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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办法帮托克维尔解围,而一旦知道了如何帮他解围,也就明白了多数人的暴政是如何形成的。托克维尔问道,为什么英国人在美洲定居下来,成功地建立了殖民地,而法国人却没能做到?最简短的回答应该是“清教徒主义”,不是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所说的加尔文派新教思想。与眷恋故土的法国人相比,英国人不肯在自己反对的政府下生活,拒绝接受他所在世界的界限无法逾越。与追求光荣的法国人相比,英国人坚忍不拔地努力完成眼前的任务,把蛮荒之地变成肥沃的农田和牧场。他与被荒野的魅力迷倒的法国人不同,决意把荒野驯服,使它为人类所用。他的个性有缺点;他可能心如铁石,眼界狭隘,缺乏想象力。他对被他踢开的人遭受的损失无动于衷,无论那些人是美洲土著、黑奴,还是他认为懒惰愚昧的任何种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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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样的英国人创建了美国这个新生的共和国。他们坚信自己正确,建起了增强多数人权威的政治制度。托克维尔知道,欧洲人通常认为美国的政府软弱无力。欧洲观察家羡慕美国公民的自由,但惊讶于联邦政府的权威之小、权力之少。托克维尔的看法正好相反。令人惊讶的不是美国人的自由之多,而是他们的自由之少。他注意的是美国人的自由如此没有保障、政治制度如此偏向多数人的权威。在一个非暴君式的政府下,民众如果不服一个权威的决定,可以向另一个能够制约那个权威的权威上诉。托克维尔说,美国不存在这样的制约,因为公共舆论无处不在、无所不能。每个机构都是公共舆论的工具。立法机构代表公共舆论,所以它通过的法律与公共舆论一致;法官由人民选出,只有以顺从公共舆论的方式执法,才能保住职位。说多数人至高无上,其实就是说公共舆论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对美国宪法条文的解释强调各个机构间的制衡,但托克维尔认为,纸面上的规定敌不过公共舆论绕过规定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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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美国仍然保持了自由,因为美国人在实际问题上自力更生,尽量不干涉他人,无须政府帮助或控制,有能力安排自己的生活。对于没有强势的中央政府这个问题,法国与美国的态度截然不同,托克维尔的有关描述不无挖苦;法国政府一心要对殖民者进行监护,美国人没有监护,但他们组织起来,自给自足。为此,美国人采取了许多做法,比如,担任陪审员使他们不得不参与公共事务,并为他们提供了一种形式的政治教育。地方报纸多种多样,是对政治教育的加强,而不同的报纸政见不同,又确保了意见单一性这个民主的弊病不断被打破,使民主必须兼顾不同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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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建议了在民主社会中确保自由的办法,他说,“意见的对抗”不仅需要维护,而且十分重要。意见的对抗并非存在于虚空之中,好像美国社会是一个辩论俱乐部。托克维尔承认,政治辩论的基础是经济生活。美国是典型的机会之国。托克维尔撰写此书时,美国西进的伟大时期尚未开始,东海岸及密西西比河沿岸的贸易和工业重镇也还没有大量吸收南欧与中欧的天主教徒移民、东欧的犹太人、1848年之后从德国和奥匈帝国蜂拥而至的激进流亡者,等等。然而,按照欧洲的标准,美国当时向西发展的势头已足以令人震惊。美国经济的一大支柱是农业,这里指广义上的农业,包括利用奴隶劳动来生产烟草、棉花和糖以供应远方的市场;另一大支柱是商业,内地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了许多城市,城市中设有工厂从事小型工业生产或农产品加工。纺织工业在新英格兰迅猛发展,但建立在宾夕法尼亚州出产的煤和铁的基础上的工业化还要再等30年。即便如此,美国也比同等发展水平的欧洲社会繁荣得多;移民环顾四周,把自己在美国的日子与在欧洲时的境遇相对比,自然心满意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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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不同地区的利益不同,对世界的看法也不尽相同;这种经济利益的多样性造成政治辩论永无休止。但美国的政治辩论并不越界。美国的宗教尤其要求公民自我约束、体面正直;它也使人重视现世的成功,将其视为赢得敬重的徽章。托克维尔做了一个孟德斯鸠式的假设,其中暗含了他对宗教的重视;他假设,因为有些气候助长暴君制,有些气候利于自立自主的精神,所以物质原因对非暴政共和国的成功有一定的影响,并能培育出不容忍暴政的公民;法律的影响要大得多;道德的影响是最大的。