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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是否有长期的解决办法，这是个大问题。托克维尔提出了一个办法，肯定能够推迟民主暴君制的出现，甚至可能使其永远无法成真，那就是与他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着重描述的法国的集权截然相反的多元主义。托克维尔相信，民主社会天然趋向集中。相比之下，贵族制社会则天生是多元的，这种多元性包括知识、地理、社会、经济等多个方面。批评者也许认为，贵族社会中地位与职能固然多种多样，但形成这种局面的代价太高了；忍饥挨饿的农民和脑满肠肥的主教在生活方式上的确不同，但这种差别不值得维护。托克维尔对此没有异议，但他坚持认为，有些自由在贵族制社会中能够维持，在更加平等的社会中维持起来却要费尽力气。托克维尔对过去贵族秩序的这种温情引得穆勒如此说：“您比我更留恋过去。”25托克维尔的担心到底有多少道理尚有争议。在许多方面，美国社会在19世纪期间发展得越来越多元化。美国白人不再只是英裔，而是来自许多其他的欧洲国家，包括爱尔兰、意大利和南欧与东欧的天主教徒，在他们之后又来了逃离沙俄大屠杀和其他地方的压迫的犹太人；大西部的开发带来了亚洲劳工，美国征服了原属墨西哥的土地，也接收了大批原来的墨西哥人，还有更多的墨西哥人移民来到美国。那时欧洲就有人认为，美国的特点是千篇一律，不利于思想独立，至今仍然有人持此观点。别的观察家则惊叹于这个国家在科学、技术和文化上的创新求变。身为贵族的托克维尔对此如何看待要另当别论，但他至少应该放心，民主可以产生多种多样的品味、抱负与忠诚，一点儿不亚于旧制度。但无论如何，托克维尔担忧的是法国，不是美国；根据19世纪旧制度下法国的情况推论出“监护人式国家”的概念并非荒诞无稽。19世纪30年代的美国却怎么也不可能使人联想到这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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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与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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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法国帝国主义，托克维尔从未像他对英帝国主义在北美取得的成就那样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但《论美国的民主》一个贯穿全书的问题是：为什么法国人没能像英国人那样在海外立足？他关于这个问题的想法分散于他就任国民大会议员期间所写的文章中，也包括在他19世纪40年代初出访阿尔及利亚后写的两份报告里。他的想法的有趣之处在于，它们表明了托克维尔这个自由主义者与包括穆勒在内的大部分英国自由主义者是多么不同。穆勒曾在当时统治印度的东印度公司就职。他认为，英国在印度的存在是有道理的，因为可以给印度带来好处；先进的宗主国能加快殖民地的经济、文化和政治发展，当地人民靠自己则力有未逮。然而，关于帝国本身从中得到的好处，穆勒却几乎只字不提。英国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英属北美洲建立殖民地有明显的目的；穆勒的经济学观点是，人口过多是发达国家挥之不去的危险，向外移民能起到减压阀的作用。他不因这样的帝国扩张而热血沸腾。他不关心荣耀；他承认，作为殖民帝国的英国威名远扬，但他对此只是平铺直叙，并不兴奋激动。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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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的看法截然不同。他认为，法国需要一个宏大的国家事业来凝聚民心，而征服阿尔及利亚，并将其变为法国殖民地就是这样一个事业。至于此事是否符合道德，托克维尔认为不值得辩论；在这一点上，他与马基雅维利意见一致。法军把卡比勒柏柏尔人和阿拉伯人的村庄夷为平地，故意屠杀妇孺，以震慑她们家中的男子，使其放弃对法国人的游击战。对法军的这些暴行，托克维尔冷酷地视若无睹，使后来的读者为之震惊。其实，他们不该感到震惊。托克维尔博古通今，他知道希腊人、罗马人、奥斯曼人和西班牙人建立帝国的过程是多么残忍无情，但他对其视之泰然。政治不能投鼠忌器，缩手缩脚。托克维尔与穆勒（及马克思）不一样，他不以进步将带来的裨益作理由来为实现进步的手段辩护。如同他对美洲印第安人的态度所显示的，他比穆勒或马克思都更敏感地意识到其间造成的破坏。法国若在阿尔及利亚获得成功，会扬国威，增自信，聚民心。出于这个观点，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有时提到，希望日益强大的美国海军能与法国海军联手，一同遏制英国的霸权。