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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穆勒只是到了《妇女的屈从地位》结束的地方，才从功利的角度阐述了让妇女和男人从事一样的职业、过一样的生活的结果。此文结构简单，说理有力。穆勒在文中问道，有没有明显的理由说明，妇女在教育、就业、政治、财产权和婚姻中的权利应该比男人少？穆勒认为，这个问题理当由男女不平等的卫护者来回答。他的根本论点是，妇女的素质中没有任何东西说明，如果她们获得和男人同样的机会和教育，她们不会照样能当律师、医生、政治家，照样干得风生水起。一种反对意见说，纵观人类历史，从来没有过女性哲学家、数学家、剧作家等；对此，穆勒一贯的回答是，谁也不知道妇女在平等的条件下能取得什么成就。我们所谓的人性是在社会教育与家庭安排的影响操纵下发展起来的人性。妇女迄今为止尚未克服社会为她们设置的重重障碍，因此无法得知，如果没有这些障碍，她们会达到何种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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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此论是否公平，批评家着墨甚多。穆勒把证据的标准设得非常高。难以知道他认为什么才算是合格的证据，可以用来证明妇女也许天生不如男人会写大歌剧，但天生比男人会写小说，或者反之。另一方面，穆勒对依据“天生”提出的任何论点都抱有怀疑，这当然是对的。亚里士多德相信有些人“天生是奴隶”，近代思想家却不接受这个观点。穆勒在这里的论述也有助于对《论自由》的理解。有理由认为，穆勒在《论自由》中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对自由的捍卫其实是出于他对个人自主的强烈信念；同样有理由认为，《妇女的屈从地位》也是出于同一个信念。在穆勒看来，按照别人的主张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等于是对自己的自由的背叛；他强烈赞成自由自在的个人生活，从这个角度有力地批评了导致妇女在工作、艺术和政治中地位低下的社会陋习。在此文结尾处，穆勒向男性读者提出了一个简单的问题：他们会愿意为了享受儿时的舒适而牺牲成人的自由吗？如果回答显然是否定的，他们就不该不准妇女得到他们自己如此珍惜的自由。32因为《妇女的屈从地位》是穆勒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所以可以说，它是穆勒对他父亲在他身上做的教育实验发表的重要的最终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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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勒对大众社会的危险忧心忡忡，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读了我们下面将看到的作家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的著作。但是，在把目光转向托克维尔之前，还需要注意穆勒的另外两个思想：第一个是穆勒对有关人性的思想的怀疑。我们已经看到，卢梭推翻了关于人性与自然状态中的人的旧有观念；他说，现在看到的人性是社会化的人性，是由漫长的历史演变塑造而成的。穆勒也持这种观点；他认为，各种形式的保守思想无一例外都有一个弱点，那就是错把习惯当自然。习惯是“第二自然”，绝不能误以为它是第一自然。这个观点很有道理。每当政治家、牧师和辩论家谴责某些做法“违反自然”或攻击某项改革建议“违反自然”的时候，都应该用“违反习惯”来取代“违反自然”，再看一看意思是否完全一样。黑格尔对穆勒的这个思想不会反对，因为他也对“自然”是否真的是自然抱有怀疑。穆勒的第二个思想却与黑格尔的思想截然不同，也与托克维尔的主张稍有矛盾。黑格尔对近代世界的人受社会的影响，接受本地的社会与政治规范没有意见。穆勒则不然。黑格尔与近代鼓吹建立公有社会的人一样，认为社会将人塑造成了理性的个人，并自始至终对人进行管束；基本上，当个人抱怨社会的某种制度或态度不合理，或过分限制个人自由的时候，人们总是假设社会这样做也许有其道理。穆勒也相信，自私的婴儿只有通过抚养这个社会化过程才能长成有责任心的大人。但是，他认为社会可能对人管束得太多；穆勒觉得，应该假设持有异见的个人有道理。这场争论至今尚无定论，而托克维尔值得研究的一个原因就是，他认为政治自由主义必须建立在相当保守的社会基础上，其保守程度会使穆勒感到不安。托克维尔不相信精神是主导历史的力量，这一点他与黑格尔不同，却与穆勒不谋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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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lerisy”的拼法与英文的教士“clergy”非常接近。——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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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种儿童游戏，以己方之针越过对方之针为胜。