道德的中心部分就是宗教,不仅在信仰的意义上,更重要的是在社会实践的意义上。美国人想出了一个惊人的办法,把宗教变成了一支强有力的社会力量。他们把彻底的政教分离写入了宪法。美国与旧制度下的法国不同,它没有财力雄厚、无所事事的僧侣阶层与同样财力雄厚、无所事事的贵族结成的联盟。无论美国人有什么样的理由不喜欢政府,他们的情绪都不可能发展为反教权主义;如果他们不喜欢自己所属的教会,尽可以投向另一个教会,或干脆自创教会。大革命前法国教会与国家结成的联盟使它们彼此连累,一损俱损。人们常说,反教权思想在天主教国家比在新教国家更普遍;托克维尔感兴趣的不是这个事实,而是宗教在一个喧嚣忙碌、沿着近代化道路大步前行的社会中的生存前景。他认为,比起更加传统、等级更加分明的社会来,美国的民主更需要宗教的支持。相信人人平等的民众总是躁动不宁,在美国这样的社会中,穷人富人无一例外,都面临着经济的不确定性,必须有一种力量来中和这种情绪。宗教能形成“心灵习惯”,使不幸的人得到慰藉,使无所适从的人有所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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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美国的民主》上卷的结尾处,托克维尔对美国“三个种族”之间的关系表示了极大的忧虑。这三个种族是欧洲白人、美洲印第安人和黑奴。托克维尔确信,印第安人的灭绝已成定局,并认为那是道德上的灾难。这种悲观是托克维尔典型的态度;他强烈认为印第安人虽然值得钦敬,但仍将不可避免地走向灭种。美洲土著的灭绝是道德上的灾难,不仅因为他们遭受的残酷待遇令人发指,也不仅因为白人政府违背了它所签署的所有条约,只在对自己合适的情况下才尊重自己同意遵守的协议——这些行为使任何正直的人都为之羞耻,而且还因为它消灭了一种实质上贵族式的生活方式。在托克维尔看来,与普通美国人生活的那种单调无奇、自我中心的安宁相比,印第安人注重培养荣誉、勇气和欧洲的贵族武士所熟悉的美德,这些正是民主可能会失去的宝贵品质。然而,印第安人的灭亡是无法避免的;在世界的任何地方,欧洲人所到之处都给当地的土著居民带来了灭顶之灾。即使欧洲人想防止这样的灾难发生,也束手无策。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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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对美国黑人命运的看法同样悲观。黑奴的处境显然是不堪忍受的。然而,托克维尔关心的是奴隶制给美国白人带来的伤害。他的悲观说明,他感到,无论解放奴隶与否,都不会有好结果。奴隶制使蓄奴社会道德腐化的论点在他之前已经有人提出过,但他的论述特别生动,因为他甘冒风险,乘船沿俄亥俄河顺流而下,目睹了河的一边实行奴隶制的结果和另一边自由人劳动取得的成就。他清醒地看到,实行奴隶制的州注定会落后;在绝对的意义上,那些州也许比大多数欧洲国家都更发达,但它们自己不会这样觉得,因为北方各州比它们发达得多。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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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坚持,决定人民幸福或不满的不是绝对的福祉,而是相对的福祉;社会学家因此对他高度赞扬,他也当之无愧。正如离开欧洲来到美国的移民抚今追昔,会爱国热情倍增一样,美国南方的人会因北方的生活水平更高而日益心怀不满。危险在于,蓄奴的州中的白人只关心维持自己相对于黑奴的上等地位,会养成衰落贵族的所有陋习。与此同时,靠自由人劳动的州会兴旺发达;工业城市将一个接一个地兴起,银行和贸易公司不仅在自由的州大展宏图,而且会把生意做到蓄奴的州去。这样的情况不会无限地维持下去,谁也说不准它最终是否会导致美国的完结。黑奴的悲惨在于,解放对他们没有好处。北方人反对奴隶制,但和南方人一样,不愿意和解放了的黑奴共处、通婚。黑奴获得自由后,只能当二等公民,在社会上与白人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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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没有预见到南北战争,虽然自1840年后,随着美国南方和北方之间紧张的加剧,他写给美国朋友的信愈见焦灼。18他在《论美国的民主》和致友人的信件中还提到了除奴隶制以外可能造成美国解体的其他原因。人们常说,他没有充分重视安德鲁·杰克逊就任总统产生的影响以及由路易-菲利普带到法国的“致富”(enrichissez-vous)精神传到美国后造成的效果。此言并不公平。托克维尔在讨论奴隶制对美国社会的政治凝聚力的影响时,话头一转,指出美国的重心正不可抗拒地向密西西比河流域转移。他对此如此关注是因为从东部各州向西挺进的那些人的特点。他们鲁莽,急躁,桀骜不驯,对于他们主动离开或被驱逐离境的州的政治不感兴趣;在托克维尔撰写此书的几年前,这些人的行为就使得一些美国评论家猜想,文明的美国人进入荒野之后也许会退化堕落。