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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沁的功利主义有其庸俗的一面,有他的名言为证:“在快乐等量的情况下,针戏[2]和诗歌一样好。”穆勒对此非常担忧,他认为边沁助长了民主最坏的效应。穆勒在他于19世纪30年代期间写的几篇文章中描述了近代社会中“大众压倒个人”的趋势;他的意思是,社会越来越受公共舆论的主导,杰出个人的作用大为减退,时代的特征是组织起大批的人一起活动,而不是激励个人去成就大业。即使在读到托克维尔的著作之前,穆勒就坚信,一个时代也许因为注重自我利益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因为以往的宗教限制大多已经消失,就自认为是个人的时代,但它其实是大众意见和大众行动的时代。21组成社会的众多个人作为大众一起行动。托克维尔更加深了穆勒的疑虑,他笔下的美国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缺少真正的思想自由。不错,美国有《权利法案》,有旨在保障个人自由的复杂精细的法律安排,也有探索和征服边疆的集体热情。但据托克维尔说,美国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去鼓励个人的独立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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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勒对功利主义信条的评论扩大了功利主义的范围,也纠正了它对人性的假设。功利主义的缺点在于它描述的人性实质上是被动的;如果人只能被动地接受产生快乐或痛苦的外部刺激,如果成功的标准是多快乐、少痛苦,那么就无法解释行动、自强和奋斗的价值。难道不应该喜欢舒适、躲避危险吗?在政治方面,难道不应该选择比较仁慈的高效政府,而不是自治吗?自治需要花力气、冒风险,这些都为功利主义者所避之不及。穆勒关于功利主义的论述的最大特点就是对这种思想的反驳。《功利主义》是道德哲学史上读者最众、最饱受批评的一部著作。许多批评者认为它一无是处,不明白一个有理智的人怎么可能写出这么一本书来;喜欢它的人则认为它对世俗道德伦理的阐述发人深省,说服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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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利主义》的组织结构简单明了。穆勒首先力图澄清对“功利”一词含义的理解上的混乱。人们想到“功利”这个词时,通常把它的意思理解为仅仅是“有用的”,与之形成对照的是“美丽的”、“正确的”、“公正的”或“高尚的”这些概念。穆勒努力向读者说明,普通意义上“有用的”概念和“好的”、“对的”、“公正的”、“美丽的”这些概念统统都应以功利的标准来解释,也就是要看它们是否能促进幸福。穆勒的说理经常取否定的角度;他认为,许多批评家对功利主义极力抵抗,因为他们对功利主义有误解;必须讲明功利主义到底是什么。矛盾的是,后来的批评家看不懂穆勒的意图所在,因为他的论述要达到的目标与他们的目标迥然不同。穆勒的一个根本论点是,功利主义是现实可行的。在现代读者看来,这一点不言自明。穆勒那个时代的读者却大都认为,道德乃上帝的意志,世俗道德是用语上的自相矛盾。穆勒是不可知论者,虽然他晚年时倾向于相信宇宙中也许有一种仁慈睿智的力量在起作用。《功利主义》代表着另一种意义上的不可知,它认为,无论有没有上帝,功利都是人的道德指导。如果有上帝,他会要人类遵循功利的要求;如果没有上帝,人类反正也应该遵循功利的要求。如果有上帝,他会促进功利的原则;如果没有上帝,倡导功利的原则反正也是对社会有好处的。历史表明,信仰不同宗教的社会以及不信仰宗教的社会都采取了类似的道德准则。只要这些社会团结一致,不断进步,它们的道德准则反映的就是功利主义的思想,哪怕没有使用功利主义的措辞。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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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勒关于道德为何物的观念随着论述的展开逐渐浮现。道德是一套规则,如果建立起这套规则并通过心理上的强制措施予以执行,就能最大限度地促进人的福利。为显示功利主义反映了这样的道德规则,穆勒必须表明,功利主义支持不容置疑的规则,比如正义的规则,也允许讨论修改一些值得商榷的规则,比如私人生活中的性道德规则。虽然人关于道德的思想信念基本已经成型,但是仍然有改善的余地。功利主义支持所有被社会接受为道德的“实在的道德”;但是功利主义的任务是提供一种“批判的道德”,作为测试任何社会的实在道德的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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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读者会认为这是危险的论调。对他们来说,讨论道德进步就等于直接否认道德是由上帝晓谕确定的。穆勒更加在意批评家的评论。包括托马斯·卡莱尔在内的一些人批评功利主义是“猪”的哲学。