——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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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德国语言学家、教育改革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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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治：从霍布斯至今（下卷） 第二十章 托克维尔与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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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美国的民主》令人意外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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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读者都知道，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写了《论美国的民主》。法国读者则更熟悉他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研究19世纪英国与法国的帝国主义野心的历史学家知道他热心支持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征服。他对法军对柏柏尔人犯下的残酷暴行视若无睹，这与他对受英裔美国人荼毒的美洲土著寄予的深切同情形成惊人的对比。1本章从托克维尔对美国民主成败的分析开始，接下去简短地讨论他为法国帝国主义的辩护，最后介绍他关于为何（以及何时）会发生革命，特别是法国大革命在法国产生的结果为何既是天翻地覆又是几乎一切如故的论述。先来看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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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国民主最重要的叙述居然出自一位法国贵族之笔，特别是这位贵族开始他1831—1832年九个月的美国之游时年仅25岁，30岁就出版了《论美国的民主》的上卷；这一切实在令人意外。更令人意外的是，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的家庭强烈支持君主制，对复辟的波旁王朝的路易十八和查理十世忠心耿耿。托克维尔是因为波旁王朝在1830年7月的革命中垮台才出游美国的。被称为“资产者君主”的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普上台后，要求国家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必须宣誓效忠新政府，不然就得辞职。面对这个命令，在政府就职的托克维尔内心天人交战、痛苦煎熬。他和他的上司都觉得，他暂时离开一段时间会好一些。2结果情况并未好转；从美国回到法国不久，与他一起旅行的朋友古斯塔夫·德·博蒙特就被停职，于是他们两人一起挂冠求去。他们原来是凡尔赛地方的低级执法官员，访问美国是为了研究美国的刑法制度。他们回国一年后，写出了《美国的监狱制度》（Du système pénitentiaire aux États-Unis）；在这两位作者脱离法律界很久以后，这篇报告仍然作为关于监狱改革的参考资料广为使用。这两位年轻人对他们旅行的这个表面上的理由十分认真，接待他们的美国主人也同样认真。托克维尔抱怨说，他们不仅想让他参观美国的每一所监狱，而且还要让他去看每一个拘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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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的家族古老而显赫，祖籍在诺曼底。法国大革命的恐怖统治时期，他的父母险些丧命；他一位祖父辈的长辈被处以绞刑；他的曾外祖父M. 德·马勒泽布在旧制度下曾任新闻审查官，但思想开明，他也被绞死了，因为他在对他的审判大会上为路易十六辩护。阿历克西是家里三个男孩中最小的一个，出生于1805年7月，在上述可怕的事件发生的10年之后。在托克维尔的大家族内，不同成员对大革命以及之后发生的事情所持的态度千差万别，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有的远房亲戚是雅各宾派，其中一位甚至领养了被处死的格拉克斯·巴贝夫[1]的孩子们，有的则效忠拿破仑以及后来的路易-菲利普和路易·波拿巴。托克维尔自己的父亲埃尔韦是他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讨论过的赞成立宪的那一类贵族；恪于形势，他转而支持君主制，忠心为路易十六的继承者服务，不愿意效忠任何其他人。他官运亨通，曾在好几个省做过省长（préfet），最后出任塞纳-瓦兹省的省长，这是省长一级的最高点。省府设在凡尔赛，埃尔韦在那里尽享廷臣-大员的特权。1830年的七月革命给他的公共生涯画上了句号。他退休赋闲，一直活到1856年84岁高龄时去世，仅比阿历克西早死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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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是在虔诚、保守的家庭氛围中长大的，家人把担任最高公职既视为责任，也视为权利。他从小被交给勒瑟尔神父教导，这位神父也曾做过托克维尔的父亲和两个哥哥——伊波利特和爱德华——的家庭教师。勒瑟尔神父是宗教保守派，大力贬斥自由派和自由主义，但也是位和蔼耐心的导师，注重开发学生的心智。少年的托克维尔在梅斯中学学业优异，毕业后去巴黎学习法律，1826年大学毕业。他的职业首选是从军，但因为健康不达标，只好退而求其次，进入政府的司法部门工作。