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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了所有权之后，接下来的推论就很顺畅了。契约是新鲜事物；拥有者不是扔掉财产，任人去捡；财物在转让过程中一直处于被拥有的状态。黑格尔提出了一个不是特别令人信服的说法，说拥有者在物品的整个交易过程中始终拥有某种不变的东西，那就是所转让的物品的价值。他的意思不难理解：我以30美元的价格卖给你一辆自行车，虽然你给了我30美元，我给了你自行车，但是我自始至终一直拥有30美元或与它等价的东西。把这说成是所有权未免过于牵强，而且在反证的例子面前无法自圆其说。你可能明知我的自行车在市场上只值20美元，但因为你特别想要我的自行车，所以甘愿付我30美元。不能仅仅因为你比别人更想得到这辆自行车，就说明我真的拥有30美元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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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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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把契约的不同形式以及它们赋予立约各方的权利分门别类，目的并不是要在法律教科书中设立各种小标题（尽管实际上达到了这个效果），而是要将讨论引向道德、“伦理生活”、公民社会和国家。他先从讨论错与罚的概念开始。这个概念措辞的意思晦涩不明，但照例涉及了有趣的问题。如果拥有财产权的人可以转让权利，即可解释给出财产和偷窃财产之间的明显区别。如果你偷了我的书，你等于假冒拥有实际上属于我的东西；我为了保护我的所有权，必须保证你无法这样做。这意味着要惩罚侵犯权利的行为，还要有社会压力，引导人们把这种惩罚内化为良知。如果人们不感到在良知上有义务尊重彼此的权利，就不会自我克制。举个生动的例子：我偷了你的东西，不仅是把那件东西拿到了另一个地方，而且是做了不该做的错事，如果我有良知的话，就会心生愧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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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旦有了良知这个内心的立法者和法官，就有了道德，那是狭义上的道德，与黑格尔所谓的“伦理生活”的范畴并不一样。19黑格尔把这两者做了对比，一个是个人从先验原则中推演出来的纯粹抽象的道德观，另一个是包含在实际生活中的道德准则。黑格尔瞄准了伊曼努尔·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基础》（Groundwork of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中分析的那种道德。康德说，人作为道德的动物，受理性准则的管理，那些准则的有效性来自它们的非矛盾性质。根据康德的理论，所有错误的准则都会产生矛盾。比如，允许撒谎的准则就自相矛盾，因为撒谎本身依靠的是应该说实话的理念。若是没有这个假设，人与人之间就不可能沟通。黑格尔承认，康德坚持责任与理性的要求必须一致，这是崇高的理念；但是他认为，康德规定的标准没有人能够达到，社会和政治制度就更无法达到。他对康德同时发起了正面和侧翼的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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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正面进攻中提出了人所熟悉的主张，说康德的“非矛盾”原则除非辅以对后果的说明，否则不可能建立伦理制度。比如，康德反对自杀的论点是，如果所有人都自杀了，也就不再有人留下来自杀。可是如果我们不在乎人类绝种，这个论点就没有说服力。黑格尔从侧翼发动的进攻更有意思，也比较有争议性；他暗示康德的道德观念（当然不是康德本人）是造成法国大革命堕落为恐怖统治的元凶。极端强调道德的个人主义与同样极端的理性主义相结合，产生了可怕的结果；罗伯斯庇尔等人坚信自己的道德完美无瑕，因此认为反对他们的人要么精神错乱，要么阴险邪恶，要么二者兼备。最后，康德说个人理性是最终的审判法庭，制度、行动，甚至上帝的指令，都要经过这个法庭的审判；黑格尔对此强烈反对。他提出的“真理掌握在全体手中”的口号经常被理解为一种国家崇拜，其实不然，它是以隐晦的方式说明，要保持个人自由与国家权威的适当平衡，必须考虑整个社会与政治秩序的需要和价值观。