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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莫里斯对《回顾》设想的那种整齐、理性、机械的秩序大为不满，仅用了三个星期就写出了《乌有乡消息》来和贝拉米唱对台戏。《回顾》大受欢迎，是19世纪最为畅销的书籍之一，仅次于《汤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许多贝拉米学会纷纷成立，来讨论、宣传书中倡导的思想。然而，令人诧异的是，这本宣扬社会主义的书描绘的却是高度注重隐私的中产阶级的世界。公元2000年的波士顿居民感到自豪的一件事是他们有了类似有线广播的东西，不再需要去公共音乐会；贝拉米精准预测20世纪各种发明的想象能力实在惊人。同样，社区餐馆为顾客送饭到家，各家的厨房因之过时无用。贝拉米似乎没有想到，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人们会更加喜欢彼此交往。作为对《回顾》的对抗，莫里斯在《乌有乡消息》中描绘了一幅田园风光的胜景。他书中的人物从伦敦沿泰晤士河缓步向上游走去，远处可见旧议会大厦的废墟。他们在途中看到河上一艘艘驳船超过他们向前行驶，推动驳船前进的是一种神秘的“力量”，既没有味道，也不排废气；驳船装载的是法国波尔多产的红葡萄酒，因为莫里斯认为，社会主义的一个成就是工人不再喝啤酒。那些人还看到一个小男孩在玩滚金环，因为，如同在莫尔的《乌托邦》里一样，黄金和珠宝被视为孩子的小玩意儿，而不是有价值的东西。最后，那些人来到了莫里斯在柯姆史考特的房子，大家一起享受用刚收获的农产品做成的晚餐。此书再次表明，社会主义者想跨越资本主义阶段，创造物质的丰足，却不要资本家、律师、政客和警察，这个理想所依靠的感情力量是对田园生活的眷恋。莫里斯对马克思的理论了解得非常透彻；他从头到尾仔细读过《资本论》，也曾表示过支持马克思的经济学观点。对于需要一场暴烈却短暂的良性革命来在英国实现社会主义这个思想，他并不反对。但是，激发社会主义者的想象力的是正在被资本主义工业化摧毁的旧世界的美好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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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边主义与福利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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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80年代创建费边社的人讲求实际，不应归入“乌托邦主义者”一类，除非像马克思那样把“乌托邦”这个词用得太广。事实上，即使算上他们中间的H. G. 威尔斯，他们也都是冷静务实的人；他们不相信乌托邦，起初也不相信社会主义。但无论如何，他们都为劳工运动和致力于实现生产、分配与交换公有制的政党提供了思想上的支持，而且他们代表着欧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的流派。美国政治中没有这一流派，这是大西洋两岸最显著的不同。“费边社”得名于古罗马将军费边的战术；费边的绰号是“拖延者”，因为他在和汉尼拔打仗时，不肯马上交锋，而是一直等到汉尼拔远离家乡的大军师老兵疲的时候才出兵作战。罗马人不喜欢他的战术，但他靠着这个战术打败了汉尼拔，青史留名。费边主义者相信国家效率和社会主义，而不是马克思或傅立叶关于劳动会变为自我表达方式的构想。不过，他们的社会正义观完全是反资本主义的，也与认为市场决定一贯正确的观点相抵触。他们希望人按照自身对社会的用处获得报酬，避免无用的苦工和不必要的失业。费边社的关键人物是西德尼·韦伯和比阿特丽斯·韦伯夫妇，他们研究了英国最穷困人口的生活状况后，提出了改善那些人生活的详细措施；他们的理论在20世纪早期的英国备受重视，压倒了改良主义的观点。比阿特丽斯说自己和丈夫是“资产阶级，相信官僚，与人为善”，此言体现了费边主义的道德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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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国家是费边主义的自然产物，虽然许多其他力量也为福利国家的诞生出了力，包括保守力量。但是，建立福利国家的重要性并未得到充分理解。它最明显、最广为人知的重要性在于，福利方案如果成功，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的合法性就不会受到太大的威胁；老百姓知道自己有保险，包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上了年纪后的老年保险，可以应付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不测，于是感到安心。但是，恰恰是发生了需要福利国家发挥作用的情况的时候，福利方案反而可能引起民众对国家的不满，使国家失去合法性，因为当经济衰退、税收降低的时候，失业救济、医疗等开支反而会上升；保险计划若是不能兑现，就会引起众怨。福利国家与在它之前的自由国家和保守国家明显不同。