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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9873 虽然在墨索里尼的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理论家把“极权”当褒义词来用，但是这个词主要是冷战期间政论家的常用词。那时和后来，都有人正确地批评说，用“极权”来形容纳粹政权和斯大林政权，造成了它们能够高效控制社会的假象，其实这两个政权哪个也没有达到高效。对极权主义的讨论方兴未艾之时，伯克对法国大革命的批判再次得到重视，这不应令人意外。伯克起初也认为，普赖斯、潘恩及其盟友的政治理性主义虽然错误，但不失为严肃的政治观点，但很快就改变了主意，把它比作瘟疫，认为若不通过刑事起诉来将其彻底消灭，它就会给英国带来混乱和流血。然而，有人说关于这个时期政治思想的扛鼎之作《极权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的作者汉娜·阿伦特出于狭隘的政治理由，企图模糊马克思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世界观之间的区别；此言完全没有道理。阿伦特当然关注苏联和纳粹德国之间的相似之处，但她这样做不是出于敌视苏联的冷战观点，而是要捍卫一种具有明显政治特征的自由形式，使之不致受到她认为大众社会的成长必然会带来的威胁。迷失在孤独的人群中的个人会轻易地被拉入左的或右的极权事业，自由民主对此束手无策，因为它已经忘记了真正的自由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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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9875 让我们暂且把这些论述放在一边，把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的意识形态基础与政治现实视为单纯的历史事实，来发掘它们的根源。对法西斯主义的研究貌似比较困难。第一，大部分法西斯理论都具有强烈的反智主义的特点。这并不影响对它的研究；据说，心理分析发现人的行为存在着深层的非理性特征，但解释这些特征以及人自己为何对它们没有意识，这本身就是理性的论述。性快感与理智没有关系，但要说明人为何经常达不到性快感和如何达到性快感，这就需要理智了。同样，可以把法西斯主义的非理性因素与关于它们是什么以及它们为何重要的理性论述区分开来；更重要的是，法西斯思想家自己可以通过完全理性的推理，说明为什么至少某些层面上的政治必须以非理性的方法来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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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9877 第二，法西斯主义没有一个核心理念，这的确给分析家造成了困难；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若是不相信阶级斗争、无产阶级民主和国家的消亡，就根本不能算是马克思主义者。对法西斯主义者却没有类似的衡量标准。当然，不相信领袖或认为国家不值得效忠的人不可能是法西斯主义者，但许许多多的人忠于自己的国家，认为国家的领导极其重要，他们身上却一点法西斯主义的影子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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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9879 第三，大多数法西斯主义都有极端民族主义的特点，但任何极端民族主义者都全心全意地忠于自己的国家。一个意大利人若是合格的法西斯主义者，就必须认为意大利和意大利人比德国和德国人，或英国和英国人更好；但如果他是法西斯主义思想家，就必须超越他对意大利的忠诚，来解释为什么德国人和英国人不爱意大利而热爱他们自己的国家乃意料中事，不应对其有任何微词。极端民族主义在理论与实践上都给法西斯国家之间的合作造成了困难，令人怀疑建立法西斯国际是否可行；但它在原则上是站得住脚的，好比父母在自己和别人的孩子之间更爱自己的孩子，也知道其他父母同样更爱他们自己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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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9881 最后，“法西斯”现已成为完完全全的贬义词，说某人是法西斯分子等于是说他不可理喻。当然，法西斯主义的很多内容的确是无法理喻的，但是有些作家，包括乔治·索列尔、罗伯特·米歇尔斯、乔万尼·秦梯利和卡尔·施密特，对近似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或法西斯主义本身提出了清楚连贯的叙述。许多不信法西斯主义的人发现，他们著作中的许多内容很有道理，他们的声音是值得听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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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9883 法西斯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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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9885 前面提到，有人批评说极权主义的概念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手段，用来混淆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政权，特别是混淆斯大林主义和纳粹政权之间的区别。