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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9012 需要探讨一下这对穆勒的政治理论产生了何种影响。他的道德理论完全是政治性的，不仅因为政治性的评论在《功利主义》中随处可见。道德是一种社会制度，穆勒同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认为促进美德是政治的头等任务；但因为穆勒的道德观与他们两位迥然不同，所以他可以根据自由主义的观点，把促进美德的方法分为直接的与间接的两种方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则不能。穆勒关于正义的论述即是一例。正义（或公正）对功利主义来说是个棘手的问题；它似乎直接涉及具体个人，涉及赏与罚的分配，也涉及严格的义务，功利却是为了实现各色人等幸福的最大化，它规定的义务是“差不多”的，并不严格。穆勒认为，正义的要求从根本上说是功利主义的，但因为正义促进的那种功能特别重要，所以我们给了它一个特别的标签，执行起来也尤为一丝不苟。正义促进的功能是安全；虽然邻居能够为我们做的事情中许多是可有可无的，但是他们对我们的安全的尊重必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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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9014 从狭义上看，穆勒对正义（或公正）的论述存在着诸多破绽。我们通常不会说谋杀是不公正，但是它对安全的破坏；如果学生甲的学习不如学生乙，却偏要表扬学生甲，贬低学生乙，这是不公正的，然而它根本不会破坏安全。不过，如果将正义视为最需要落实的道德领域，穆勒的论述还是比较到位的。通过心理压力来迫使人们循规蹈矩，这是社会的自我治理，没有官方介入；社会就是靠这个办法使人们不致行为失控，并使人们互相合作，尊重彼此的利益。缺乏这种自我监管的社会一般都是暴力高发、经济水平低下的社会。多年来，美国的社群运动一直对此高度强调。25道德领域中被穆勒称为正义的部分是最重要、最基本的部分。每个人都应能够请求社会帮助他抵御任何攻击，这一点在实现正义方面尤其重要。因此，正义无可置疑地成为最具政治性的美德。对于社会管束成员的能力，穆勒比今人更加乐观。他担心的是近代社会把人管得太严，剥夺他们的主动性和自信心。《论自由》就是为了纠正这个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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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9016 《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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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9018 穆勒对《论自由》倾注了超常的激情，想把它写成传世之作。不过，它针对的受众仍然是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英国人。19世纪50年代早期，穆勒和哈丽雅特开始动笔撰写《论自由》时，都觉得英国的因循守旧和千人一面令人窒息。穆勒从《论美国的民主》中得知，民主很容易蜕变为“多数人的暴政”，而且实施这种暴政的手法可能会花样翻新。穆勒和托克维尔一样，认为民主的大潮不可抵抗。普通人为保护自己不受国王和贵族的荼毒，奋斗了几个世纪。他们靠后人所说的“反制力量”与压迫者抗衡。他们争取到了参与政府的权利，以此作为推翻统治阶级的压迫的办法。26问题是，这有可能导致一种新形式的压迫，穆勒和托克维尔认为苗头已经显现了出来。矛盾的是，这种压迫比旧的压迫温和许多，却更难抵抗。如果统治阶级是少数，它就时刻处于被推翻的危险之中，因为反对它的人在数目上远远超过了它，所以，它必须紧紧抓住权力机器和维护权威的意识形态手段。因此，维持君主制和贵族制要靠忠心事主的士兵和能言善辩的神父。民主制无须为保住权位而担心，因为它既掌握着控制国家的手段，也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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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9020 穆勒之前的思想家担心近代民主会成为古代那种山头林立、吵闹不休的民主的翻版，穆勒反而怕它不会那样。他担心的是，近代民主将由大众主导，公共舆论的巨大压力会紧紧制约着社会的每一个成员。