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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可能是沿着议会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正常”的资产阶级国家在性质上是民主共和国，尽管其政体形式也许并非如此，比如，英国在名义上是君主制。不久，英国就不得不接受了普遍投票权，因而开辟了通往社会主义的议会道路。马克思的推理逻辑不无道理。他必须对英国这种国家的经济发展程度与阶级结构了解得非常精准。如果全体工人阶级的处境都无一例外地悲惨，他就有理由相信，工人阶级所有成员的投票立场都是一致的。英国是最接近马克思二元论政治观的国家，但是，工人阶级内部千差万别，所以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没有一个整齐划一的工人阶级与资本家剥削阶级相对峙。技术工人时刻不忘自己与非技术工人的区别；工头是低级的管理人，不是高级的劳动者。直到20世纪末，英国选民投票基本上都是按阶级划线的，世界上几乎没有别的国家可以与之相比；但即使是非技术工人也远非工党的铁杆票仓；在技术工人中间，工党最多只能得到微弱多数的支持票。无论如何，马克思时代的英国工人都没有陷入“悲惨化”，看不出哪种形式的社会主义会比明智的保守主义者提出的改良资本主义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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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认为，有了秘密投票制和普遍投票权，工人阶级的政党就能通过赢得选举来实现社会主义。它必须做好抵抗反革命暴力的准备，因为不能保证沿着议会道路走向社会主义一定会太平无事。尽管如此，不一定会发生建街垒、打巷战、冲兵营、抢武器这些为人熟悉的革命场景。有些评论家认为，马克思的意思是，资本主义可能会一点点地被社会主义取代，会静静地安乐死，而不是在坚硬的外壳下爆炸。这种解释引起了两个明显的问题：最终消亡之前的国家是什么样子？国家消亡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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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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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以何种形式推翻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形式的社会，之后都会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概念受了列宁1917年后在苏联建立的统治的连累，使人闻之生畏，其实它在原则上并不可怕。建立没有国家、自我管理的社会是长期目标。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这个最终目标之前的临时性民主政府的形式，马克思设想用它来填补中间这段空当。既然根据马克思的分析，一切形式的政府都是阶级专政，那么工人阶级占大多数的民主按照定义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自由民主是资产阶级专政，在自由民主政体中，没有人会害怕半夜有人敲门。无产阶级民主应当比过去的政权更宽松，因为它不是少数统治多数，而是多数统治着自己以及日渐衰落的资产阶级。过去的政权都是台上的统治阶级统治在它之下的一个或几个其他阶级，无产阶级却是要消灭一切阶级。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是建立社会主义，换言之，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社会公有制。这就消灭了阶级，剩下的社会组织在严格意义上已经不能算是国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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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任何阶级的政府都定义为专政，以此来去除“专政”一词的强迫性含义，这反而模糊了“专政”的概念：通过历时一个多世纪的税收政策来波澜不惊地一点点除掉资产阶级，或通过有偿国有化来使资产阶级较快地消失，这是一回事；斯大林执政期间通过大批屠杀富农来消灭资产阶级却完全是另一回事。马克思暗示，绝大多数选民都会赞成新秩序，只靠选票就已足够，强制性力量只做预备，以应付可能负隅顽抗的少数人；不过他从未明确地这样说过。毋庸赘言，改变专制的军人-官僚制国家的过程会更加暴力，更加血腥；因叛乱而失去权力的一方不会乖乖就范，战胜方也不会有雅兴去尊重议会的规矩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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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一点可以长篇大论地讨论，其实只要说明一点就够了。如果要等资本主义铺平了富裕的道路，社会主义才会到来，那么革命，或“最后的革命”，就绝不能破坏社会的生产能力。迄今为止，所有的社会主义政权都只能在废墟上建设社会主义，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它们根本不可能成功。至此，马克思对未来的设想已呼之欲出。他设想，政权易手后，将出现由无产阶级主导的高度民主的国家；它将建立社会主义，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在此过程中，公民将学会自我治理，并且（以马克思从未说明，别人也从未替他说明过的方法）学会建立起一种没有统治、没有剥削的经济制度，这种经济制度高度协调，不像大部分经济那样，需要市场和货币来指导。如果人的喜好一成不变，技术停滞不前，就可以想象这个制度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相关的问题，在尽量减少辛劳的情况下最高效地生产和分配人们所需的物品。然而，一劳永逸是不可能的：按照马克思的设想，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将获得解放——但是解放了的人一定会改变品味喜好，发明新的趣味，想出新的方法来制造所需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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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中至少讲明了如果没有不劳而获的资本家会是何种情况。马克思期望，未来的社会将超越资产阶级狭隘的权利范围，成为“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社会。16这个口号是圣西门提出的。