托克维尔并不认为英法两国必将，或应该，再有一战，但被英国这个邻国远远地甩在后面有损法国人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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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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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集中讨论了托克维尔对自由民主的未来感到的焦虑，以及美国的民主对于民主在法国的发展前景的昭示。托克维尔和其他评论家都强调指出，美国人没有旧制度留下来的阶级仇恨要清算，也没有法国大革命未竟的事业要完成，在美国社会中，就连英国不那么明显的社会等级制也不存在。由于法国大革命，法国人不仅难以建立能被广泛接受为合法的政体，无论是共和制还是君主制，而且几乎不可能就什么是合法的政权这个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在无政府状态与神权君主制这两个无人乐见的极端之间，众说纷纭，各执己见，达成协议的希望极其渺茫。托克维尔和每一个善于思考的法国人一样，一心想弄明白法国大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以及它如何从当初争取改变宪政的一场小心谨慎的运动堕落为恐怖统治的那种疯狂。撰写一部大革命的历史是托克维尔酝酿多年的想法，后来他觉得，要明白大革命中发生的事件，需要回过头去看被革命摧毁了的制度，于是他的“第三部杰作”《旧制度与大革命》就此诞生。该书和《论美国的民主》一样，内容极其丰富，使人很容易陷入细节而见树不见林。我在此仅浅谈一下该书直接与《论美国的民主》相关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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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这部叙述大革命的著作名闻遐迩，因为书中驳斥了把大革命归因于法国人民不堪忍受苦难的论点。托克维尔使用的方法是后来社会学家所谓的“参照群体理论”（reference group theory）。这个理论很简单：人感到满足抑或不满，全靠跟谁比。要将这一理论付诸实践，需要确定自己应该与谁相比。在美国，移民把目前的境遇与在欧洲时较穷、较受限制的情况相比，感到的快乐大于客观条件实际给予他们的快乐；因为他们采用的比较标准是自己过去在欧洲的生活，所以感到现在日子好了。今天人们常说，一些美国人虽然实际上生活窘迫，却仍然自认为属于“中产阶级”，因为他们与之相比的是他们的左邻右舍，不是华尔街的银行家。这一理论说明了两点：第一，我们与自己接触的人相比，如果同时相信自己与别人的差别有一定的公平性，或至少不是不公平，就会接受这种差别，否则就会心有不甘；第二，如果我们先是生活有了改善，后来发现不能继续改善，就会感到非常不满，甚于从未有过好日子的时候感到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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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托克维尔看来，第二点最为重要。他在题为“帮助大众的努力如何反而激化了情绪”的一章中总结了这个理论。27老式的绝对君主制必须避免把资产阶级推到劳动阶级那一边去；在贵族并不特别忠于国王、不会卖力捍卫王室的情况下，让资产阶级站到劳动阶级一边不啻自取灭亡。可惜法国的君主制正是这样做的。那是一个缓慢而长期的过程，其间还发生了其他有害于君主制的事情。从短期来看，大革命如燎原烈火般迅速蔓延的原因是连年歉收，但攻陷巴士底狱的不是乡村的农民，而是巴黎的暴民。领导暴民的是工匠，比他们社会地位高的人出于政治目的在后面为他们撑腰。大革命期间涌现的领导人大多是属于中产阶级的专业人员。马克思主义者称法国大革命为资产阶级革命，的确言之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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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用英国的例子来反衬法国的情况。在英国，掌握政治权力的精英阶层由绅士组成，大多出身贵族；但没人认为英国会爆发革命。也许英国人弑杀了一位国王，又把另一位国王赶上流亡之路后，把革命的激情都发泄光了，但这当然不是理由。许多英国撰著者和政治领导人起初支持法国大革命的原则，这并不奇怪，因为那些原则看上去与英国1688年光荣革命的原则并无二致。支持法国大革命的有共和主义者、理性主义者和民主派，当然还有被《宣誓法案》和《地方公职法案》（Test and Corporation Acts）排斥在日常政治生活之外的不顺从英国国教的新教徒。他们没有条件在英国掀起像巴黎那样的动乱；18世纪90年代早期，英国政府对国内的极端思潮实行铁腕镇压，其间公众坚定地站在政府一边。