这是一种新型的压迫；社会作为集体，压迫着作为个人的每一个成员。更糟糕的是，人甚至会自我压迫。这一进程不难想象。培养儿童良知的社会化过程是“内化”的过程，其间孩子把其他人以及整个社会的态度与观念吸收为自己的。穆勒这个思想与弗洛伊德对“超我”发展的描述非常相似，只缺少了弗洛伊德对性欲和压抑性欲的关注。所有这类论述都指出，孩子把他人的意见内化为自我抑制；人不会表达或采取行动去满足自己的内心所想，即使有所表达或行动，心中也充满了负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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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9022 《论自由》的主题思想是，如果我们在一个强调一致性的民主社会中长大，就会将公共舆论内化。这个过程也许并不野蛮、粗暴，甚至不带有通常意义上的偏见，但它会阻止我们自主思考。每当我们想坚持己见，或产生不符合主流思想的念头时，我们都会畏惧退缩。穆勒与托克维尔持同一观点，担心除非采取预防措施，否则民主社会就会千人一面；问题是这种担心是否正确。他们两位在论述中都没有简单地把民主的政治安排与趋同性的文化联系起来。两人都希望实现多元的自由主义，使任何意见都不受压制；两人都认为，近代民主的发展趋势是朝着因循守成的方向。古代民主没有这样的问题；城邦规模很小，民风又注重力争上游，争取荣耀，这确保了伶牙俐齿、精力充沛的人个个都想标新立异，出人头地。在近代民主社会中，社会生活的经济基础使许多人的生活状况相差无几；也许他们之间有经济利益的冲突，但他们处境的类似造成了意见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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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9024 这并非批评工人阶级对自由的价值观支持不够。如果绝大多数选民都是缺乏教育的体力劳动者，民主将意味着什么；穆勒当然对这个问题感到焦虑，但他在《论自由》中批评的是中产阶级的道德观念。毕竟，他认为美国完全是由中产阶级组成的。他想要人们摆脱体面这个枷锁，不让它抑制自己的思想、感情和行动。所以，穆勒的首要攻击目标是一种社会态度，不是政治压迫，但他对社会压力的担忧也凸显了他对此种社会态度所产生的政治后果的焦虑。穆勒和托克维尔一样，非常担心会出现静悄悄的暴君制。在那种情况下，不附和主流意见的人求职时会碰壁，对俱乐部、大学和政党均不得其门而入。他们倒是不会被投入监狱或送往集中营。一个绝大多数人都持同一思想的社会不需要更锐利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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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9026 至于什么能够抵抗这种力量，穆勒手头只有一个工具，那就是他在19世纪20年代经历了那次神经崩溃之后发展起来的自由多元的政治理论。穆勒读了歌德、威廉·冯·洪堡[3]和英国浪漫派诗人的作品后，认识到人性有多个方面，有些方面甚至相互矛盾。他没有放弃功利主义的信仰，但认为用“幸福”作标签来形容人真正想要并能作为政治目标来追求的东西，意思过于模糊。近代人类的真正目标是以自己的方式实现自我；具有充分的自我意识、有能力控制自己生活的人努力实现生活的和谐，按照自己的心意生活，而不是照搬别人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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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9028 此论在功利主义的基础上能否说得通尚且存疑，无论如何，它都与边沁的理论不相符合。人若是致力于实现完全的自主，那么一旦努力受挫就必然不幸福；但是在140年后的今天，关于穆勒是否解释清楚了自由对人的幸福的影响，批评家仍然言人人殊。尽管如此，《论自由》的走向是清楚的。穆勒为社会作为集体该如何对待各个成员提出了一条总的原则，这条原则只管理社会对个人的强迫；它规定，社会只有为了自卫才能对成员实行强迫。除了防止行为者伤害他人之外，社会可以采用鼓励、规劝、批评和诱哄的方法，但不能诉诸强迫。这就需要说明什么算是对社会成员行为的强迫干预，但穆勒从未对强迫做出过界定。他的思想要旨如下：强迫某人意味着威胁对他造成伤害；伤害可以是心理上的，也可以是身体上的；造成伤害的目的是阻止相关的思想或行动，因此是一种惩罚。所以，穆勒的原则是，社会只有为了保护别人方可进行惩罚。