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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斯图亚特·穆勒1806年生于伦敦,1873年死于法国南方的阿维尼翁。他写了一部杰出的《自传》,留到死后才发表。这部自传详细叙述了他想让读者知道的他所受的教育和他一生的事业,却进一步引起了读者的好奇心。穆勒由父亲詹姆斯·穆勒带大,并得聆杰里米·边沁和激进政治家兼出版商弗朗西斯·普莱斯的教诲和鼓励,长大后成为19世纪早期英国进步政治意见的领袖。穆勒在《自传》中说到,他的全部教育只有一门课,那就是边沁主义。此话的意思是,他父亲和边沁给他提供了完全理性的教育,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学一样不少,希望他能够推动他们心神所系的近代化计划得以实施。这并非要求他必须从政。直到1911年之前,英国议会的议员都不领薪金,而出身寒门的穆勒没有家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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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勒若是做律师,会有丰厚的报酬,还能通过为激进报刊撰文来追求政治抱负,并可在操律师之业的同时担任议员。但是,詹姆斯·穆勒成为东印度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之后,约翰·穆勒放弃了投身法律生涯的想法,随父进入东印度公司任职。他16岁加入东印度公司,工作了36年。1857年的印度反英暴动后,公司被英国政府解散,穆勒也就此退休。退休后他终于成为议员,从1865年干到1868年。6与大部分哲学家相比,穆勒的一生深受他童年经历的影响,这一段童年的经历在《自传》里占据了核心位置。他是一场教育实验的对象;这场实验在一个方面成就卓著,在另一个方面则效果不彰。穆勒对此心知肚明,他从中得出的结论渗透了他的政治理论,一个重要的结果是他高度重视对日益民主化的英国社会的教育。詹姆斯·穆勒相信,可以教会孩子许多东西,比大多数父母或学校教得多得多。他全力以赴地向约翰灌输知识,立意让约翰比同龄人早起步四分之一世纪。他用一边是英文单词另一边是同样意思的希腊文单词的“识字卡”教3岁的小约翰学会了希腊文;约翰6岁时又教他学会了拉丁文。约翰大量阅读古典和近代历史著作,12岁即开始学习逻辑学和政治经济学。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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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穆勒是严师,他的儿子印象最深刻的不是自己成绩好时父亲的嘉许,而是表现不理想时父亲的苛责。不过,约翰·穆勒受的教育是导师式的教育,不是死记硬背的填鸭式。詹姆斯·穆勒教育儿子的方法是提出问题,而不是给出答案。他鼓励约翰就自己读过的任何东西提问,教他不要接受任何不能使他满意的答案。这种教育的某些残酷后果属于无心之失。比如,詹姆斯·穆勒想出了一个办法,要约翰教他的姐妹,看她们能学会多少东西,以此来评估约翰学业上的进步。但这个办法的坏处是,受罚不准吃晚饭的是约翰,而不是他的姐妹们。约翰·穆勒后来说,这个办法对教人的和被教的都不好。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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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约翰·穆勒和声称宁死也不肯再经历童年痛苦的圣奥古斯丁并不一样。边沁和支持改革的辉格党大佬谢尔本勋爵是朋友;他每年夏天都在谢尔本位于威尔特郡的舒适宜人的别墅“博伍德”度过,也带穆勒一家同去。穆勒14岁时,被送去法国,在边沁的兄弟塞缪尔那里住了几个月,其间学会了跳舞以及流利的法语会话和写作。穆勒也爱上了这一段远离英国、生活在更加活泼、没有那么多清规戒律的文化中的经历。他从来不像维多利亚时代的其他人那样看不起法国人的轻浮,他认为英国人的本性比欧洲大陆上的人更沉闷无聊。他自16岁起和父亲一起进入东印度公司的伦敦办事处工作。除了工作以外,他很快又接下了另一项任务——帮助边沁完成他一拖再拖的著作《司法证据原理》(Rationale of Judicial Evidence)。边沁主动担起这项任务,是为了把英国法律整理出头绪,但他的工作习惯乱而无序。结果,收集边沁的笔记、对手稿进行编辑、把它整理成能够出版的书稿这副重担就落到了穆勒肩上,其中的艰苦麻烦超乎寻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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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工作改变了穆勒的一生。9身心俱疲的他向自己提出了一个决定命运的问题:如果他促进别人幸福的所有计划都得到了实现,他是否会因此而幸福?回答显然是否定的。他的生活全部乱了套。穆勒受功利主义的教育长大,在评判政府政策与法律安排时,一直以能否促进受影响的人的幸福为衡量标准。他本来认为,改革者希望促进所有公民的福祉,因公民得到了幸福而欣慰,并因自己努力的成功而感到幸福,此乃天经地义。然而,他所受的教育教他应该重视的事情一旦全部成功会有何感受?当他如此扪心自问的时候,回答居然是他会无动于衷。对一个敏感的20岁青年来说,这是他个人的灾难。