黑格尔与大多数自由派不同的是，他不认为个人权利高于国家权利——归根结底，全体应压倒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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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生活：Sittlichke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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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黑格尔可以来论述理性的近代政治社会制度了。他的分析再次采取三元的形式：家庭、公民社会、国家。他仍是先从最简单的入手，指出家庭是主观感情的领域，家庭制度靠家人彼此的爱来维持；公民社会是手段与目的之间基于利益的工具主义的领域，它的制度依赖人对自身长期利益的认识；国家是对国家与民族的忠诚所属的领域，不涉及对具体个人的忠诚，它的构建不以工具主义的因素为基础，它的维持靠的是人民甘愿为它牺牲自身的利益。如此总结黑格尔这套三元分析虽然简明扼要，但无法使人得窥他论述中丰富的洞见卓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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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所做的比较与根据常识的分类有些不同。他不是从人类学或历史学的角度来看待家庭，将其视为社会生活的最初形式；他谈到家庭时，想的是只包括父母与孩子在内的近代核心家庭，这种近代家庭由近代宪政国家的法律制度建立起来并予以保护。同样，他所谓的公民社会也不是洛克对自然状态的叙述所想象的人们自愿互通有无的非政治社会；在黑格尔的公民社会中，政治无处不在，社会的组织由法律确定，事务由国家的行政机构管理。它远不止于经济学家研究的交换制度，还包括法律、文化、机构和适合近代经济生活的态度。黑格尔说，以前的哲学家把国家与公民社会混为一谈，把实际的公民社会误认为国家；此言是对洛克的合理批评。黑格尔以适合于理性近代国家的宪政安排来解释国家，最后寥寥几笔勾勒出一个特定历史时期中的国家与其他国家共存时的自处之道。因为许多国家同时存在，所以一国为了自我保护也许会诉诸战争。黑格尔在论述国家有权要求公民为国捐躯的时候，提出了一些令人惊心却很有说服力的主张，说战争的价值在于它能够赋予日常生活一种过去没有的目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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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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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伦理生活”要求的一个方面。家庭是对特定的他人无私忠诚的领域，这种忠诚的基础是两个成人彼此间的爱情，目的是养大他们的孩子，让他们长大后步入世界。20这是个主观性的领域，一个人爱上了另一个人，无须为此做任何解释。嫁娶的对象是具体的人，不是随便的任何人。黑格尔非常反感康德把婚姻说成是同意互相使用性器官的契约的悲观描述（虽然可以找到理由为康德此言辩解），坚持说婚姻不是契约。21然而，黑格尔对家庭的兴趣在于家庭并不自给自足。虽然亚里士多德也认为只在家庭内过不了好生活，必须有政体才行，但是黑格尔的思想并不完全相同。他认为，家庭存在的目的是养育孩子，让他们长大成人后进入世界；具体的家庭是不能持久的。孩子在父母的关爱下长大，可他们必须离开家庭关系这种利他的环境，步入公民社会的世界，在那个世界中，他们必须自食其力，他们的权利将会建立在各种契约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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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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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讨论“公民社会”（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的时候是在双线作战。一方面，以前的哲学家本意要讨论国家时谈的却是公民社会；另一方面，他们对公民社会也不完全了解。公民社会是契约关系的世界，它与家庭不同，没有那种亲密性，也与国家不同，是建立在个人自身利益的基础之上。黑格尔再次在不言中驳斥了康德的国家概念，康德认为，国家的基础是一份假想的契约，目的是保护政治出现之前的个人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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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社会是劳动与交换的世界，对人的行动进行协调的不是要保障全体人民福祉的理性意志，而是亚当·斯密所谓的“看不见的手”。