶德由社会造成,而非天生而成,就一定比较容易纠正,实乃大错特错;但这正是过去两个世纪以来激进派的想法。只需花上一分钟的时间,想一想人使用抗生素治愈细菌感染的成功,再想一想人在预防(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的)战争方面的失败,更不用说在家庭暴力和其他破坏行为面前的一筹莫展,就可以清楚地看到,“由社会造成”并不意味着“容易预防”。从这个角度来看,卢梭有三部著作最为重要:《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Discourse on the Origin of Inequality)提出了社会史的思辨,解释了人为何以及如何落入了悲惨的境地;《社会契约论》确定了合法权威存在的客观条件以及社会为达到那些条件应当做的事;《爱弥儿》描述了育人的过程,这个过程培养出来的人如果有幸身为合法共和国的公民,就将是合格的公民,即使不参与政治,也会是自给自足、道德合格的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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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对人类进化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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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主要分析《社会契约论》,但最好先来看一看《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爱弥儿》。卢梭在自己所有的著作中最重视《社会契约论》。他推迟了《爱弥儿》的出版,就是不让它抢《社会契约论》的风头,因为他心知肚明,《爱弥儿》更有可能畅销。为了保险,他在《爱弥儿》的第五卷中也给爱弥儿讲了一遍《社会契约论》的政治理论。4但是,卢梭的政治思想中最新颖的主张并未反映在《社会契约论》里。卢梭绝非第一个借重历史的政治理论家。修昔底德就曾借历史说教;马基雅维利说,意大利的政治一塌糊涂,是因为基督教君主“傲慢、懒惰”使他们无视历史的教训。与卢梭同时代的大卫·休谟也发表过以史为鉴的政论著作,他撰写多卷本《英国史》(History of England)就是为了揭露辉格党人对英国史的叙述其实是政治神话。但卢梭比他们都走得远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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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把近代政治置于一个逐渐演进的框架内,大大拉长了动荡起伏的政治生活所处的历史时期。关于论史之作的目的,修昔底德与马基雅维利意见一致,认为它们能提供成败的先例,使聪明的治国者引以为鉴。卢梭却几乎等于宣称,称为人性的东西不过是光线在物体表面的反射,永远不可能看到表面下是什么;虽然人的构成中一定有一种原始自有的东西,使文化得以创造出“人”这个产品,但是人原有的本性已经彻底湮灭,人的本性如何只能猜测,因为不可能亲眼见到。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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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进化论的视角提出了一些深刻的问题,比如,人类进步的哪些可能性原来存在,现在却无可挽回地失去了?还有哪些可能性仍然存在,且可以抓住?这些是人类发展理论的主题。它还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把新生的婴儿造就成有理性、有道德的快乐成年人,使他们不仅为自己,也为别人的利益服务?这就是卢梭的教育理论的主题。无论我们是否掌控教育过程,社会都会使我们具备某种个性,而不会让我们全无个性,社会也会教给我们有些东西,却不教别的东西。但是,如果对教育过程不加以明智的控制,或不利用它达到严肃的道德目的,它就可能产生任何结果——卢梭抱怨说,自己所处的18世纪的社会产生了巴黎的那些爱慕虚荣、哗众取宠、自我放纵的人。要培养出具有斯巴达人和罗马人的美德却没有他们的弱点的人,需费尽移山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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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的一生杂乱无章,深受各种事件干扰,因此不能完全说,《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提出了问题,《爱弥儿》和《社会契约论》做出了回答。尽管如此,卢梭的政治理论仍有其内在的逻辑。这篇开场白结束时,我必须最后说明一点:卢梭没有像后来的黑格尔和马克思那样,说历史为人类提出的难题都是可以解决的,无论解决的方法有多么血腥,多么暴力。