对一个功利主义者来说,这也是理论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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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勒对此一时无计可施。他觉得自己的这种感觉无法抗拒。根据他对那段时间的叙述,他这种抑郁的精神状态持续了好几个月,甚至可能长达两年。最后帮他走出了颓废的是一次偶然却意味深长的事件。他在读法国作家马蒙泰尔的回忆录时,看到马蒙泰尔描述他父亲的去世和他决心努力为全家挑起大梁的那一段。读着读着,穆勒的眼泪夺眶而出。10结果他重新感到了幸福;他一直害怕自己没有人的正常感情,害怕被父亲变成了一部计算机器。事实证明他还是有感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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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穆勒感到的是一阵内疚的狂喜,因为他知道他终有一天将摆脱父亲的管束,成为自主的大人。年轻的他非常重视那个事件。他认为它表明了两点:第一,教育必须既培养智力,也培养情感。他认为自己受的教育只重智力,这个想法是否准确值得存疑;他父亲引导他读了大量的诗歌、史诗性的历史著作和小说。穆勒以自己的反应为根据,在18世纪与19世纪的思想方法之间,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之间,或者说看待政治的机械眼光与历史眼光之间做出了区分。功利主义的范围因而得到了扩大。友好的评论者认为,这使它成为极具说服力的生活观,持批评态度的评论家则说穆勒抛弃了功利主义,用一种没有原则的折中主义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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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勒得出的第二个结论是,用功利主义理论解释不通的一些道德及政治价值观还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自主、活力、塑造自我的愿望、人的尊严。穆勒一直感觉他的生活早已由别人定好,自己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因而感到压抑。他得以摆脱这种情绪,是因为他终于感到,他还是能够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的。自那以后,自主即成为他的中心思想。穆勒把那件事描述为“(他)精神生活的一场危机”,此言既有后顾性,彰显了他接受的古典教育;也有前瞻性,预示了19世纪最为流行的思想。古希腊人把“危机”视为戏剧中的转折点,是催人采取果敢行动的时刻。对法国大革命记忆犹新的19世纪危机必然会发生。1789年之前的各国政府也遇到过起义、叛乱、农民暴动和城市动乱,这些都被视为对和平的威胁,遭到了极为残酷的镇压。然而,它们属于“警察”事务,是乱象,不是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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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完全另成一类,它的爆发几乎没有任何预兆。攻击巴士底狱居然引发了欧洲自宗教改革运动以来最大的政治动乱,这几乎和伦敦的城市暴乱会导致英国君主下台一样难以想象。19世纪成了心心念念担忧革命的世纪,人们无时无刻不在关注政治、艺术、宗教和个人生活中可能出现危机的时刻。对今人来说,这种思考方式几乎成了第二天性,但它一度是货真价实的新鲜事物。穆勒以适用于他那个时代的政治和社会革命的概念与词语来描述他个人感情的起伏完全是有意而为。坚信经验主义的穆勒同意黑格尔的观点,认为19世纪的哲学必须有历史眼光。穆勒读过黑格尔的著作,认为它们极其晦涩难懂;但确立有历史眼光的哲学这项任务清楚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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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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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勒的朋友们谁都没有察觉到他的精神危机。他继续在东印度公司的伦敦办事处工作,从19世纪20年代晚期开始以及整个30年代期间,他专注于政治新闻报道和评论,最后成了一家激进文学及政治季刊《伦敦和威斯特敏斯特评论报》(London and Westminster Review)的老板兼主编。有件事给他的生活带来了巨变:他爱上了哈丽雅特·泰勒。哈丽雅特是已婚女子,虽然她也深深地爱着穆勒,但是两人的行为从未逾矩。哈丽雅特的丈夫约翰·泰勒也相当配合,他没有因妻子移情别恋而大吵大闹,而是希望为了维护他做丈夫的自尊,也为了孩子们,能够大事化小。即便如此,穆勒和哈丽雅特的关系还是不见容于社会。穆勒退出了社交生活,尽量多和哈丽雅特待在一起,与从前的朋友几乎断绝了往来。在他与外部世界的接触中,个人的因素越来越少。