他在著作中对美国人作为理性守法的公民所实现的平凡的日常安乐与富足褒扬有加，也对法国大军征服阿尔及利亚、建立帝国的显赫功绩赞不绝口，从中可见他对自己错过的机会是多么扼腕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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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7年，托克维尔被任命为助理法官。他还没来得及对官僚生涯感到厌倦，1830年的革命就爆发了。革命推翻了波旁王朝，扶植路易-菲利普上台。托克维尔违心地宣誓效忠路易-菲利普，结果得罪了家里最激烈拥护波旁王朝的那些亲戚。不久后，他和朋友兼同事古斯塔夫·德·博蒙特商量好一起出访美国，去考察那里的刑法及监狱制度。他们是自费旅行，所以上司没有理由不准他们请假，尽管整整拖了六个月才批准。1831年5月9日，他们到达了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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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个世纪以来，《论美国的民主》一直是政治分析的扛鼎之作。作者追求的目标不是在后世的政治学课程大纲中占一席之地，而是一举成就文名，并在法国政治中平步青云。《论美国的民主》是为爱读书、好思考的受众而写的，托克维尔希望此书为他赢得的名声能使他在政治上有所斩获。1835年，《论美国的民主》上卷出版，托克维尔因此名声大振；1840年下卷的出版使他一年后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名声还使他在别的方面也得到了解放。他青年时期爱上的女人都被认为是不合适的——社会地位配不上他。到了30岁，托克维尔在社会上有了地位，母亲也去世了，终于可以自己做主了，于是他娶了玛丽·莫特利。她是位极其普通的英国女子，出身中产阶级，确切年龄不详，但至少比托克维尔大6岁。他们的婚姻出人意料地成功，尽管充满了磕磕绊绊。他们两人并不般配，但彼此深深相爱。她成了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在十几岁时就不再信教，后来再也没有重拾宗教信仰。托克维尔比较倾向于自然神论，对神秘主义产生了兴趣。他无法将自己这些感受对妻子畅所欲言，因此备感苦恼，同时也知道，他的妻子因他把这些心事向红颜知己斯韦钦夫人倾诉而感到非常嫉妒。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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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最大的愿望是在政治上有所建树；1837年，他没能选入国民大会，但两年后终于如愿以偿。他是重要的政治人物，但仕途并不顺畅，因为若想成功就必须拉拢属于资产阶级的政客，而他对那些人的鄙视太形之于色。无论如何，他都反对19世纪40年代的政府，而且似乎注定一直要做反对派。从1848年2月的革命赶走了路易-菲利普，到1851年12月路易·波拿巴政变成功，这段时期内法国的形势波诡云谲，其间托克维尔的表现并不太好。他嘲笑他的嫂子在革命爆发时惊慌失措，但他自己也近于惶然无主。他的惊惶是思想上的，不是肉体上的。他面对人身安全受到的威胁冷静如恒，实在可钦可佩；但他对革命的起因则奇怪地茫然不解，对穷人遭受的苦难的反应也刻薄无情。尽管如此，他关于那场革命的回忆录还是让人读来入迷。4造成路易-菲利普下台的沸腾民怨根本上出于经济原因。连年歉收使乡村的百姓民生凋敝，食不果腹，也造成城市居民生活必需品的价格飞涨。要维持政治稳定，必须采取一切办法缓解人民的经济困难。一旦有了像样的收成，实现了社会和平，重振了经济活动，就有机会改正过去的错误。但是，托克维尔信奉曼彻斯特学派的保守经济学，把救济措施视为向着没收富人财产并将他们送上断头台的方向迈出的步子。革命建立的临时政府采用了英国人对爱尔兰大饥荒采取的措施，因政府收入下降而紧缩开支，结果更是雪上加霜。1848年6月，巴黎的工人起来造反的时候，托克维尔的盟友对工人开了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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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态的发展为托克维尔所始料不及。镇压了“六月革命”的卡韦尼亚克将军在1848年12月的总统大选中被路易·波拿巴击败。托克维尔对波拿巴十分不齿，但接受了1849年成立的巴罗内阁的任命，出任外交部长一职；政府倒台后，他失去了外交部长的职位，并明确宣布不再担任公职。他仍然是国民大会的成员，并参加了受命为第二共和起草新宪法的委员会。他是研究美国宪法的专家，这个名声使他备受尊重，但他对美国宪法的极力推崇引起了其他委员的侧目。路易·波拿巴于1851年12月发动政变，托克维尔的政治生涯遂告结束。政变的导火索很可能是托克维尔大力宣扬美国宪法思想的一项成功，那就是他说服国民大会规定了总统任期的限制。波拿巴眼看自己就要被迫让位，显然只有发动政变才能保住位子，于是迈出了政变这一步。当时，托克维尔已经罹患肺结核，病魔缠身，到他1859年去世之前，他一直过着退休学者的生活。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写出了构思已久、描述法国大革命历史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第一部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获赠了一本后，在感谢托克维尔赠书的信中说，鲜有人写出过三部完全不同的杰作——彼此迥异的《论美国的民主》上下两卷和《旧制度与大革命》。穆勒此言并非溢美之词。5一位现代批评家认为，托克维尔叙述1848年革命的《回忆录》（Souvenirs）甚至更为精彩。