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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论在功利主义的基础上能否说得通尚且存疑，无论如何，它都与边沁的理论不相符合。人若是致力于实现完全的自主，那么一旦努力受挫就必然不幸福；但是在140年后的今天，关于穆勒是否解释清楚了自由对人的幸福的影响，批评家仍然言人人殊。尽管如此，《论自由》的走向是清楚的。穆勒为社会作为集体该如何对待各个成员提出了一条总的原则，这条原则只管理社会对个人的强迫；它规定，社会只有为了自卫才能对成员实行强迫。除了防止行为者伤害他人之外，社会可以采用鼓励、规劝、批评和诱哄的方法，但不能诉诸强迫。这就需要说明什么算是对社会成员行为的强迫干预，但穆勒从未对强迫做出过界定。他的思想要旨如下：强迫某人意味着威胁对他造成伤害；伤害可以是心理上的，也可以是身体上的；造成伤害的目的是阻止相关的思想或行动，因此是一种惩罚。所以，穆勒的原则是，社会只有为了保护别人方可进行惩罚。这是“反家长统治”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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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社会可以保护人们不受哪些伤害，穆勒没有直接谈及，但他说明了哪些不算伤害。听到别人和自己喜欢的思想唱反调不是伤害，听到别人骂自己的宗教信仰是一派胡言也不是伤害，知道别人认为自己的忠诚不过是一种迷信仍然不是伤害。这是“反道德主义”原则，不能以某种行为不道德为由来决定该行为给人造成了伤害。但是，可以因它给人造成了伤害而决定它是不道德的，这就是功利主义者的判断法。穆勒想说服读者相信，社会若采取精神或肉体上的惩罚措施来对成员进行强迫，只能是为了防止造成无可争议的伤害，或防止由契约保证的权利（比如婚姻）受到侵犯，或保证对社会运转不可或缺的权利（比如应召去法庭作证）得到尊重。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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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原则经常被称为“伤害原则”，意思是社会只有在防止对他人造成伤害时才能对个人施行强迫；它的实质是否定性的。它为社会的强迫确定了界限，越限的强迫绝对不准许。它暗示了思想的绝对自由和言论几乎绝对的自由。根据穆勒的观点，两类言论自由需要限制，一是煽动，一是虚饰。如果向聚集在一个玉米商家门口的愤怒的人群说，玉米商都是盗贼，这就是煽动。28这话可以写进经济学的教科书，但不能对愤怒的暴民这样说，因为那等于煽动暴乱和谋杀。对虚饰的限制也很正确，小说里能写的不能写进合同。穆勒觉得，对行动自由的限制比较难以把握，但根本原则是一样的。即使在生死攸关的情况下，比如阻拦某人走上架在深壑之上摇摇欲坠的危桥，穆勒仍然认为，外人干涉的极限只能是确保过桥者明白自己冒的风险。以此推论，对穆勒来说，真正自愿的卖淫不能算犯罪，管制吸毒只能和对待一切危险品一样，确保人们知道自己买的是什么东西。鉴于人人尽知酒精的危害，对酒醉犯罪应该比对清醒时犯罪施以更严厉的惩罚，以此鼓励人们在有可能和别人起冲突或伤害别人时（如驾车的时候）保持清醒。29除此之外，任何不危害别人仅给本人带来风险的事可以尽管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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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穆勒论述的否定性的一面。肯定性的一面并未得到评论家足够的注意。穆勒坚持认为，生活不只是不做不能做的事。如果你酗酒，我们也许无法强迫你戒酒，但可以告诉你，你变成了个讨厌的邋遢鬼，谁都不愿意被人看到和你在一起，你会变成孤家寡人，事业没有前途，你清醒的时候想到自己虚掷的光阴会自怨自厌。根据穆勒的分析，这些都不算强迫。我们没有对你说：“如果你再喝酒，我们会让所有人都不理你。”我们说的是：“如果你再喝酒，大家不管再怎么能忍也都受不了和你在一起。”此话指出了一旦每个人都行使你认为自己应有的自由后将产生的结果。穆勒并不否认，谁也不愿意听别人数落自己的行为令人厌恶、无聊可憎或品位低下。他说，应该弄清楚人在哪些领域中有理由让别人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在哪些领域中没有这样做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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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不是探讨穆勒关于人类生活终极目标的思想的地方；政治制度保护着我们，让我们各自追求生活的终极目标，但政治制度充其量只能为我们提供资源。要发展为独立思考、有想象力、大胆有趣的人，不是说做就能做得到的，监视督促也起不了多大作用。在这个领域中，任何信奉自由主义的人都要小心翼翼，谨防越限，穆勒关于教育的观点就是个很好的例子。