这是“反家长统治”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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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9030 至于社会可以保护人们不受哪些伤害，穆勒没有直接谈及，但他说明了哪些不算伤害。听到别人和自己喜欢的思想唱反调不是伤害，听到别人骂自己的宗教信仰是一派胡言也不是伤害，知道别人认为自己的忠诚不过是一种迷信仍然不是伤害。这是“反道德主义”原则，不能以某种行为不道德为由来决定该行为给人造成了伤害。但是，可以因它给人造成了伤害而决定它是不道德的，这就是功利主义者的判断法。穆勒想说服读者相信，社会若采取精神或肉体上的惩罚措施来对成员进行强迫，只能是为了防止造成无可争议的伤害，或防止由契约保证的权利（比如婚姻）受到侵犯，或保证对社会运转不可或缺的权利（比如应召去法庭作证）得到尊重。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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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9032 这条原则经常被称为“伤害原则”，意思是社会只有在防止对他人造成伤害时才能对个人施行强迫；它的实质是否定性的。它为社会的强迫确定了界限，越限的强迫绝对不准许。它暗示了思想的绝对自由和言论几乎绝对的自由。根据穆勒的观点，两类言论自由需要限制，一是煽动，一是虚饰。如果向聚集在一个玉米商家门口的愤怒的人群说，玉米商都是盗贼，这就是煽动。28这话可以写进经济学的教科书，但不能对愤怒的暴民这样说，因为那等于煽动暴乱和谋杀。对虚饰的限制也很正确，小说里能写的不能写进合同。穆勒觉得，对行动自由的限制比较难以把握，但根本原则是一样的。即使在生死攸关的情况下，比如阻拦某人走上架在深壑之上摇摇欲坠的危桥，穆勒仍然认为，外人干涉的极限只能是确保过桥者明白自己冒的风险。以此推论，对穆勒来说，真正自愿的卖淫不能算犯罪，管制吸毒只能和对待一切危险品一样，确保人们知道自己买的是什么东西。鉴于人人尽知酒精的危害，对酒醉犯罪应该比对清醒时犯罪施以更严厉的惩罚，以此鼓励人们在有可能和别人起冲突或伤害别人时（如驾车的时候）保持清醒。29除此之外，任何不危害别人仅给本人带来风险的事可以尽管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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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9034 这是穆勒论述的否定性的一面。肯定性的一面并未得到评论家足够的注意。穆勒坚持认为，生活不只是不做不能做的事。如果你酗酒，我们也许无法强迫你戒酒，但可以告诉你，你变成了个讨厌的邋遢鬼，谁都不愿意被人看到和你在一起，你会变成孤家寡人，事业没有前途，你清醒的时候想到自己虚掷的光阴会自怨自厌。根据穆勒的分析，这些都不算强迫。我们没有对你说：“如果你再喝酒，我们会让所有人都不理你。”我们说的是：“如果你再喝酒，大家不管再怎么能忍也都受不了和你在一起。”此话指出了一旦每个人都行使你认为自己应有的自由后将产生的结果。穆勒并不否认，谁也不愿意听别人数落自己的行为令人厌恶、无聊可憎或品位低下。他说，应该弄清楚人在哪些领域中有理由让别人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在哪些领域中没有这样做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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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9036 这里不是探讨穆勒关于人类生活终极目标的思想的地方；政治制度保护着我们，让我们各自追求生活的终极目标，但政治制度充其量只能为我们提供资源。要发展为独立思考、有想象力、大胆有趣的人，不是说做就能做得到的，监视督促也起不了多大作用。在这个领域中，任何信奉自由主义的人都要小心翼翼，谨防越限，穆勒关于教育的观点就是个很好的例子。父母必须让孩子接受教育；不这样做就违背了两种权利：一是社会的权利——不能把无能谋生的人随便扔给社会；二是孩子的权利——生养孩子的人不能在孩子尚未学到必要技能的时候就把孩子推到社会上去。30国家不应指定学校的应授课程，在一般情况下也不应管理学校，只除了建立少数样板来展示好学校能够取得的成就。无力支付学费的父母应当得到补贴。如果举行全国考试，考题必须只涉及事实，绝不能要求考生表示任何政治或宗教的观点。尽管如此，穆勒笔下有时还是忍不住流露出对英国公众没有文化的轻蔑。他建议英国政府采取具有明显的普鲁士特征的办法，建立一套公共教育制度；老师对学生的需要了解得比学生自己更清楚，明智的政府对公众的需要知道得也比公众自身更透彻。