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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中，我对确定具体思想家的影响力一直非常谨慎。不过，傅立叶不仅在19世纪美国的乌托邦主义者中，而且在包括安德烈·布勒东在内的处于战后社会主义思潮边缘的无政府主义者中都追随者众。他也影响了20世纪60年代晚期所谓的“境遇主义者”（situationistes）。1968年巴黎事件中的著名口号“一切权力归想象力”（l’imagination au pouvoir）与其说是马克思主义的口号，不如说是傅立叶主义的。和1968年的学生对高技术的法国的反应一样，傅立叶对刚实现工业化的世界的反应也比较暧昧，不像马克思那样旗帜鲜明。他热心支持体力劳动，而且通常是相当简单的体力劳动。劳动不是亚当受到的诅咒，如果不过度，劳动作为一种自我表达的形式对最伟大的人来说都是一种愉悦。他指出，有“太阳王”称号的路易十四就喜欢亲自动手修鞋。傅立叶尽管对近代工业热情不高，但又自称狂热地追求提高生产率，今天喜欢他的设想的读者只能自己去猜想如何实现高技术与自我表达的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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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立叶不可能明白机器时代到来的意义。直到19世纪末，雇员多于十几个人的企业还为数寥寥；现代意义上的工厂后来才发展起来。雇用大批工人的是煤矿或纺织厂，不是使用机床的车间。人们常说，如果恩格斯工作的地点是充斥着只雇用几个技术工人的车间的伯明翰，而不是女人和孩子在棉纺厂里做苦工的曼彻斯特，他和马克思对工业资本主义的叙述就会完全不同。恩格斯比马克思更明白，必须在近代工业带来的高生产率的基础上重新审视实现“令人愉快的劳动”的希望。恩格斯说，自动工厂的门上大书：“由此而进之人均放弃了自主。”[1]机器使当了工人的农民得到了免于艰苦劳作的自由，但这种自由意味着必须服从工厂生产的管理和组织方面的要求。人在劳动中可以指望得到的解放是尽量减少“必要的劳动”；“自由时间”就是人的劳动减少后增多的闲暇。富裕的西方国家已经做到了这一点，但一个“劳动令人愉快”的世界尚未创造出来。不劳动的自由与劳动中的自由是两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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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欣赏傅立叶，这有些出人意料。穆勒的欣赏并非毫无保留，但有着坚实的基础。穆勒认为，需要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来培养工人阶级做自由平等的公民的能力；他假设，随着工人教育水平的提高，他们会主动要求发展这方面的能力。穆勒的论述小心严谨，在19世纪70年代，一提到社会主义，人们马上会联想到巴黎公社的反教士情绪与暴力，以及巴枯宁在里昂发动的短命的叛乱，而穆勒希望人们能够了解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他也想说明，历史时机已经成熟，到了采纳统称为社会主义的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组织形式的时候了。他力辩奴隶制尽管在古代是合适的制度，在推动人类进步方面发挥了作用，现在却是不能容忍的；他还为英国在印度的统治辩护说，它只是暂时的专制统治，目的是把印度人民的政治水平提高到必要的程度，使他们有能力实现理性自治。问题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有没有成熟到可以实验社会主义的地步？穆勒给出了谨慎的回答；他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可以一点一点地实现，与此同时，在改革现今的私有制方面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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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勒对社会主义的描述偏重政治方面，而非经济方面。他希望在工作场所实现自治，而不是市场无法提供的经济理性。他不像马克思那样痛恨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他说自己随着年纪渐增，越来越从原来的民主派转为社会主义者，但此话容易造成误解。他的意思是，简单的多数统治不是近代政治的理想基础，但工作场所的自治将帮助培养理智的选民。他并不自欺欺人地以为英国人会迅速创立生产合作社的制度，尽管他希望这将成为近代工业的核心，他也并不设想废除私有财产。他提倡采用遗产税的办法来分散所有制，减轻不平等，还建议在爱尔兰实行类似土地国有化的制度，以实现地主与佃农之间的公平，但他设想的取代资本主义企业的合作社是由工人所有、参与市场竞争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批评说，他这个思想是“工人资本主义”，不是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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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勒的逻辑简单明了，始终如一。