父母必须让孩子接受教育；不这样做就违背了两种权利：一是社会的权利——不能把无能谋生的人随便扔给社会；二是孩子的权利——生养孩子的人不能在孩子尚未学到必要技能的时候就把孩子推到社会上去。30国家不应指定学校的应授课程，在一般情况下也不应管理学校，只除了建立少数样板来展示好学校能够取得的成就。无力支付学费的父母应当得到补贴。如果举行全国考试，考题必须只涉及事实，绝不能要求考生表示任何政治或宗教的观点。尽管如此，穆勒笔下有时还是忍不住流露出对英国公众没有文化的轻蔑。他建议英国政府采取具有明显的普鲁士特征的办法，建立一套公共教育制度；老师对学生的需要了解得比学生自己更清楚，明智的政府对公众的需要知道得也比公众自身更透彻。有时，仁慈的官僚似乎比自由意志论者更胜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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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议制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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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勒为民主的缺陷提出了哲学上的补救办法后，在《代议制政府》中又提出了政治与制度上的补救办法。穆勒这本书的标题是精心思考后确定的。他写的不是简单多数统治意义上的“民主”，甚至不是选举中获得多数（更可能是相对多数）票的政党依靠在议会中的多数席位治理国家的那种“民主”。他要写的是书的标题所说的代议制形式的政府。穆勒随着年事日长，渐渐远离了年轻时相信多数主义民主能在英国建立清廉高效的政府的信念。这部分地反映了他对他父亲在《论政府》中对这个问题发表的观点的怀疑，但对他影响更大的是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该书的一个思想是，因为美国社会是多元化和多样性的社会，所以它的民主与自由一致，但即使在美国，多数人可以为所欲为的信条也有凌驾其余的趋势。穆勒和托克维尔一样，认为需要维持“意见的对抗”，这样，多数人尽管可以继续统治，但是他们的统治不会总是一帆风顺，无人挑战。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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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勒比托克维尔更加毫不含糊地认为，最重要的是确保建立“进步的”政府。托克维尔对往昔的贵族制还有恋旧的情绪，穆勒则没有。他们两人都认为，民主是社会平等日渐增强的自然产物。他们也同意，政治民主稍不留神就会变成一大群心满意足的羊温顺地唯牧羊人之命是从。即使如此，两人还是有区别的。托克维尔的关注更直接涉及政治；从《论美国的民主》下卷结尾处可以看出，他担心人们只顾私人生活，不愿意尽公民的义务去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穆勒则想象，思想、工业和道德将永远进步下去；他关心的是，何种形式的政府能够最好地利用人力资源、最好地推动社会向着更高阶段前进。在有些情况下，他基于这一考虑提出的论点使近代读者感到不安。比如，穆勒相信，古时候的奴隶制有其存在的道理；没有奴隶制，希腊的思想和政治力量就无法解放出来。近代的人却对奴隶制深恶痛绝。同样，如果统治集团或阶层比被统治者先进得太多，只有专制行政才能把被统治的阶级或人民带入进步的主流，那么暴君制就是有道理的。穆勒和卡尔·马克思一样，认为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有利于印度人民未来的福祉，可以以此为由来为英国对印度的统治辩解。没有几个印度人会同意此论，虽然许多人对穆勒描绘的进步心向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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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的英国这样的近代社会，暴君制完全没有市场；仁慈的暴君制是所有政府形式中最坏的一个。唯一可以容忍的政府是对被统治者负责的政府。不同的人在能力与智力上的差别不足以成为建立柏拉图式的暴君制的理由；依靠世袭的统治精英也不是好办法；官僚政府固然长处不少，但经常做事疲沓，死气沉沉。代议制政府使发达社会的公民得以自我治理，因而激发他们的理想、抱负和干劲。只有当代议制政府组织得当、操作合宜的时候，才能达到这种效果。穆勒看到并尖锐地指出，近代世界的自治不能是严格按字面意思的自我治理。直接民主在雅典可行，在近代社会的某些方面也许未尝不可，但是，它无法适用于一个统治3000万人民的政府。穆勒和黑格尔一样，对马克思和无数社会主义者及无政府主义者渴望国家消亡的心情不能苟同。近代社会的行政管理当局责任重大，非专业人员根本无法胜任。近代政府的精髓是选举责任制。