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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正式观点是，一切阶级冲突的基础都是有产者与工人之间的冲突。但是，他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第一个例子是“奴隶与自由人”，这个例子表明把一切都归于人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是多么困难。11事实上，他对阶级冲突提出的第一种释义是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冲突。奴隶与自由人之间的区别和奴隶与奴隶主的区别并不一样；贫穷的自由人的生活常常比奴隶还要艰难（罗马的奴隶自己可以做生意，甚至蓄奴），也不会拥有奴隶。另外，奴隶与自由人的区别是法律地位上的区别，不是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的区别。为了能赶得上对德国的1848年革命产生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写《共产党宣言》时比较匆忙，但即使在时间的压力下，马克思的头脑也很清醒。他的根本思想是，在任何社会中，关键的问题都是：除了生存必需的资源之外，其他的资源是哪里产生的？它们是如何落到将它们收为己用的社会阶级的手中的？古代社会依靠强制劳动来产生剩余资源，所以马克思注重奴隶制是对的。在封建制度下，剩余资源由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来生产。到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剩余资源的成了无产者。至于由此引起的每一场具体的冲突是如何发生的，这完全要视当时的具体情况而定，但政治的实质是，国家的任务就是处理为榨取剩余价值而采取的强迫措施所造成的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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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变化和政治活动由冲突驱动的理论有许多吸引人之处。马克思分析方法的主要创新——“唯物主义历史观”——依靠的是他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区分开来这一著名的也是备受争议的方法。关于马克思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可能是什么，一定是什么，后人提出了各种别出心裁的解释，但马克思的基本思想照例简单明了。生产力这个资源如果运用得当，能创造人所制作、使用和消费的东西。一条河不过是一条河，但一旦人发明了水车来利用河水的力量，这条河就成了生产力。最重要的生产力是人力劳动，无论是否有技术的帮助；并非所有生产力都是物质的。马克思把技术革新和科学发明也算作生产力，因为它们使人把本来没有产出的自然要素组合起来用于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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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太容易想象好主意如何能够变为物质，但马克思的观点是有道理的。要请黑格尔恕我直言，历史并非思想自我发展的证明。不过思想也并非没有力量，尤其是当它由具体的人提出，导致了行动的时候。思想通过激励行动而产生效果，无论是鼓起人的干劲还是使人得以做自己想做的事。只有当思想体现在行动中，指导了人对物体的行为的时候，思想才能影响历史。光是希望得到大炮是打不赢战斗的，但如果真有一组野战炮，就能打败装备较差的敌人；思想在战场上起作用的另一个原因是，若徒有大炮而不会用，再好的炮也只是摆设。生产力是否用于生产性的目的取决于生产关系。让我们先把生产关系的概念澄清理顺。这里的基本思想也很简单。犁铧是生产力，把犁的技术也是生产力。如果我拥有犁铧、田地以及耕田后要播下的种子，犁铧手也是我出钱雇用的，那么这样的事实所反映的生产关系就界定了这些生产力的使用范围。拥有田地或犁和种子的可以是把犁人自己，也可以是集体农庄。马克思要说明的是，没有正确的生产关系，潜在的生产力就永远得不到开发。早在古希腊时期，埃及的亚历山大就有人发明了一种简单的蒸汽机，但因为当时有充足的奴隶，所以没有人愿意为了节约人工来进一步改进蒸汽机，使它能起到比玩具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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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唯物论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进步得以发生，是因为生产力的效率越来越高，导致了生产关系的改变，生产关系的改变又转而提高了生产率。马克思这方面的论述不太清楚。有时，他似乎把两者的关系描述为单向的，好像生产力自主发展，拉着生产关系向前走；但别的时候，他又正确地说，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可以推动，也可以阻碍。形成新的生产关系的原因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新的生产关系若要维持得住，必须提高生产率。马克思的意见肯定是后者。他也充分考虑到了起初的创新后来成为阻挡进步的绊脚石的可能性。资本主义就是一例。迄今为止，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使生产率实现了长足的进步，但造成的混乱不稳的代价也高得可怕。