黑格尔和马克思相信进步,卢梭却不相信。多数作者都认为事物总有好的一面,正如乌云边缘镶的金边;卢梭的典型思想却是,金边更衬托出了乌云的黑暗。他不否认变化能改善人的状况。他从未说过,如果人类没有语言、理智、道德甚至政治的话,会过得更好;但他认为,人获得了技能和能力后,没有因此获益,反而用以损害自己。变化给人带来的与其说是希望,不如说是威胁;卢梭的政治思想反映出了他对稳定、简单和秩序的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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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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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是卢梭应第戎科学院的有奖征文写的论文,写于1754年,发表于1755年。四年之前,卢梭已经参加过一次第戎科学院的有奖征文,也获了奖,那次他的投稿是《论科学与艺术》(Discourse on the Arts and Sciences)。那篇论文比《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短,论述也没有那么复杂。该论文批评了科学与艺术(也就是人的知识的增长)对人的道德与个性产生的影响,反映了当时的一般观点。虽然文章展示了卢梭特有的飞扬文采,但可以算是关于古今对比的一篇常规性论文。人类先祖虽然大字不识,但勇敢、诚实,政治上忠诚,具有公共精神;他们的后代受的教育太多,结果都成了软弱、狡猾、奸诈、自私之徒。不过,此文对卢梭生涯的发展影响巨大。卢梭声称,他之所以写作这篇论文,是因为他在去探望被监禁在万塞讷城堡中的狄德罗的途中得到了启示。根据卢梭在《忏悔录》中的叙述,他突然陷入极端的激动,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失去了知觉。他在其他地方说,那是“启悟”。6卢梭像走在通往大马士革的路上的圣保罗一样,痛悔早年的轻浮行为,感到现在自己看清了人的状况,认识到必须向别人宣讲自己的救赎——他必须说明上帝创造的人原本是好的,但社会把人变成了人性泯灭的怪物。这篇论文是卢梭初次涉足社会和政治事务,此前他一直只关注文学与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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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因《论科学与艺术》一举成名,也招致了批评。批评分两类:一类是他的朋友,或至少是启蒙派提出的;他们抱怨说,卢梭对知识的贬低是对人的理性的攻击,只会帮反动势力的忙。所有其他的批评者都认为,他对近代世界的腐朽抱怨不休,却不提出任何改善的建议,实在荒谬可笑。卢梭反驳说,如果病人已经死了,找医生也无济于事。他承认自己回应批评时缺乏风度,态度恶劣,但又说,他必须如此,因为这是原则问题。他这样说当然不会赢得别人的好感,但他的回答并不愚蠢。如果有人得了不治之症,让他花钱接受无用的治疗对他并无好处。卢梭对近代世界的谴责与大部分类似作品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敏锐地感觉到文明在人的心中埋下的相互矛盾的冲动。古代的诗人哀叹,黄金时代过后,人类变得虚荣、贪婪、奸诈,但他们没有说过人因自己的邪恶而痛苦纠结。基督教的罪恶感要到很久以后才出现。“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3]卢梭提取了这句老话所表达的基督教对人的两面性的看法,将它用于世俗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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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有奖征文,《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是一个失败。它比第戎科学院规定的篇幅长了一倍,结果评审员根本没有读完。作为对社会理论的贡献,它却令人叹为观止。卢梭把一个老题目完全反转了过来。论文有霍布斯的《利维坦》对自然状态的描写的影子。人不可能和平共处,除非有一个比所有人都更强大的力量控制着他们。如果不予控制,人就会威胁彼此的生命和财产;因为人如此行动是为人类的自然状况所迫,所以国家不像奥古斯丁建议的那样,是对原罪的补救,而是对形势造成的问题的解决。不过,霍布斯的政治观点仍然是奥古斯丁式的。卢梭保留了霍布斯的自然主义,也同意霍布斯所说,国家的目的是镇压内战,即使建立了国家后,内战的潜在危险仍然存在。然而,卢梭推翻了人性乃问题之源的思想,可谓石破天惊。他说,人没有原罪,问题都是社会造成的。他坚称,恰当地说,霍布斯所描述的人性不是真正的人性,而是社会化的人性。要明白我们痛苦的根源何在,必须回溯到文明人之前的时期,探究人类初次来到世界上时是什么样子。