有时，仁慈的官僚似乎比自由意志论者更胜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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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9038 《代议制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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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9040 穆勒为民主的缺陷提出了哲学上的补救办法后，在《代议制政府》中又提出了政治与制度上的补救办法。穆勒这本书的标题是精心思考后确定的。他写的不是简单多数统治意义上的“民主”，甚至不是选举中获得多数（更可能是相对多数）票的政党依靠在议会中的多数席位治理国家的那种“民主”。他要写的是书的标题所说的代议制形式的政府。穆勒随着年事日长，渐渐远离了年轻时相信多数主义民主能在英国建立清廉高效的政府的信念。这部分地反映了他对他父亲在《论政府》中对这个问题发表的观点的怀疑，但对他影响更大的是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该书的一个思想是，因为美国社会是多元化和多样性的社会，所以它的民主与自由一致，但即使在美国，多数人可以为所欲为的信条也有凌驾其余的趋势。穆勒和托克维尔一样，认为需要维持“意见的对抗”，这样，多数人尽管可以继续统治，但是他们的统治不会总是一帆风顺，无人挑战。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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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9042 穆勒比托克维尔更加毫不含糊地认为，最重要的是确保建立“进步的”政府。托克维尔对往昔的贵族制还有恋旧的情绪，穆勒则没有。他们两人都认为，民主是社会平等日渐增强的自然产物。他们也同意，政治民主稍不留神就会变成一大群心满意足的羊温顺地唯牧羊人之命是从。即使如此，两人还是有区别的。托克维尔的关注更直接涉及政治；从《论美国的民主》下卷结尾处可以看出，他担心人们只顾私人生活，不愿意尽公民的义务去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穆勒则想象，思想、工业和道德将永远进步下去；他关心的是，何种形式的政府能够最好地利用人力资源、最好地推动社会向着更高阶段前进。在有些情况下，他基于这一考虑提出的论点使近代读者感到不安。比如，穆勒相信，古时候的奴隶制有其存在的道理；没有奴隶制，希腊的思想和政治力量就无法解放出来。近代的人却对奴隶制深恶痛绝。同样，如果统治集团或阶层比被统治者先进得太多，只有专制行政才能把被统治的阶级或人民带入进步的主流，那么暴君制就是有道理的。穆勒和卡尔·马克思一样，认为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有利于印度人民未来的福祉，可以以此为由来为英国对印度的统治辩解。没有几个印度人会同意此论，虽然许多人对穆勒描绘的进步心向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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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9044 在19世纪的英国这样的近代社会，暴君制完全没有市场；仁慈的暴君制是所有政府形式中最坏的一个。唯一可以容忍的政府是对被统治者负责的政府。不同的人在能力与智力上的差别不足以成为建立柏拉图式的暴君制的理由；依靠世袭的统治精英也不是好办法；官僚政府固然长处不少，但经常做事疲沓，死气沉沉。代议制政府使发达社会的公民得以自我治理，因而激发他们的理想、抱负和干劲。只有当代议制政府组织得当、操作合宜的时候，才能达到这种效果。穆勒看到并尖锐地指出，近代世界的自治不能是严格按字面意思的自我治理。直接民主在雅典可行，在近代社会的某些方面也许未尝不可，但是，它无法适用于一个统治3000万人民的政府。穆勒和黑格尔一样，对马克思和无数社会主义者及无政府主义者渴望国家消亡的心情不能苟同。近代社会的行政管理当局责任重大，非专业人员根本无法胜任。近代政府的精髓是选举责任制。选民不像亚里士多德“统治别人也受别人统治”的理想所想象的那样，能获得自己执掌治国大权的机会，而是能够保证政府是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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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9046 《代议制政府》的具体内容从未像《论自由》或《功利主义》那样引起过巨大的反响，但它提出了一些不同寻常的论点。