工业化社会分裂为资本的拥有者和劳力的提供者，这种状况很快就会延滞生产率的提高。马克思的革命理论最终发出了这样的豪言壮语：当资产主义的生产关系变为生产力的“桎梏”时，“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最后的革命将随之到来。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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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马克思的意思，有一种解释颇有道理：提高生产率的压力永远存在，因此也总是有增强生产力的压力。生产率和生产力不会自行提高，但人总是希望进一步增强生产能力。有些改善是生产力质量方面的，比如造出更高效的蒸汽机，别的改善则是财产的拥有方式、对工人的管理、给工人的报酬等方面的变化。这就又回到了阶级这个问题以及革命的大乱将带来大变的观点上面。马克思认为，财产权的实质是获取生产资料的能力；他把对生产资料的控制也列为财产的一种形式，无论这种控制的法律基础如何。在指令性经济中，国家官僚机构的官员在法律上并不拥有用于生产的资金，但他们控制着那些资金，并有权决定生产与分配。这使人不禁觉得，这样的官员等于“半拥有者”，若严格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定义来看，官僚机构也是一个阶级。托洛茨基理论的追随者谴责苏联推行“国家资本主义”，根据的就是这个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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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马克思提出的格式得到了印证。拥有生产性资源的人雇用工人，购买原材料，组织生产，最后把产品拿到市场上出售。市场竞争激烈非常，所以，制造商必须降低生产与分配的成本，尽量扩大产出以求实现规模经济，积累资源以备经济衰退，否则就无法生存下去。资本家自然愿意尽量压低工资；他们一旦不再需要工人的劳动，就无情地将其解雇，或以更低的工资雇用女工和童工来取代男工，等等，不一而足。当时，马克思不是唯一视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逻辑的经济学家，也不是只有他一个人认为工人阶级会日益“悲惨化”，也就是说，他们的生活水平会持续下降。工人对市场的抵抗能力微乎其微。有工作的工人受到“失业的预备大军”的威胁；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从有产者和雇主阶级跌落到一无所有，仅能出卖劳动力的阶级，求职的竞争也进一步加剧。工人阶级日益扩大，并日益绝望，与其对立的有产阶级日益缩小；这些就是《共产党宣言》宣称会引发革命的要素。我们前面看到，这是亚里士多德认为会造成停滞的情况下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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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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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过程的发展伴以生产率的不断提高，这对马克思来说非常重要，他就是据此而预言会爆发最后的革命。资本主义社会有潜在的资源，可以实现真正富足的非强迫性社会，那样的社会不再有阶级冲突，也就不再会有革命。鉴于历史的发展超乎马克思的预言，应该回过头去看一看阶级是如何形成的，以及阶级冲突为何会爆发为革命。马克思对他自己的观点做出了有效的批评；为了解释世界的情况，他也许会剑走偏锋，但他十分尊重事实。“愚蠢从来对工人阶级没有帮助。”这是他在1847年斥责空想社会主义者威廉·魏特林时说的话，也是他自己的座右铭。不仅资本主义没有像他预言的那样自我毁灭，而且他的分析需要照顾的例外情况太多，影响了立论的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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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外之一是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它体现的问题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力。标准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进步观设想存在着一个史前阶段，这个阶段没有财产，没有社会阶级，没有政治组织，也没有前进的动力。马克思对进一步细分人类历史的史前阶段不感兴趣，他只想把没有财产和阶级冲突的静止状态与这样的冲突产生的前进势头相对比。马克思博览群书，知识广博，他知道，在土地私有的定居农业社会形成之前，人过着游牧部落的生活，所拥有的不过是皮毛、武器和畜群。欧洲通过对美洲和南部非洲的殖民，也接触到了仍处于石器时代、过着狩猎-采集生活的土著。对马克思来说，这些现象没有多大的历史意义，但为他对人类历史的描绘提供了方便的隔断。历史自人类脱离没有财产、没有阶级的原始共产主义开始，将随着人类发展到没有财产、没有阶级的高级共产主义而告终。有时，马克思把人所经历的历史称为“前人类历史”，因为发生过的一切都不是人能够有意识地控制的。真正的人类历史尚未到来。马克思论述的焦点是历史发展的进程，从基于奴隶制的古代社会开始，经过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直到革命后到达终点。