边疆生活为美国生活所特有,它是一把双刃剑;它有利于社会聚合,因为它像安全阀,使飞扬浮躁的精神得以释放,也给冒险赌输的人提供了翻本的机会;另一方面,它使躁动不宁、不服管教、急躁冒进、鲁莽任性的人得以离开定居的环境,因而摆脱了这样的环境对他们的驯服和管教。如果40年后,这种人成为美国人口的多数,美国这个年轻的民主国家就可能陷入混乱。不过,这个担忧到19世纪50年代才成为托克维尔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30年代的时候还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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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美国的民主》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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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上卷后,可能会觉得美国的情况已经言尽。托克维尔却欲罢不能。下卷与上卷在思辨方面并无明显的分工,但过去的半个世纪以来,评论家最为注意的有四个题目:第一个是托克维尔对个人主义与个性的暧昧态度,这个题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再次成为美国社会学的研究课题,戴维·里斯曼在《孤独的人群》(The Lonely Crowd)中对它进行了探讨,20年后,理查德·森尼特的《公共人的没落》(The Fall of Public Man)也重拾了对这个问题的讨论。第二个是托克维尔对美国人杰出的结社能力的论述。第三个是他关于家庭的思想。第四个是他对“软性暴君制”的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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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对美国文化生活的评论毫不客气。他相信民主政体不具备产生高等文化的条件,认为美国的生活匆忙而又单调;多数欧洲访客也有同感。托克维尔对美国政客的口才评价不高,认为美国人虽然是笛卡儿主义的践行者,但出不了伟大的哲学家;事实上美国人当然可以做到这一点,19世纪末,美国就出了皮尔斯、詹姆斯和杜威。美国读者对托克维尔这样的刻薄言辞并不在意。使他们感到不安的是他关于个人主义的论述。托克维尔相信,平等产生的结果是,美国人对平等比对自由更加热心。这是《论美国的民主》下卷的基本主题,它的影响贯穿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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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主义与退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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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是最早使用“个人主义”一词的作者之一;他给了这个词非常特殊的含义。它与“个性”的意思恰好相反,个性指强烈感知自己的身份特点,坚信天生我材必有用的品质,穆勒在《论自由》里对它大为称扬。托克维尔分析的“个人主义”是促使美国人脱离公共领域,专注自身的内向感情。它是“一种静思平和的思想感情,促使公民离开由与他同样的人组成的人群,和家人及朋友退避一旁,创立了自己的小社会后,便把大社会抛开,不再与之有任何瓜葛”。19关于这一点的简短章节最后写道,这样的公民其实只剩了虚名,而且他退入的世界将进一步缩小。他的退避可能会“把他牢牢禁锢在他孤独的内心之中”。这就是后人反复深入地研究的孤独的人群的写照。托克维尔并未援引复杂的心理学理论来解释这种退出外部世界的现象。它是从公共世界向私人世界的转移;它不是自私的表现,而是孑然避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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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这种对公共事务和政治的脱离是托克维尔最大的担心。他的担心直接与政治有关,穆勒也有同样的担心,还因此写出了《论自由》,但他的论述并不直接涉及政治。穆勒想让个人放开手脚,充分发挥潜力,为自己着想,我的生活我做主。托克维尔关心的是政治;他想要的是充分参与社会的公民,不是温顺听话、只管养家糊口的人,但他比穆勒更愿意接受社会生活中通常的规矩。托克维尔的崇拜者强调,他认为,要实现政治上的自由开明,需要一个相当保守的社会。穆勒则不这么想。对于美国民主也许会落入的这个结局,托克维尔的描述雄辩而有力,结果读者常常忘记,他并未说美国已经沦入了个人主义。他既解释了如果对躲进小楼成一统的压力不予抵制会出现的危险,也指出了抵制这种压力的力量。