政府毫不担心军队可能抗命，并确信只要对批评政府的人提出起诉，法庭就一定会判他们犯了煽动叛乱罪。法国人差一点处决了托马斯·潘恩，若是在英国，如果能够成功地对他提起公诉，法庭也很可能会因他煽动叛乱而判处他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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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提出了两个大问题：为什么法国政府如此不堪一击？为什么大革命改变了一切，同时却又什么都没有改变？法国政府的弱点数不胜数，看完托克维尔对这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政府的描述之后，读者会因它居然维持了这么久而感到惊讶。《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中心主题可以从《论美国的民主》下卷关于民主制与暴君制的思考中推想出来。法国贵族是无用的摆设；几个世纪以来，国王为了加强皇家的权威，把贵族的政治权力一点点剥夺殆尽。作为补偿，皇家允许贵族保留并增加经济上的特权，变本加厉地剥削农民。在法国有些地方，农民在1789年的生活还不如1289年。这种情况产生的政治后果是，法国人民比别国人民更加强烈地仇恨贵族；不仅在表面上，而且在实际上，封建制度唯一的作用就是压榨穷人，把财富转入富人之手。既然贵族不行使任何职能，所以他们的特权就不是对他们履行社会职责的合法酬劳，而是单纯的特权。因此，老百姓一有机会就必欲推翻贵族制度而后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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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可能会说，哪个社会的穷人都想劫富；每次发生城市暴乱，都有人大肆抢掠，乡间的村民若能抢劫豪宅，也绝不会放过机会。然而，秩序崩坏毕竟鲜有发生，在有些社会中，秩序永远不会完全溃散，托克维尔认为英国社会就是这样一个社会。防止动乱和抢劫的办法不是动用军队，而是使社会中相当多数的成员对法律、秩序和保护财产有切身的利益相关。在不像法国那样外强中干的稳定社会中，从富人到穷人，富裕的程度逐渐递减。中产阶级成员憧憬着自己或自己的下一代有朝一日可能会上升到绅士阶层，甚至更高。在法国却没有这样的可能。托克维尔提出了一个观点，是英国贵族欣然欢迎经商致富的人加入他们行列这个观点的有趣变种。他说，在法国不是买不到贵族身份，只要买到官职就成了贵族的一员。关键是，英国贵族与其他阶级的社会界限并不分明，人们不致为“在内还是在外”的问题大伤脑筋。相比之下，法国的贵族是排外性的集团。贵族的特点就是把社会的其他人等排除在外。结果，贵族制政权的天然盟友变成了它的死敌。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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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观察家还是万万没有想到，攻击巴士底狱的市民暴乱居然冲垮了欧洲的头号强国。托克维尔却丝毫不感意外。贵族变成了寄生虫，死抱着自己的特权，却不行使任何社会或政治职能。英国贵族住在庄园里，管理着乡间的法律和政治机关；法国贵族却被召进宫廷，去当装饰摆设。法国变成了中央集权的行政暴君制。谁若是想诉冤求偿，无论他住在法国的什么地方，都只能找皇家政府的办事人员。虽然伦敦是英国最大、最重要的城市，所有其他的英国城市都对它望尘莫及，但是它仍然不像巴黎那样垄断全国的政治权威、政治力量和行政能力。如果伦敦出了事，无法运转，英国人的日子照样过，正如美洲殖民地在独立战争期间自己治理自己一样。法国人可就不行了。这说明了革命为何如此轻易地推翻了旧制度，也说明了革命者为何先是不费力气地维持了他们的权力，然后又一下子丧失了权力。托克维尔提到，伯克看到，在大革命中，有人因最牵强矛盾的理由遭到逮捕，邻居却没有一个人帮他一把，因此而感到震惊。托克维尔认为，这说明伯克不明白君主制是多么彻底地毁掉了被他视为理所当然的同情心、自助能力和主动精神。美国人有他们的结社习惯和“理解正确的自我利益”的原则作保护，使他们的社会不致像一般的平等主义社会一样四分五裂；法国人却没有这些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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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和伯克都认为，法国对宗教的漠视埋下了祸根，随着怀疑主义日渐壮大，知识分子出现了完全脱离传统的倾向，这更是灾难性的。托克维尔认为，这是贵族为自己招致的灾难。如果贵族明白他们的地位在多大程度上依靠社会其他成员的宗教信仰，他们就不会为嘲笑宗教的知识分子提供赞助。制度化的教会也没有起好作用；事实上，教会的所作所为根本就是自我拆台。