人在战争中从事破坏性的暴力活动时能够做出自我牺牲，彼此合作；但如果人类更加开明，也可以在生产性活动而不只是破坏性活动中发挥同样的道德品质。这也是奥古斯特·孔德的一贯观点，尽管他反对自由和个性。一旦道德观念进入生产领域，生产力以外的问题就变得突出起来。其中一个是雇主与工人的关系。穆勒认为，永远只能听命行事，从来不能通过自由理性的讨论来决定自己的命运，这是对人的尊严的侮辱。如果人是工资的奴隶，那么无论报酬多么优厚仍是奴隶。生活困窘的合作者尽管贫穷，但还是自由人。实质上，穆勒的论点是，听命于人的人和至少有时能够自己做主的人之间的关键区别不仅弥漫于政治制度之中，而且渗透了各种经济安排。如果近代社会的男女要做公民，而不是臣民，就不能一进工厂大门就失去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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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勒是现实的，他认为大部分工作都不是纯粹、自由的自我表达，甚至连这种可能性都不存在；他也是经验论者，不把工业合作的结果视为人类任意的自我表达。他永远也成不了像马克思那样讴歌生产劳动的诗人。然而，他强烈地意识到一辈子听命于人与一生和其他自由人一起决定该走什么路之间的区别。对于复杂的民主这种他认为适合于未来开明人类的政治形式，善于合作的人能实行得更好。他们掌管的国家不会像马克思和恩格斯希望的那样萎缩消亡，但国家的作用是提供便利，不是发号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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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政府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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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者对国家的态度最多只能算是好恶参半。他们拥护合作，不喜欢强制，认为大多数国家都过分偏向富人和国家的代理人。改良社会主义接受福利国家；革命社会主义则想夺取国家机器用以实现自己的理想。纯粹的“仇视国家”更进一步，它实质上是社会主义内部的一股无政府主义思潮。不过，在这里也要小心；彼得·克鲁泡特金亲王性格一贯温和可亲，简单地称他为“仇视国家者”不符合事实，因为他心中对任何人或任何事都没有仇恨。除了社会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还有许多别的无政府主义者；在20世纪晚期的学术界，无政府-资本主义比无政府-社会主义更加普遍。1974年，美国哲学家罗伯特·诺齐克写了《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热情捍卫无政府-资本主义，使常规政治各派的批评家为之愕然。不过我们这里只研究无政府-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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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联系在初级的层面上显而易见。国家之所以存在，是为了保护富人不受穷人侵害；如果既没有富人，也没有穷人，就不需要国家。每一个批评无政府主义世界观的人都说，国家不仅要保护有产者的财产不致遭到无产者的掠夺，也要保护体弱者不受强壮者的欺负，还要防止性犯罪和打架斗殴。这是真正的争论的起始点，因为任何想消灭国家的无政府主义者都必须说清楚，他偏好的社会组织将如何消除国家起码必须予以控制的人与人之间的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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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哈伊尔·巴枯宁可能是近代最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他是俄国贵族，生于1814年，出于对尼古拉一世沙皇政权那种令人窒息的虔诚与残暴的不满而奋起反抗。虽然他读过费希特和黑格尔的著作，但是他的哲学造诣不如马克思。他和马克思很熟，但非常不喜欢马克思。他崇拜提倡互助主义的法国人皮埃尔-约瑟夫·普鲁东，不像马克思那样是天生的经济学家。巴枯宁是崇尚反叛的诗人；这不是说他和海因里希·海涅一样，是真正的诗人，而是说他钟情于连续不断的运动。他与马克思不同，不认为革命者必须首先加强国家的力量，来创造一个无须国家帮助而自行运转的理性社会。他认为，必须立刻消灭国家，释放出精力，为自由的个人创造一个崭新的世界。人们脑海中对巴枯宁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的格言：“破坏也是一种创造。”