他们说,认为人不仅追求快乐,而且将它作为道德的测试标准,这是猪的世界观,不是人的世界观。穆勒被这样的批评深深地激怒,以从未有过的尖刻措辞做出了反驳。首先,把人的快乐与猪的快乐等同起来是对人的侮辱,“这一指控假定人只能和猪感受同样的快乐”。23侮辱人类的不是功利主义,而是批评功利主义的那些人。功利主义者认为,人必须向往适合于人类的幸福,而非适合于猪的幸福。穆勒进一步宣称,存在着不同种类的快乐和不同形式的幸福,可以在“质量”和“数量”上加以比较。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区别,说做一个永不满的人强似做一头满足的猪,做不满的苏格拉底好过做满足的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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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造成了两个困难:第一,如果把幸福的质量也考虑在内,幸福最大化的主张就难以立足。功利主义要把道德当作丁是丁、卯是卯的可计量的东西;但穆勒在关于数量的讨论中引进了质量的因素,这就使功利主义的这个企图成为完全不可行。第二,如果穆勒认为,人做任何事都是为了得到幸福,那么他“做不满的苏格拉底好过做满足的傻子”这句话的意思就难以理解。如果傻子比苏格拉底幸福,他就应该比苏格拉底过得好。这与柏拉图笔下的色拉叙马霍斯的论点不同。色拉叙马霍斯认为,幸福是增加自己的权势,压过所有其他人。穆勒这个论点并未提及人应该做什么事情,只是说能感到幸福就是成功,无论幸福是如何得到的。色拉叙马霍斯对终日懒散、无所事事的人会不以为然,纯粹的功利主义却不能批评一个快乐的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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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勒觉得,这些困难可以解释明白。他认为,谁都知道做不满的人比做满足的猪好,任何人如果面临这样的选择,都不会对此有异议。没有一个对生活不满的人希望自己是一头心满意足的猪。苏格拉底也不会希望变成快乐的傻子。对穆勒来说,这证明幸福的形式有高级低级之分。他预见到批评者肯定会反驳说,决定幸福的级别需要幸福以外的标准,于是提出了第二个观点,说现在的人把幸福与许多最初不属于幸福范畴的东西等同了起来。我们做的很多事情原来只是为了帮助增加自己将来的幸福,但这些原本为达到幸福所采用的手段后来变成了幸福的一部分。也许我们起初说实话是为了得到别人的信任,不是因为想做诚实的人,但过了一段时间后,我们就无论如何也不想撒谎了。有人说应该为了美德而追求美德,穆勒对此丝毫没有异议;这样做显然符合其他人的利益,至于我们自己,它已经成了我们所追求的生活的一部分。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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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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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探讨一下这对穆勒的政治理论产生了何种影响。他的道德理论完全是政治性的,不仅因为政治性的评论在《功利主义》中随处可见。道德是一种社会制度,穆勒同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认为促进美德是政治的头等任务;但因为穆勒的道德观与他们两位迥然不同,所以他可以根据自由主义的观点,把促进美德的方法分为直接的与间接的两种方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则不能。穆勒关于正义的论述即是一例。正义(或公正)对功利主义来说是个棘手的问题;它似乎直接涉及具体个人,涉及赏与罚的分配,也涉及严格的义务,功利却是为了实现各色人等幸福的最大化,它规定的义务是“差不多”的,并不严格。穆勒认为,正义的要求从根本上说是功利主义的,但因为正义促进的那种功能特别重要,所以我们给了它一个特别的标签,执行起来也尤为一丝不苟。正义促进的功能是安全;虽然邻居能够为我们做的事情中许多是可有可无的,但是他们对我们的安全的尊重必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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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狭义上看,穆勒对正义(或公正)的论述存在着诸多破绽。我们通常不会说谋杀是不公正,但是它对安全的破坏;如果学生甲的学习不如学生乙,却偏要表扬学生甲,贬低学生乙,这是不公正的,然而它根本不会破坏安全。不过,如果将正义视为最需要落实的道德领域,穆勒的论述还是比较到位的。通过心理压力来迫使人们循规蹈矩,这是社会的自我治理,没有官方介入;社会就是靠这个办法使人们不致行为失控,并使人们互相合作,尊重彼此的利益。缺乏这种自我监管的社会一般都是暴力高发、经济水平低下的社会。多年来,美国的社群运动一直对此高度强调。25道德领域中被穆勒称为正义的部分是最重要、最基本的部分。每个人都应能够请求社会帮助他抵御任何攻击,这一点在实现正义方面尤其重要。因此,正义无可置疑地成为最具政治性的美德。对于社会管束成员的能力,穆勒比今人更加乐观。