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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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对人原本的真正人性的叙述很有意思,原因有几个:第一,他在论文中提出了直接与《圣经》的“上帝造人说”相违背的说法,为了不致惹怒审查官,他不得不以假设的方式展开论述,说他只是假想,如果人不是如《圣经·创世记》所说的由上帝创造,那么人可能会如何发展。“让我们把事实放在一边。”(Écartons donc les faits.)卢梭如是说。8今人因此无法确知,卢梭到底是相信他所描述的人类进化,只在口头上表示支持宗教的说法呢,还是仅把人类进化作为例子来说明问题,但并不认为它是真的。他说,有关的事实并不重要,但此话肯定是言不由衷,因为他在文章中不断提及并评论推断性的人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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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可以相信,卢梭与《圣经·创世记》对人类起源的解释唱反调,不仅是他反对原罪理念的论述的一部分,而且代表着他对人类与大型猿类之间关系的真正的新奇猜想。卢梭读过蒙博多勋爵关于语言发源史的著作,里面提出,被称为“婆罗洲野人”的红毛猩猩是人与其动物表亲的关系链中之前缺少的那一环,卢梭对此深感兴趣。卢梭认为,真正的自然人与如今的人不太相似,而是更接近红毛猩猩;无论他的真意为何,这个思想都开辟了无人到过的处女地。在决定是否接受他的思想之前,还应最后谨记一点:卢梭从未说明过他的推想该如何证实。一个办法是采用类似推理的过程,先审视人类社会的事实,再看个人的发展,减去必须归因于社会化的因素后,得出的结果就是纯自然的人性。9另一个办法靠心不靠脑,自视内心世界,看一看去除了虚荣、势利或其他造成扭曲的因素后,还剩下了什么。这些自然的感情就是我们与先祖相通的东西。卢梭也许两个方法都用了,二者各有自己的问题。说人的感情在某个层面上不受社会影响,这与卢梭认为从自然人到文明人是至为深刻的转变这一观点相抵触;认为人可以靠理智寻回自然的本性,这又有违于他坚持没有足够的证据说明本来的人性究竟如何的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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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让我们把事实放在一边”。虽然卢梭论述的范围比论文的题目——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广泛得多,但是他需要确定一个自然平等的基线,以说明人类社会的不平等是对这个基线的偏离。霍布斯确定的是恐惧与威胁的平等基线——每个人都可能遭遇暴力造成的死亡,每个人也都可以使用暴力杀死别人。洛克感兴趣的不是人身的平等,而是在上帝制定的自然法统治下的道德平等。当然,如果没有霍布斯力陈的人身不安全,自然法就不可理解,因为人不需要它的保护。即使如此,霍布斯和洛克的关注仍然对比鲜明。但对于霍布斯所说的自然人最重要的特点,卢梭却将其排除在外。人们对这个特点称呼不一,有人说它是自负,有人称其为自恋,有人叫它作虚荣,还有人名之为骄傲;它是一种愿望,想比别人得到的更多更好,这并非出于需要,或者自身利益,而是因为人只有引起了别人的羡慕或恐惧,才确信自己成功了。卢梭和霍布斯一样认为,文明人的突出特征是自负;《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大量篇幅都用来论述自负的恶果。但在卢梭看来,自负是文明人的特征,或者应该说,是社会化了的人的特征,因为住在茅草棚里的加勒比印第安人也十分自负,但他们很难算得上生活在典型的文明状态中。自然,或者说自然中的上帝,只赋予了我们作为人的原材料,这些原材料产生了虚荣、卢梭所谓的自爱(amour de soi),还有自我保全的意愿。从自然中来的一切都是好的,是生活在不健康社会中的人类把赋予他们的好东西败坏了。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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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描绘了一幅自然状态中天真未凿的初民的图画;他们没有美德,因为美德需要有道德观念,而自然人没有道德观念的意识,处于天真混沌之中。人这个动物和其他动物一样,具有两个强有力的本能:自爱,即对自己的爱护;怜悯(pitié),即看到自己的同类受苦时本能的反感。11有一项能力为人所特有,而其他动物没有;它不是道德能力,但它是将人与所有其他动物区分开来的决定性因素,卢梭称其为“perfectibilité”。这个词引起了无尽的迷惑,它不是“可臻完美”(perfectibility)的意思;卢梭论述的是人为何不可能达到完美,他的主导思想是,人在发展过程中每前进一步,都会摔一个相应的甚至更大的跟头。