福利国家出现之前，自由国家证明自己合法性的理论是，国家保护人民不受外国人和本国人的侵犯；它确定并执行财产权，为包括用劳力换工资在内的各种交换提供便利；它规定的公民义务和税收要求严格以维持国家的需要为准。更加保守的观点认为，国家的职能也包括维持宗教机构；宗教机构也许能拯救灵魂，也许不能，但肯定能驯服人民顺从权威。孟德斯鸠、基佐和托克维尔看到，许多事情可以由公民社会自然而然、水到渠成地完成，使国家不必担负保障公民福利的责任；公民应该争取自己的福利，照顾、雇用或教育公民的事情无须国家来管。这些任务应由志愿组织来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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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发生饥荒或瘟疫时提供赈济从来都是国家不可逃避的责任。无论国家奉行何种意识形态，保证老百姓基本生存的需要都是最重要的任务。19世纪40年代，爱尔兰爆发大饥荒，英国国家不愿（或不能）帮助挨饿的爱尔兰臣民，这成了它几乎两个世纪挥之不去的梦魇；其他政府对这个惨痛教训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自19世纪末开始，出现了一个新现象。人们普遍认为，国家政府负有保证公民“从摇篮到坟墓”终生福利的全部责任，而不仅是补充公民社会的职能。最初的思想可能并非如此；19世纪80年代，俾斯麦在普鲁士引进了医疗、失业和老年保险制度，这是胡萝卜，与之同来的大棒是颁布了“非常法”（exceptional laws），规定社会主义者建立政治组织和工会的政治活动为非法。没有社会保险，工人阶级可能会组织起来向德意志国家发起正面攻击；提供福利减少了人民的不满，国家遂得以在政治上实行镇压，自己却安然无恙，这本来是不可能做到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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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观点认为，唯有国家才能给在市场上得不到社会保险的人提供保险。英国和美国制度的用语说明了所涉的要点：大西洋一边的英国用的是“国家保险”（national insurance），另一边的美国用的是“社会安全”（social security）。前者描述的是机制，后者描述的是目的。必须看到，它代表着与旧有的自由主义国家观的决裂，却只是向着社会主义迈出的一小步。它等于建立了桥头堡，但各国的事实表明，桥头堡建立后，前进即告终了。再简单提一句费边主义者。与他们的国家效率概念相连的思想是：国家经济是国家的。这与自由主义的观点大不相同。自由主义者把经济视为被市场联系在一起的个人间互动的总和；他们同意，需要有国家，近代世界需要民族国家。然而，个人福利不是国家的事；把它变成国家的事不啻是——借用F. A. 海耶克那本哀叹世事的书的标题——沿着“通往奴役之路”迈出了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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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和右翼批评家对福利国家的攻击都巧妙服人，但为福利国家的辩护没有几条能做到同样中肯合理。不过，其中有两个思想值得一提：第一个坚持说，福利国家要行得通，就绝不能仅仅提供简单的保险。我们都明白，如果保险计划足够大，就可以分散风险，实现规模经济；我们也都知道统一计划的缺点，那就是，设计为了简明起见，无法精确地满足每个人的特殊需要。从人寿保险到汽车保险，同为一理。如果福利国家仅仅提供保险，那些知道自己不太可能生病或失业，或者有能力轻松负担子女教育费用的人就会认为它对自己不利。他们不需要国家提供的健康、失业和医疗保险。因为他们的风险低，所以他们自己买保险比国家替他们买更便宜；他们除了付私人保险公司的保费以外，还要向国家缴税，因此会气愤不平。如果人人都自我中心、自私自利、只看对自己是否合算，福利国家就会失去合法性。人必须至少有一定的利他精神，愿意对自己不大可能从中受益的事业做出贡献。战后英国社会学家理查德·蒂特马斯说，福利国家若要维持下去，不仅需要普遍的善心，而且需要高度的社会正义感，这样，失业救济这类福利就会被视为不仅是法律规定的应得权利，而且是正义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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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业救济不仅是保险，而且是对一种权利的承认。工人永远面临失业的风险，否则，经济运行的效率就不高，所以，冒失业的风险是工人对经济做出的贡献的一部分，失业救济就是给这种贡献的报酬。它不是慈善，也不仅仅是保险，而是工人应得的。这并非说不能出于好心施善。捐助人和受助人的关系被蒂特马斯称为“礼物关系”，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在献血活动中献血。献血人完全出于好心把自己的血作为礼物送给无名的接受者。这种利他精神要发挥效用，就要有成熟的福利国家，至少要有公共机构；但只有当人民把国家看作居间机构，可以通过它来满足素不相识的人的需求的时候，福利国家才具备了完全的合法性。