至于口号的含意为何，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鉴于马克思对利润来源的解释（它是工人产生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偿获取），它肯定意味着资本家不能再不费分文地获取剩余价值。不过，马克思清楚地说明，这并非说工人当场即可干脆利落地拿走他生产的一切产品的价值；社会需要资源去帮助不再能劳动的老人和没有劳动能力的婴儿或病人，也需要资源去办教育，搞投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人的思想仍然是资产阶级的路子。工人在一生中会得回他生产的所有价值，当然这是平均而论。更强壮、更聪明、更能干的工人生产的更多，获得的也更多，所以，平等的含义不是不同工人之间的绝对一样，而是没有剥削。这个阶段的口号是“按劳分配”。只有到了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人超越了按劳取酬的思想后，才能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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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才是达到了充分的社会主义。人将超越通常意义上的正义概念，因为他们不再从权利的角度思考问题。与资产阶级社会相比，这样的社会更加公正，但那并非关键所在。公民自愿对他们参与的集体事业做出贡献，他们的所得属于自己，因为生产的唯一合理目标是满足人的需求，分配的唯一合理原则是“按需”。于是，剩下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有没有可能实现这样一个复杂却又没有国家的社会？无数撰著者都说过，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人会成为管理人，或行政者，他们因自己的专长赢得他人的服膺，将一步一步地再次成为统治阶级。这些人无论算是柏拉图所谓的监护人，还是黑格尔笔下的普遍阶级，都会把持社会的组织，将其变为自己的财产。于是，将会出现新阶级，还会出现权力与财富方面新的但并不优于从前的不平等。这个论点引述的论据经常是人性软弱和权力诱人这类简单的理由，加之对物质“丰富”这一概念的比较复杂的怀疑观点。霍布斯和如今的营销经理一样假定，人总是希望比别人得到的更多，而不是满足了需求就适可而止。如果这个假定正确，物质的丰富就不可能实现，因为在人的概念中根本没有“丰富”这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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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论点戳中了马克思论点的软肋，但同时又对它奈何不得，因为马克思认同与柏拉图理论相近的理性主义。如果人足够理性，能够明白自己和自己的需求，就会知道已经得到了自己的所需；那样，认为人总想压过邻居的批评家就大错特错了。同样，如果行政管理者对自己的定位不是掌权者，而是致力于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的服务者，他们就不会滥用手中的权力。巴枯宁明白马克思想要什么样的行政管理者，嘲笑说那是由经济学教授组成的贵族。马克思反唇相讥，说巴枯宁不懂，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管理取代了对人的治理，行政不再有政治性。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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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面有两大问题没有解决：一是行政管理是否能够不再有政治性，二是如果它失去了政治性，人是否会幸福。可以参照后面将要介绍的马克斯·韦伯的观点；韦伯坚持认为，要防止停滞，使人们不致失去希望，仅靠理性行政是不够的，总是需要具有强大魅力的领袖来激励人们产生新的要求与希望。在结束这段讨论时，应当指出，在马克思想象的共产主义未来里，理性的要求与人的生产本性总是吻合得天衣无缝，生活在这样的共产主义未来里并不坏，人类实际经历过的许多事情比这糟糕得多，而且许多其他的设计不如马克思提出的科学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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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治：从霍布斯至今（下卷） [:1703327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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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治：从霍布斯至今（下卷） 第二部马克思之后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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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治：从霍布斯至今（下卷） [:1703327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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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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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本书最后这一部分介绍了许多困扰着20世纪的悲剧和焦虑，但它并不是一曲哀歌。本部分的论述也不限于在20世纪才变得重要起来的问题，或在20世纪初露头角的思想。在考虑欧洲帝国主义在促成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方面的作用时，不能把帝国间的竞争视为19世纪末突然出现的现象。18、19世纪的政治有很大一部分是帝国政治，正如英国与包括西班牙和法国在内的欧洲列强之间自16世纪开始的无休止的冲突追根溯源均起自帝国的竞争。不过，欧洲的全球霸权在20世纪达到了巅峰，在20世纪的下半叶，欧洲的帝国又开始了迅速的、经常是暴烈的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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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现象渊源较浅，常常是昙花一现。法西斯主义的极权梦想与宗教运动（也许特别是天主教会）的野心有些相似，因为教会也企图把信徒的生活全部控制起来；但前者的野心是世俗的。把教会与政党相比拟毕竟并不十分恰当。