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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议制政府》的具体内容从未像《论自由》或《功利主义》那样引起过巨大的反响，但它提出了一些不同寻常的论点。穆勒不仅坚称，自治不能是严格按字面意思的自我治理，而且要求选民高度服从政府。选民选出来的人不能和自己水平一样，而是应该比自己高明，能虑自己所不能见。至于选举权，穆勒提出了三个使当时的人难以接受的观点：第一是应该扩大投票权，将妇女包括进来。19世纪60年代早期，英国有选民资格的只限于拥有自己可自由处置的不动产的成年男性，占全国成年男性人口的14%。显然，投票权应该尽快扩大，但当时设想的扩大只是把下层中产阶级和一部分工人阶级的成员“纳入宪法的范围”。议会辩论1867年的改革法案时，穆勒恰好是议员，他提出了一项提案，提议给妇女与男性同样的投票权，该提案在二读时获得了72票赞成票，票数如此之多，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政府才颁布法令，把投票权赋予30岁以上的已婚妇女。穆勒没有为支持女性投票权提出什么理论，只是指出，说妇女不应有投票权好比说红头发的男人不应有投票权，是明显的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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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勒第二个惊世骇俗的观点是，应抛弃“一人一票”的原则，改为“一人至少一票；根据所受教育的程度，一人可以占三到四票”。他知道，一人多票的建议会遇到普遍怀疑；更使人疑虑重重的是，他提出这个建议不是作为一项短期措施来保护有产阶级的权利不致受到刚获得投票权的工人阶级选民的侵犯，而是将它定为合理的投票制度的一项永久性规定。当时的小说家将其称为穆勒的“幻想投票权”。穆勒的意思是，选民投票时需要考虑的是候选人的意见是否明智，而非自己的个人利益，所以应给受过较好教育的选民更多的票数，以此来鼓励选民开发智力。20世纪的政治学家对以这种方式奖励教育的建议会感到震惊，但他们经常称许的一个事实是，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的影响力超过了他们的实际人数，因为他们作为“舆论领袖”，决定了教育程度较低、对时事不太关心的选民的投票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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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勒第三个非正统的观点是，他支持并捍卫最公平因此也最复杂的比例代表制。他和别人一样注意到，在两党制下，一个政党只要能得到公民投票总数的四分之一强（也就是说，它在议会中赢得的席位刚刚达到多数，而赢得的每一个席位也是靠刚刚达到多数，剩下的全部输掉），就能胜选组阁。如果是多党竞争，赢得选举的标准是“第一个过线”，也就是看谁得到了相对多数；在这种情况下，有40%的选民的支持经常就赢得了相对多数的选票，鉴于实际投票的人数一般只占有选民资格的人口的一半，投票支持政府的就只有20%的成年人口。穆勒想结束这种情况。事实上，他是想双管齐下，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在选民一边，他想让每个选民都有同样的机会投票给胜选的候选人。为此目的，他极力提倡托马斯·黑尔设计的可转移投票制。这个制度的技术细节十分复杂，而穆勒此书针对的读者群是非专业的大众，故此对其略过未提。这个制度的优点在于，如果某个投票人首选的候选人没有获胜，次选的候选人也许能获胜；如果还没胜，还有第三个选择，以此类推；它的缺点在于，选民需要跨区投票，而英国人和美国人一样，一直坚持选民和他们选出的议员必须属于同一地区。然而，爱尔兰共和国实行可转移投票制已有90年之久，从未出过任何问题，英国人也使用这一办法选举欧洲议会的前身欧洲大会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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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勒不在乎是否会伤害到英国政治家或他们的崇拜者的感情。他认为，政党政府是一个错误，议会制政府的目的长期以来一直遭到误解。正如投票人应当选举比自己强的人来评判政府的行为一样，议会的议员也应当建立比他们自己更有治国能力的政府。针对把议会称为“清谈俱乐部”的批评，穆勒反驳说，那恰恰是议会的正业。他关于立法机构应如何工作的观点并不十分清楚，但他认为，应该由某种形式的立法委员会来制定立法，然后提交给议会；议会审议之后决定是接受还是拒绝。穆勒认为，不应该给议会以修正法律的权力，因为那会助长无能的立法者随便提出立法。如果议会仅有批准和否决的权力，立法委员会可以收回被议会拒绝的法案，再提出更好的法案。这里面三个重要的影响清晰可辨：一是边沁坚持立法是一门科学，非专业者不应参与的观点；二是穆勒自己作为对英国的党派政客极不信任的行政人员的生涯经历；三是雅典的榜样，那时，没有专业立法知识的公民组成的公民大会对呈交给它的立法提议举行辩论，以此来决定是批准还是拒绝。