因此，必须先弄清法西斯极权主义的特有要素，然后再去看“软性”极权主义。关于法西斯主义的起源，众说纷纭。有人说，非理性独裁主义者约瑟夫·德·迈斯特即使不是极权主义的创始人，也是倡导这一概念的先驱。德国哲学家约翰·戈特弗里德·冯·赫尔德坚持认为，各不相同、几乎无法互相理解的不同文化在形成人的不同特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的这个观点被视为非理性民族主义的基础。比较可信的观点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那段时期内，好几个决定性的因素聚在了一起；它们彼此影响颇深，将它们区分开来只是为了分析起来方便，并不能确定清楚的因果关系。这些因素是种族主义、民族主义、非理性主义和反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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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9887 许多评论家正确地指出，这些因素也可能存在于其他的政治思想中。可以说，帝国主义既信奉种族主义，也是自由开明的，因为它可能真心关注被优等种族管理的劣等种族的利益，愿意教导那些劣等种族如何开明地管理自己的事务。自由民族主义不仅非常普遍，而且在19世纪期间是奥匈帝国最突出的民族主义形式，虽然也许不是最激情洋溢的形式。另一方面，大多数形式的社会民族主义（socialist nationalism）都与国家社会主义（National Socialism）[1]风马牛不相及。反自由主义在概念上造成的困难较大。它是法西斯主义的一个要素，这加大了对法西斯主义分析的难度，原因显而易见：社会主义既反资本主义，也反自由主义，在这两方面它与法西斯主义的立场相近；20世纪的自由主义接受了社团国家（corporate state）的模式，这使得至少一位作家认真思考起“罗斯福新政”是一种形式的“自由法西斯主义”这个问题。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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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9889 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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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9891 上述因素在靠暴力推动的运动中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就构成了法西斯主义。人们经常把暴力运动与法西斯主义或亲法西斯主义作家的非理性主义相联系，然而，对此不能妄下结论。“发现”人的心灵深处存在非理性并不一定意味着最好的疏导办法是对敌人采取暴力。一旦知道文明只是薄得惊人的一层皮，就会力行克制，努力捍卫自由的价值观。韦伯讨论“理性-守法”国家的合法性时对此多有讨论；弗洛伊德的《文明及其不满》（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中这样的内容更多；维尔弗雷多·帕累托的政治社会学中也有类似的内容。读过弗洛伊德的著作后不得不收敛雄心的自由主义者看到，在政治中达到一定的理性是痛苦而又艰难的历程。为了不致诉诸暴力，造成自我毁灭，必须放弃许多眼前的满足，而延迟满足殊非易事。这并非说自我控制与延迟满足不重要。人越强烈地感到自己内心隐藏的感情是多么暴烈，就越可能决心找到办法来控制这些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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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9893 20世纪30年代期间，许多评论家分析法西斯主义的吸引力时都着重于它如何使人得以摆脱自我控制的束缚，如何为思想家所谓人类固有的侵略性提供了宣泄口。30年代，罗素和杜威都认为，反叛的法西斯主义对人的吸引力不言而喻在于它的暴力性质；他们二人也正是因为暴力对人有吸引力，才敦促读者对它远远避开。西欧自从1950年开始，美国则是从1940年开始，秩序的稳定和经济的繁荣都达到了历史上惊人的高度。今天，几乎没人认为现存的社会和经济秩序已经坍塌，使用正统的政治手段来修补完全无济于事。然而，20世纪30年代期间，美国的失业率高达25%，经济体系似乎崩塌倾圮到无可挽救的地步；中欧和东欧的情况更为严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许多新生国家不但经济疲敝，而且缺乏合法性，深陷左右两派的斗争之中。与此同时，那些国家的许多公民把自由民主视为谎言，认为那是战胜的协约国在凡尔赛和会上强加给他们的。尽管不能采用把社会和政治制度全部打碎，从头来过的政策，理性的人也通常对现行制度毫无眷恋。墨索里尼轻而易举地摧毁了意大利的议会民主，这是一个教训，说明腐败无能、高高在上的政治领导人得不到公民的忠实拥护，也说明迅速的工业化和战争失败会造成社会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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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9895 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反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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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9897 19世纪下半叶，现代意义上的种族主义成了知识分子或半知识分子的严重关注，其实它一直是人类思想的痼疾，尽管在历史不同时期表现的形式不同。