6自由派理想中的典型国家是看守人式的国家，负责保护老百姓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确保合同得到执行，便利经济活动，但尊重公民的自由，让他们自己照顾自己；它的基础是自由的公民社会所培育的自力更生和尊重个性的精神。保守派理想中的典型国家对国民的身心福祉提供家长式的照顾；强制执行道德规范是它的合法性的依托，也被它视为国家应当履行的任务。福利国家常常要么被批评为企图重建家长式的保守国家，要么被指责为过分扩大自由国家的范围，因而破坏它自己的社会基础。可以想一想托克维尔在1848年革命期间是多么激烈地反对最起码的济贫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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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为福利国家的辩护回应了这些担忧，指出现代公民的特征不止一个。贯穿本书的一个主题是，积极活跃的公民的形象与行为规矩、秩序井然，但根本上唯唯诺诺的臣民的形象从来就是鲜明的对比。如果现代福利国家创造了一种新型公民，也许可以期望新型公民除了缴税之外，还能以其他方式支持国家。20世纪50年代，英国著名社会学家T. H. 马歇尔为说明这一点，提出了公民特征的三段论。7要成为社会的完全成员，首先是法律面前的平等；人可以没有投票权，没有就业保证，但不能没有法律地位。接下来是投票权和由此而来的政治公民权，最后是福利国家提供的各种社会权利，也就是社会公民权。这三步的实现在时间上的先后不一定总是与逻辑的次序相一致；西欧在全部实现普遍投票权之前，就达成了一个日益广泛的共识，认为每个失业或退休的人都应得到教育、医疗、体面的住房和基本收入。唯有国家能够保证这一切，唯有税收可以确保公民在工作生涯中每人每年上缴的少量资金能够汇集起来重新分配给需要帮助的小孩、病人、老人，等等。国家和私人提供社会福利的模式多种多样，但在多数国家中，私人提供福利也高度依赖公共部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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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福利国家并非向着社会主义迈出的巨大一步，原因有几个：它的平等主义性质并不像它的捍卫者或批评者认为的那么强烈；它不是要实现“均贫富”这个社会主义的中心要素，而是要帮助民众在健康时准备好患病时需要的治疗费用，在有工作时存钱以防万一失业，让成年人为自己和别人的孩子提供教育费用，期望那些孩子长大后缴纳的税赋能用来支付他们父母一代的养老金。这些办法是把收入挪移到人生的不同阶段，不是从一个阶级挪移到另一个阶级。另一个明显的区别是，社会保险的目的不是要改变劳动和劳动关系；雇主和雇员缴纳的税赋的确比19世纪高得多，但有产者的财产并未被没收，利润并未被定为非法，等级制管理并未被合作式管理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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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容易趋向两个极端中的一个，要么认为一切如故，因为福利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仍是资本主义经济；要么认为现代世界发生了沧桑巨变，因为政府包下了公民的生老病死，把国民收入的三分之一都花在这上面，为此向公民征收的高额税赋放到150年前会被认为是明抢。的确，与以往的经济与社会制度下的政治相比，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政治提出了不同的问题，但也有类似之处；雅典的民主政府给阵亡将士的遗孀和孩子提供抚恤金，现代国家的福利活动也经常是从照顾战争遗孀开始，后来范围才逐渐扩大。不过，今天与过去有一个深远的区别，那就是现代国家能够处置国家收入中的巨大部分，现代经济除了满足人民的生存需要外，还能够生产大量的额外资源。“福利主义”也许把社会主义的含义稀释到了不再能称为社会主义的程度，但事实证明，它是一个持久的解决办法，有效应对了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期间欧洲和美国面临的暴力的阶级斗争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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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与公民社会之再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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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主义”提出了两个有趣的问题。提出这两个问题的有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期间的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运动、极端自由派、批评战后福利国家的新保守派和新自由派，还有受汉娜·阿伦特影响的政治思想家。