中世纪晚期佛罗伦萨共和国的立法制度与之相似；马基雅维利和卢梭都认为，公民共和国理所当然应该采取类似的制度。他们的观点是以罗马共和国的经验为基础的，穆勒却不是。穆勒的独特之处还包括他明显地认为雅典的民主优于罗马的寡头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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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勒关于成功的自由民主政体的思想的最后两个特点至今令人深感兴趣，一个是他关于殖民地及其政府的思想，另一个是他对把权力从中央下放到地方的热心提倡。穆勒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帝国主义者。他不认为，侵略或征服别的国家，或到海外去获取大片土地是发达国家的使命。但如果已经获得了殖民地，就应该继续保持，直到殖民地具备了实现独立与自治的条件。这不仅有利于殖民地本身（穆勒为东印度公司治理印度的辩护正是以此为基础的），而且会提高宗主国的威望；此言出自穆勒之口令人相当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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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勒热心提倡权力下放，但并不支持封建制度。如果人民对国家的归属感不够强，不足以保证国家的团结，可以用有效的联邦体制来补救。穆勒坚信，要维持国家统一，使公民愿意为了彼此的利益而牺牲，就必须培养强烈的国家认同感。他是后果主义者，不是沙文主义者。他不认为一个民族天生比另一个民族优越；在历史的某个时刻，一个民族也许对人类发展的贡献比另一个民族大，但那只是各民族对人类历史做出贡献的附带性事实，国家不能借此永远吃老本。他也不像黑格尔那样，认为这个过程中有精神的作用。另外，尽管国家认同有其重要性，但是自由民主政体的燃眉之急是认真推行权力下放。民主社会的危险是老百姓消极被动，逐渐习惯于让政府包办一切；那将意味着进步的末日，也会加剧大众社会扼杀自由的趋势。纠正的办法是把责任尽量下放到社会的底层；知识要集中，责任要分散。这将推动地方的民主，培育公众的自力更生精神。穆勒的读者中，甚至在今人当中，到底有多少人真正想加入地方社区负责排污、照明、教育、图书馆和高速公路的各个委员会，为处理这些杂事出一份力，实在很难说。如果像征召陪审员那样征召公民履行这类义务，那会是个很有趣的实验，但结果难以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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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的屈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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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勒所有著作中最激情澎湃的这一部是最后出版的，但穆勒其实一生都致力于争取女性平等。萌芽也许起于他的童年时代，他显然认为性格暴躁的詹姆斯·穆勒欺凌妻子；也许起于一天他在上班的路上看到了一具弃婴的尸体，他震惊之下，开始在伦敦东区的工人居住区一家家分发讲解避孕知识的传单。他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激烈批评家庭暴力，批评对殴打妻子或同居人的男人量刑太轻。《代议制政府》对反对女性投票权的人报以强烈的轻蔑。但是，在男女平等（无论是权利的平等还是尊重的平等）的问题上，功利主义面临着明显的困难。按照功利主义的原则，造成幸福的不平等是好的，否则就是坏的。如果提倡给妇女投票权，向妇女开放受教育和出外工作的机会，给妇女与男人平等的财产权，婚姻失败时给妇女以同样的子女抚养权——简言之，提倡穆勒所提倡的一切，那么功利主义有一个标准的回应：妇女在现状中感到幸福。因此，《妇女的屈从地位》很难算是功利主义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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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穆勒只是到了《妇女的屈从地位》结束的地方，才从功利的角度阐述了让妇女和男人从事一样的职业、过一样的生活的结果。此文结构简单，说理有力。穆勒在文中问道，有没有明显的理由说明，妇女在教育、就业、政治、财产权和婚姻中的权利应该比男人少？穆勒认为，这个问题理当由男女不平等的卫护者来回答。他的根本论点是，妇女的素质中没有任何东西说明，如果她们获得和男人同样的机会和教育，她们不会照样能当律师、医生、政治家，照样干得风生水起。一种反对意见说，纵观人类历史，从来没有过女性哲学家、数学家、剧作家等；对此，穆勒一贯的回答是，谁也不知道妇女在平等的条件下能取得什么成就。我们所谓的人性是在社会教育与家庭安排的影响操纵下发展起来的人性。