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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福利国家并非向着社会主义迈出的巨大一步，原因有几个：它的平等主义性质并不像它的捍卫者或批评者认为的那么强烈；它不是要实现“均贫富”这个社会主义的中心要素，而是要帮助民众在健康时准备好患病时需要的治疗费用，在有工作时存钱以防万一失业，让成年人为自己和别人的孩子提供教育费用，期望那些孩子长大后缴纳的税赋能用来支付他们父母一代的养老金。这些办法是把收入挪移到人生的不同阶段，不是从一个阶级挪移到另一个阶级。另一个明显的区别是，社会保险的目的不是要改变劳动和劳动关系；雇主和雇员缴纳的税赋的确比19世纪高得多，但有产者的财产并未被没收，利润并未被定为非法，等级制管理并未被合作式管理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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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容易趋向两个极端中的一个，要么认为一切如故，因为福利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仍是资本主义经济；要么认为现代世界发生了沧桑巨变，因为政府包下了公民的生老病死，把国民收入的三分之一都花在这上面，为此向公民征收的高额税赋放到150年前会被认为是明抢。的确，与以往的经济与社会制度下的政治相比，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政治提出了不同的问题，但也有类似之处；雅典的民主政府给阵亡将士的遗孀和孩子提供抚恤金，现代国家的福利活动也经常是从照顾战争遗孀开始，后来范围才逐渐扩大。不过，今天与过去有一个深远的区别，那就是现代国家能够处置国家收入中的巨大部分，现代经济除了满足人民的生存需要外，还能够生产大量的额外资源。“福利主义”也许把社会主义的含义稀释到了不再能称为社会主义的程度，但事实证明，它是一个持久的解决办法，有效应对了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期间欧洲和美国面临的暴力的阶级斗争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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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与公民社会之再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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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主义”提出了两个有趣的问题。提出这两个问题的有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期间的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运动、极端自由派、批评战后福利国家的新保守派和新自由派，还有受汉娜·阿伦特影响的政治思想家。最后这组人与阿伦特一样，很难确定其在政治光谱上的位置。第一个问题是，福利国家是否在政治中去除了政治？第二个问题是，新形式的政治组合能否重振政治生活，或为社区生活注入新的活力，使其成为新形式的政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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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问题的共同之处是对公民社会理念的重视。前面说过，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借来了将国家与公民社会相对比的思想。国家是强制性机构，可以制定法律法规；公民社会代表经济与社会关系，是社会活力的来源。年轻的马克思想象，有朝一日国家会被公民社会所吸收，各种社会与经济关系能够自然而然地自我治理，无须强迫。对信奉马克思年轻时思想的人来说，最明显、最令人痛苦的莫过于苏联阵营的各国都官僚习气严重，腐败变质，保守顽固，成了对马克思年轻时梦想的讽刺。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期间，学者开始注意到马克思早期著作中“人道主义”的特点。当时，大卫·梁赞诺夫在莫斯科编辑了马克思未出版和仅部分出版的作品。那些作品类似黑格尔的著作，充满了哲学的论述与推测，与马克思后来的著作迥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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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西方有些批评家既蔑视共产主义阵营的国家社会主义，也反对资本主义的批评家；他们最感担忧的是“事物驾驭人类”。这种现象也引起了另外一批作家的注意。马克思注意的是整个经济制度的不合理，那些作家则关心日常劳动造成的具体痛苦，包括白领工作的单调乏味和流水线上的劳动那令人头脑麻木的千篇一律。像赫伯特·马尔库塞这样灵活运用哲学的学者坚持马克思的中心思想，教导出了一代激进学生对“制度”大加挞伐。我们都处于“它”[3]的统治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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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在于找不到行得通的政治手段来落实相关的社会分析。马尔库塞一度曾想象让学生、知识分子、少数民族和第三世界的革命者组成联盟，带领人民走向卓越，但那只是令人陶醉的幻想；它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会创造自己的掘墓人，使工业无产阶级成长壮大，最终建立社会主义的观点毫无关系。这类一厢情愿的空想和企图实现这些空想的徒劳努力终告结束，原因不是出现了对这类思想的严肃扎实的反对理论，而是长达20年的高通货膨胀、工人骚动和为维持现代福利国家而实施的重税引起的普遍民怨。后来低通货膨胀的回归和持续的经济增长大大减轻了民怨，但并未加深对作为福利国家基础的社会契约的了解，也没有重新燃起对新形式的社会合作和工业管理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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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件事打击了社会主义的梦想：第一件是80年代末苏联的解体。多年来，一些批评家一直说，共产主义阵营的国家未能建立公民社会机构，这将导致东欧共产党政权的垮台，结果一语成谶。1956年和1968年，东欧国家企图建立人性化社会主义的努力被苏联的坦克镇压了下去；那些国家政权的合法性靠的是老百姓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被苏联红军解放的记忆，但政府的严重腐败使所有与政府接触过的人都感到幻灭，政府的合法性也因而受到侵蚀，与此同时，西德变成了繁荣和好政府的代名词。要实现马克思关于建立人民自下而上的自治这个理想不是在齐奥塞斯库时代的罗马尼亚那类失败国家的自上而下压榨人民的官僚体制之下。出奇的是，东欧“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最后崩溃时居然没有发生流血。