高级神职人员是贵族，和其他贵族一样招人憎恨；卑微的堂区神父对教会的上层毫无好感，革命爆发后，教会的等级制被推翻，使这些最低层的教士人心大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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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认为，旧制度的虚弱也说明了为什么大革命改变了一切，同时却又什么也没有改变。革命前，行政集权已经确立；法国人的品味、习惯和效忠对象日趋一致，形成了一辈子依靠国家的心态。这不是说他们懒惰，靠耕种小块田地为生的农民非常吃苦耐劳。他们缺乏的是结社的习惯，无法产生“自下而上”的忠诚，只有国家“自上而下”要求他们对国家效忠。大革命爆发前，争取平等的激情已经深入人心，所以一切世袭的特权必然会被荡涤一空；一时间，要自由、要自治、推翻现有权威的激情汹涌澎湃。大革命的狂暴说明，普通人一旦得到解放，就没有理由继续尊重先前统治者心目中天经地义的行为界限。18世纪期间，人的行为举止本来日趋温和，但大革命爆发后，普遍的行为规矩被打破，致使革命趋向高潮的过程中发生了那些野蛮到令人发指的事情。但是，一旦解放的激情让位于对安宁的渴望，革命后的法国便回到了旧制度时期那种死气沉沉的政治形势。它沦落到美国极力避免的状态，成为使拿破仑三世那样的独裁统治者极易得逞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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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穆勒和托克维尔这三位的名字通常不会有所关联。黑格尔以他高深莫测的形而上学理论而著称；穆勒的著作文笔顺畅，清晰达意，但清楚的行文掩盖不了某些深层的犹疑；至于托克维尔，人们因他描述了19世纪30年代的美国而对他钦佩备至，其实没有几个人认真读过他的著作。如果说他们三人之间并无分别，恐怕没有人会相信。然而，他们三人都标志着政治思想发展的一个转折点，也代表了关于哪些问题才是关键问题的看法的变化。自由主义者此时开始思考，没有等级制的平等社会该如何避免被公共舆论和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大众”所主导，这个“大众”可能是中产阶级，也可能是下层阶级，他们可能愤懑愠怒，也可能温和趋同。旧有的问题以新的形式再次提出：近代社会的成员能否既是臣民，又是公民，既享受理性行政的裨益和高效官僚机构提供的合理的福利保障，又能实行真正的自治？谁都知道，近代世界与古代世界迥然不同，但没人知道，对于古人的理想与抱负，哪些只能遗憾地放弃，哪些能够转变为近代的形式，因为谁也不确定自己愿意为此花多大的力气，更不知道这项任务有多么艰巨。人现在认识到，近代世界与以前的世界相比发生了沧桑巨变，因而对未来的变化感到茫然莫测。黑格尔、穆勒和托克维尔都不肯预测未来；至于造成社会变化的手段，他们三人都对法国大革命记忆犹新，都认为暴力叛乱应该是万般无奈的最后一着。马克思的思想则要另当别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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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racchus Babeuf，1760—1797，法国革命家，空想共产主义者。——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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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治：从霍布斯至今（下卷） [:1703327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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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治：从霍布斯至今（下卷） 第二十一章 卡尔·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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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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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1917年初德国政府没有准许列宁乘坐闷罐火车横跨德国回到俄国，今天我们可能只会将马克思视为19世纪一位普通的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理论家。如果他不是被苏联的思想理论家奉为神一般智慧的来源，我们也许会把他的经济学视为巧妙继承了李嘉图经济理论的学说，把他的历史理论视为由黑格尔、圣西门、基佐和孔德最先勾勒出来的那些学术思想的有趣延伸。