他勇敢地，也可以说是鲁莽地，一心要摧毁旧秩序，为新秩序腾出空间，使之兴旺发达。结果，他被捕入狱，一关就是多年。他于1876年去世，但早在这之前，铁窗生涯就已经折磨得他病魔缠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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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枯宁的最终目标与马克思及其追随者并无不同，那就是建立一个由自由组合的工人自己管理生产、不受资本家剥削、免于政府强迫的社会。虽然巴枯宁本人是坚定的个人主义者，不会服从任何组织的要求，但他的道德观念和理想抱负则是集体主义的。这是巴枯宁自己的话，但此言并未充分显示他的思想与马克思的思想之间的差别。巴枯宁还受了普鲁东互助主义思想的影响，而互助主义不是集体主义，虽然与德国哲学家麦克斯·施蒂纳的个人无政府主义或现代美国作家的无政府-资本主义比起来有集体主义的倾向。互助主义的基础思想是：人需要正义，而正义又与公平交换的思想密不可分。资本主义的不正义在于强制工人接受不公平的安排，使他们遭受掠夺，付出大量劳动，所得却少得不成比例；因此，普鲁东对他自己提出的“财产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财产就是盗窃。”在追求个人间正义的社会主义者与强调劳动与报酬的合理分配但对权利与正义不感兴趣的社会主义者之间，有一种难以言传的区别。分析了马克思的观点后，可以看到他属于后者，普鲁东则属于前者。巴枯宁属于前者，却自认为属于后者。无论如何，巴枯宁都不如马克思擅长分析性研究；他的才能在于他能够揭露出专制主义的每一点蛛丝马迹，激起工人阶级的反叛精神。他和马克思以及许多其他人竞相争取工人的支持。马克思把第一国际的总部从伦敦迁到海牙，然后又迁到纽约，以防第一国际落入巴枯宁的追随者的控制；巴枯宁的煽动力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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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枯宁最出名的接班人是彼得·克鲁泡特金。这位“无政府主义亲王”在亚历山大三世沙皇的士官学校上学时开始了解政治，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西欧流亡。克鲁泡特金给巴枯宁的反叛精神注入了思想内容，至今仍是无政府主义主要代表人物中最具吸引力的一位。他撰著的那段时期，俄国民粹主义者正大肆实行所谓的行动宣传，即对沙皇政府的警察，甚至沙皇本人，进行暗杀。克鲁泡特金不是和平主义者，他认为，在俄国的情况中，对国家权威发动的暴力是有理的自卫行为，因为国家镇压一切改革的思想，对革命思想更是残酷无情。但除了上述情况外，他认为暴力是自取失败。他给无政府主义带来了科学家的严谨思想。在《互助论》（Mutual Aid）中，他有条不紊地把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批得体无完肤。达尔文的进化论不仅不能为资本主义竞争和“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社会政策提供理论基础，反而揭示了动物王国中的合作互助是多么自然。如果这样的合作是符合自然的，侵犯他人和彼此竞争这些据说由国家负责防止的行为显然就只是变态；一旦人类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开始按大自然的安排过合作性的生活，这些变态行为就会萎缩消失。合作性生活不需要统管全局的国家，也不需要马克思想象中的那种可以组织生产的实体。松散的社区联盟可以自行建起所需的制度以便利生活资料的交换。克鲁泡特金像许多社会主义者一样，倾向于回顾过去，而不是展望未来。他乐观地期望技术工人顶得住工厂生产的竞争，还怀有傅立叶那样的乌托邦向往，认为有朝一日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改换职业，农业和手工业两不耽误。1917年俄国革命爆发后，克鲁泡特金得以重返祖国，但他对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建立的专政失望至极，这种专政尤其要镇压一切形式的无政府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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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拉米与莫里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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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许多社会主义者认为，国家与政治活动会逐渐让位于理性的自治，但社会主义理论中有一股思想，强调需要对经济实行中央控制，虽然这不属于通常意义上的政治领域；在社会主义的实践中，这样的情形也相当普遍。理论方面的一个例子是爱德华·贝拉米写的《回顾》，该书描绘的乌托邦是最不讨人喜欢的那一种。贝拉米是记者，住在美国马萨诸塞州，他目睹了19世纪80年代早期新英格兰工厂中恶劣的工作条件和新生的工业制度造成的社会与经济不平等，深为痛心。