不那么出奇的是，那些前社会主义国家没有马上繁荣起来，也没有突然一跃成为多元民主国家。公民社会理论家说得对，民主需要一种社会基础设施来培育能够维持合作关系和法治这类东西的习惯，也就是托克维尔所谓的“道德”。对此持怀疑态度的人则认为，公民社会理论家忽视了一点，那就是，先要有一个有效的国家，培养上述习惯才有意义。他们可以引以为证的是，某些社会主义国家解体后常常贪污腐败猖獗，裙带关系盛行，却没有确立有效的自由民主制度。的确，尊重民权、高效负责的政府和监管严格的市场经济是在21世纪实现安定发达的基础，但是，并非所有人都明白这一点，也并非所有人的短期自我利益都与社会的长期福利完全一致。如果一位银行家心知肚明他的银行18个月后就要倒闭，他也可能同样清楚地知道，他在银行倒闭之前可以把好几百万美元中饱私囊。国家恐怖主义和个人的自私自利，这两者的结合当然会造成政府的贪污腐败。人也许坚信“在我之后，哪怕洪水滔天”，但关键是“在我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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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家对社会主义理想消亡的第二个原因谈得不多。桑巴特正确地解释了20世纪早期的美国为何没有出现社会主义的原因，但他关于美国终将建立社会主义的观点是错误的。社会主义的目标大多能够在资本主义框架内实现，不仅是因为资本主义福利国家提供的高度繁荣与安全为19世纪的人所始料不及，就连1950年之前也很少有人认为能够做到，而且还因为出现了过去想象不到的新形式的职业自由。20世纪晚期的工业社会与其19世纪的前身大不相同。它“靠空气驱动”。查理·卓别林的电影《摩登时代》（Modern Times）讽刺的生产线一去而不复返；好的主意比组织更重要，新公司可以在短短几个月内组成、解散、重组，最后消失；当然，它们最终创造了比主意更实在的东西。许多卡车和汽车在流水线上组装下线，大量“低附加值的重体力劳动”外包到了第三世界，在远离东西两岸评论家的美国内地，工人依然做着单调繁重的工作——这样，傅立叶对几乎与玩耍无异的“令人愉快的劳动”的渴望在第一世界资本主义制度下得到了实现。最有能力利用这种机会的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而在过去，他们这样的年轻人正是反社会的激进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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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把不直接生产有用物品的劳动称为“非生产性劳动”，这种劳动一直在经济中发挥着突出的作用，如今比直接的生产性劳动更加重要。马克思无法想象，资本家和为虎作伥的政客会认为，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应该减少工人的繁重劳动。这种繁重劳动正是马克思注意的焦点。《资本论》最感人的部分描述了从血汗工厂的车衣女工到上班时间长得危险的铁路信号员，各行各业的工人累得精疲力竭的可怕情景。那些工作若不是过于繁重，若能让工人对工作方法与工作时间的安排有一定的自主权，本来并不令人厌恶；而马克思假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两个条件都无法达到。单调繁重的劳动今天仍然存在，但已不再普遍，白领工人的工作比起以前也不再那么令人生厌。电话服务中心的工作比较枯燥，但办公室的很多工作本身就很有趣，还为人提供了社交的机会；另一方面，驾驶长途卡车使不太喜欢社交的人摆脱了与人打交道的负担，这个工作自有其乐趣，个人自主权大于许多名声更好听的职业。简而言之，说“令人愉快的劳动”这个目标是乌托邦式的胡思乱想是不对的，但认为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同样不对。技术的进步、生产力的提高、工会促使资方对工人更加人道、不同社会和同一社会不同成员的不同偏好，这些因素起的作用比资本所有制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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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本章的讨论时，需要提醒一点。人是历史动物，驱使人行动的力量有对未来的憧憬，也有对往昔的回忆。本章大胆地宣称，必须放弃那些憧憬中的一个，这必然会招致反驳，就像世界上大片地方即将开始政治的去世俗化时，一些评论家论述世俗化的不可避免，因而招致反驳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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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但丁的《神曲·地狱篇》中，但丁描写的地狱之门上写着：“入此门者，当放弃一切希望。”——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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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941—1953年任通用汽车公司总裁，1953—1957年任美国国防部长。——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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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指制度。——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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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治：从霍布斯至今（下卷） [:1703327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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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治：从霍布斯至今（下卷） 第二十五章 法西斯主义与独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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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与非理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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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先回顾在第二十三章提及的关于大众非理性主义的一些焦虑，并用它们来解释20世纪中期为何出现了扭曲了欧洲政治的独裁政权，然后把注意力转向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和意大利的表现。为确保对一些有意思的思想家的介绍准确、全面，需要严格区分对非理性主义政治的支持和对非理性信仰在政治生活中地位的分析。