他担心的是近代社会把人管得太严,剥夺他们的主动性和自信心。《论自由》就是为了纠正这个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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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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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勒对《论自由》倾注了超常的激情,想把它写成传世之作。不过,它针对的受众仍然是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英国人。19世纪50年代早期,穆勒和哈丽雅特开始动笔撰写《论自由》时,都觉得英国的因循守旧和千人一面令人窒息。穆勒从《论美国的民主》中得知,民主很容易蜕变为“多数人的暴政”,而且实施这种暴政的手法可能会花样翻新。穆勒和托克维尔一样,认为民主的大潮不可抵抗。普通人为保护自己不受国王和贵族的荼毒,奋斗了几个世纪。他们靠后人所说的“反制力量”与压迫者抗衡。他们争取到了参与政府的权利,以此作为推翻统治阶级的压迫的办法。26问题是,这有可能导致一种新形式的压迫,穆勒和托克维尔认为苗头已经显现了出来。矛盾的是,这种压迫比旧的压迫温和许多,却更难抵抗。如果统治阶级是少数,它就时刻处于被推翻的危险之中,因为反对它的人在数目上远远超过了它,所以,它必须紧紧抓住权力机器和维护权威的意识形态手段。因此,维持君主制和贵族制要靠忠心事主的士兵和能言善辩的神父。民主制无须为保住权位而担心,因为它既掌握着控制国家的手段,也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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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勒之前的思想家担心近代民主会成为古代那种山头林立、吵闹不休的民主的翻版,穆勒反而怕它不会那样。他担心的是,近代民主将由大众主导,公共舆论的巨大压力会紧紧制约着社会的每一个成员。这是一种新型的压迫;社会作为集体,压迫着作为个人的每一个成员。更糟糕的是,人甚至会自我压迫。这一进程不难想象。培养儿童良知的社会化过程是“内化”的过程,其间孩子把其他人以及整个社会的态度与观念吸收为自己的。穆勒这个思想与弗洛伊德对“超我”发展的描述非常相似,只缺少了弗洛伊德对性欲和压抑性欲的关注。所有这类论述都指出,孩子把他人的意见内化为自我抑制;人不会表达或采取行动去满足自己的内心所想,即使有所表达或行动,心中也充满了负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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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自由》的主题思想是,如果我们在一个强调一致性的民主社会中长大,就会将公共舆论内化。这个过程也许并不野蛮、粗暴,甚至不带有通常意义上的偏见,但它会阻止我们自主思考。每当我们想坚持己见,或产生不符合主流思想的念头时,我们都会畏惧退缩。穆勒与托克维尔持同一观点,担心除非采取预防措施,否则民主社会就会千人一面;问题是这种担心是否正确。他们两位在论述中都没有简单地把民主的政治安排与趋同性的文化联系起来。两人都希望实现多元的自由主义,使任何意见都不受压制;两人都认为,近代民主的发展趋势是朝着因循守成的方向。古代民主没有这样的问题;城邦规模很小,民风又注重力争上游,争取荣耀,这确保了伶牙俐齿、精力充沛的人个个都想标新立异,出人头地。在近代民主社会中,社会生活的经济基础使许多人的生活状况相差无几;也许他们之间有经济利益的冲突,但他们处境的类似造成了意见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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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非批评工人阶级对自由的价值观支持不够。如果绝大多数选民都是缺乏教育的体力劳动者,民主将意味着什么;穆勒当然对这个问题感到焦虑,但他在《论自由》中批评的是中产阶级的道德观念。毕竟,他认为美国完全是由中产阶级组成的。他想要人们摆脱体面这个枷锁,不让它抑制自己的思想、感情和行动。所以,穆勒的首要攻击目标是一种社会态度,不是政治压迫,但他对社会压力的担忧也凸显了他对此种社会态度所产生的政治后果的焦虑。穆勒和托克维尔一样,非常担心会出现静悄悄的暴君制。在那种情况下,不附和主流意见的人求职时会碰壁,对俱乐部、大学和政党均不得其门而入。他们倒是不会被投入监狱或送往集中营。一个绝大多数人都持同一思想的社会不需要更锐利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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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什么能够抵抗这种力量,穆勒手头只有一个工具,那就是他在19世纪20年代经历了那次神经崩溃之后发展起来的自由多元的政治理论。穆勒读了歌德、威廉·冯·洪堡[3]和英国浪漫派诗人的作品后,认识到人性有多个方面,有些方面甚至相互矛盾。