黑格尔博览各种古典经济学著作，对自己解释的题目和批评的内容知之甚详。个人通过促进自己的利益而促进大家的利益，但那并非他的动机。他的动机是他自己的经济利益，他在法律权利框架内追求这种利益，而法律权利就是黑格尔前面讨论过的抽象所有权的具体表现。黑格尔的论述在三个方面值得注意：第一是他提出了一个三元的框架，作为对他关于公民社会论述的分析指南；第二是他叙述了公民社会产生的适当的社会结构；第三是他思考了如何建立制度来“抹去”市场社会产生的不利的副作用。黑格尔用来分析公民社会的三元结构表明了他为何说以前的哲学家错把公民社会当成了国家，它的组成是“需求制度、行政司法、警察与社团”。22这里的“警察”指的是欧洲旧制度通用的管教制度。黑格尔认为，以前的哲学家把他所谓的行政司法与宪政组织范畴内严格来说属于国家的职司以及国家作为历史舞台上的角色的活动混淆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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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也许会把黑格尔所说的需求制度称为可调节的资本主义经济；它的关系是市场关系，资本拥有者基本上可以自由处置自己的资本，随意买卖，任意雇用或开除工人。论述中最有意思的是黑格尔提出了三个社会阶级（estate，德文是stände），它们起到了枢纽的作用，把公民社会与它借以使自己的需求在国家机构中得到反映的代表制度连接在了一起。黑格尔和许多其他作者不同，他不把社会分为有产者和无产者，也不像古典经济学家那样，根据人拥有的财产类型将他们分成地主、资本家和劳动者三个阶级。他把人分成在土地上劳动的人和在非土地经济中劳动的人，律师和医生等专业人士因此与拥有商业和工业资本的人同归于一类；在这两个生产性阶级之上，还有一个叫作“普遍阶级”（the universal class）的阶层，由行政人员和官员组成，他们形成这个阶级不是由于他们所拥有的财产，而是因为他们的职业是促进全社会的共同利益。23圣西门相信，对人的治理将让位于对事的管理，黑格尔却完全没有设想过国家会逐渐消亡。尽管如此，他提出的由行政人员组成的“普遍阶级”的观点与近代工业社会应当由专家管理的思想不谋而合。黑格尔还讨论了社会的第四个组成部分。严格来说，它不能算是阶级，也不是在政治制度中利益攸关的团体，而是一个社会难题；Pöbel（暴民）是由无业人员和无人想雇的人组成的下等阶级，他们是“乞丐群氓”，他们的处境“尤其使近代社会痛苦不安”。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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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所说的“社团”指的是专业行会，它帮助个人融入社会的经济生活，靠一技之长谋生，并与同行团结一致，互相支持。黑格尔稍微语带轻蔑地说，年轻人常常觉得这样的社团碍手碍脚，将行规视为外部强加的束缚，但是他们会逐渐摆脱这种想法，他们的行业生涯会成为他们的特征和自由的保障。黑格尔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思想受到了马克思的攻击，但也是对马克思思想的反驳。首先，黑格尔把农业劳动与其他劳动区分开来。他将务农阶级称为“实体阶级”（substantialclass），因为这个阶级的成员拥有的不是能够买卖的财产，而是具体的一片农地；他们代表着坚忍耐心、服从命运。所谓的“形式阶级”（formalclass）则为了逐利在各种生意之间换来换去。马克思起初认为，近代经济中所有形式的财产都变成了和水一样有流动性的资本，农业部门可以忽略不计，因为它太落后了。1848年的事件使他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其次，黑格尔提出，行政阶级能够无私地管理公共利益。马克思严厉批评黑格尔对那些人的作用的论述，坚持说他们若算是阶级，那是因为他们拥有整个国家。马克思的话说得很妙，黑格尔的话却更加正确，事实证明，资本主义欣然接受尽职尽责的政府的管理，这是马克思做梦也想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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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同意对19世纪早期资本主义的批评，认为它产生了太多恶劣的副作用。农产品市场和粮食供应起伏不定，这意味着随时可能突发粮食匮乏，在最严重的情况下甚至会爆发饥荒；经济繁荣和衰退的交替无法预测，威胁着民生与政治稳定。1850年过后很久，欧洲各国才不再受饥荒的威胁，到了20世纪，由于战争对全欧洲造成的影响和斯大林在苏联的管理失误，饥荒的幽灵再次出现。