他在《回顾》开始时把19世纪的美国比作一辆行驶在颠簸崎岖的道路上的拥挤的马车，拉车的不是马，而是人。5一路上不断有人掉下车来，沦为拉车的人；有几个人会再次爬上车，把别人挤下去。车上的人害怕掉下去，拼命要坐稳，车下的人则筋疲力尽，垂头丧气，满腔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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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拉米建议的解决办法是严格的平等主义，他1887年出版的乌托邦小说《回顾》就描述了这样一个平等社会。这个故事是“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这个主题的变种，标题点出了书的情节。一个住在波士顿的人1887年入睡，醒来时却已是2000年，社会已经变成了乌托邦；将他从昏睡中唤醒的利特医生带着他参观各处。有意思的是，平等主义的乌托邦一点儿也不平等。领导人身兼司令和总管二职，像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守护人一样无所不知，可以说，他是认为管理通用汽车公司与治理美国别无二致的“发动机查理·威尔逊”[2]的前辈。社会并不整齐划一，人们的喜好、教育程度和做的工作各有不同。社会致力于实现的平等是购买力的平等，虽然“购买”一词用在这里不太恰当。社会成员人手一卡，每人每年都有同样数额的信用点；在全美各个城市中，商店都一模一样，展示的商品标明信用点的数额。店员可以讲解店中陈列的货品的特点，但绝不能向顾客推销。贝拉米痛恨商店、广告和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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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提出了一个绝妙的想法，那就是劳动的自由市场。既然每个人得到的信用点数都完全相同，各个行业就需要调整“每小时信用点数”（也就是工资）来吸引工人。脏累的体力劳动工作时间短，否则就没人想干；受欢迎的职业要求的工作时间较长。如果生产某种货品需要人去做人不应该做的劳动，就干脆不生产那样的货品。这个思想在道德上很有说服力：如果自己不愿意去做，就不应该想要；素食主义者就是以这个道理来批评肉食者，说他们自己不忍或不敢杀死动物，却吃动物的肉。很难说贝拉米书中的设想是不是社会主义，他自己称其为自然主义。他说，这是因为美国人相信，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人都是满脸胡须的无神论者。但是，贝拉米的设想具备了社会主义的关键要素，比如，合作代替了竞争，经济实现了非货币化，劳动成了直接衡量价值的标准。虽然总管看起来很像是一位将军，但是天下太平，因为引发战争的原因都被消灭了。“不劳者不得食”这条社会主义的口号也得到了反映；懒人要坐牢，只能靠面包和清水维生，直到他们改过自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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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莫里斯对《回顾》设想的那种整齐、理性、机械的秩序大为不满，仅用了三个星期就写出了《乌有乡消息》来和贝拉米唱对台戏。《回顾》大受欢迎，是19世纪最为畅销的书籍之一，仅次于《汤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许多贝拉米学会纷纷成立，来讨论、宣传书中倡导的思想。然而，令人诧异的是，这本宣扬社会主义的书描绘的却是高度注重隐私的中产阶级的世界。公元2000年的波士顿居民感到自豪的一件事是他们有了类似有线广播的东西，不再需要去公共音乐会；贝拉米精准预测20世纪各种发明的想象能力实在惊人。同样，社区餐馆为顾客送饭到家，各家的厨房因之过时无用。贝拉米似乎没有想到，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人们会更加喜欢彼此交往。作为对《回顾》的对抗，莫里斯在《乌有乡消息》中描绘了一幅田园风光的胜景。他书中的人物从伦敦沿泰晤士河缓步向上游走去，远处可见旧议会大厦的废墟。他们在途中看到河上一艘艘驳船超过他们向前行驶，推动驳船前进的是一种神秘的“力量”，既没有味道，也不排废气；驳船装载的是法国波尔多产的红葡萄酒，因为莫里斯认为，社会主义的一个成就是工人不再喝啤酒。那些人还看到一个小男孩在玩滚金环，因为，如同在莫尔的《乌托邦》里一样，黄金和珠宝被视为孩子的小玩意儿，而不是有价值的东西。最后，那些人来到了莫里斯在柯姆史考特的房子，大家一起享受用刚收获的农产品做成的晚餐。此书再次表明，社会主义者想跨越资本主义阶段，创造物质的丰足，却不要资本家、律师、政客和警察，这个理想所依靠的感情力量是对田园生活的眷恋。莫里斯对马克思的理论了解得非常透彻；他从头到尾仔细读过《资本论》，也曾表示过支持马克思的经济学观点。对于需要一场暴烈却短暂的良性革命来在英国实现社会主义这个思想，他并不反对。