妇女迄今为止尚未克服社会为她们设置的重重障碍，因此无法得知，如果没有这些障碍，她们会达到何种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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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此论是否公平，批评家着墨甚多。穆勒把证据的标准设得非常高。难以知道他认为什么才算是合格的证据，可以用来证明妇女也许天生不如男人会写大歌剧，但天生比男人会写小说，或者反之。另一方面，穆勒对依据“天生”提出的任何论点都抱有怀疑，这当然是对的。亚里士多德相信有些人“天生是奴隶”，近代思想家却不接受这个观点。穆勒在这里的论述也有助于对《论自由》的理解。有理由认为，穆勒在《论自由》中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对自由的捍卫其实是出于他对个人自主的强烈信念；同样有理由认为，《妇女的屈从地位》也是出于同一个信念。在穆勒看来，按照别人的主张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等于是对自己的自由的背叛；他强烈赞成自由自在的个人生活，从这个角度有力地批评了导致妇女在工作、艺术和政治中地位低下的社会陋习。在此文结尾处，穆勒向男性读者提出了一个简单的问题：他们会愿意为了享受儿时的舒适而牺牲成人的自由吗？如果回答显然是否定的，他们就不该不准妇女得到他们自己如此珍惜的自由。32因为《妇女的屈从地位》是穆勒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所以可以说，它是穆勒对他父亲在他身上做的教育实验发表的重要的最终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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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勒对大众社会的危险忧心忡忡，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读了我们下面将看到的作家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的著作。但是，在把目光转向托克维尔之前，还需要注意穆勒的另外两个思想：第一个是穆勒对有关人性的思想的怀疑。我们已经看到，卢梭推翻了关于人性与自然状态中的人的旧有观念；他说，现在看到的人性是社会化的人性，是由漫长的历史演变塑造而成的。穆勒也持这种观点；他认为，各种形式的保守思想无一例外都有一个弱点，那就是错把习惯当自然。习惯是“第二自然”，绝不能误以为它是第一自然。这个观点很有道理。每当政治家、牧师和辩论家谴责某些做法“违反自然”或攻击某项改革建议“违反自然”的时候，都应该用“违反习惯”来取代“违反自然”，再看一看意思是否完全一样。黑格尔对穆勒的这个思想不会反对，因为他也对“自然”是否真的是自然抱有怀疑。穆勒的第二个思想却与黑格尔的思想截然不同，也与托克维尔的主张稍有矛盾。黑格尔对近代世界的人受社会的影响，接受本地的社会与政治规范没有意见。穆勒则不然。黑格尔与近代鼓吹建立公有社会的人一样，认为社会将人塑造成了理性的个人，并自始至终对人进行管束；基本上，当个人抱怨社会的某种制度或态度不合理，或过分限制个人自由的时候，人们总是假设社会这样做也许有其道理。穆勒也相信，自私的婴儿只有通过抚养这个社会化过程才能长成有责任心的大人。但是，他认为社会可能对人管束得太多；穆勒觉得，应该假设持有异见的个人有道理。这场争论至今尚无定论，而托克维尔值得研究的一个原因就是，他认为政治自由主义必须建立在相当保守的社会基础上，其保守程度会使穆勒感到不安。托克维尔不相信精神是主导历史的力量，这一点他与黑格尔不同，却与穆勒不谋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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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lerisy”的拼法与英文的教士“clergy”非常接近。——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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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种儿童游戏，以己方之针越过对方之针为胜。