他特别注意资本主义社会的起源和旧制度的结束，并试图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中寻找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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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细亚生产方式”使人焦虑的是，印度和中国的经济没有内在的动力。这两个国家一度拥有比欧洲更先进的知识；触发了西方工业革命的许多技术它们早已掌握，却没有进一步发展。“亚细亚”式的生产关系促成的不是生产力的发展，而是停滞；“亚细亚”式的政治安排不导致阶级冲突的加剧，所有权的格式对生产资料的拥有者不构成竞争的压力。“亚细亚”式的社会中从未出现过类似中世纪欧洲城镇中由工匠组成的行会，统治者需要能工巧匠的时候，就把他们召入宫内，但他们从来仅是工匠，从未转变为服务于市场的独立企业家。没有竞争压力，没有有产者与劳动者彼此敌对形成的阶级，没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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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也许只将“亚细亚生产方式”视为一个有趣的例外，讲完了接着宣扬在欧洲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在一定程度上他的确是这样做的。他赞扬欧洲对亚洲的“入侵”，认为那会把印度和中国拉入欧洲世界历史的潮流，使它们走上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然而，这引起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欧洲会不会出现一种政府和经济制度，能够缓解阶级冲突，造成经济停滞，使革命胎死腹中？在欧洲，问题是普鲁士的官僚极权主义或拿破仑三世的法国帝国能否消弭阶级冲突，改善工人的生活，使之不致像在纯粹的资本主义制度下那样悲惨，因而缓解工人的怨愤，同时减缓经济的大起大落以安抚资本家。这样的话，尽管没有经济的快速增长，但产生的安全保证足以弥补。实际上，普鲁士的经济增长和技术创新迅速超过了英国，而美国资本主义尽管不受限制地任意发展，却没有出现欧洲那种以阶级为基础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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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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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阶级冲突的描绘是二元的：有产者对无产者，奴隶对自由人。但是，阶级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它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形成，另一个是它们在政治过程中的作用。如果政治是阶级斗争，就需要解释清楚，社会的生产活动造成的社会分裂是如何出现在政治生活中的。涉及实际政治事件的时候，马克思放弃了二元模式，讨论了不止两个阶级之间的互动。他对1848年的期望落空了，那年发生的一系列革命的主要动力是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不是社会主义，而且无一成功。在德意志，过去的精英重新掌握了权力，德国统一不是自由-民族主义下的协议成果，而是在普鲁士的绝对君主制和它最出色的仆人俾斯麦宰相的治下实现的。在法国，路易-菲利普的七月王朝被推翻，但随后成立的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无法维持，路易·拿破仑先是被选为总统，后通过政变自封为皇帝，封号为拿破仑三世。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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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晚年认识到，《共产党宣言》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在欧洲诞生的阵痛当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垂死挣扎。他以为发生的暴动是支持社会主义的无产者起义，其实它们部分是由于粮食歉收、食品价格高涨、经济萧条引发的愤怒，部分是工人骤然间来到城市的反应，他们在新环境里茫然无措，因为失去了过去的确定性而心怀不满。1848年的革命既是对未来的期盼，也是对过去的留恋。马克思对在中欧和东欧大部推动了革命的民族主义感情没有亲身感受，也就不太同情；既然工人无祖国，工人的愿望也就是，或者应当是，放眼四海的。工人并不胸怀世界，这一直是困扰着社会民主运动的一个难题，马克思和恩格斯一些最严厉的批评就是针对斯堪的纳维亚民族主义这类现象的，他们斥其为“老北欧海盗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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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拿破仑政变后不久，马克思就撰著叙述了事件的发展；事实证明政变远远不止他当时预言的昙花一现，于是后来又出了修订本。马克思解释了事件为何没有按“正确的”轨道发展，也论述了国家如何能够起到别的作用，而不仅是充当他在《共产党宣言》中描述的那种管理资产阶级共同利益的委员会。141848年法国的形势不是万众一心的无产阶级与代表资产阶级的资本家相对峙，而是还有许多别的行为方。