但是，激发社会主义者的想象力的是正在被资本主义工业化摧毁的旧世界的美好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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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边主义与福利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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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80年代创建费边社的人讲求实际，不应归入“乌托邦主义者”一类，除非像马克思那样把“乌托邦”这个词用得太广。事实上，即使算上他们中间的H. G. 威尔斯，他们也都是冷静务实的人；他们不相信乌托邦，起初也不相信社会主义。但无论如何，他们都为劳工运动和致力于实现生产、分配与交换公有制的政党提供了思想上的支持，而且他们代表着欧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的流派。美国政治中没有这一流派，这是大西洋两岸最显著的不同。“费边社”得名于古罗马将军费边的战术；费边的绰号是“拖延者”，因为他在和汉尼拔打仗时，不肯马上交锋，而是一直等到汉尼拔远离家乡的大军师老兵疲的时候才出兵作战。罗马人不喜欢他的战术，但他靠着这个战术打败了汉尼拔，青史留名。费边主义者相信国家效率和社会主义，而不是马克思或傅立叶关于劳动会变为自我表达方式的构想。不过，他们的社会正义观完全是反资本主义的，也与认为市场决定一贯正确的观点相抵触。他们希望人按照自身对社会的用处获得报酬，避免无用的苦工和不必要的失业。费边社的关键人物是西德尼·韦伯和比阿特丽斯·韦伯夫妇，他们研究了英国最穷困人口的生活状况后，提出了改善那些人生活的详细措施；他们的理论在20世纪早期的英国备受重视，压倒了改良主义的观点。比阿特丽斯说自己和丈夫是“资产阶级，相信官僚，与人为善”，此言体现了费边主义的道德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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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国家是费边主义的自然产物，虽然许多其他力量也为福利国家的诞生出了力，包括保守力量。但是，建立福利国家的重要性并未得到充分理解。它最明显、最广为人知的重要性在于，福利方案如果成功，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的合法性就不会受到太大的威胁；老百姓知道自己有保险，包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上了年纪后的老年保险，可以应付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不测，于是感到安心。但是，恰恰是发生了需要福利国家发挥作用的情况的时候，福利方案反而可能引起民众对国家的不满，使国家失去合法性，因为当经济衰退、税收降低的时候，失业救济、医疗等开支反而会上升；保险计划若是不能兑现，就会引起众怨。福利国家与在它之前的自由国家和保守国家明显不同。福利国家出现之前，自由国家证明自己合法性的理论是，国家保护人民不受外国人和本国人的侵犯；它确定并执行财产权，为包括用劳力换工资在内的各种交换提供便利；它规定的公民义务和税收要求严格以维持国家的需要为准。更加保守的观点认为，国家的职能也包括维持宗教机构；宗教机构也许能拯救灵魂，也许不能，但肯定能驯服人民顺从权威。孟德斯鸠、基佐和托克维尔看到，许多事情可以由公民社会自然而然、水到渠成地完成，使国家不必担负保障公民福利的责任；公民应该争取自己的福利，照顾、雇用或教育公民的事情无须国家来管。这些任务应由志愿组织来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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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发生饥荒或瘟疫时提供赈济从来都是国家不可逃避的责任。无论国家奉行何种意识形态，保证老百姓基本生存的需要都是最重要的任务。19世纪40年代，爱尔兰爆发大饥荒，英国国家不愿（或不能）帮助挨饿的爱尔兰臣民，这成了它几乎两个世纪挥之不去的梦魇；其他政府对这个惨痛教训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自19世纪末开始，出现了一个新现象。人们普遍认为，国家政府负有保证公民“从摇篮到坟墓”终生福利的全部责任，而不仅是补充公民社会的职能。最初的思想可能并非如此；19世纪80年代，俾斯麦在普鲁士引进了医疗、失业和老年保险制度，这是胡萝卜，与之同来的大棒是颁布了“非常法”（exceptional laws），规定社会主义者建立政治组织和工会的政治活动为非法。没有社会保险，工人阶级可能会组织起来向德意志国家发起正面攻击；提供福利减少了人民的不满，国家遂得以在政治上实行镇压，自己却安然无恙，这本来是不可能做到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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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观点认为，唯有国家才能给在市场上得不到社会保险的人提供保险。