——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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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德国语言学家、教育改革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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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治：从霍布斯至今（下卷） [:1703327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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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治：从霍布斯至今（下卷） 第二十章 托克维尔与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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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美国的民主》令人意外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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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读者都知道，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写了《论美国的民主》。法国读者则更熟悉他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研究19世纪英国与法国的帝国主义野心的历史学家知道他热心支持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征服。他对法军对柏柏尔人犯下的残酷暴行视若无睹，这与他对受英裔美国人荼毒的美洲土著寄予的深切同情形成惊人的对比。1本章从托克维尔对美国民主成败的分析开始，接下去简短地讨论他为法国帝国主义的辩护，最后介绍他关于为何（以及何时）会发生革命，特别是法国大革命在法国产生的结果为何既是天翻地覆又是几乎一切如故的论述。先来看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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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国民主最重要的叙述居然出自一位法国贵族之笔，特别是这位贵族开始他1831—1832年九个月的美国之游时年仅25岁，30岁就出版了《论美国的民主》的上卷；这一切实在令人意外。更令人意外的是，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的家庭强烈支持君主制，对复辟的波旁王朝的路易十八和查理十世忠心耿耿。托克维尔是因为波旁王朝在1830年7月的革命中垮台才出游美国的。被称为“资产者君主”的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普上台后，要求国家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必须宣誓效忠新政府，不然就得辞职。面对这个命令，在政府就职的托克维尔内心天人交战、痛苦煎熬。他和他的上司都觉得，他暂时离开一段时间会好一些。2结果情况并未好转；从美国回到法国不久，与他一起旅行的朋友古斯塔夫·德·博蒙特就被停职，于是他们两人一起挂冠求去。他们原来是凡尔赛地方的低级执法官员，访问美国是为了研究美国的刑法制度。他们回国一年后，写出了《美国的监狱制度》（Du système pénitentiaire aux États-Unis）；在这两位作者脱离法律界很久以后，这篇报告仍然作为关于监狱改革的参考资料广为使用。这两位年轻人对他们旅行的这个表面上的理由十分认真，接待他们的美国主人也同样认真。托克维尔抱怨说，他们不仅想让他参观美国的每一所监狱，而且还要让他去看每一个拘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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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的家族古老而显赫，祖籍在诺曼底。法国大革命的恐怖统治时期，他的父母险些丧命；他一位祖父辈的长辈被处以绞刑；他的曾外祖父M. 德·马勒泽布在旧制度下曾任新闻审查官，但思想开明，他也被绞死了，因为他在对他的审判大会上为路易十六辩护。阿历克西是家里三个男孩中最小的一个，出生于1805年7月，在上述可怕的事件发生的10年之后。在托克维尔的大家族内，不同成员对大革命以及之后发生的事情所持的态度千差万别，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有的远房亲戚是雅各宾派，其中一位甚至领养了被处死的格拉克斯·巴贝夫[1]的孩子们，有的则效忠拿破仑以及后来的路易-菲利普和路易·波拿巴。托克维尔自己的父亲埃尔韦是他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讨论过的赞成立宪的那一类贵族；恪于形势，他转而支持君主制，忠心为路易十六的继承者服务，不愿意效忠任何其他人。他官运亨通，曾在好几个省做过省长（préfet），最后出任塞纳-瓦兹省的省长，这是省长一级的最高点。