选民不像亚里士多德“统治别人也受别人统治”的理想所想象的那样，能获得自己执掌治国大权的机会，而是能够保证政府是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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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议制政府》的具体内容从未像《论自由》或《功利主义》那样引起过巨大的反响，但它提出了一些不同寻常的论点。穆勒不仅坚称，自治不能是严格按字面意思的自我治理，而且要求选民高度服从政府。选民选出来的人不能和自己水平一样，而是应该比自己高明，能虑自己所不能见。至于选举权，穆勒提出了三个使当时的人难以接受的观点：第一是应该扩大投票权，将妇女包括进来。19世纪60年代早期，英国有选民资格的只限于拥有自己可自由处置的不动产的成年男性，占全国成年男性人口的14%。显然，投票权应该尽快扩大，但当时设想的扩大只是把下层中产阶级和一部分工人阶级的成员“纳入宪法的范围”。议会辩论1867年的改革法案时，穆勒恰好是议员，他提出了一项提案，提议给妇女与男性同样的投票权，该提案在二读时获得了72票赞成票，票数如此之多，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政府才颁布法令，把投票权赋予30岁以上的已婚妇女。穆勒没有为支持女性投票权提出什么理论，只是指出，说妇女不应有投票权好比说红头发的男人不应有投票权，是明显的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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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勒第二个惊世骇俗的观点是，应抛弃“一人一票”的原则，改为“一人至少一票；根据所受教育的程度，一人可以占三到四票”。他知道，一人多票的建议会遇到普遍怀疑；更使人疑虑重重的是，他提出这个建议不是作为一项短期措施来保护有产阶级的权利不致受到刚获得投票权的工人阶级选民的侵犯，而是将它定为合理的投票制度的一项永久性规定。当时的小说家将其称为穆勒的“幻想投票权”。穆勒的意思是，选民投票时需要考虑的是候选人的意见是否明智，而非自己的个人利益，所以应给受过较好教育的选民更多的票数，以此来鼓励选民开发智力。20世纪的政治学家对以这种方式奖励教育的建议会感到震惊，但他们经常称许的一个事实是，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的影响力超过了他们的实际人数，因为他们作为“舆论领袖”，决定了教育程度较低、对时事不太关心的选民的投票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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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勒第三个非正统的观点是，他支持并捍卫最公平因此也最复杂的比例代表制。他和别人一样注意到，在两党制下，一个政党只要能得到公民投票总数的四分之一强（也就是说，它在议会中赢得的席位刚刚达到多数，而赢得的每一个席位也是靠刚刚达到多数，剩下的全部输掉），就能胜选组阁。如果是多党竞争，赢得选举的标准是“第一个过线”，也就是看谁得到了相对多数；在这种情况下，有40%的选民的支持经常就赢得了相对多数的选票，鉴于实际投票的人数一般只占有选民资格的人口的一半，投票支持政府的就只有20%的成年人口。穆勒想结束这种情况。事实上，他是想双管齐下，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在选民一边，他想让每个选民都有同样的机会投票给胜选的候选人。为此目的，他极力提倡托马斯·黑尔设计的可转移投票制。这个制度的技术细节十分复杂，而穆勒此书针对的读者群是非专业的大众，故此对其略过未提。这个制度的优点在于，如果某个投票人首选的候选人没有获胜，次选的候选人也许能获胜；如果还没胜，还有第三个选择，以此类推；它的缺点在于，选民需要跨区投票，而英国人和美国人一样，一直坚持选民和他们选出的议员必须属于同一地区。然而，爱尔兰共和国实行可转移投票制已有90年之久，从未出过任何问题，英国人也使用这一办法选举欧洲议会的前身欧洲大会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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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勒不在乎是否会伤害到英国政治家或他们的崇拜者的感情。他认为，政党政府是一个错误，议会制政府的目的长期以来一直遭到误解。正如投票人应当选举比自己强的人来评判政府的行为一样，议会的议员也应当建立比他们自己更有治国能力的政府。针对把议会称为“清谈俱乐部”的批评，穆勒反驳说，那恰恰是议会的正业。他关于立法机构应如何工作的观点并不十分清楚，但他认为，应该由某种形式的立法委员会来制定立法，然后提交给议会；议会审议之后决定是接受还是拒绝。穆勒认为，不应该给议会以修正法律的权力，因为那会助长无能的立法者随便提出立法。如果议会仅有批准和否决的权力，立法委员会可以收回被议会拒绝的法案，再提出更好的法案。这里面三个重要的影响清晰可辨：一是边沁坚持立法是一门科学，非专业者不应参与的观点；二是穆勒自己作为对英国的党派政客极不信任的行政人员的生涯经历；三是雅典的榜样，那时，没有专业立法知识的公民组成的公民大会对呈交给它的立法提议举行辩论，以此来决定是批准还是拒绝。