穆勒不仅坚称，自治不能是严格按字面意思的自我治理，而且要求选民高度服从政府。选民选出来的人不能和自己水平一样，而是应该比自己高明，能虑自己所不能见。至于选举权，穆勒提出了三个使当时的人难以接受的观点：第一是应该扩大投票权，将妇女包括进来。19世纪60年代早期，英国有选民资格的只限于拥有自己可自由处置的不动产的成年男性，占全国成年男性人口的14%。显然，投票权应该尽快扩大，但当时设想的扩大只是把下层中产阶级和一部分工人阶级的成员“纳入宪法的范围”。议会辩论1867年的改革法案时，穆勒恰好是议员，他提出了一项提案，提议给妇女与男性同样的投票权，该提案在二读时获得了72票赞成票，票数如此之多，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政府才颁布法令，把投票权赋予30岁以上的已婚妇女。穆勒没有为支持女性投票权提出什么理论，只是指出，说妇女不应有投票权好比说红头发的男人不应有投票权，是明显的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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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9048 穆勒第二个惊世骇俗的观点是，应抛弃“一人一票”的原则，改为“一人至少一票；根据所受教育的程度，一人可以占三到四票”。他知道，一人多票的建议会遇到普遍怀疑；更使人疑虑重重的是，他提出这个建议不是作为一项短期措施来保护有产阶级的权利不致受到刚获得投票权的工人阶级选民的侵犯，而是将它定为合理的投票制度的一项永久性规定。当时的小说家将其称为穆勒的“幻想投票权”。穆勒的意思是，选民投票时需要考虑的是候选人的意见是否明智，而非自己的个人利益，所以应给受过较好教育的选民更多的票数，以此来鼓励选民开发智力。20世纪的政治学家对以这种方式奖励教育的建议会感到震惊，但他们经常称许的一个事实是，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的影响力超过了他们的实际人数，因为他们作为“舆论领袖”，决定了教育程度较低、对时事不太关心的选民的投票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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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9050 穆勒第三个非正统的观点是，他支持并捍卫最公平因此也最复杂的比例代表制。他和别人一样注意到，在两党制下，一个政党只要能得到公民投票总数的四分之一强（也就是说，它在议会中赢得的席位刚刚达到多数，而赢得的每一个席位也是靠刚刚达到多数，剩下的全部输掉），就能胜选组阁。如果是多党竞争，赢得选举的标准是“第一个过线”，也就是看谁得到了相对多数；在这种情况下，有40%的选民的支持经常就赢得了相对多数的选票，鉴于实际投票的人数一般只占有选民资格的人口的一半，投票支持政府的就只有20%的成年人口。穆勒想结束这种情况。事实上，他是想双管齐下，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在选民一边，他想让每个选民都有同样的机会投票给胜选的候选人。为此目的，他极力提倡托马斯·黑尔设计的可转移投票制。这个制度的技术细节十分复杂，而穆勒此书针对的读者群是非专业的大众，故此对其略过未提。这个制度的优点在于，如果某个投票人首选的候选人没有获胜，次选的候选人也许能获胜；如果还没胜，还有第三个选择，以此类推；它的缺点在于，选民需要跨区投票，而英国人和美国人一样，一直坚持选民和他们选出的议员必须属于同一地区。然而，爱尔兰共和国实行可转移投票制已有90年之久，从未出过任何问题，英国人也使用这一办法选举欧洲议会的前身欧洲大会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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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9052 穆勒不在乎是否会伤害到英国政治家或他们的崇拜者的感情。他认为，政党政府是一个错误，议会制政府的目的长期以来一直遭到误解。正如投票人应当选举比自己强的人来评判政府的行为一样，议会的议员也应当建立比他们自己更有治国能力的政府。针对把议会称为“清谈俱乐部”的批评，穆勒反驳说，那恰恰是议会的正业。他关于立法机构应如何工作的观点并不十分清楚，但他认为，应该由某种形式的立法委员会来制定立法，然后提交给议会；议会审议之后决定是接受还是拒绝。穆勒认为，不应该给议会以修正法律的权力，因为那会助长无能的立法者随便提出立法。