最贴切的翻译是“可教育性”或“可造就性”,不过“未完成状态”也能够反映这个词的部分意思。12卢梭提出了一个简单的对比。几乎所有其他动物成熟得都很快,出生后几个月就能做此后一生都在做的事情;人却在很长的时间内处于不成熟状态,其间他不断学习新的东西,自身的能力和愿望也不断改变。其他动物依赖父母的时间很短,人的依赖期则很长。人这个物种也发生了变化。所有其他物种千万年都保持不变,作为人的表亲的大型猿类今天的生活方式与1万年前并无二致。但人类在这段时间内发明了农业、商业和工业;识字成了发达世界中生存的必备条件;人类生存的状况发生了彻底改变。事实上,人也许已经造成了本来的“人”这个物种的消失,我们已不是原来的物种。这种改变世界和自我改变的能力就是卢梭的“perfectibilité”的意思。人在最初的状态中,和所有其他动物相差不多。也就是说,人依照自己的需要生活,想要的一般都是对自己有益的,对别的并不奢求;人遵循的是自我保全的自然法则。严格按照字面翻译,“amour de soi”是“爱自己”的意思,但它真正的意思是自我保全。人饿了就吃,只吃有营养的食物,累了就睡。卢梭还说,人在性需求的驱使下结成露水姻缘,完事便各奔东西,生出的孩子由母亲一个人养大。13人既不伤害自己,也不伤害他人。既然人没有语言,也没有理智,所以也就没有时间感。人对眼前的危险会感到害怕,但不会因过去的危险而烦心,也不会因有一天会死亡而焦虑。人对自我没有意识,由于没有时间感,也就不可能知道谁都难免一死。霍布斯总是强调人的焦虑,尤其是对死亡的恐惧,但卢梭反其道而行,强调人没有这些恐惧。自然人虽然不是理想的人,但他没有文明人的焦虑和煎熬,因此是值得羡慕的。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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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怜悯之心使得人不无端攻击自己的同类。而且,人也不会因争夺食物、饮水或住处而打架,因为人的数量很少,物资并不匮乏,所以没有理由打架;与其和别人争夺,不如后退一步——尤其是即使争夺成功,自己心里也会难过,因为看到对手的痛苦会使自己痛苦。这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生活。发生事故在所难免,人可能痛苦地死去,有时可能会饥渴难耐;但这些危险不会影响人的生活,正如它们不会影响野兽的生活。人比野兽强,不会成为比人更凶猛、更强壮或跑得更快的动物的口中食,因为人即使在原始状态中,也比野兽聪明,有能力保护自己。至于平等,没有滋生不平等的基础;人有着同样的简单乐趣,遭受同样的简单威胁,没有固定的财产,没有语言来形容自己与他人的比较,因此也就没有文明生活中存在的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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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描绘的这幅图景如此安宁平和,使我们不禁纳闷,人为什么要离开自然状态?按照霍布斯和洛克的描述,形成群落的人所处的环境既无法律又无政府,所以很容易想见,由此产生的“种种不便”会逼人去寻找解决办法。卢梭却把史前人的状态描写得如此稳定,使人看不出有任何理由需要过渡到哪怕是最简单的人类社会。卢梭对此仅给出了大略的回答。如果人口开始增加,对资源造成了压力,人就需要社会组织和某种形式的语言来组织社会与家庭关系。这方面的需求会产生适当的技能和安排。人类历史就此开始,随之出现我们如今所知的人。卢梭想要解释两个相关的问题:第一是语言的发明导致的后果,第二是社会从最简单的村落发展到巴黎这种现代工商业都市的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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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起源湮不可考,卢梭认为语言的产生无法解释。他声称,真正的自然人独来独往,由于不常见到自己的同类,所以基本上没有机会试图与别人交流。卢梭推翻了语言来自母亲与孩子的交流这个普遍看法;他说,无论如何,孩子都更需要表达自己的需求,所以创造语言的任务一定是由婴儿来担负的。15卢梭精明地指出,若是没有思想,谁都不可能发明表达抽象意思的词汇,思想却又要靠语言来表达。他说:“似乎得用语言的力量才能确定对语言的使用。”16更重要的是,语言、理性和自我意识恰好同时产生。理性也是将自爱和怜悯的情感变为道德意识的归总能力。人靠理性把自己的愿望泛化为道德原则。“我想要”变成了“我有权得到”,“我不想伤害他”变成了“我不应伤害他”。这些“道德”动词的出现显示了从冲动到有原则的发展历程。人不再想,“想到别人的痛苦使我感到难过”;而是想,“我认为谁也不应造成别人的这种痛苦”。人还会将这条一般性原则应用于具体的情况。后来,康德在卢梭论述的启发下提出,这就好比我命令自己和所有其他人“不要造成痛苦”,或者“不得伤害任何人”。