省府设在凡尔赛，埃尔韦在那里尽享廷臣-大员的特权。1830年的七月革命给他的公共生涯画上了句号。他退休赋闲，一直活到1856年84岁高龄时去世，仅比阿历克西早死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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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是在虔诚、保守的家庭氛围中长大的，家人把担任最高公职既视为责任，也视为权利。他从小被交给勒瑟尔神父教导，这位神父也曾做过托克维尔的父亲和两个哥哥——伊波利特和爱德华——的家庭教师。勒瑟尔神父是宗教保守派，大力贬斥自由派和自由主义，但也是位和蔼耐心的导师，注重开发学生的心智。少年的托克维尔在梅斯中学学业优异，毕业后去巴黎学习法律，1826年大学毕业。他的职业首选是从军，但因为健康不达标，只好退而求其次，进入政府的司法部门工作。他在著作中对美国人作为理性守法的公民所实现的平凡的日常安乐与富足褒扬有加，也对法国大军征服阿尔及利亚、建立帝国的显赫功绩赞不绝口，从中可见他对自己错过的机会是多么扼腕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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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7年，托克维尔被任命为助理法官。他还没来得及对官僚生涯感到厌倦，1830年的革命就爆发了。革命推翻了波旁王朝，扶植路易-菲利普上台。托克维尔违心地宣誓效忠路易-菲利普，结果得罪了家里最激烈拥护波旁王朝的那些亲戚。不久后，他和朋友兼同事古斯塔夫·德·博蒙特商量好一起出访美国，去考察那里的刑法及监狱制度。他们是自费旅行，所以上司没有理由不准他们请假，尽管整整拖了六个月才批准。1831年5月9日，他们到达了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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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个世纪以来，《论美国的民主》一直是政治分析的扛鼎之作。作者追求的目标不是在后世的政治学课程大纲中占一席之地，而是一举成就文名，并在法国政治中平步青云。《论美国的民主》是为爱读书、好思考的受众而写的，托克维尔希望此书为他赢得的名声能使他在政治上有所斩获。1835年，《论美国的民主》上卷出版，托克维尔因此名声大振；1840年下卷的出版使他一年后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名声还使他在别的方面也得到了解放。他青年时期爱上的女人都被认为是不合适的——社会地位配不上他。到了30岁，托克维尔在社会上有了地位，母亲也去世了，终于可以自己做主了，于是他娶了玛丽·莫特利。她是位极其普通的英国女子，出身中产阶级，确切年龄不详，但至少比托克维尔大6岁。他们的婚姻出人意料地成功，尽管充满了磕磕绊绊。他们两人并不般配，但彼此深深相爱。她成了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在十几岁时就不再信教，后来再也没有重拾宗教信仰。托克维尔比较倾向于自然神论，对神秘主义产生了兴趣。他无法将自己这些感受对妻子畅所欲言，因此备感苦恼，同时也知道，他的妻子因他把这些心事向红颜知己斯韦钦夫人倾诉而感到非常嫉妒。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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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最大的愿望是在政治上有所建树；1837年，他没能选入国民大会，但两年后终于如愿以偿。他是重要的政治人物，但仕途并不顺畅，因为若想成功就必须拉拢属于资产阶级的政客，而他对那些人的鄙视太形之于色。无论如何，他都反对19世纪40年代的政府，而且似乎注定一直要做反对派。从1848年2月的革命赶走了路易-菲利普，到1851年12月路易·波拿巴政变成功，这段时期内法国的形势波诡云谲，其间托克维尔的表现并不太好。他嘲笑他的嫂子在革命爆发时惊慌失措，但他自己也近于惶然无主。他的惊惶是思想上的，不是肉体上的。他面对人身安全受到的威胁冷静如恒，实在可钦可佩；但他对革命的起因则奇怪地茫然不解，对穷人遭受的苦难的反应也刻薄无情。尽管如此，他关于那场革命的回忆录还是让人读来入迷。4造成路易-菲利普下台的沸腾民怨根本上出于经济原因。连年歉收使乡村的百姓民生凋敝，食不果腹，也造成城市居民生活必需品的价格飞涨。要维持政治稳定，必须采取一切办法缓解人民的经济困难。一旦有了像样的收成，实现了社会和平，重振了经济活动，就有机会改正过去的错误。但是，托克维尔信奉曼彻斯特学派的保守经济学，把救济措施视为向着没收富人财产并将他们送上断头台的方向迈出的步子。革命建立的临时政府采用了英国人对爱尔兰大饥荒采取的措施，因政府收入下降而紧缩开支，结果更是雪上加霜。1848年6月，巴黎的工人起来造反的时候，托克维尔的盟友对工人开了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