中世纪晚期佛罗伦萨共和国的立法制度与之相似；马基雅维利和卢梭都认为，公民共和国理所当然应该采取类似的制度。他们的观点是以罗马共和国的经验为基础的，穆勒却不是。穆勒的独特之处还包括他明显地认为雅典的民主优于罗马的寡头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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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勒关于成功的自由民主政体的思想的最后两个特点至今令人深感兴趣，一个是他关于殖民地及其政府的思想，另一个是他对把权力从中央下放到地方的热心提倡。穆勒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帝国主义者。他不认为，侵略或征服别的国家，或到海外去获取大片土地是发达国家的使命。但如果已经获得了殖民地，就应该继续保持，直到殖民地具备了实现独立与自治的条件。这不仅有利于殖民地本身（穆勒为东印度公司治理印度的辩护正是以此为基础的），而且会提高宗主国的威望；此言出自穆勒之口令人相当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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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勒热心提倡权力下放，但并不支持封建制度。如果人民对国家的归属感不够强，不足以保证国家的团结，可以用有效的联邦体制来补救。穆勒坚信，要维持国家统一，使公民愿意为了彼此的利益而牺牲，就必须培养强烈的国家认同感。他是后果主义者，不是沙文主义者。他不认为一个民族天生比另一个民族优越；在历史的某个时刻，一个民族也许对人类发展的贡献比另一个民族大，但那只是各民族对人类历史做出贡献的附带性事实，国家不能借此永远吃老本。他也不像黑格尔那样，认为这个过程中有精神的作用。另外，尽管国家认同有其重要性，但是自由民主政体的燃眉之急是认真推行权力下放。民主社会的危险是老百姓消极被动，逐渐习惯于让政府包办一切；那将意味着进步的末日，也会加剧大众社会扼杀自由的趋势。纠正的办法是把责任尽量下放到社会的底层；知识要集中，责任要分散。这将推动地方的民主，培育公众的自力更生精神。穆勒的读者中，甚至在今人当中，到底有多少人真正想加入地方社区负责排污、照明、教育、图书馆和高速公路的各个委员会，为处理这些杂事出一份力，实在很难说。如果像征召陪审员那样征召公民履行这类义务，那会是个很有趣的实验，但结果难以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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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的屈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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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勒所有著作中最激情澎湃的这一部是最后出版的，但穆勒其实一生都致力于争取女性平等。萌芽也许起于他的童年时代，他显然认为性格暴躁的詹姆斯·穆勒欺凌妻子；也许起于一天他在上班的路上看到了一具弃婴的尸体，他震惊之下，开始在伦敦东区的工人居住区一家家分发讲解避孕知识的传单。他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激烈批评家庭暴力，批评对殴打妻子或同居人的男人量刑太轻。《代议制政府》对反对女性投票权的人报以强烈的轻蔑。但是，在男女平等（无论是权利的平等还是尊重的平等）的问题上，功利主义面临着明显的困难。按照功利主义的原则，造成幸福的不平等是好的，否则就是坏的。如果提倡给妇女投票权，向妇女开放受教育和出外工作的机会，给妇女与男人平等的财产权，婚姻失败时给妇女以同样的子女抚养权——简言之，提倡穆勒所提倡的一切，那么功利主义有一个标准的回应：妇女在现状中感到幸福。因此，《妇女的屈从地位》很难算是功利主义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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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穆勒只是到了《妇女的屈从地位》结束的地方，才从功利的角度阐述了让妇女和男人从事一样的职业、过一样的生活的结果。此文结构简单，说理有力。穆勒在文中问道，有没有明显的理由说明，妇女在教育、就业、政治、财产权和婚姻中的权利应该比男人少？穆勒认为，这个问题理当由男女不平等的卫护者来回答。他的根本论点是，妇女的素质中没有任何东西说明，如果她们获得和男人同样的机会和教育，她们不会照样能当律师、医生、政治家，照样干得风生水起。一种反对意见说，纵观人类历史，从来没有过女性哲学家、数学家、剧作家等；对此，穆勒一贯的回答是，谁也不知道妇女在平等的条件下能取得什么成就。