纳粹主义的邪恶与非理性自不待言，但我尽量对乔治·索列尔的聪智做出充分的描述；可以说，无论对左翼还是右翼的非理性主义来说，索列尔都是铺路人。本章结尾处将最后一次重提软性暴君制，讨论对出了纳粹主义的虎口又入阿尔杜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那种严密的社会控制的狼窝的担忧。许多批评家认为，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不如《美丽新世界》对未来预测得准确。1事实上，赫胥黎自己也因现实如此迅速地模仿了他的小说而惊诧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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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权主义”在此永远要当作加了引号的词来理解，它代表“一整套政治现象，包括独裁、针对政治异见者和其他敌人的系统暴力、以国家恐怖作为日常治理工具、把除执政党创建或管理的机构以外的所有机构全部摧毁或使其政治化、一步步模糊公共与私人领域的界限，等等；这一切都是为了确保政治精英完全控制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引号还标志着两方面的怀疑：一是对于极权主义是20世纪苏联和纳粹政权的共同特点这一观点的怀疑，二是对于在其他情况下滥用这个名词的做法的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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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理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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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政治理论已死，一个原因是理性的政治家在席卷全球的反理性浪潮面前束手无策。探求人该如何治理自己没有意义，没有人会对此感兴趣。大众永远更喜欢煽动者的蛊惑。20世纪是领袖崇拜、政党崇拜、恐怖执政和集中营的世纪，是使用现代技术达到包括征服和大规模谋杀在内的原始野蛮的目的的世纪。在这些力量面前讨论政治道德如同在潮汐面前讨论气象学伦理一样毫无用处。矛盾的是，苏联的斯大林主义、德国的纳粹主义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这三个范例虽然是作为大众非理性的表现来研究的，但其中的两个对知识分子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就连纳粹主义也有思想家为之辩护，包括做辩护士的时间比较短暂的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和时间长得多的法学理论家卡尔·施密特。纳粹主义的大部分内容是非理论性、反知识的，但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吸收了一些对大众社会的性质、资本主义经济的脆弱性、民主的失败以及现代化造成的失落的重要分析。由于“法西斯”已经成了贬义词，不再是分析用语，法西斯运动依靠的政治社会学和政治心理学的影响力也因而遭到了埋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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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一说政治理论已死，但20世纪又被称为意识形态的世纪，这里的“意识形态”指的是旨在催促受众去行动而不是启发他们去思考的思想。这样的意识形态与所谓的大众非理性之间的联系显而易见。沃尔特·里普曼坚持说，公共舆论靠的是图景，不是智力，激励行动的思想体系重在描绘生动的图景。2行动可以是为了捍卫现状，可以是为了回归传说中的过去，也可以是为了追求乌托邦式的未来。意识形态可以具有宗教色彩，也可以基本上立足于世俗，可以鼓吹千禧年主义，也可以不信千年王国；但必须以行动为导向。极权主义政权的兴衰以及知识分子在创造那些政权赖以维持的意识形态中的作用，这些构成了关于意识形态性质的争论的大背景。似乎知识分子不仅和所有人一样，常常不经思考就轻信一些无稽之谈，而且还特别愿意创造新的无稽之谈。许多社会学家喜欢这样来解释极权主义：它是非理性思潮席卷政治生活的表现，历史上每当发生社会巨变，就会出现这种现象；目前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快速混乱的工业化进程、第一次世界大战令人刻骨铭心的恐怖、战后国界的重新划分和新国家的成立，这一切都使大众茫然无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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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到1945年统治德国的纳粹政权最恶名昭著的行为是对600万犹太人进行大规模屠杀，企图把犹太人从地球上抹去。可以认为，反犹主义或种族主义是法西斯极权主义的基本特点。法西斯主义的特点是把世界分为非友即敌两部分，但各国种族主义的深度和恶劣的程度不同，目标也各异；墨索里尼的政权是野蛮的独裁政权，但在1938年与纳粹德国结盟之前，并不反犹。在1943年9月意大利与同盟国达成停战协议，德国军队占领了意大利之前，意大利的犹太人并未遭到大屠杀。尽管如此，对任何以极端民族主义为基础、以力战国内外强敌的信念为助力的意识形态来说，种族主义都必然是它的一部分。然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欧洲最经常提及的敌人却不是不同的种族，而是“国际布尔什维克主义”。这说明了欧洲和美国的保守派为何喜欢意大利、德国、西班牙和其他法西斯的原因。纳粹党指称，布尔什维克主义是犹太人的阴谋；种族主义就这样和反共联系在了一起。极端纳粹分子将布尔什维克主义视为犹太人针对雅利安种族的一项阴谋的社会主义版本；它的资本主义版本则是银行业和国际金融业的掠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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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主义中大众非理性主义的作用殊难确定。马克思主义从来不反知识，从来不要求追随者用自己的鲜血去思考。任何人，只要思考过马克思倡导的是何种唯物主义，或者“苏联是国家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畸形的工人国家”这个困扰着托洛茨基的追随者的问题，都会得出结论说，马克思主义高度重视知识，马克思主义者高估了思想在社会与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过于关注思想的正确性。第一代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如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尤里·马尔托夫和列宁本人，都是真正的饱学之士，思维缜密，具有很高的理论水平；苏联直到1991年解体之前，都自称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管理国家的。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