他没有放弃功利主义的信仰,但认为用“幸福”作标签来形容人真正想要并能作为政治目标来追求的东西,意思过于模糊。近代人类的真正目标是以自己的方式实现自我;具有充分的自我意识、有能力控制自己生活的人努力实现生活的和谐,按照自己的心意生活,而不是照搬别人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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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论在功利主义的基础上能否说得通尚且存疑,无论如何,它都与边沁的理论不相符合。人若是致力于实现完全的自主,那么一旦努力受挫就必然不幸福;但是在140年后的今天,关于穆勒是否解释清楚了自由对人的幸福的影响,批评家仍然言人人殊。尽管如此,《论自由》的走向是清楚的。穆勒为社会作为集体该如何对待各个成员提出了一条总的原则,这条原则只管理社会对个人的强迫;它规定,社会只有为了自卫才能对成员实行强迫。除了防止行为者伤害他人之外,社会可以采用鼓励、规劝、批评和诱哄的方法,但不能诉诸强迫。这就需要说明什么算是对社会成员行为的强迫干预,但穆勒从未对强迫做出过界定。他的思想要旨如下:强迫某人意味着威胁对他造成伤害;伤害可以是心理上的,也可以是身体上的;造成伤害的目的是阻止相关的思想或行动,因此是一种惩罚。所以,穆勒的原则是,社会只有为了保护别人方可进行惩罚。这是“反家长统治”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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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社会可以保护人们不受哪些伤害,穆勒没有直接谈及,但他说明了哪些不算伤害。听到别人和自己喜欢的思想唱反调不是伤害,听到别人骂自己的宗教信仰是一派胡言也不是伤害,知道别人认为自己的忠诚不过是一种迷信仍然不是伤害。这是“反道德主义”原则,不能以某种行为不道德为由来决定该行为给人造成了伤害。但是,可以因它给人造成了伤害而决定它是不道德的,这就是功利主义者的判断法。穆勒想说服读者相信,社会若采取精神或肉体上的惩罚措施来对成员进行强迫,只能是为了防止造成无可争议的伤害,或防止由契约保证的权利(比如婚姻)受到侵犯,或保证对社会运转不可或缺的权利(比如应召去法庭作证)得到尊重。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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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原则经常被称为“伤害原则”,意思是社会只有在防止对他人造成伤害时才能对个人施行强迫;它的实质是否定性的。它为社会的强迫确定了界限,越限的强迫绝对不准许。它暗示了思想的绝对自由和言论几乎绝对的自由。根据穆勒的观点,两类言论自由需要限制,一是煽动,一是虚饰。如果向聚集在一个玉米商家门口的愤怒的人群说,玉米商都是盗贼,这就是煽动。28这话可以写进经济学的教科书,但不能对愤怒的暴民这样说,因为那等于煽动暴乱和谋杀。对虚饰的限制也很正确,小说里能写的不能写进合同。穆勒觉得,对行动自由的限制比较难以把握,但根本原则是一样的。即使在生死攸关的情况下,比如阻拦某人走上架在深壑之上摇摇欲坠的危桥,穆勒仍然认为,外人干涉的极限只能是确保过桥者明白自己冒的风险。以此推论,对穆勒来说,真正自愿的卖淫不能算犯罪,管制吸毒只能和对待一切危险品一样,确保人们知道自己买的是什么东西。鉴于人人尽知酒精的危害,对酒醉犯罪应该比对清醒时犯罪施以更严厉的惩罚,以此鼓励人们在有可能和别人起冲突或伤害别人时(如驾车的时候)保持清醒。29除此之外,任何不危害别人仅给本人带来风险的事可以尽管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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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穆勒论述的否定性的一面。肯定性的一面并未得到评论家足够的注意。穆勒坚持认为,生活不只是不做不能做的事。如果你酗酒,我们也许无法强迫你戒酒,但可以告诉你,你变成了个讨厌的邋遢鬼,谁都不愿意被人看到和你在一起,你会变成孤家寡人,事业没有前途,你清醒的时候想到自己虚掷的光阴会自怨自厌。根据穆勒的分析,这些都不算强迫。我们没有对你说:“如果你再喝酒,我们会让所有人都不理你。”我们说的是:“如果你再喝酒,大家不管再怎么能忍也都受不了和你在一起。”此话指出了一旦每个人都行使你认为自己应有的自由后将产生的结果。穆勒并不否认,谁也不愿意听别人数落自己的行为令人厌恶、无聊可憎或品位低下。他说,应该弄清楚人在哪些领域中有理由让别人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在哪些领域中没有这样做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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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不是探讨穆勒关于人类生活终极目标的思想的地方;政治制度保护着我们,让我们各自追求生活的终极目标,但政治制度充其量只能为我们提供资源。要发展为独立思考、有想象力、大胆有趣的人,不是说做就能做得到的,监视督促也起不了多大作用。