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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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康德所说,这些针对自我的命令是“绝对的”,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服从,它们都有效。不能说自己不在乎另一个人的权利受到侵犯,不伤害他人的义务也不因自己不在乎别人的痛苦而消失。按照卢梭的理论,人有了名副其实的语言的同时,也获得了超越空间、时间和具体个人来进行概括的能力。道德的出现带来了罪恶感和耻辱感。人有了新的、超越自身的标准,若没有达到标准也会有所意识,并因此而自责。这是金边中间的乌云。卢梭并不否认,获得理性、道德感和抽象思考的能力是进步的标志,但他更加注意进步给人带来的新的脆弱性。人可能会达到道德标准,脱离不会思考的动物的那种混沌天真,也可能会达不到道德标准,因而遭受负疚和自责的煎熬。现在,人受到虐待的时候,不仅肉体上痛苦,还感到道德上的愤怒。人自我毁灭的能力和他人的讥笑与恶意哪个对人的伤害最重,这个问题和卢梭的其他理论一样,仍然为人所辩论不休。这样的辩论只有好处。卢梭说得很清楚,人在变得易受他人伤害的过程中,也变得易受自己的伤害。不过,卢梭一方面(自诩为)具有刻画人类内心的独特才能,另一方面又是出色的社会理论家和好推测的历史学家,力图解释红毛猩猩的后代是如何变为巴黎居民的;他在这两个领域中的论述有些不一致之处在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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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中,卢梭对人类历史的描述是人类发展“阶段性”理论的一种变体。18世纪的人对这个思想非常熟悉:人类社会从狩猎-采集阶段开始,经过游牧阶段进步到定居的农业阶段,最后发展到近代商业社会。这一理论的不同版本自古有之,从中得出了道德上的教训。这里值得提一下这种理论的18世纪版本和后来版本的两点区别。工业社会与前工业社会之间在生产力方面的巨大差别给近代社会理论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在马克思之前,理论家感兴趣的是历史发展的其他阶段。我们现在只关心工业社会和前工业社会之间的区别,其余的则留给历史学家去操心。今天,我们已经忘记了18世纪的人的关注,因为我们不再渴望看到自耕农和武装农民踊跃参加公民大会,随时准备拿起武器,就战与和的大事果断做出决定并承担后果。我们把瑞士各州一直保存下来的直接民主看作别致有趣的古董,并不觉得它反衬出了现代形式的民主的不尽如人意。我们也不像先辈那样焦虑地担心,人生活在由市场关系主导的社会中,心理可能会受到影响。发达世界的农民几乎没有人生产粮食主要为供给自己和家人。欠发达社会中的佃农贫穷困苦,受尽剥削,对他们来说,能够被市场力量统治反而是解放。在卢梭的时代,仍然可以用支撑着古罗马自由的坚强的自耕农来反衬近代市镇中卑躬屈膝的商人和谄媚巴结的店主,以及被封建制度的苛捐杂税压得抬不起头来的农民,这样的对比在那时并不脱离现实。卢梭的描述对许多美国人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助长了19世纪末的美国平民党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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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的天才在于他在人所熟知的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了全新的思想。他概述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提出每当新的社会安排出现,也会出现新的心理特点。他的一个论点使他那些投身于启蒙运动的朋友为之震惊;他说,加勒比印第安人那样的野蛮社会代表着人类这个物种的春天,是人最幸福的状态。它并非完美社会。卢梭的确如他自己所说,他不是乌托邦主义者。人一旦清楚地对自己和别人有了意识,就开始攀比,从而产生羡慕和争夺异性的嫉妒之情。卢梭说得好,加勒比印第安人在一起跳舞时,彼此的竞争也随之开始,每个人都想比别人更多地得到异性的青睐。同样,一旦有些人意识到自己的吸引力比不上别人,就会产生羡慕和耻辱之心。18这类感情引起怨恨,也带来了为残酷而残酷的恶念。但是,它不会产生近代生活给人带来的那种挥之不去的焦虑感。卢梭与同时代的苏格兰思想家亚当·弗格森等人不同19,他没有试图一步一步地叙述各种形式的财产与权威的发展以及社会阶级的起源。他笔下的野蛮社会以狄德罗等批评近代社会的启蒙思想家描述的简单社会为蓝本,是一种大略的勾勒,没有进一步的详细描写。《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的第一部分主要是为了说明加勒比印第安人的那种简单社会不是“自然”的,即使那么简单的社会也需要人脱离先前独往独来的生活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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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的第二部分和第一部分一样,可以视为对霍布斯理论的评论。