我们会看到，在意大利和西班牙，教会与国家曾结成过不幸的联盟，但是，要想弄懂这种联盟，埋头研究中世纪神学不啻缘木求鱼，应该研究的是19、20世纪的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运动、保守派对它们的反应，以及骤然发生的工业化和政治现代化对适应不良的社会产生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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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本书是政治思想史，不是政治史，但是下面的章节强调了工业化的作用以及伴之而来的人口变化对人的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对每个人看待新世界中政治与社会可能性的方式的影响。只要读过20世纪早期的政论著作，都会注意到里面提到的现代社会的“大”。不管是工厂、轮船、公寓大楼，还是跨越天堑的桥梁，一切似乎都变得比以前更大。大工厂的产量比以前高得多，商店出售的货物种类比以前多得多，报纸的读者群比以前任何通信形式的受众都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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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现象引起的反应各种各样。各类保守派抱怨说，现代民主只靠数量唬人，质量却不敢恭维。满心焦虑的自由派不知道怎么使“大”社会变成“伟大的”社会。他们的焦虑至少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是担心个人在人群中会丧失自我，看不到生活的意义，觉得自己不过是工业机器上微不足道的螺丝钉，选举领导人的时候，自己只是投票站的一个号码。第二种是担心政府无力管理现代工业社会这部巨大而复杂的机器。经济的兴衰似乎超出了任何人的控制能力；经济衰退到来时，造成的不仅是生活的困苦，而且还有劳工骚乱和一个更大的危险，那就是工人阶级可能会发动暴动来推翻一切，摧毁财产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重演法国大革命的种种惨烈——事实证明，这个危险并不像左派所希望的和右派所害怕的那么大。第三种担心则正好相反，害怕政府对现代工业社会的控制太过有效，或者是通过法西斯主义政权那种残暴的手法，或者是采用与古罗马的“面包加马戏”相似的收买人心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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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思想很少会灰飞烟灭，完全无可挽救。有些过去的科学理论不再是科学，成了科学史中的掌故；而政治思想即使遭受同样的命运，也还是能够在后世发挥一定的作用，不致像日心说天文学和托勒密本轮学说那样完全被束之高阁。之所以如此，至少有两个原因；它们也是促使我写作本书的重要因素。第一个原因是，人是历史动物。我们因自己对各种主题（无论是《旧约》各书的内容，还是国会议员的名字）知道得不够详细而汗颜。然而，对现行制度的由来以及它体现的道德和思想上的坚持，我们是非常清楚的。按比例来说，如果有一个人知道大宪章的实际内容，就有几百人相信，今天的公民自由以某种方式来自这份文件，如果有一个人知道雅典人在公民大会的投票方式，就有几百人知道，我们为之自豪的独一无二的合法政府形式的名称是他们给的。不可能想象人能与历史完全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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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记历史不仅是汲取先辈的智慧，还经常意味着了解过去的思想的恶，无论它表现为何种形式。我们希望自己比前人更加明智，更加宽宏大量，或至少更加注重良知。我们不愿多想现今政治制度的血腥起源，也不想猜测是什么心态使得前人犯下了那些残暴的恶行，尽管我们是多年后的受益者。我们借以试图了解自己和自身处境的思想有些完全是近代的，如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但我们仍然对这些思想在古代的前身深感兴趣，不仅因为它们是今天的科学在历史上模糊的身影，而且因为它们使我们能够从另一个角度看待今天我们对自身的了解。弗洛伊德自己也同意，诗人和剧作家从来就明了被他阐释为科学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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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说了第一个原因是人是历史动物，第二个原因则几乎截然相反。虽然如今的社会与过去千差万别，但面临的困境如出一辙，尽管问题的规模不同，人类应付困难的能力至少在物质方面也比以往强得多。如果把国家或更广义的政治制度视为制度性工具，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用来抵御内忧外患，确保人民生活无虞，把下一代培养为好公民和政治社会的忠实成员，并维护社会的道德与精神文化，那么它们的确执行了这些任务，除了力不从心或完全无能为力的“失败的国家”。今天与历史上任何时期一样，公民团体的成员各自应做出多少贡献这种责任分配的问题仍然是引起激辩的主题。今人对正义不同概念的辩论不会使亚里士多德吃惊，尽管现代国家的规模肯定会使他惊讶莫名，更不用说各种现代科学技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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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本书最后这些章节始终显示了技术上弃旧从新与意识形态、哲学和政治上连绵永续之间的对照。也许可以断言，国家主义的实验已经失败。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许多人都认为，任何推行斯大林式指令性经济政策的计划体制都是行不通的；尽管如此，人们仍在思辨如何既保持自由市场经济的活力，又关注必然会落在后面的人的福祉，或如何建立强有力的行政领导，却又不致打开通向独裁的大门，或如何促进和平，同时又随时准备打仗。在一个有着70亿人口的世界上，现代社会遇到的问题似乎是史无前例的。毕竟，我们掌握了足以灭绝全人类的武器；我们可能会把我们的星球毁得无法居住；我们可能会耗尽资源，为争夺石油、水源或可耕地大打出手，使人类再次坠入黑暗时代。然而，虽然我们今天破坏地球并连带损害人类的能力远远超过了20世纪前所能想象的程度，但是对遭受损害的个人来说，其实古今并没有区别。身处蒙古铁骑经行之地与陷在B-52轰炸机的目标区同样恐怖，过去的社会同样因过度放牧、水土流失和耗尽资源而吃尽苦头。如果国家存在的目的也包括解决人的行为造成的副作用（这是个人和较小的群体所无法做到的），那么本书开始时提的问题就依然存在。我们该如何治理自己？我们该集体采取何种行动来解决我们集体造成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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