他变成了一个单枪匹马的教育机构,通过著述向读者介绍各种自由主义的观点,无论是英国的、欧洲的,还是美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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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3年,他写了一篇论边沁的文章,毫不留情地列举了边沁思想的各种缺点。1836年,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上卷出版后,穆勒是法国之外第一个将其赞为天才之作的人,1840年下卷出版后,穆勒再次予以盛赞。111843年,他发表了他的第一部巨著《逻辑体系》(A System of Logic),该书阐述了科学的哲学,自出版后一直被经验论者奉为圭臬。它的目的是要表明,人类一切知识均来自经验,人既没有也不需要一种官能或“直觉”来感知伦理、数学或物理领域的法则。令人吃惊的是,《逻辑体系》具有很强的政治性。穆勒相信,特殊官能或直觉感知能力的理念是保守的社会、道德、宗教和政治理念的强大支撑。谁若认为自己的信念只要够坚定,就肯定是真理,此人一定没有自我批评的能力。12人类的一大弱点是太容易以为,深切的信念一定是正确的信念。直觉主义哲学加剧了这个弱点,更好的哲学则会努力纠正这个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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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打击保守派的否定性目标外,穆勒还有两个重要的肯定性目标:第一个目标,他提出,社会科学最终能够产生和物理科学一样可靠的结果。实现这个目的也许要等到遥远的未来,但是在科学的基础上了解社会是理性政治之必需。穆勒和他现代的后辈不同,没有援引经济学的例子作为论据,虽然那时经济学研究正方兴未艾。经济学是一门假设的学科,它要解释人在严密控制的条件中,在知识充足但行动的动机十分有限的情况下一定会如何行动。重要的是弄明白为什么不能用经济学作为政治的模型,而不是试图用经济学的模子去套政治学。13穆勒的这个思想是对他父亲的《论政府》的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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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勒的第二个目标是要说明,政治实践必须以有历史眼光的政治社会学为基础。因为政治制度的成败取决于操作制度的人的性格,所以关键的问题是如何通过教育把婴儿的人性培养为成人的定型性格。他造出了“性格学”(ethology)这个词来描述他想建立的这种科学,其中一个内容是“国民性格的科学”。他称赞托克维尔明白地讲述了国民性格对民主在法国和美国的发展前景产生的影响。14穆勒认为,对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来说,当务之急是要建立基础牢靠的合适的自由民主形式。这项任务的分寸很难拿捏,因为既要解放老百姓,又不能完全对其放任自流;老百姓必须有足够的自信去行使将要交给他们的权力,却又不能危及他们自己与别人的自由。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下卷中描述美国的情况时表现出来的焦虑说明,也许老百姓没有这个能力。我们下面将看到,穆勒坚持说,近代国家只能实行代议制政府。也许在有的环境中能实行不打折扣的自治,但近代工业化国家并非这样的环境。人民可以通过选举统治者、罢免他们不满意的统治者来保证好政府。实实在在的自我统治是行不通的。用杰斐逊的话来说,可以有代议制民主,但不能要纯粹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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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年,穆勒出版了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这也是一部有政治意义的著作,而且它的政治意义不仅限于明确讨论政府运作的最后一卷。对于经济学家对社会与政治生活做出的决定论式的描绘,穆勒非常不以为然。问题不在于经济学试图对它范畴内的现象做出决定论式的解释。每一门科学都试图对事物提出解释,以显示因如何产生果。问题是当时的经济学家一口咬定只有一种经济制度可以成立,那就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资本主义;穆勒认为如此断言太过轻率。那些经济学家认为,高效的经济必然只能建立在维多利亚的英国所熟悉的私人财产权的基础上。穆勒则认为,在英国建设一种以工人共有的合作社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是有可能的,而且大有好处,因为如果没有经济民主,政治民主也不会稳固。15无论如何,政治自主与经济自主都密不可分。建立民主的理由是,自由人不能接受未经他们选择的权威的统治。那么,在工作场所同样不能接受自己未参与任命的管理人。穆勒没有说应该由他这样的人来决定何种社会主义适合英国,未来的经济与政治制度应该由劳动人民获得了投票权之后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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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后,穆勒出版了《论自由》(On Liberty)。1851年,哈丽雅特·泰勒的丈夫约翰去世,她经过一段得体的孀居期后,终于和穆勒结了婚。