这样的力量中首屈一指的是美国人结社的能力;对这一能力的分析依靠的是托克维尔为民主社会的社会学研究留下了的又一项遗产,那就是“理解正确的自我利益”的概念。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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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社与“理解正确的自我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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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惊叹,不管是什么事,只要人能想得到,美国人都建有协会、俱乐部或社团。他撰写《论美国的民主》下卷之前曾访问过英国,虽然美国的法律与传统均来自英国,但英国人的生活中完全没有美国人那种结社的热情。托克维尔为之叹服的不是政党这类有直接政治目的的结社,而是为了非政治目的的结社。事实上,《论美国的民主》备受诟病的一点就是它对政党的忽视。的确,它除了简单介绍了联邦党和共和党的历史之外,对政党绝口不提。美国人的社团有大有小,推动的事业五花八门,包括建立学校,修建教堂,向世界各地派遣传教士以及建造医院和监狱。这些社团对美国的民主至关重要。一个没有贵族因而没有天然领袖的社会,任何事都需要大家共同合作才做得成;在这样的社会中,结社是培养民主自立的摇篮。托克维尔用对照法阐述论点的习惯在此清楚可见。他和孟德斯鸠一样,认为在由平等的人组成的社会中,自然的政治状况是暴政,国家掌握在独裁者手中,被统治的个人没有抵抗能力,也没有办法组织起来进行抵抗。美国社会恰好相反。非政治结社培养了人们的治理技能,使美国成为真正自治的共和国。但如果国家插手接管人民自发结成的社团,维持着自由的火花就可能被扑灭。1848年,托克维尔对路易·勃朗建议的成立国家工厂等济贫措施表示反对,他引用的经济学理论蹩脚牵强,但他提出的社会学理论还算扎实,虽然不能完全令人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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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为各种目的建立五花八门的社团,主要驱动力是为托克维尔所赞许的一种自我利益,那就是“理解正确的自我利益”。托克维尔认为,它是一种反制个人主义的力量。自我利益反制个人主义,此言听来奇怪,但一旦明白了“理解正确”的含义,便立可释然。在托克维尔看来,美国人明白,既然没有全权的政府干涉他们的事务,他们就必须自己把事情管起来。比如,若想让子女受教育,就必须和志同道合的别人一道建立学校。这是放眼长期共同利益的自我利益。怕就怕人们最终难抵诱惑,把一切都交给政府包办。寻求对问题的统一解决办法,并为此目的集中权力,民主政体很容易走这条路,不过迄今为止,美国人抵抗住了这个诱惑。对没有自助习惯的法国人来说,此中的含义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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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关于民主所面临的危险的观点被后人奉为圭臬,也使美国人一直为自己是否能继续保持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之间的微妙平衡而焦虑。他们感到焦虑当然不光是因为读了托克维尔的著作,不过托克维尔比任何人都更雄辩地点明了这个问题。如果人人只管追求私人利益,就顾不上结成自发团体,或积极参加政党活动——政党也是自愿的结社,尽管它的目的是要掌握强迫性的国家机器;这一点人所共知,毋庸赘言。托克维尔论述的新颖之处既反映在道德方面——他探讨了应在多大程度上推动公民参与,也表现在对事实的分析中——他阐述了结社的减少是否对社会构成了威胁。人们把有些问题归咎于公民参与的减少,但可能其实与它全不相干。这些问题的背后是关于公民参政的原则观点。作为政治理论家的托克维尔和现代评论家视公民参政为理所当然,其他的思想家却不同意。按照伯克的意见,老百姓应当过好自己的日子,不要掺和政治;柏拉图更加激进,他主张一定不能让老百姓参与政治。托克维尔认为,历史已经证明了柏拉图和伯克的错误。世界将成为普通男女的天下;问题是,他们能否当此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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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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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他探讨了美国家庭培育下一代公民的方法。托克维尔比仰慕他的现代人更严厉,也更悲观。对他来说,法国大革命不是久远的历史,而是记忆犹新的事件,他因此特别强调社会纪律的必要。旧制度对政治及宗教异见者任意使用令人发指的刑罚,对窃贼和伪造犯的严酷惩罚就更不用说;托克维尔认为,近代世界比旧制度更温和、更人性化。