最后这组人与阿伦特一样，很难确定其在政治光谱上的位置。第一个问题是，福利国家是否在政治中去除了政治？第二个问题是，新形式的政治组合能否重振政治生活，或为社区生活注入新的活力，使其成为新形式的政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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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问题的共同之处是对公民社会理念的重视。前面说过，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借来了将国家与公民社会相对比的思想。国家是强制性机构，可以制定法律法规；公民社会代表经济与社会关系，是社会活力的来源。年轻的马克思想象，有朝一日国家会被公民社会所吸收，各种社会与经济关系能够自然而然地自我治理，无须强迫。对信奉马克思年轻时思想的人来说，最明显、最令人痛苦的莫过于苏联阵营的各国都官僚习气严重，腐败变质，保守顽固，成了对马克思年轻时梦想的讽刺。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期间，学者开始注意到马克思早期著作中“人道主义”的特点。当时，大卫·梁赞诺夫在莫斯科编辑了马克思未出版和仅部分出版的作品。那些作品类似黑格尔的著作，充满了哲学的论述与推测，与马克思后来的著作迥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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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西方有些批评家既蔑视共产主义阵营的国家社会主义，也反对资本主义的批评家；他们最感担忧的是“事物驾驭人类”。这种现象也引起了另外一批作家的注意。马克思注意的是整个经济制度的不合理，那些作家则关心日常劳动造成的具体痛苦，包括白领工作的单调乏味和流水线上的劳动那令人头脑麻木的千篇一律。像赫伯特·马尔库塞这样灵活运用哲学的学者坚持马克思的中心思想，教导出了一代激进学生对“制度”大加挞伐。我们都处于“它”[3]的统治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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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在于找不到行得通的政治手段来落实相关的社会分析。马尔库塞一度曾想象让学生、知识分子、少数民族和第三世界的革命者组成联盟，带领人民走向卓越，但那只是令人陶醉的幻想；它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会创造自己的掘墓人，使工业无产阶级成长壮大，最终建立社会主义的观点毫无关系。这类一厢情愿的空想和企图实现这些空想的徒劳努力终告结束，原因不是出现了对这类思想的严肃扎实的反对理论，而是长达20年的高通货膨胀、工人骚动和为维持现代福利国家而实施的重税引起的普遍民怨。后来低通货膨胀的回归和持续的经济增长大大减轻了民怨，但并未加深对作为福利国家基础的社会契约的了解，也没有重新燃起对新形式的社会合作和工业管理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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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件事打击了社会主义的梦想：第一件是80年代末苏联的解体。多年来，一些批评家一直说，共产主义阵营的国家未能建立公民社会机构，这将导致东欧共产党政权的垮台，结果一语成谶。1956年和1968年，东欧国家企图建立人性化社会主义的努力被苏联的坦克镇压了下去；那些国家政权的合法性靠的是老百姓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被苏联红军解放的记忆，但政府的严重腐败使所有与政府接触过的人都感到幻灭，政府的合法性也因而受到侵蚀，与此同时，西德变成了繁荣和好政府的代名词。要实现马克思关于建立人民自下而上的自治这个理想不是在齐奥塞斯库时代的罗马尼亚那类失败国家的自上而下压榨人民的官僚体制之下。出奇的是，东欧“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最后崩溃时居然没有发生流血。不那么出奇的是，那些前社会主义国家没有马上繁荣起来，也没有突然一跃成为多元民主国家。公民社会理论家说得对，民主需要一种社会基础设施来培育能够维持合作关系和法治这类东西的习惯，也就是托克维尔所谓的“道德”。对此持怀疑态度的人则认为，公民社会理论家忽视了一点，那就是，先要有一个有效的国家，培养上述习惯才有意义。他们可以引以为证的是，某些社会主义国家解体后常常贪污腐败猖獗，裙带关系盛行，却没有确立有效的自由民主制度。的确，尊重民权、高效负责的政府和监管严格的市场经济是在21世纪实现安定发达的基础，但是，并非所有人都明白这一点，也并非所有人的短期自我利益都与社会的长期福利完全一致。如果一位银行家心知肚明他的银行18个月后就要倒闭，他也可能同样清楚地知道，他在银行倒闭之前可以把好几百万美元中饱私囊。