法国人口的很大一部分是农民，分为大地主、小地主和没有土地的农业工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原来称农民为“一袋土豆”，根本不把他们当作一个阶级；后来他们看到路易·拿破仑靠农民的选票登上了权位，所以不得不改变以前的观点。资产阶级也不是铁板一块；它的上层分为吃国债的金融贵族和工业大亨两种人，在他们之下的激进小资产阶级同样四分五裂，成分五花八门，从报刊记者到钟表匠这样的手工艺人。要说革命是由哪个群体发动的，应该说是激进的小资产阶级。这说明了为什么共和国立足不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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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看到了关于阶级冲突的两种叙述：一个是有产者与劳动的提供者相对立的简单二元论，另一个是对哪些社会群体在政治风云中实际上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的分析。这两种叙述产生了关于国家的两个说法。前者将国家视为统治阶级的工具；统治阶级在经济上占主导地位，国家为它的阶级利益服务。以此来解释19世纪中期英国的政治相当有效。它可以解释得通一些明显的困难，比如，尽管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阶级是资产阶级，但绝大多数从政者都是拥有土地的士绅及其亲戚。可以说，士绅阶层的从政者是忙于赚大钱的资本家的雇员。这个理论也能解释大部分劳动人口仍然是农民或家仆这一事实，因为它说驱动政治变化的是利益冲突，不是某个具体的职业人群。马克思认为国家作为管理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应该做的许多事情，维多利亚时代的政府也都做到了。它实现了清廉，根除了待遇优厚的虚职和假公济私的现象，建立了择优录取的文官制度；财产法得到简化，变得更加透明，对买卖土地的限制被废除，这反映出从把土地世代保留在家族之内向着允许将一切资产变为流动资本的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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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理论适用于维多利亚时代的政府，因为它就是根据那个政府的情况发展起来的。事实上，马克思期望落空的一个原因就是英国政府极为出色地管理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它避免了革命，把城市工人阶级吸收入了政治制度，然后用帝国的灿烂前景诱惑工人阶级与它同心同德；它对于工厂的工作条件和工人的工作时间做出规定，因而迫使工厂主采取有利于他们自身利益的行为，还限制雇用女工和童工，以保护男性家长的工资。英国的工人远未遭受“悲惨化”，反而是实际工资连续半个世纪不断增加。这毁灭了马克思对革命的希望，但并未完全颠覆他的政治理论。如果马克思把自己对有产阶级“共同利益”的叙述想通想透的话，就会看到，那些利益不仅包括他所提到的，如执行打击盗窃和伪造的法律（这符合所有人的利益，尽管对小偷或伪造犯不利），而且也包括他没有提到的，如规定不准公司采取可能激起政治动乱的竞争手段。这样的推论有一个代价，那就是必须放弃革命不可避免的主张。只有当政府把它保护资产阶级共同利益的任务搞砸了的时候，革命才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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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回应的办法值得一提：一个是把聪明的政府可能采取的一切措施都归为短期的治标手段，从长远来看注定会失败；比如，当全球竞争开始威胁到英国经济龙头老大的地位，英国公司无法与低工资国家的公司竞争的时候，英国公司就只能压低工资，《共产党宣言》所说的悲惨化导致革命的进程就会启动。另一个是放弃“社会演进靠政治革命”这个口号所包含的思想。15过去革命屡屡发生，是因为被排斥的阶级没有和平的办法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变革。在位的统治阶级将此视为零和博弈。在权力和财富方面，下层阶级的得就是上层阶级的失。如果生产力迅速增长，社会更加繁荣，工人生活会逐步改善，不同阶级间在收入、权力、愿望和文化方面的差距也会缩小，这样，正宗的老式资本主义就有可能和平过渡到民主社会主义或民主的资本主义福利国家。马克思晚年时，觉得英国、荷兰和美国可能会走这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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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关于国家的第二个理论适用的对象是法国、德国和俄国，不是英国或美国。1848年革命后，路易·拿破仑发现，在那些热心支持军方、憧憬重现他的叔父拿破仑一世的煊赫军功的人当中，他可以一呼百应。也有许多人对保持国家的军事-官僚政府的现状有既得利益。对于维护法国国家，不仅是公债持有人和靠借钱给国家再转卖国家的债券为生的股票投机商，而且整个巨大的官僚机器都利益攸关。革命没能摧毁国家，国家于是得以镇压巴黎和里昂街头的叛乱，并挤走反对路易·拿破仑的议员。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不再是被资产阶级随意雇用或解雇的委员会，而是变成了独立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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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冲突的简单理论解释不了这类国家的性质。