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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迪逊坚持认为政治是“折中”，这表明他不会因一方面倡导美国政治更加彻底的归总于国家，另一方面又鼓吹政治更加彻底的分散下放而感到困扰。麦迪逊与杰斐逊是好友，写作《联邦党人文集》时则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密切合作。所以，在此也应该对这两位立场两极的政治家稍做审视。虽然杰斐逊撰写并发表了许多关于弗吉尼亚州的文章，并与别人有大量的书信来往，但是他从未有系统地叙述过他理想中的共和国若真正建立起来会是什么样子。18世纪80年代期间，他作为美国使节被派驻巴黎，目睹了法国大革命。大革命以及后来的恐怖时期发生的事情使许多在大革命早期支持革命的人震恐不已，杰斐逊却对其安之若素，这使他原来的许多朋友对他产生了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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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杰斐逊发出了革命每30年就要来一次的豪言壮语，但他并不热心支持红色恐怖，也没有提出后来托洛茨基和罗萨·卢森堡所倡导的永远革命的理念。其实，他始终主张，每一代人都应自己设想自己的未来，按照自己的选择重建国家机构，这是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利。这是托马斯·潘恩的中心思想之一，也可能是促成杰斐逊对潘恩在感情上亲近的一个因素；为此，杰斐逊是在18世纪90年代晚期少数没有转而反对潘恩的美国人之一。不过，尽管杰斐逊并不热心于为了革命而革命，但他对于美国可能成为什么样的国家还是有很多想法的——他的主意可能太多了些，也没有经过深思熟虑。杰斐逊的主张比麦迪逊的任何设想都更加民主、激进，也更加不切实际，却极具吸引力。虽然杰斐逊同意，国家政府只能是代议制民主，但是他渴望能采用“纯粹民主”的一些做法。他提出了他所谓的“共和区”的建议，在给许多人的信中都解说了这个想法。“共和区”指规模很小的自治政府单位，有民众的完全参与。它还有许多别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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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区将成为组建民兵队伍的基础，杰斐逊认为民兵要比常备军好得多。另外，共和区还会提供教育和起码的社会福利。考虑到杰斐逊如此倾心于古时撒克逊人的自由，他提此建议不足为奇。麦迪逊认为，每个人都可能自私自利，也会自欺欺人；杰斐逊却认为，只有在某个派别要去侵犯它不认识、没见过、从未打过交道的人民的权利时，才可能出现多数暴政。他不相信人会欺负自己的近邻。共和区的规模以能听得到召集民兵的呼喊的范围为基础，故此不虞出现多数暴政。杰斐逊希望建立的国家以共和区为基础，在它之上再建立一个间接选举出来的金字塔式的政府。杰斐逊设想的政府基础以新英格兰的城镇为模型，但他提出了一个激进平等主义的假设，设想每个成年男性都亲自参政。不过，杰斐逊还没有激进到允许妇女投票的程度，奴隶或美洲土著就更不用说了。任何对威尼斯共和国稍有了解的人对间接选举都不陌生。这个办法本身既不保守也不激进，但它必然会产生一长串的理事会。多年前，休谟以哈林顿的《大洋国》为基础写的半开玩笑的文章《完美共和国的理念》（“The Idea of a Perfect Republic”）就采用了这个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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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的共和区设想突出说明，不可能把他归入任何通常的类别。他自1800年至1808年担任总统期间，通过路易斯安那购地案把美国的领土增加了一倍以上，他还常说要建立涵盖南北美洲的自由帝国。然而，他又设想这一切均建立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好像1亿美国人都是自耕农，羁恋故土，把外交与国防的权力交给位于某个遥远地方的政府。若把杰斐逊这个设想比作苹果，那么里面两条最大的虫一是贸易与工业，一是奴隶制。杰斐逊关于奴隶制的观点乏善可陈；他说，奴隶制是一种罪恶，可能会毁了整个国家，但谁也对它无计可施。他对奴隶制的反感无疑是发自内心的；他向大陆会议呈交的《独立宣言》中有一段话慷慨激昂地痛斥乔治三世维持贩卖非洲奴隶的活动，杰斐逊认为，这相当于对无辜的非洲人发动野蛮的战争。“他对人性发动了残酷的战争，违背一个地处遥远、从未冒犯过他的人民的神圣的生存权和自由，抓捕他们，把他们运到另一个半球卖为奴隶，致使许多人在途中惨死。”但是，在佐治亚州和南卡罗来纳州代表的反对下，这一段被删去了，因为那两个州不肯停止进口奴隶。29杰斐逊似乎从未想过，制造业在南方各州会使奴隶制丧失经济效益，从而造成它的灭亡；也没有想过，不喜欢奴隶制的种植园主可以用操作机器的自由劳动者取代没有自由的奴隶。他坚信，黑人天生在智力上劣于白人，即使废除了奴隶制，黑人也会因智力低下而无法和白人生活在同一个社会中，最好把他们送回非洲去。他对美洲印第安人的看法虽然不是两面三刀，但绝对有两面性。他和许多同时代的人一样，钦佩印第安人的勇气、独立、坚强、韧性，也认为他们并非天生比白人低劣。尽管如此，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他们不可能与不断蚕食他们土地的种植园主和农夫共处。在杰斐逊看来，美洲印第安人未来面临两个选择，要么变成和白人一样的温顺农民，要么被消灭；“消灭”这个词自从被杰斐逊提出后，经常被人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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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对贸易和工业的反感使他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起了冲突。汉密尔顿不是北美殖民地的本地人，他的家乡是西印度群岛的内维斯岛。他聪明过人，是出色的律师，但易冲动，好争辩，作为政治家不够灵活达变。在他与杰斐逊和麦迪逊有分歧的问题上，他几乎总是对的。汉密尔顿对休谟理论的理解比大多数与休谟同时代的人都更深刻。休谟明白老派共和主义者对中央银行和靠使用公共资金投机获益的人的痛恨；他也知道稳固牢靠的地产为什么比持股获得的财富更好，因为股票的价值会发生无法预料的起伏，还会受股票投机商操纵，使诚实的农夫和商人倾家荡产。