国家恐怖主义和个人的自私自利，这两者的结合当然会造成政府的贪污腐败。人也许坚信“在我之后，哪怕洪水滔天”，但关键是“在我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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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家对社会主义理想消亡的第二个原因谈得不多。桑巴特正确地解释了20世纪早期的美国为何没有出现社会主义的原因，但他关于美国终将建立社会主义的观点是错误的。社会主义的目标大多能够在资本主义框架内实现，不仅是因为资本主义福利国家提供的高度繁荣与安全为19世纪的人所始料不及，就连1950年之前也很少有人认为能够做到，而且还因为出现了过去想象不到的新形式的职业自由。20世纪晚期的工业社会与其19世纪的前身大不相同。它“靠空气驱动”。查理·卓别林的电影《摩登时代》（Modern Times）讽刺的生产线一去而不复返；好的主意比组织更重要，新公司可以在短短几个月内组成、解散、重组，最后消失；当然，它们最终创造了比主意更实在的东西。许多卡车和汽车在流水线上组装下线，大量“低附加值的重体力劳动”外包到了第三世界，在远离东西两岸评论家的美国内地，工人依然做着单调繁重的工作——这样，傅立叶对几乎与玩耍无异的“令人愉快的劳动”的渴望在第一世界资本主义制度下得到了实现。最有能力利用这种机会的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而在过去，他们这样的年轻人正是反社会的激进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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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把不直接生产有用物品的劳动称为“非生产性劳动”，这种劳动一直在经济中发挥着突出的作用，如今比直接的生产性劳动更加重要。马克思无法想象，资本家和为虎作伥的政客会认为，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应该减少工人的繁重劳动。这种繁重劳动正是马克思注意的焦点。《资本论》最感人的部分描述了从血汗工厂的车衣女工到上班时间长得危险的铁路信号员，各行各业的工人累得精疲力竭的可怕情景。那些工作若不是过于繁重，若能让工人对工作方法与工作时间的安排有一定的自主权，本来并不令人厌恶；而马克思假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两个条件都无法达到。单调繁重的劳动今天仍然存在，但已不再普遍，白领工人的工作比起以前也不再那么令人生厌。电话服务中心的工作比较枯燥，但办公室的很多工作本身就很有趣，还为人提供了社交的机会；另一方面，驾驶长途卡车使不太喜欢社交的人摆脱了与人打交道的负担，这个工作自有其乐趣，个人自主权大于许多名声更好听的职业。简而言之，说“令人愉快的劳动”这个目标是乌托邦式的胡思乱想是不对的，但认为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同样不对。技术的进步、生产力的提高、工会促使资方对工人更加人道、不同社会和同一社会不同成员的不同偏好，这些因素起的作用比资本所有制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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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本章的讨论时，需要提醒一点。人是历史动物，驱使人行动的力量有对未来的憧憬，也有对往昔的回忆。本章大胆地宣称，必须放弃那些憧憬中的一个，这必然会招致反驳，就像世界上大片地方即将开始政治的去世俗化时，一些评论家论述世俗化的不可避免，因而招致反驳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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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但丁的《神曲·地狱篇》中，但丁描写的地狱之门上写着：“入此门者，当放弃一切希望。”——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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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941—1953年任通用汽车公司总裁，1953—1957年任美国国防部长。——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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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指制度。——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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