在这个领域中,任何信奉自由主义的人都要小心翼翼,谨防越限,穆勒关于教育的观点就是个很好的例子。父母必须让孩子接受教育;不这样做就违背了两种权利:一是社会的权利——不能把无能谋生的人随便扔给社会;二是孩子的权利——生养孩子的人不能在孩子尚未学到必要技能的时候就把孩子推到社会上去。30国家不应指定学校的应授课程,在一般情况下也不应管理学校,只除了建立少数样板来展示好学校能够取得的成就。无力支付学费的父母应当得到补贴。如果举行全国考试,考题必须只涉及事实,绝不能要求考生表示任何政治或宗教的观点。尽管如此,穆勒笔下有时还是忍不住流露出对英国公众没有文化的轻蔑。他建议英国政府采取具有明显的普鲁士特征的办法,建立一套公共教育制度;老师对学生的需要了解得比学生自己更清楚,明智的政府对公众的需要知道得也比公众自身更透彻。有时,仁慈的官僚似乎比自由意志论者更胜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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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议制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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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勒为民主的缺陷提出了哲学上的补救办法后,在《代议制政府》中又提出了政治与制度上的补救办法。穆勒这本书的标题是精心思考后确定的。他写的不是简单多数统治意义上的“民主”,甚至不是选举中获得多数(更可能是相对多数)票的政党依靠在议会中的多数席位治理国家的那种“民主”。他要写的是书的标题所说的代议制形式的政府。穆勒随着年事日长,渐渐远离了年轻时相信多数主义民主能在英国建立清廉高效的政府的信念。这部分地反映了他对他父亲在《论政府》中对这个问题发表的观点的怀疑,但对他影响更大的是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该书的一个思想是,因为美国社会是多元化和多样性的社会,所以它的民主与自由一致,但即使在美国,多数人可以为所欲为的信条也有凌驾其余的趋势。穆勒和托克维尔一样,认为需要维持“意见的对抗”,这样,多数人尽管可以继续统治,但是他们的统治不会总是一帆风顺,无人挑战。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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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勒比托克维尔更加毫不含糊地认为,最重要的是确保建立“进步的”政府。托克维尔对往昔的贵族制还有恋旧的情绪,穆勒则没有。他们两人都认为,民主是社会平等日渐增强的自然产物。他们也同意,政治民主稍不留神就会变成一大群心满意足的羊温顺地唯牧羊人之命是从。即使如此,两人还是有区别的。托克维尔的关注更直接涉及政治;从《论美国的民主》下卷结尾处可以看出,他担心人们只顾私人生活,不愿意尽公民的义务去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穆勒则想象,思想、工业和道德将永远进步下去;他关心的是,何种形式的政府能够最好地利用人力资源、最好地推动社会向着更高阶段前进。在有些情况下,他基于这一考虑提出的论点使近代读者感到不安。比如,穆勒相信,古时候的奴隶制有其存在的道理;没有奴隶制,希腊的思想和政治力量就无法解放出来。近代的人却对奴隶制深恶痛绝。同样,如果统治集团或阶层比被统治者先进得太多,只有专制行政才能把被统治的阶级或人民带入进步的主流,那么暴君制就是有道理的。穆勒和卡尔·马克思一样,认为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有利于印度人民未来的福祉,可以以此为由来为英国对印度的统治辩解。没有几个印度人会同意此论,虽然许多人对穆勒描绘的进步心向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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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的英国这样的近代社会,暴君制完全没有市场;仁慈的暴君制是所有政府形式中最坏的一个。唯一可以容忍的政府是对被统治者负责的政府。不同的人在能力与智力上的差别不足以成为建立柏拉图式的暴君制的理由;依靠世袭的统治精英也不是好办法;官僚政府固然长处不少,但经常做事疲沓,死气沉沉。代议制政府使发达社会的公民得以自我治理,因而激发他们的理想、抱负和干劲。只有当代议制政府组织得当、操作合宜的时候,才能达到这种效果。穆勒看到并尖锐地指出,近代世界的自治不能是严格按字面意思的自我治理。直接民主在雅典可行,在近代社会的某些方面也许未尝不可,但是,它无法适用于一个统治3000万人民的政府。穆勒和黑格尔一样,对马克思和无数社会主义者及无政府主义者渴望国家消亡的心情不能苟同。近代社会的行政管理当局责任重大,非专业人员根本无法胜任。近代政府的精髓是选举责任制。选民不像亚里士多德“统治别人也受别人统治”的理想所想象的那样,能获得自己执掌治国大权的机会,而是能够保证政府是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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