但是,他们的快乐很快笼罩上了疾病的阴影,穆勒发现,他们夫妇二人都患了肺结核病。他们在短暂的婚姻生活中饱受病魔的折磨,常常要去气候暖和的地方寻医求治;两人还忧心忡忡地谈论英国的知识、文化和政治生活的恶劣状况,计划留下“精神食粮”来滋养“我们之后的思想家,如果有的话”。1858年,哈丽雅特死在阿维尼翁,穆勒在她的墓地附近买了一座房子,以便长伴其侧。《论自由》是为纪念她而写的,却成了社会和政治自由主义最重要的宣言,并且是穆勒最生动、最新颖的著作。今天,人们并不比《论自由》刚出版时更加信服其中的论点,但它激起热情或愤慨的能力丝毫不减当年。1867年,俄国沙皇的审查官允许出版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Das Kapital)的俄译本,却禁止出版《论自由》的俄译本;这反证了《论自由》的力量。没人看得懂《资本论》,但任何读过《论自由》的人都能对当时亚历山大三世沙皇那守旧暴虐、近乎神权统治的政府心生反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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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自由》之后,穆勒又出版了三部著作,完成了他关于自由主义政治理论的整套著述。1861年,他在《双周评论》(Fortnightly Review)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短文,后结成文集以“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为题重新出版。一年后,他出版了《代议制政府》(Considerations o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为比例代表制、多次投票制和女性投票权这些非英国的理念大声疾呼。最后,1869年,穆勒以《妇女的屈从地位》(The Subjection of Women)一文确立了他作为危险的激进分子的名声。《妇女的屈从地位》是《论自由》的姐妹篇,它的论点可以公平地总结为:如果自由是好的,那它对谁都好,不仅只对男性好。穆勒的《自传》、《论社会主义》(Chapters on Socialism)和《论宗教的三篇论文》(Three Essays on Religion)在他去世后才相继出版。《论社会主义》进一步展开了穆勒关于成立工人合作社的主张;《论宗教的三篇论文》阐述的一个观点是,对奥古斯特·孔德设想的那种“人道教”寄予通常是献给基督教的感情其实不难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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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8年,东印度公司解散,穆勒也就此退休。他原打算住在阿维尼翁,既为哈丽雅特守墓,也可以不时进山观赏花木。但是,在朋友的劝说下,他打消了这个自我放逐的念头。1865年至1868年,他代表威斯特敏斯特市出任自由党议员;在哈丽雅特去世后的15年间,他和许多旧友恢复了联系,积极投身于多个事业,包括争取妇女投票权和推动土地改革。就任议员期间,他争取妇女投票权的努力差一点就大功告成;直到英国政府于1918年开始允许30岁以上的已婚妇女投票之前,谁都没能达到他这方面的成功程度。1873年,穆勒在阿维尼翁与世长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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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利主义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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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勒各部著作发表的时间顺序并不反映他政治观点的前后逻辑,所以,虽然他对功利主义的全面论述发表于《论自由》出版之后,但我们还是应该从它开始,因为穆勒认为,得到正确理解的功利主义是他的政治与社会思想的基础。许多批评穆勒的人认为,穆勒的自由主义思想其实与功利主义没有太大的关系,他有意掩饰了弱化功利主义中反自由的内容时遇到的困难。的确,穆勒的功利主义吸纳了他从其他的思想来源那里得来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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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穆勒的思想还是很清楚的。他认为,英国政治的一大弱点是政治家与知识分子都缺乏系统思维。因为自由在英国能否发扬光大,归根结底取决于时代的社会、道德和政治思想,所以,哲学家、诗人和社会思想家必须满足社会在思想与知识方面的需要。在1829—1830年间写成的《时代的精神》(“The Spirit of the Age”)一文中,穆勒痛陈当时的时代缺乏信心坚定、思虑周全的道德与政治理想。16整个国家没有一个“知识阶层”(clerisy)——这是诗人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自创的词,指公共知识分子;他们关于社会与文化甚至于生命的意义的观点对全社会都应有权威性的影响。