黑格尔提出了政府的调节作用，在他看来，经济稳定、政府安全和人民幸福都依靠政府的这种作用。马克思认为，这种老式的求稳努力会破坏资本主义经济，而且反正也不会成功，因为资本家会横加阻挠，他们不愿为了帮助穷人而向政府缴税，使自己的利润受损。黑格尔的观点几乎是对现代福利国家的原理的阐述，他指出，政府能公平冷静地提供帮助，比变化难测的私人慈善强。他也注意到，滥发福利有可能损害受益者的自尊，因为毕竟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本应自己谋生。但不管怎样，英国人，更具体地说是苏格兰人提出的“让穷人自生自灭、乞讨度日”的方法是不行的。黑格尔的结论是，很难说市场经济是否能完全驯服，他建议，也许需要向外移民去开拓殖民地，去减轻欧洲国家的负担。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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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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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对近代国家的行政能力抱有强烈的信心。他关于国家的论述本身并无激动人心之处。对此可以合理地反驳说，它本来就不是为了使人激动，而是要清晰连贯地说明国家与其他机构的关系，以及国家怎么能够要求人民一贯忠诚于它，哪怕是被它派去打仗，去冒死伤的危险。此言不差，但它使人怀疑黑格尔是否给人留出了足够的空间，使他们能够做公民，而不是高效的行政机器管理之下的臣民。可以回答说，黑格尔是现实主义者；近代国家不可能采纳伯里克利的雅典或罗马共和国的模式，必须丢弃恢复古制的幻想。不过，黑格尔力图在近代与传统间达成平衡的论述也很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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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之一是他关于代议制的论述。理性国家必须让各种利益都得到代表；他说，对人民的意志既要尊重，又不能太当回事。此言听来惊人，其实只是要说明，老百姓对国事治理的好坏看得很清楚，但没有能力像专家那样制定政策。雅典的温和民主派对此定有同感。它说明真正的自我管理有其限制，而在复杂的近代社会中，这些限制更加严格分明，因为对专业知识的要求比古代高得多。黑格尔按阶级来划分公众。他认为，“形式阶级”需要一个集体的代表，他在讨论公民社会时说过，这个阶级需要公司或行会的纪律和组织来抵消它的成员各行其是的倾向；称为实体阶级的农业阶级由大地主代表；普遍阶级由高官代表。尽管黑格尔说密涅瓦的猫头鹰只在黄昏时飞翔，但他还是忍不住就如何修改他所熟悉的制度安排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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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论述国家时还是使用三元框架：宪法、国际关系和世界史这个舞台。后两部分最有意思，篇幅也最短。黑格尔对宪法的论述有两点异乎寻常：一个是他坚持近代国家必须是立宪君主制，这似乎忽略了绝对君主制的普鲁士和共和制的美国这两个成功的例子；也可能黑格尔把总统制视为立宪君主制的一种形式，尽管即使在那时，美国总统的职权也远远大于黑格尔为君主规定的“保证立法的细节无误”的作用。黑格尔的观点不属于关于政府如何在一人统治、几人统治和多人统治之间达成平衡的论述主流。在他看来，政府中需要君主的因素或作用，这不是审慎的治国手段，而是逻辑使然，正如在斟酌了某个论点的各种前提后，达成结论时需要有人拍板。黑格尔说要保证立法的细节无误，这说明他认为，法律必须经过一个特定的关卡才能成为法律。法案须经女王或总统签署后才能成为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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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有趣之处是他花了很长的篇幅探讨国家在公民宗教生活中的作用。的确，《法哲学》第270节的评注在所有的注释中篇幅最长。26普鲁士的国教是路德宗，但黑格尔说，虽然国家可能需要信仰和宗教的支持，但是教会与国家关系的关键是政教分离。任何教会均不得行使强制性权力，任何国家均不得监察公民的宗教信仰。由此显然可以推论，必须去除出于宗教信仰的理由对公民施加的种种限制，但黑格尔不是这个意思。他同意康德的一个比较令人反感的思想，认为因为犹太人有安息日制度和饮食方面的戒律，所以他们不能完全算是近代文明社会的成员。