种族主义思想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他坚信野蛮人天性不适合政治生活，给希腊人当奴隶是恰得其所。《旧约》里的以色列人接到耶和华的旨意，要他们发动种族清洗，不过不是为了今天我们所理解的“以族裔为基础的”理由；上帝想要他选中的人民在膜拜其他神祇的部落占领的地方定居，为了实现上帝的计划，只能干掉那些部落。托马斯·潘恩的《理性时代》（The Age of Reason）相当尖锐地批评了耶和华的种族灭绝倾向，但主要是出于理性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理由。潘恩认为，耶和华下令进行的种族灭绝是毫无意义的残酷。然而，那种种族灭绝的动机是宗教性的，不是种族性的，而且无论如何，沙漠部落之间的仇斗与2000年后工业化欧洲社会的政治完全不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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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9899 两次大战之间，对法西斯主义影响重大的种族主义有两个成因：一个是欧洲海外扩张过程中与前工业社会的遭遇，另一个是古老的反犹传统。纳粹种族主义首先是反犹的，其次才是一般性的种族主义，科学种族主义的次序却正好相反。在美国，注意的焦点是非洲黑人所谓的缺陷，因为在1861—1865年的南北战争前后的40年中，奴隶制这个“奇怪的制度”一直是美国政治的头号问题。20世纪晚期的科学种族主义已经完全去除了反犹的偏见，甚至把犹太人和东亚人置于文化、知识和经济的顶峰，那个位置19世纪时是由盎格鲁-撒克逊人占据的；但80年前，美国移民政策的反华反犹色彩非常浓烈。5希特勒本来就持有反犹偏见，又接受了戈比诺的弟子，瓦格纳的女婿休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的种族理论。根据这种理论，纯种雅利安人位于种族等级制的顶点；异族通婚对一个种族来说不啻大祸，只有把犹太人逐出欧洲才能保住欧洲对世界的统治。德意志反犹主义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对犹太人的迫害和大规模屠杀；它既有德国自己的特点，又受到了19世纪末传入德国的带有明显俄国色彩的反犹主义的影响。“灭绝犹太人”是俄国的观念，不是德国的，这一观念遍及俄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即使是相对开明的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也因唯恐杀不尽犹太人而悲叹，丝毫不以这个狠毒的念头为耻。拿破仑时代，犹太人在各个德意志邦国遭受的法律钳制一度似乎要被全部废除，但拿破仑战败后，那些限制又重新建立了起来。普鲁士重新施行了禁止犹太人从事律师行业的规定后，马克思的父亲不得已皈依了路德宗。19世纪末的俄国政治造成了西欧种族主义的恶化，因为俄国对犹太人的迫害将俄国和东欧的犹太人赶到了奥地利和德国，操作民粹的政客于是找到了煽动工人阶级的反犹情绪这条通往权位的捷径。尽管如此，法西斯主义有足够的理论基础作依靠，不需要种族主义；前面已经说过，墨索里尼对关于纯种雅利安人的狂想不感兴趣，到了30年代末才迫于希特勒的压力而采纳了反犹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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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9901 另一支思想也许没有种族色彩也照样重要，但总是免不了沾染种族的色彩。这就是19世纪80年代开始的“血与土地”运动（“blood and soil”movement）。它本身是法国和德国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把这个思想阐述得最清楚的是夏尔·莫拉斯和莫里斯·巴雷斯这两位法国人；名副其实的法西斯政治理论几乎全是法国人提出的，只除了秦梯利的理论。巴雷斯是小说家，也是政治家，还是法兰西学院的院士；他创造了“无根之人”（déraciné）这个词，指离开了祖祖辈辈居住的土地，变得性情无常、自我中心的人，这些人构成了对国家和民族的威胁。犹太人是典型的无根之人，对法兰西民族来说也是典型的危险。人们可能会纳闷，巴雷斯和斯大林等人诋毁犹太人的“无根的世界主义”的时候为什么不静下心来想一想，一个如此热切地盼望在上帝许诺给他们的土地上定居的人民当初是怎么成了无根之人的；他们显然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巴雷斯开始从政时是信仰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者，但在德雷福斯事件[2]期间急剧转向右倾，后来一直作为民族主义者担任议会议员，代表巴黎的一个选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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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9903 法国民族主义的源头是激进的法国大革命，但被巴雷斯重新定义后，成了反对革命的保守派的理想——尚武、排外、反犹、对人权的传统深具敌意。巴雷斯生于1862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即于1923年去世。夏尔·莫拉斯比他仅小6岁，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的冲突。