政治理论家会抱怨他的政治理论过于粗略、没有表述完整。他们可能会把他在愤世嫉俗和乌托邦之间的摇摆解释为对于他那些激进派同志的任性行为的反应，或者说那是因为马克思是个不得志的学者，和教授一样忙到做什么事情都不能有始有终，有许多深刻的思想，却总是一部书还未完成就开始为另一部而忙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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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将尽量假作不知有过1917年11月俄国革命这回事。后面将专设一章讨论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的命运，以及与成为苏联和1949年后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相比之下黯然失色的一些别的社会主义理论。为了尽量把马克思的宏大思想理出一个比较清楚的脉络，本章在简述马克思的生平后，将首先介绍他年轻时追随的哲学理论和他的异化理论，接下去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然后讨论马克思对阶级冲突、革命和国家的性质的观点，特别着重无产阶级专政和国家最终的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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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是一个简短的介绍。马克思著述甚丰，但关于政治理论的作品不多。他没有提出自己的政治权威理论，不过他就统治者如何愚弄被统治者提出了一些有趣的想法。可是，他从未描述过社会主义制度的决策程序，这就有些说不过去了。在他看来，因为国家终将“消亡”，所以不需要提出有关公民资格的理论；因为法律将与国家一道消亡，所以他对于法治也无话可说。关于政治，马克思最引人注意的观点是，在完全实现了社会主义的经济体中，政治不再存在。这个观点并非马克思的独创；柏拉图的《理想国》和莫尔的《乌托邦》都对乌托邦中的生活描述得巨细无遗，但他们两位和马克思一样假设，在没有物质利益冲突的情况下，虽然行政管理仍有必要，但政治则可以蠲除。20世纪中期一些头脑冷静、脚踏实地的思想家也认为，政治分歧将消失于无形，只剩下关于如何高效管理现代工业化社会的技术性讨论。从政者也经常表示不喜欢把据他们所说是行政手段的问题“政治化”；他们假设，对于使用那些手段要达到的目标，所有通情达理的人都没有异议。有时这些话的确是出于真心。马克思最汲汲于达成的思想知识上的目标是揭露资本主义经济的剥削机制，他在三卷本的《资本论》以及相关的两卷本《剩余价值理论》（Theories of Surplus Value）中详细说明了这些机制的运作；在政治领域，他研究的焦点是自古至今经济与政治变化之间的互动。他对这些变化的叙述生动有趣，使人读来爱不释手，但他对“人该如何治理自己”这个问题简单地回答说，革命后它就不再成其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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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与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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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1818年生于摩泽尔河畔的特里尔城。他是犹太人，原姓列维，说明他祖上历代都是做拉比的。他父亲原名赫舍尔·列维，但拿破仑战争后，复辟的普鲁士君主颁布了对犹太人多方限制的反犹立法，赫舍尔·列维为了能操律师之业，改名为海因里希·马克思，并在表面上皈依了路德宗。马克思的家乡在1792—1815年的战争期间曾被法国人长期占领，受法国激进主义的影响颇大。那里的人对普鲁士的君主独裁怀有敌意，对19世纪初德意志四分五裂的状况也感到不满，就自然而然地支持自由民族主义。马克思的父亲思想激进，但倾向于伏尔泰的思想，不赞成造反。他喜欢犹太人在法国占领下享受的自由，但似乎并不在意放弃犹太教，成为名义上的路德宗教徒。卡尔没有宗教倾向，他好像从不觉得家人放弃犹太教有什么大不了的。他甚至不经意间会有反犹的表示——他对与他争夺德国社会主义运动领导权的人进行指摘时用过贬低犹太人的“Yid”这个词；但是，他对竞争对手的敌意和对他们的抨击一样，是出于政治的原因，不是种族的原因。马克思在波恩和柏林学习过法律和哲学，若非1840年即位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这位信仰虔诚、头脑却不太灵光的君主把对《圣经》做“历史批评”的哲学家和神学家全部开革，马克思本可以成为一位出色的哲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