这个词暗示,这群人要担负起国立教会的僧侣在精神上的作用[1],穆勒和柯勒律治都认为,在民主时代,英国国教和英国的贵族阶级都起不到这样的作用。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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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勒意在为知识阶层提供功利主义的教义。功利主义的基础思想是,事物重要与否,全看它对人的福祉产生的影响,而人的福祉是由幸福构成的。关于这个问题有许多其他的观点,比如,有些东西“就是”重要,或者说它们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对上帝重要,或者说它们是一个超然的宇宙秩序的一部分。太多的人认为,只有对自己、自己的种族、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国家重要的事物才算重要。相比之下,功利主义立足世俗,普遍适用。它认为,任何状态均应根据其对人的福祉的影响来判断好坏;这个观点可以解释一切形式的好与坏,而不仅是道德上的善与恶。18例如,癌症是坏的,因为它使人痛苦,但癌症并不邪恶。穆勒解释道德上的善与恶时依靠的基本思想是,道德是人为自己制定的一套行为规则,靠心理的制裁手段来执行。良心的谴责就是这样一种制裁手段。当我们问一个社会的实际道德情况如何的时候,我们问的是该社会的成员都遵守了哪些规则;问这个社会的道德应当如何的时候,问的则是社会成员应该遵守哪些规则。这就是“实在的道德”(positivemorality)与“批判的道德”(criticalmorality)之间的区别。实在的道德是黑格尔的“伦理”(Sittlichkeit),即一个社会实际遵循的道德规则;如果有人自问应该遵循何种规则,他的问题就涉及了批判的道德。穆勒功利主义思想的实质是,真正的批判的道德一旦得到所有人的遵守,将大大提高人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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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社会学的道德观,不是因为它把“私人财产是否公平”这样的道德问题并入“不同社会群体对私人财产的公平性有什么不同想法”这类社会学问题,而是因为它把道德理解为一种制度。人类之所以建立称为道德的制度,是因为彼此需要大量的宽容,也需要一些(但并不很多)积极的帮助。宽容更加重要,因为人需要不受别人的攻击、抢劫或虐待,这个需要比得到别人的喜欢或帮助的需要更大;当然也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善心被视为美德,残忍被视为恶德。同样容易理解的是,禁止侵略凌虐的规则比提倡善良助人的规则执行得更加严格。可是,有一点不那么明显,却对穆勒关于个人自由的论述十分重要,那就是,严格来说,人只对别人有责任。道德是规范着人与他人关系的规则——损人受到压制,助人得到鼓励;人与自身没有道德关系。不过穆勒认为,全面的功利主义理论也必须对义务范畴以外的行为加以阐述。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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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勒有时说,严格说来,道德涉及的是生活的“外务”方面。边沁提出的是一种狭隘的功利主义,因为他虽然注意生活的外务方面,为人与他人的关系确定了一套清楚合理的指南,却并不鼓励人去寻求自我发展。穆勒说,如果真心想评价自己的行为与个性,就应分三个方面来看行为的优与劣。如果行事鲁莽,会损害自己的利益;如果不守道德,则会破坏他人的合法利益。两者都可以用喝酒的例子来说明,前者是因贪杯而第二天早上头痛欲裂,后者是酒后驾车失去控制。后者就属于道德的范畴,因为危害他人安全是违反了责任。第三个方面是在评价行为时采用的标准是看该行为是高尚还是卑鄙,不是看它是正直还是邪恶。某人如果还了欠的债,却满心地不情愿,他还是履行了责任的,因为他的确还了债,可他的表现是可鄙的;他应当因自己做人不够大方而自责。穆勒有时把这称为评价的“审美”方面。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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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勒批评边沁忽视了道德生活涉及自身的方面。鉴于穆勒在《论自由》中坚持说,社会不能强迫人在纯粹涉及自身的问题上改善行为,他批评边沁忽略人自身的善似乎有些奇怪。其实并不奇怪。穆勒的意思是,人的自善应该培育,不应该强加;要培育自善,首先需要明白自善是什么。边沁妨碍了对人自身的善的了解,因为他认为,对另一个人涉及自我的行为持有任何看法都几近放肆无礼。穆勒却认为,若是不关心别人涉及他们自己的行为,就等于不关心人的完善。他想表明,功利主义如果得到恰当的理解,可以用以评价人的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一个就是对己的方面。功利主义可以从生活的“外务”方面扩大到所有其他方面。人关于自身的感情与价值观是所有价值观中最重要的,但它们不能通过强迫性、有组织的行动来促进;这两个主张之间毫无矛盾。这正是自由主义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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