莫拉斯在维希政府[3]当权期间充当政府元首贝当的宣传喉舌，法国解放后被判终身监禁。他与巴雷斯的区别表明了给他们的思想贴上固定的标签是多么困难。巴雷斯反对君主主义，莫拉斯却想重建没有议会，但权力下放的君主制。巴雷斯是坚定的天主教徒，莫拉斯的民族主义信念却促使他转向了反天主教的方向。莫拉斯对古希腊的衷心钦佩是促使他反对天主教的又一个因素；雅典和耶路撒冷之间，他毫不掩饰地站在雅典一边。在莫拉斯看来，基督教的犹太起源是一大污点。他的生涯显示了法西斯极端民族主义者面临的一个难题。他痛恨当时的法国自由派和社会主义者，因此必然与法国的敌人站在一边。然而，他又激烈地反对德国，对现代的意大利满心轻蔑。他出于无奈才提倡与墨索里尼结盟，到1940年即灰心地认为己方必败。1945年，他因支持他所憎恶的人对法国的军事占领而被判入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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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9905 “血与土地”运动基本上是民族主义运动。大部分有关法西斯主义的论述都正确地把民族主义作为其中心因素。即使如此，莫拉斯的生涯表明，法西斯主义者对事实上的民族与理想中的民族是否一致一贯存疑。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法西斯主义者经常被反犹情绪和对英国温和的自由主义政治制度的敌意冲昏头脑，甚至认为自己的国家是纳粹德国，而不是他们实际所属的不列颠。忠于“血与土地”的原则并不总会直接导致民族主义，也有可能导致具有强烈地方色彩的观念；这是莫拉斯希望建立分权君主制的部分原因。热爱本乡本土的人很容易认为，身处遥远首都的政治领导人腐败无能，只牟私利，不能指望他们保护自己的家乡。说民族由不同的地方和生活方式所组成的主张得到民族主义者的支持并非绝对不可能，但非常罕见；他们一般认为，对地方的忠诚危及了单一不可分的民族的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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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9907 法西斯主义的驱动力是强烈的负面感情，这不应令人惊讶。在不同的情况下，它有时像是左派运动，有时又貌似右派运动，这同样不应令人惊讶。它的敌人是自由议会民主，而自由议会民主显然会受到社会主义者和保守派的两面夹击，此外还有不耐烦靠辩论治国的激进分子和革命者的攻击。乔治·索列尔的《反思暴力》（Reflections on Violence）提出了负面情感飙升的一个原因，罗伯特·米歇尔斯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到墨索里尼的崇拜者的转变显示了另一个原因。法西斯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攻击的目标很明确，那就是将个人置于国家之上的19世纪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国家的合法性来自它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公民得到国家保护的权利先于国家得到公民效忠的权利。黑格尔曾试图以比较细致的方式表示对这种观点的反对，坚持说虽然近代国家必须是自由的宪政国家，但是个人的权利仍然是国家创立的。批评者正确地指出，黑格尔在个人与国家之间达成平衡的企图并未成功。极端民族主义者和他们的同路人不为所动，他们认定自由主义是错误的。他们只接纳了黑格尔的社团主义理论，再加上战争是国家健康标志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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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9909 一位批评家是左派还是右派常常并不明显，索列尔就是例子。他的《反思暴力》甚至被理解为告诫读者勿过分相信理性。如果能深刻意识到人类理性的弱点，即可加以防范。如果知道自己在何种程度上受神秘莫测的念头的左右，就能帮助理智管好自己的行为。对索列尔友善的评论家视他为弗洛伊德的盟友，因为他认为人容易受非理性冲动的操纵，他不像理性主义者那样乐观，而是仅希望理智能对人的非理性产生有限的控制。正如弗洛伊德声称他无意使人快乐，仅希望以“普通的不快乐取代神经质的抑郁痛苦”，可以认为索列尔是希望以普通的无常识来取代纯粹的非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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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9911 非理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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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9913 这个评论既是对索列尔的溢美，又是对他的贬低；此人的有趣之处正在于他自成一格，无法把他归类定性。索列尔生于1847年，卒于1922年。他从佩皮尼昂的理工学院毕业后一直在负责公共工程的法国桥梁公路局工作。退休后，他成了政治理论家，开始时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也拥护各种反资产阶级和反民主的信条，从莫拉斯的君主主义到列宁的革命共产主义。他涉猎范围极广，就苏格拉底的审判、历史唯物主义的性质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等主题都写过卓有见地的文章。