第一部分先是指出,霍布斯所描绘的人的自然状态根本不是自然状态,接着描述了卢梭心目中人的自然状态。第二部分认真分析了霍布斯关于政府的目的是防止“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的论点,提出了关于战争如何出现、如何持续的新观点。它指出,战争并非起源于自然状态,而是起源于人类社会;战争不只是使用武器互相打斗,而且存在于社会关系之中,存在于文明社会里那些愿望得不到实现的人的幻想之中。它开篇即语出惊人,说确立了私有财产的人是公民社会的奠基人,也是社会所有弊病的制造者。当第一个生此念头的人把一块地围起来并宣布“这是我的”的时候,大家应该蜂拥而上,拔掉他的篱笆,宣布大地的果实属于大家,而大地本身不属于任何人。如果人真的这么做了,那会防止后来的多少罪恶啊!当然,卢梭并不相信财产是以那种方式产生的,他也不认为,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有可能不会出现土地私有制之类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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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说,金银腐蚀心灵;他们和圣保罗都认为,贪欲乃罪恶之源。卢梭则争论说,更理性的观点是,玉米和铁使人实现了文明,也毁了人类。20这个观点洞烛幽微。如果只顾惊叹于工业世界与前工业世界的差别,就会忽视一个事实,即农业革命对人类进步具有更加决定性的意义。它使人类获得了相对稳定的食物来源,并生产出足够的剩余产品,创造了艺术、文学、科学和思想的财富;在这样的基础上,后来的突破才成为可能。卢梭总结出了我们所熟悉的道理:虽然农业带来了巨大的裨益,但是它也使人类陷入了单调乏味的苦役。田里的玉米靠劳动者汗水的浇灌才茁壮成长,这是亚当受到的真正的诅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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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把人分成两类:一类是为了给社会生产它所需要的粮食和其他物品而辛劳的人,另一类是拥有土地和所有其他有价值的东西的人。这两类人之间开始了低烈度的内战,无论是在建立在私有制之上的社会中,还是在掌握资源处置权的人和只能被动地受他们决定影响的人之间界限分明的地方,如20世纪的大多数共产主义社会。因为卢梭对富人享受的各种特权不以为然,所以他并不认为他们垄断文明的果实所取得的成就有多么了不起。对人来说,食物与饮水足够即可,过犹不及。十分重要的是,创造更多的资源造成了新形式的竞争,而新形式的竞争又导致新形式的痛苦。结果,人“生活于自身之外”(autrui de lui-même)。一旦人只顾与他人攀比,就不再关心什么对自己好,什么对自己不好,而是只在意自己在别人眼中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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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原始社会中,人也希望得到别人的钦佩与好感。既然好感是根据观感产生的,人就会摆出假象,而这就催生了欺骗、虚伪和怨恨。产生欺骗的原因显而易见;要想获得别人的好感,就必须隐藏真实的自己,装出好的外在表现。为何会出现虚伪也几乎同样明显易懂;要得到公共舆论的认可,就必须与它站在一边,但口头上支持公共舆论的同时,心里也许认为它是错误的,或者是不道德的。卢梭对别人的批评做出了“熊一样的愠怒”的反应,声称他不会为博人好感而做伪君子,但此言招致了伏尔泰的激烈攻击,尤其是在伏尔泰发现了卢梭的孩子们的下场后。还有什么能比嘴上宣称热爱乡间,实际却对自己的孩子如此铁石心肠更虚伪呢?怨恨是最有意思的反应。《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就此异乎寻常地加了一段附注,在脚注9中对怨恨进行了分析,描绘了近代人的内心世界。近代的人想得到所有其他人的认可,为此,他需要将别人置于自己完全的控制之下。这意味着幻想自己是主宰别人命运的绝对独裁者。但是,正如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说,独裁者树敌无数,永远生活在可能被敌人杀死的恐惧之中。唯一的应对办法是在敌人有机会杀死自己之前先下手为强,杀尽一切敌人。于是,近代人只能得出绝望的结论:在他的想象中,他必须杀光世界上所有其他人,但结果是孤身只影地留在他自己制造的荒岛之上,没有一个人来崇拜、恐惧、羡慕他。21这个分析蕴含了黑格尔、弗洛伊德和萨特的思想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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