我们所谓的人性是在社会教育与家庭安排的影响操纵下发展起来的人性。妇女迄今为止尚未克服社会为她们设置的重重障碍，因此无法得知，如果没有这些障碍，她们会达到何种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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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此论是否公平，批评家着墨甚多。穆勒把证据的标准设得非常高。难以知道他认为什么才算是合格的证据，可以用来证明妇女也许天生不如男人会写大歌剧，但天生比男人会写小说，或者反之。另一方面，穆勒对依据“天生”提出的任何论点都抱有怀疑，这当然是对的。亚里士多德相信有些人“天生是奴隶”，近代思想家却不接受这个观点。穆勒在这里的论述也有助于对《论自由》的理解。有理由认为，穆勒在《论自由》中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对自由的捍卫其实是出于他对个人自主的强烈信念；同样有理由认为，《妇女的屈从地位》也是出于同一个信念。在穆勒看来，按照别人的主张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等于是对自己的自由的背叛；他强烈赞成自由自在的个人生活，从这个角度有力地批评了导致妇女在工作、艺术和政治中地位低下的社会陋习。在此文结尾处，穆勒向男性读者提出了一个简单的问题：他们会愿意为了享受儿时的舒适而牺牲成人的自由吗？如果回答显然是否定的，他们就不该不准妇女得到他们自己如此珍惜的自由。32因为《妇女的屈从地位》是穆勒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所以可以说，它是穆勒对他父亲在他身上做的教育实验发表的重要的最终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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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勒对大众社会的危险忧心忡忡，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读了我们下面将看到的作家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的著作。但是，在把目光转向托克维尔之前，还需要注意穆勒的另外两个思想：第一个是穆勒对有关人性的思想的怀疑。我们已经看到，卢梭推翻了关于人性与自然状态中的人的旧有观念；他说，现在看到的人性是社会化的人性，是由漫长的历史演变塑造而成的。穆勒也持这种观点；他认为，各种形式的保守思想无一例外都有一个弱点，那就是错把习惯当自然。习惯是“第二自然”，绝不能误以为它是第一自然。这个观点很有道理。每当政治家、牧师和辩论家谴责某些做法“违反自然”或攻击某项改革建议“违反自然”的时候，都应该用“违反习惯”来取代“违反自然”，再看一看意思是否完全一样。黑格尔对穆勒的这个思想不会反对，因为他也对“自然”是否真的是自然抱有怀疑。穆勒的第二个思想却与黑格尔的思想截然不同，也与托克维尔的主张稍有矛盾。黑格尔对近代世界的人受社会的影响，接受本地的社会与政治规范没有意见。穆勒则不然。黑格尔与近代鼓吹建立公有社会的人一样，认为社会将人塑造成了理性的个人，并自始至终对人进行管束；基本上，当个人抱怨社会的某种制度或态度不合理，或过分限制个人自由的时候，人们总是假设社会这样做也许有其道理。穆勒也相信，自私的婴儿只有通过抚养这个社会化过程才能长成有责任心的大人。但是，他认为社会可能对人管束得太多；穆勒觉得，应该假设持有异见的个人有道理。这场争论至今尚无定论，而托克维尔值得研究的一个原因就是，他认为政治自由主义必须建立在相当保守的社会基础上，其保守程度会使穆勒感到不安。托克维尔不相信精神是主导历史的力量，这一点他与黑格尔不同，却与穆勒不谋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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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lerisy”的拼法与英文的教士“clergy”非常接近。——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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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种儿童游戏，以己方之针越过对方之针为胜。——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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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德国语言学家、教育改革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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