但是，休谟也看到，利用公共信贷推动贸易、扩大经济的社会将生机勃勃、欣欣向荣，这种社会的统治精英是放眼世界的，不是内向保守的。具体到美国，汉密尔顿推论，美国的未来在于发展制造业，扶植国际贸易；为此目的，优惠贷款必不可少，而优惠贷款的唯一可靠来源就是国家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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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第一国家银行获得开业特许，后来遭到各种攻击，最终被勒令停业，继它之后的美国第二国家银行获得许可，等等，这一段历史不是本书讨论的主题，但它的影响在本书讨论的范围之内。汉密尔顿不像麦迪逊和杰斐逊那样对英国切齿痛恨。他觉得，英国是个繁荣富强的国家，一旦美国独立后，与英国讲和修好比衔恨记仇更有好处；而闹革命的法国是个烂摊子，杰斐逊企图与法国重建联盟劳民伤财不说，还会惹祸上身。新政府应该争取直接控制尽可能多的国事，因为合理地集中管理商业法的实施和建立坚实的金融体系对贸易与工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可惜汉密尔顿死得太早，没来得及看到事实证明了他的正确，证明了美国的未来在于开发内地巨大的财富，成为工业强国。他有生之年不太得志并不令人吃惊，因为他所设想的成功国家是彻头彻尾的君主制国家。他好像经历了萨沃那洛拉的共和国的兴衰动荡之后渴盼秩序的佛罗伦萨人，设想由一位国王主持大局，参议员终身任职。美国各州在独立战争之前和战争期间发明了自己的机构制度，但汉密尔顿对各州的事务缺乏了解，这使他感觉迟钝，体会不到美国人对一切君主制与贵族制的痛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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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密尔顿的对手雄辩滔滔，埋没了汉密尔顿的真知灼见，也许是因为人们对他的观点太认可了，反而忘记了他是始作俑者。有一个例外，20世纪早期的一位自由民族主义者赫伯特·克罗利写了一本书《美国生活的希望》（The Promise of American Life），提倡美国推行更自觉的国家政治，更多地利用联邦政府的权力，不要把中央政府的能力视为多余。然而，推行更具国家特色的政策不是为了激起民族主义的情绪或好大喜功，而是为了实现美国的现代化，以促进全体人民的福祉。这样做的目的是使个人生活更自由，更有趣，给个人更多真正自治的空间。克罗利说，要实现美国的潜力，必须用汉密尔顿的方法达到杰斐逊的目标。对他这个主张，两位被提到的当事人一定感到匪夷所思，但后人是完全能够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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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圣经》故事中诺亚的次子，传说中部分非洲民族的祖先。——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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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亚当和夏娃的长子，杀死了自己的弟弟。——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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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指《卡罗来纳宪法》。——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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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美国独立前英王特许领主享有所有权和自治权的北美殖民地。——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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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John Wesley，1703—1791，英国布道家，基督教新教循道宗创始人。——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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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两者的中文翻译都是“代表”，但representative有权代表选举他的团体发言和投票，delegate则只能按指示行动。——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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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Court of Star Chamber，15世纪至17世纪的英国最高司法机构。——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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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这里指美国刚成立，只有13个州时的情况。