21但法律制度的温和意味着人民更加需要自我约束,而自我约束的意识只能靠家庭来培养。托克维尔十分关心如何把下一代培养为民主社会与政体的成员,所以特别强调妇女在美国人生活中的作用:“没有道德就不可能有自由社会……培养道德的是妇女。”22妇女的位置在家庭之中,所以托克维尔先勾勒出民主家庭的轮廓,再描述妇女在家庭及社会中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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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家庭是贵族家庭的反面。后者是大家庭,前者是核心小家庭;维持血脉的思想在美国没有市场。孩子过了婴儿期后,与家人的关系是友谊型的,不是权威型的。这在父子关系中表现得尤其突出,但兄弟姐妹的关系也是一样。在贵族家庭里,每人都在家庭的等级制中有自己特定的位置,这也许是托克维尔身为家中最小的男孩亲眼观察到的。在民主家庭里,孩子们一律平等,相亲相爱。但是,维护良好的道德还是要靠美国妇女。他这个思想中,孟德斯鸠的影响清晰可辨,但伯里克利和波利比奥斯的影响也几乎同样明显。美国女孩成长过程的突出特点是,她们在婚前享受绝对的自由,但那是在严格的道德框架内的自由。从托克维尔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特别喜欢那些和他调笑但不会引诱他卷入危险的情感纠葛的年轻女子。妇女的政治作用来自美国人婚姻中最值得称道的特点,那就是,婚前绝对自由的女孩一旦结婚后,就自觉地严格服从自己在婚姻中承担的义务,永远把家庭的福祉放在首位。美国生活的忙乱需要稳定的力量,美国妇女就是这支力量。如果家庭遭遇不幸,是她们把家庭凝聚在一起,也是她们确保她们的丈夫自力更生,坚决不依靠别人。一个喜人的结果是,美国人认识到了妇女的真正价值,把她们视为理性的生物和合作的伙伴,而欧洲人夸大妇女的诱惑力,仅仅将她们看作没有理性思考能力的玩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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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性暴君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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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成功地保持了自由与平等之间的平衡,使人不禁要问:美国人的道德能否永远保护他们不遭遇民主暴政的危险?对于这个问题,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上下两卷中都表示了最大的忧心。他在下卷中阐述的一个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成为20世纪对自由民主命运深切的哲学焦虑的一部分。他说,他担心会出现一种前所未有的暴君制形式。民主政体完全可能在短暂的时期内犯下残酷野蛮的行为;它们对暴力并不陌生,但野蛮与暴力并非它们的本性。民主社会的道德观是温和的,与贵族制社会或君主制社会相比,道德规范没有那么严厉。民主社会不太可能落入传统意义上的暴君之手,但需要警惕的是,它们的领导人尽管不会成为暴君,却可能会成为小学校长式的角色。托克维尔于是再次提出了对“个人主义”的担忧。他担心,每个人都会退缩避世,回到亲朋好友的小圈子中去。在这个由渺小的个人组成的大众头上,“架设着一层巨大的监护权力”。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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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的是,这个监护权力是所有渺小的个人加总起来的集体权力;它是社会意义上而非狭隘的政治意义上的多数人暴政。托克维尔将这种暴政与人们通常理解的暴政做了对比。后者是独夫统治,统治者野蛮自私,横行霸道,无法无天,靠赤裸裸的暴力和恐怖来行使权力。在现代极权国家兴起之前,这种暴君令他周围的人每天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但对离他较远的人影响不大。传统的暴君好比向原野发射炮弹的大炮,如果炮弹落到你身边,你必然没命,但如果落点较远,你的生活则可不受打扰地照常进行。民主暴君制是“软性的”或“温和的”,但它影响一切,无所不在,不可逃避。关于民主暴君制,托克维尔有句名言常被后人引用,说:“它对人民并不暴虐强迫,而是阻挡、妨碍、削弱、迷惑,最终把整个民族变成一群温顺勤劳的牲畜,政府就是牧人。”24穆勒在《论自由》中表达了同样的担心,阿尔杜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则以戏剧性的手法对它做了新奇的表述。当今美国政治中,反对“大政府”的人对这个担心不敢稍忘,但也有人认为它危言耸听到了荒唐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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