拿破仑战败后，普鲁士重新确立了限制犹太人从事经济活动的法律规定。即使黑格尔对此有不同意见，大学的审查制度也不允许他发表。事实表明他并不反对那样的法律限制。然而，黑格尔在其他地方曾说过，近代社会的伦理生活既有政治和文化的方面，也有宗教的方面，这使一些评论家误以为他是在神化普鲁士国家。更为可信的理解是，黑格尔是在弱化宗教的作用；别忘了，他曾说过读报是一种形式的早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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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接受孟德斯鸠的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说这个人所熟悉的主张。他认为，在立法机构中，有土地的贵族应该自成一院，行政人员也应在议会中有一席之地。他谴责民主，说普通人参与政府的这种方式太夸张、太过分，并提出了与伯克的虚拟代表理念类似的主张来掩饰他对扩大投票权的后果的忧惧。黑格尔早年曾苦苦思索，在德意志的背景中，也就是在他的故乡符腾堡，谁才能提出改变政治的明智主张。在他看来，官员、现有的代表和扩大后的民主立法机关都做不到，他建议由公民自己组成团体来争取社会进步。《法哲学》表明，他把最大的希望寄托在开明官员的身上。若干年后，他批评英国的《改革法案》扩大了投票权，认为那会颠覆宪政平衡。黑格尔模式后来得到重视，不是因为他这些平常的——尽管是合情合理的——观点，而是因为他关于国家的论述中最后两个内容：战争与国际关系和国家在世界历史中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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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反对社会契约论，对个人能够和国家订立契约的想法嗤之以鼻。在并非凭空想象的现实世界中，契约要靠国家来监督执行。无论如何，契约是双方讨价还价后达成的有条件的文件；订立契约是为了获益，如果无法获益，契约就无效。康德明确指出，社会契约是纯粹的假设，但他还是使用了契约的概念来说明在何种情况下可以理直气壮地收回对国家的忠诚。“一个理性的人是否会订立契约，接受让国家能够如此行事的制度？”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如果显然是否定的，国家即失去了权威。黑格尔认为，国家的实质是能够使人民对它无条件服从。最明显的是，国家掌握着老百姓的命脉，因为它有权派人民去打仗。黑格尔对霍布斯的理论熟稔于心，明白“契约说”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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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关键在于人民对它的无条件忠诚。一个国家之所以是近代理性国家，是因为它有代表制，哪怕代表制是建立在黑格尔的阶级制度的基础之上；立宪君主只管“保证立法的细节无误”；官僚阶层的人员都受过良好教育，择优录取的，没有卖官鬻爵的现象。但国家之所以是国家，是因为它能够要求人民对它无条件服从。黑格尔因此提出了一个简短却引人注意的论点：国家的特点在国际舞台上最为明显，而对一个国家存在的终极考验就是战争。战争维持着国家的“伦理健康”。对于包括卢梭和康德在内的许多人提出的永久和平的计划，黑格尔反驳说，且不说永久的和平，哪怕是“国家间持续的和平”也会导致“停滞”。27只有当胡萨尔轻骑兵挥舞的佩剑显示了死的危险时，我们才明白生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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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这句话不过是随口一说，却引起评论家一片哗然。黑格尔从未说过，也不认为国家应穷兵黩武，在毫无意义的一场场战役中浪掷公民的生命财产。然而，他想强调说明，战争作为解决国家间争端的方法再正常不过；战争并非完全不讲规矩，国家打仗的动机与促使个人去杀人的愤怒并不相同。国家不会犯下谋杀的行为，也不会狂怒失控，而是有度地使用武力来达到它的目标。交战双方的士兵企图杀死对方，但他们并不彼此仇恨，他们只是执行政策的工具而已。黑格尔最出名的学生是伟大的军事战略家克劳塞维茨，其名言是：“战争不过是政治的继续，外加一些别的手段。”这是黑格尔的思想。不管怎么说，这个思想有它的道理。正如个人的生命由死亡框定一样，对政治的框定是，国家与许多其他国家共存，国家的终极存在理由（raison d’être）就是抵抗别国入侵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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