——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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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治：从霍布斯至今（下卷） [:1703327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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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治：从霍布斯至今（下卷） 第十七章 法国大革命及其批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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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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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纪念攻陷巴士底狱200周年的时候，研究法国大革命的著名法国历史学家弗朗索瓦·菲雷宣布，终于可以确定大革命结束了。他的读者对此大不以为然。有些人认为革命尚未结束；有些人不想让革命结束；还有人感到宣布那段历史的终结是出卖了自由、平等、博爱这些不可缺少的抱负，无论真正实现它们是多么困难。法国大革命是一个活着的主题，事隔两个世纪，保守派仍将它视为彻头彻尾的灾难，激进派则认为它是部分的成功，尽管有些缺憾。20世纪早期，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运动一个想要完成法国大革命未竟的事业，另一个则企图消除据说是它产生的结果。整个19世纪期间，法国大革命那段历史在欧洲政治思想中的作用举足轻重，众多的思想家深受影响，穆勒、托克维尔和马克思只是其中的三位。本章不讨论大革命后来的影响，只介绍它在政治理论中立竿见影的折射，即使这样也只能限于三个方面：第一是大革命对埃德蒙·伯克和约瑟夫·德·迈斯特这类保守或纯粹反动的思想家的影响；第二是对托马斯·潘恩这样的改革者的影响，潘恩若非逃脱了英国当局的抓捕，可能被处以绞刑，但他批评了对路易十六的处决后，又差一点被法国革命者处死；第三是对圣西门这样的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家的影响，圣西门等人看到，或者自以为看到，需要改变社会使之满足经济基础的要求，但这个过程无关政治动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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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从一开始就在思想上极富争议，政治上难以预料。1688年的光荣革命没有伦敦暴民的参与，美国革命是争取民族解放的战争。法国大革命和它们都不一样，它以巴黎暴民作乱开始，自始至终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巴黎暴民行为的左右。无须说明，革命领导人中没有几个属于走上街头的下层阶级，他们都是资产阶级的成员，骑上了革命这只猛虎却驾驭不了。1688年的英国革命和1776年的美国革命都宣称要恢复岌岌可危的自由，法国大革命似乎开始时把目标定为实现英国革命和美国革命的成就，后来却提出了越来越不切实际的乌托邦式目标。从它打出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中，完全看不出它产生的惊悚后果，那是阶级之战、警谍治国和杀人如麻的可怕混合。在这个过程中，革命者的表现证实了麦迪逊的担心，即掌握主权的人民可以比被他们推翻的君主更加暴虐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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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法国大革命做出了一些美国革命从未做到的创新，也许是因为当时在美国没有那样做的必要。法国大革命发明了全民皆兵的近代观念，也许还发明了民族主义的近代形式。美国人造反需组建地方民兵，法国革命者却继承了国王设立的常备军，将其变成了横扫欧洲大陆的革命大军的先锋队。大革命也产生了社会方面的成果：旧有的贵族特权被废除，农民不再被强迫拉夫出工，更多的人拥有了财产。在发明有用的政治手段方面，大革命的成绩较差。激进民主在近代欧洲是新鲜事物，无人清楚它需要何种政治制度，大革命对此并未给出解答。从1789年至托克维尔访问美国的1831年，法国历经绝对君主制、立宪君主制、日益激进的共和国、督政府、帝国、波旁王朝复辟、1830年的七月革命，还有奥尔良的路易-菲利普的统治。不出所料，托克维尔心头萦绕的一个问题是，法国能否摆脱自1789年以来的动荡不安，以及为何美国人没有这样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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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者没能建立他们渴望的新型社会和政治结构；工人不肯接受把一周定为10天的规矩，也不肯接受由国家任命的神父、矩形省（rectangulardépartement）[1]和最高主宰崇拜（cult of the Supreme Being）[2]。大革命遵循人所熟悉的发展模式，最后如2000年前的罗马和两个半世纪前的克伦威尔革命一样，导致了军事独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结束了革命的拿破仑·波拿巴既是革命者的对头，也是对“人尽其才”（la carrière ouverte aux talents）这一革命理想的最好体现。虽然拿破仑的家族属于热那亚的小贵族，但是他来自科西嘉，是乡下人；然而，这位籍籍无名的低级炮兵军官凭借自己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果敢，才35岁即跃升皇帝的宝座。在将大革命的理想传遍欧洲方面，无人能与他相比；但他虽然拯救了法国大革命，却摧毁了法兰西共和国，把它变为了帝国，自己做了皇帝。几乎同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位对大革命最尖锐的批评家在大革命早期就以惊人的准确预言了其发展轨迹，这个人曾全力支持北美殖民者对英国政府的抱怨指责，但他对法国大革命、对它的原则、对他认为煽动了大革命的理论家和支持大革命的英国人发动了全面彻底的攻击，使他许多过去的盟友惊诧不已。这个人当然就是埃德蒙·伯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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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克对法国大革命之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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