如果议会仅有批准和否决的权力，立法委员会可以收回被议会拒绝的法案，再提出更好的法案。这里面三个重要的影响清晰可辨：一是边沁坚持立法是一门科学，非专业者不应参与的观点；二是穆勒自己作为对英国的党派政客极不信任的行政人员的生涯经历；三是雅典的榜样，那时，没有专业立法知识的公民组成的公民大会对呈交给它的立法提议举行辩论，以此来决定是批准还是拒绝。中世纪晚期佛罗伦萨共和国的立法制度与之相似；马基雅维利和卢梭都认为，公民共和国理所当然应该采取类似的制度。他们的观点是以罗马共和国的经验为基础的，穆勒却不是。穆勒的独特之处还包括他明显地认为雅典的民主优于罗马的寡头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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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9054 穆勒关于成功的自由民主政体的思想的最后两个特点至今令人深感兴趣，一个是他关于殖民地及其政府的思想，另一个是他对把权力从中央下放到地方的热心提倡。穆勒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帝国主义者。他不认为，侵略或征服别的国家，或到海外去获取大片土地是发达国家的使命。但如果已经获得了殖民地，就应该继续保持，直到殖民地具备了实现独立与自治的条件。这不仅有利于殖民地本身（穆勒为东印度公司治理印度的辩护正是以此为基础的），而且会提高宗主国的威望；此言出自穆勒之口令人相当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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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9056 穆勒热心提倡权力下放，但并不支持封建制度。如果人民对国家的归属感不够强，不足以保证国家的团结，可以用有效的联邦体制来补救。穆勒坚信，要维持国家统一，使公民愿意为了彼此的利益而牺牲，就必须培养强烈的国家认同感。他是后果主义者，不是沙文主义者。他不认为一个民族天生比另一个民族优越；在历史的某个时刻，一个民族也许对人类发展的贡献比另一个民族大，但那只是各民族对人类历史做出贡献的附带性事实，国家不能借此永远吃老本。他也不像黑格尔那样，认为这个过程中有精神的作用。另外，尽管国家认同有其重要性，但是自由民主政体的燃眉之急是认真推行权力下放。民主社会的危险是老百姓消极被动，逐渐习惯于让政府包办一切；那将意味着进步的末日，也会加剧大众社会扼杀自由的趋势。纠正的办法是把责任尽量下放到社会的底层；知识要集中，责任要分散。这将推动地方的民主，培育公众的自力更生精神。穆勒的读者中，甚至在今人当中，到底有多少人真正想加入地方社区负责排污、照明、教育、图书馆和高速公路的各个委员会，为处理这些杂事出一份力，实在很难说。如果像征召陪审员那样征召公民履行这类义务，那会是个很有趣的实验，但结果难以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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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9058 《妇女的屈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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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9060 穆勒所有著作中最激情澎湃的这一部是最后出版的，但穆勒其实一生都致力于争取女性平等。萌芽也许起于他的童年时代，他显然认为性格暴躁的詹姆斯·穆勒欺凌妻子；也许起于一天他在上班的路上看到了一具弃婴的尸体，他震惊之下，开始在伦敦东区的工人居住区一家家分发讲解避孕知识的传单。他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激烈批评家庭暴力，批评对殴打妻子或同居人的男人量刑太轻。《代议制政府》对反对女性投票权的人报以强烈的轻蔑。但是，在男女平等（无论是权利的平等还是尊重的平等）的问题上，功利主义面临着明显的困难。按照功利主义的原则，造成幸福的不平等是好的，否则就是坏的。如果提倡给妇女投票权，向妇女开放受教育和出外工作的机会，给妇女与男人平等的财产权，婚姻失败时给妇女以同样的子女抚养权——简言之，提倡穆勒所提倡的一切，那么功利主义有一个标准的回应：妇女在现状中感到幸福。因此，《妇女的屈从地位》很难算是功利主义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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