如果管理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国家就是资产阶级国家的话，它就应该有两个最显著的特征——锱铢必较和对资产阶级共同利益的专注。法国国家追求国家荣耀，那可是烧钱的事业，也并不明显地符合资本家的利益；它的官僚队伍庞大，维持这支队伍也需要花钱；它发放大量国债，付息需要征税，这是许多资产者所不乐见的，尽管有些人想买国债赚利息。要解释法国国家的存在，就需要回答资产阶级的共同利益到底为何这个问题。马克思认为，法国资产阶级从未确立自己的统治地位。金融资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之间经济利益的分裂是一个因素，激进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强劲活力是另一个因素。资产阶级从未获得对国家的掌控，国家官员因此得以继续作为一个社会阶级靠国家为生。马克思还说，分裂的资产阶级比团结的资产阶级更需要强大的国家。整个资产阶级需要强有力的国家来维护全体有产者的共同利益，而不是某些形式的财产的拥有者的特殊利益。这个论点很有道理。可以想象，代表资产阶级不同利益的人若是坐在一起设计他们都愿意效忠的国家，产生的结果就是马克思笔下法国的军人-官僚政权。如果这些人不择手段，也许会设计让国家动辄以军事冒险来转移民众对国内事务的注意，但他们的设计若是导致普法战争那样的灾难就得不偿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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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起初分析路易·拿破仑政变的特性时，曾说路易·拿破仑的成功不会长久。他假设，《共产党宣言》所说的那一种才是资产阶级国家的正常形式，工业和商业资产阶级不会容忍军人-官僚国家的巨大开支。后来，马克思看到，国家的异常形式反而更加持久。他因此开始思考，也许从资本主义通往社会主义的途径比他原来想象的多，也许真正的革命并非实现社会主义的唯一方法。下面将介绍马克思政治理论的最后几个内容，即革命的理论、国家的消亡和在这之后的社会组织。马克思雄心勃勃地试图创建一个思想体系来充分解释他感兴趣的一切现象。他本打算做完他的系列研究后再来讨论国家的性质；三卷本的《资本论》只是这个系列的头四分之一，而在他的有生之年，仅仅出版了《资本论》的第一卷。知道了这些，就不难明白为什么我们只能看到部分的马克思的理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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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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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意味着巨变，因为只有在旧的统治阶级做出的让步无法令造反的阶级满意，旧制度无法满足造反的阶级提出的要求的时候，才会爆发革命。并非所有革命均不可避免，有些革命完全由于统治阶级的无能所致。马克思感兴趣的革命标志着从一种生产方式向着另一种生产方式的决定性转变，这样的革命似乎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并没有提供一个充分完善的革命理论，可以这么说，他提供的实际上是一套社会构造学学说。随着新生的经济与社会形式进入旧有政治制度业已成形的坚硬外壳，所产生的压力不太可能慢慢地均匀分散到外壳各处，而是很容易引发地震。但是，压力也可能消散，地震何时发生也无法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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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的欧洲，有两个可能，其中一个更容易发生在美国，而不是欧洲。第一个可能是叛乱和革命。如果国家不仅不准日益壮大的工人阶级参政，而且也阻挡与工人阶级结盟的激进资产阶级以及几乎所有其他人参政，就必然造成不满，最终引发起义。很难预测国家是否能够抑制住民众的不满或把起义镇压下去，不过在很多情况下，革命是有可能成功的。另一方面，俾斯麦面对普鲁士君主制遭受的压力，采用的处理手法表现了他炉火纯青的灵活与圆滑。如果后来的君主和俾斯麦的继任者更聪明一些，德意志帝国也许能够千秋万代。法兰西第二帝国、沙俄政权和德皇威廉政权的垮台正是由于最经常造成它们那类国家灭亡的原因。战败对军人-官僚制国家尤为不利，因为国家既失去了镇压的能力，也丧失了建立在军事成功基础上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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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推论，革命最可能发生在顽固拒绝把被排斥的阶级接纳入政治生活的国家中，这个推测相当准确。但是，他没有充分考虑到俾斯麦这类专制领导人的精明；他们和马克思一样看到了问题所在，于是建立了早期福利国家来收买心怀不满的工人阶级，同时确保军队的强大和忠诚，以杜绝革命爆发的可能。马克思也没有足够地重视国家军队与未经训练、装备粗劣的起义军之间在火力上日益拉大的差距。不过即使在那时，也必须牢记托洛茨基的那句话，“步枪需要人来放”；近些年有许多例子显示，军队本来可以压倒抗议者，却没能做到，结果是抗议者取得了革命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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