英国和美国制度的用语说明了所涉的要点：大西洋一边的英国用的是“国家保险”（national insurance），另一边的美国用的是“社会安全”（social security）。前者描述的是机制，后者描述的是目的。必须看到，它代表着与旧有的自由主义国家观的决裂，却只是向着社会主义迈出的一小步。它等于建立了桥头堡，但各国的事实表明，桥头堡建立后，前进即告终了。再简单提一句费边主义者。与他们的国家效率概念相连的思想是：国家经济是国家的。这与自由主义的观点大不相同。自由主义者把经济视为被市场联系在一起的个人间互动的总和；他们同意，需要有国家，近代世界需要民族国家。然而，个人福利不是国家的事；把它变成国家的事不啻是——借用F. A. 海耶克那本哀叹世事的书的标题——沿着“通往奴役之路”迈出了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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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和右翼批评家对福利国家的攻击都巧妙服人，但为福利国家的辩护没有几条能做到同样中肯合理。不过，其中有两个思想值得一提：第一个坚持说，福利国家要行得通，就绝不能仅仅提供简单的保险。我们都明白，如果保险计划足够大，就可以分散风险，实现规模经济；我们也都知道统一计划的缺点，那就是，设计为了简明起见，无法精确地满足每个人的特殊需要。从人寿保险到汽车保险，同为一理。如果福利国家仅仅提供保险，那些知道自己不太可能生病或失业，或者有能力轻松负担子女教育费用的人就会认为它对自己不利。他们不需要国家提供的健康、失业和医疗保险。因为他们的风险低，所以他们自己买保险比国家替他们买更便宜；他们除了付私人保险公司的保费以外，还要向国家缴税，因此会气愤不平。如果人人都自我中心、自私自利、只看对自己是否合算，福利国家就会失去合法性。人必须至少有一定的利他精神，愿意对自己不大可能从中受益的事业做出贡献。战后英国社会学家理查德·蒂特马斯说，福利国家若要维持下去，不仅需要普遍的善心，而且需要高度的社会正义感，这样，失业救济这类福利就会被视为不仅是法律规定的应得权利，而且是正义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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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业救济不仅是保险，而且是对一种权利的承认。工人永远面临失业的风险，否则，经济运行的效率就不高，所以，冒失业的风险是工人对经济做出的贡献的一部分，失业救济就是给这种贡献的报酬。它不是慈善，也不仅仅是保险，而是工人应得的。这并非说不能出于好心施善。捐助人和受助人的关系被蒂特马斯称为“礼物关系”，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在献血活动中献血。献血人完全出于好心把自己的血作为礼物送给无名的接受者。这种利他精神要发挥效用，就要有成熟的福利国家，至少要有公共机构；但只有当人民把国家看作居间机构，可以通过它来满足素不相识的人的需求的时候，福利国家才具备了完全的合法性。6自由派理想中的典型国家是看守人式的国家，负责保护老百姓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确保合同得到执行，便利经济活动，但尊重公民的自由，让他们自己照顾自己；它的基础是自由的公民社会所培育的自力更生和尊重个性的精神。保守派理想中的典型国家对国民的身心福祉提供家长式的照顾；强制执行道德规范是它的合法性的依托，也被它视为国家应当履行的任务。福利国家常常要么被批评为企图重建家长式的保守国家，要么被指责为过分扩大自由国家的范围，因而破坏它自己的社会基础。可以想一想托克维尔在1848年革命期间是多么激烈地反对最起码的济贫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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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为福利国家的辩护回应了这些担忧，指出现代公民的特征不止一个。贯穿本书的一个主题是，积极活跃的公民的形象与行为规矩、秩序井然，但根本上唯唯诺诺的臣民的形象从来就是鲜明的对比。如果现代福利国家创造了一种新型公民，也许可以期望新型公民除了缴税之外，还能以其他方式支持国家。20世纪50年代，英国著名社会学家T. H. 马歇尔为说明这一点，提出了公民特征的三段论。7要成为社会的完全成员，首先是法律面前的平等；人可以没有投票权，没有就业保证，但不能没有法律地位。接下来是投票权和由此而来的政治公民权，最后是福利国家提供的各种社会权利，也就是社会公民权。这三步的实现在时间上的先后不一定总是与逻辑的次序相一致；西欧在全部实现普遍投票权之前，就达成了一个日益广泛的共识，认为每个失业或退休的人都应得到教育、医疗、体面的住房和基本收入。唯有国家能够保证这一切，唯有税收可以确保公民在工作生涯中每人每年上缴的少量资金能够汇集起来重新分配给需要帮助的小孩、病人、老人，等等。国家和私人提供社会福利的模式多种多样，但在多数国家中，私人提供福利也高度依赖公共部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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