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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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美国的民主》与美国的民主：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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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派和右派都把托克维尔的思想拿来为己所用；现代保守派称道他对大政府的严词批评和对权力下放的热情拥护，许多美国自由派人士则赞扬他对团体与社区的关心，所有人都欣赏他对政治自由的坚定支持。美国的从政者因托克维尔对美国政治制度的称赞而洋洋得意，却忽略了他对众议院议员的“粗俗外表”的鄙薄。7几乎没有读者注意到他热心赞许美国监狱内使用的残酷惩罚手段，也没有多少人注意到他对家庭生活的观点深具压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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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确知托克维尔是左是右，但对他并非无法定位。法国人对美国感兴趣是因为他们自己1789年的大革命未能成功。1776年后，法国支持起义的美洲殖民地，但那与支持共和制政府无关，而是法国旨在收复“七年战争”失地的战略的一部分；英法“七年战争”结束后，英国夺取了法属印度，也占领了法国在北美的大部分土地。美国人认为，自己的革命吹响了政治革新的号角，世界各地的世袭君主制与贵族制都将被自由的共和国所取代。路易十六的政府派海军支援美国，派军官帮助指挥革命军，可不是为了这个目的。美国革命的领袖对此心中雪亮；他们明白，西班牙和法国帮助他们赶走英国人，是为了保护它们自己位于实现了解放的13个殖民地南边、西边和西北边的土地，所以，为了避免与这些盟友发生摩擦，他们很快与英国单独媾和，丝毫不觉有何不妥。尽管如此，一个有自由思想的法国人对美国还是会感到一定程度的家长式的骄傲，而一个爱国的法国人则会认为美国和法国联手狠狠教训了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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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任何对政治感兴趣的法国人来说，美国都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美国人发动革命，目的是建立一个自由、稳定和宪政的政府，他们成功了；而法国人41年来历尽跌宕起伏，从绝对君主制到立宪君主制，再到宣布建立共和国，接着又陷入暴民统治，进入血流成河的恐怖时期，从此转为保守共和国，然后是拿破仑的专制、波旁王朝复辟、再次革命，最后才建立了奥尔良王朝的立宪君主制。美国人是怎么成功的？在一定范围内，回答很明显；美国人（不太能令人信服地）声称，他们发动革命是被逼无奈，他们原来享有的英国式自由遭到了乔治三世暴虐的议会和大臣的践踏，所以要把自由夺回来。北美殖民地的自治早已是不争的事实；英国统治崩溃后，没有出现无政府的混乱，公民一如既往，继续自我治理。美国革命期间实行的制度民主化后来有一定的回收，但美国独立并非一下跃入未知的领域，它更像是退回到英国内战时期的情形，那时，克伦威尔的新模范军（New Model Army）建立了对士兵负责的委员会，借以治理军队和国家。如果华盛顿是克伦威尔，美国革命也许会以军事独裁而告终；但如果华盛顿是克伦威尔，他就不会被推举为大陆军的总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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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历史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什么样的社会与政治态度决定了一个社会的人可以合作实现自治，而另一个社会的人却做不到？为什么一个国家的人民精力充沛，志向远大，能够追求“得到正确理解的自我利益”，而另一个国家的人民却不行？一个既民主又自由的稳定的政治秩序需要独特的社会、道德和经济上的忠诚；亟须对它们进行分析。这些忠诚构成了后来的社会学家所谓的“政治文化”，也是孟德斯鸠研究的“道德”；它们是美国特殊的地理条件和长期殖民历史的产物。首批英国殖民者到达美洲后几乎过了两个世纪，美国才成为独立的民族国家。开放的边疆、封建制度的缺乏、首批殖民者的宗教信仰等诸多因素形成了美国人的态度，造就了他们的能力，使他们能够发动革命，却不致陷入无政府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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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的共和国加强了使它强大的文化。良性循环随之形成：政治制度得到公民的热诚拥护，公民的支持使政治制度得以有效运作，它的有效性又加强了公民对它的忠诚。间接的支持同样值得注意，这种间接支持使政治制度得以把人民的主权与个人自由结合在一起。托克维尔对美国妇女的作用印象尤其深刻；她们虽然做姑娘的时候几乎百无顾忌，但一旦结婚，就成了得体行为的维护者。她们担负着美国这个粗糙的新生国家所亟须的心理上和道德上的规范职能。美国妇女行使的这种良性的道德监管确保了有足够的男性具有充分的公益精神和遵纪守法的态度，能够自我治理而不会陷入无政府状态，并且在这个权力高度下放的国家中保证各个社区能够有效维持自身的治安。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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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所受的影响：卢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