他的所有论述中一个清晰不变的因素是他反对的对象——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索列尔在1908年撰写《反思暴力》的时候，正值他对法国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运动深感兴趣之际；那是一场左翼社会主义运动，顾名思义，它的目的是废除资本主义，代之以由工人自治团体组成的国家。要达成这一目标，首先需要发动无产阶级的总罢工；无产阶级总罢工的“神话”就是《反思暴力》的中心思想。但索列尔实质上是面向过去的回顾性思想家，他的灵感来源是古希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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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9915 他仇视现代资本主义，不是因为它造成了财富和福利的不平等，而是因为它带来的工业化大规模生产毁灭了手工艺人这个行当。问题是，是否有办法在现代世界中恢复工匠的理想？索列尔的回答是，工人运动必须有一个“理想化的概念”作指导，那就是使用暴力一举彻底推翻现存的资本主义秩序。索列尔这个理想化概念有许多奇异之处，其中之一是，他坚持说，全面推翻资本主义必须发生在经济繁荣时期。只有当工人和资本家充满信心和斗志的时候，才有可能爆发他认为是必不可少的大决战。决战双方不能怀有针对个人的仇恨；工人应把资本主义秩序视为应予粉碎的巨大障碍，但绝不能把资本的拥有者看成是坏人，也不能对资本家进行人身虐待。这个观点在马克思说资本家是生产关系的“承载者”的论点中略见踪迹，但马克思的论点与索列尔希望劳资之间爆发空前的却不针对个人的大决战的心愿相去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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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9917 需要说明为什么索列尔提出的理想化概念其实是后顾性的。表面上看，推翻现存的资本主义秩序，代之以无政府的工人合作团体，这是进步的理想。然而，索列尔更深层的目的是恢复手工工匠的道德伦理，这远非对马克思关于实现幸福和闲适、合理减少繁重劳动的论述的进一步阐释。索列尔以他典型的口吻称马克思主义为“社会抒情诗”，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赞扬。他不认为马克思是理性主义者。他坚称马克思对社会主义乌托邦的描绘不是完整的蓝图，但赞扬马克思能够直扣人的心扉，激起行动的热情。索列尔也想激起行动的热情，所以他欣赏美国资本主义，因为美国的大工业资本家表现出了咄咄逼人的进取精神。他们是荷马式的英雄，是弗里德里希·尼采的天然门徒。6索列尔不要妥协，不要福利国家，也不要工会去努力争取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他要的是一场终极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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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9919 这个思想为何吸引了墨索里尼呢？法西斯政治理论一个一贯的特点是鼓吹组合国家（又称社团国家）论，在这样的国家里，政治代表制度是围绕着各人在经济中的不同作用形成的。20世纪早期的许多批评家都认为，资本主义显然无法带来繁荣，任何制度，只要是个人只管自己赚钱，企业间缺乏协调，都不可能带来繁荣。非社会主义者不赞成废除私有财产，许多社会主义者则认为，把整个经济当作企业来管理是异想天开。左派和右派都想出了各种形式的职能性代表制度，以图既把工人纳入政治决策进程，又弥补市场的不足，协调经济活动。工人社团就是其中之一。在法西斯的实践中，这些社团成了被政府利用的机制，用来制约工人，确保他们接受对政府最合适的劳动条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后来改名为里耶卡的阜姆做过一次社团主义的实验，那次实验有些疯狂，但立意真诚。在法西斯主义知识分子，诗人加布里埃尔·邓南遮主持的短命的独裁统治下，阜姆城建起了一个社团主义的政府，包括九个社团，各自代表工人、管理人、专业人士等，后来邓南遮又加上了第十个社团，代表诗人、预言家和所有精神高尚的人。这个实验还没来得及失败就被外部力量叫停。墨索里尼崇拜邓南遮，把他封为亲王，但邓南遮除了对意大利法西斯美学的影响之外，对法西斯政治的影响微乎其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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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9921 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主要的两位理论家是阿尔弗雷多·罗科和乔万尼·秦梯利。他们二人都知道，法西斯主义是个大杂烩，包含了从黑格尔、圣西门、马克思、尼采和索列尔那里拿来的各种思想，不过他们并不认为这是难为情的事。罗科是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中心圈子的一员，所以影响更大一些；秦梯利的哲学造诣要高得多，但他的著作不在墨索里尼的日常阅读之列。法西斯主义的实质与19世纪自由主义截然对立，它的目标就是要取代自由主义，但它最终的推论结果使人难以相信。秦梯利宣称，法西斯主义给现代人带来的是真正的自由，法西斯的自由比自由主义的自由更高级、更重要，但依然是自由。人们可能会以为，法西斯主义的理论显然应该是保守的，一定限制内的自由当然最好不过，但秩序是第一优先。秦梯利却没有这样说，他说法西斯主义能够实现19世纪放任自流的自由主义实现不了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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