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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思想如下：自由主义使人漫无方向，不知所措；人在内心深处愿意和他人一起努力，致力于大家在道德上共同衷心支持的事业，但自由的个人主义阻碍了这种愿望的实现。无数天主教思想家也曾如此批评过自由主义，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能够出色地适应当时当地的原因之一就是它在意识形态方面与梵蒂冈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法西斯主义认为，议会民主是一个错误，自由主义宣扬的政治平等是虚假的概念，弄得每个人都自以为是国家栋梁，其实只有真正有才者方能领导社会。结果是，政治上的侏儒管理着腐败、谋私、不透明的政治制度，造成公民对它鄙弃疏远。这个批评同样适用于不加收敛的资本主义，今天也的确有人发出了这样的批评。工人劳动是为了糊口，工厂主办企业是为了自己多赚钱，但双方都没有社会义务感。需要机构制度来恢复社会团结，变谋求私利为公共服务，并确保国家元首由伟大的领导人来担任，社会的领导阶层真正是精英人士。至于法西斯主义的极权特点，秦梯利对其大加夸耀，说法西斯主义是涵盖全部社会生活的精神理念。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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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团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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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何在自由社团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之间做出区分？许多观察家认为，20世纪30年代中期罗斯福总统为推行“新政”而匆忙拼凑起来的经济制度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制度并无二致。当时，美国建立了五花八门的“局”和“署”，以便更好地组织生产，减少失业。法西斯主义重视自给自足（努力实现自足，使国民经济不受全球经济冲击的影响）的理由与美国的保护主义不同，但二者的激烈程度大致一样。法西斯主义热切希望实现国家的自给自足，这是基于极端民族主义的思想，也是出于经济必须永远处于备战状态的理念，而美国的保护主义则是由于错误的经济学主张和采取行动的冲动，尽管谁也不知道应该采取什么行动。19世纪的自由经济缺乏组织协调机制，在20世纪，必须由国家来提供这些机制；这就是19世纪放任自流的自由主义与罗斯福新政的自由主义之间的分别，但自由社团主义与它的法西斯表亲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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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认为应当建立“社团国家”、选择现代国家的管理精英时应任人唯贤等方面，美国和意大利差别不大。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意大利，口口声声要任人唯贤的领导层都并非完全言行一致；他们都安插自己的朋党，只有当那些人太过无能的时候才开革不用。20世纪30年代的人普遍认为，从苏联到美国，所有现代社会都在发生管理革命，这个想法有一定的准确性。不能说这比一个社会是否承认生产资料私有制更加重要，更不能说它比一个社会是一党独裁还是多党民主更加重要。但是，大规模工业的增长造成了管理方法上的一致，也建立了企业与政府的关系，这个想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最先提出这个思想的很可能是圣西门这位最先论述“工业社会”的理论家。我们今天的西方国家是社团国家，它是可调节的资本主义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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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西斯主义对与竞争者开展有意义的辩论不感兴趣。所以，必须再回来看一下秦梯利提出的悖论，即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能使人获得在自由主义社会中得不到的自由。秦梯利提出了两个区别；这两个区别以前也有人提过，但没有像秦梯利把它们派上如此用场。第一个区别是法西斯主义（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区别；法西斯主义极为重视民族，但它并非民族主义的一种形式。秦梯利批评民族主义将民族视为先于个人的实体，它提出的“血与土地”的宣示强调民族是确凿的事实，与个人相对立。按照秦梯利的观点，巴雷斯和莫拉斯是民族主义者，却不是好的法西斯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认为，民族是构成它的众多个人不断再创造的产物。秦梯利是黑格尔的好学生，理直气壮地把法西斯国家称为“道德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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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观点中产生出了第二个区别。民族主义自上而下的权威观是错误的，根据这种观念，民族对个人来说是客观事实，国家领导人体现的权威也高于个人，这是简单的等级制。在法西斯主义社会中，权威却是从个人流向上层，再从国家流向个人；这是个循环的过程，但自由主义和过去的保守主义都误解了。秦梯利引用了墨索里尼对一个提问者的回答；提问者问到法西斯国家的基础是武力还是民众的同意，墨索里尼回答说，两者是不可分的。这也可以被视为一条扎实的黑格尔原则；国家离不开个人的同意，有个人的同意才有国家。但是，国家对个人的要求有武力作为后盾，除非个人将国家视为强制性的实体，否则他们的同意就无处寄托。秦梯利因此认为，法西斯主义给了个人以真正的自由；只有在合适的国家中才可能有自由，只有在这样的国家中，个人的权利才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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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理论显然不能服人，但最重要的是它与法西斯主义的实践不一致。新黑格尔派关于专制民族国家的理论假设人民会自发地一致同意国家所代表的价值观。这个假设基于黑格尔的另一个信念，即历史的发展将导致日益合理的社会与政治制度的建立，所以，个人会对生活越来越满意，尽管只有哲学家才能把这种现象原原本本地解释清楚。这个观点为1875年到1930年间新黑格尔派政治理论家五花八门的政治倾向留出了空间。虽然他们中间没有主张放任自流的自由主义者，但是倾向于温和社团主义的自由主义者比纯粹的保守派要多。对于秦梯利为法西斯主义提出的哲学辩护，法西斯主义的实际表现是比任何哲学上的反驳都更辛辣的评论。敢于批评法西斯主义的人遭到黑衫军（squadristi）[4]的殴打，甚至谋杀；法西斯政权上台后，把持不同意见的人投入监狱，长期囚禁。元首[5]的高视阔步、装腔作势也难以用来佐证法西斯主义所宣称的，说它超越了左右派别之分，代表着一种全新的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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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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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还是不应把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德国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一股脑儿地贴上“极权”的标签，混为一谈。纳粹主义几乎完全没有思想内容，它最重要的思想就是反犹主义，这一点与斯大林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都不一样。它们三者的共同之处在于德国法学家卡尔·施密特所谓的政治的实质，那就是，把世界分为敌友两部分。8施密特生于1888年，卒于1985年，和海德格尔一样，属于严肃的知识分子当中屈指可数的纳粹支持者。海德格尔尽管对纳粹主义充满幻想，但与纳粹政权的实际交集只有他担任弗赖堡大学校长的短短10个月。施密特则不同，他在第三帝国时期自始至终供职于纳粹的法律部门，在希特勒的支持者对纳粹运动中较为激进的反对派大开杀戒的“长刀之夜”事件发生之后，他还写文章为之辩护。战后5年内，他被禁止教书和写作，但他在去世之前就已成为美国保守派崇拜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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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密特支持纳粹党，不是因为残暴的政权对连苍蝇也不会伤害的知识分子有着特殊的诱惑，而是因为纳粹党把施密特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一贯主张付诸了实施；这些主张也是对社会主义、议会政府和制宪主义持批评态度的无数德国人所共有的。其中一个是，任何政权都必须有独裁的因素，有魅力的领袖比任何议会制度都更能真正代表人民，所有权威都有超自然的因素。9不应因为这些想法导致了灾难就断言它们在本质上是愚蠢的。不要忘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本来头脑冷静的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也曾设想过在奥地利恢复绝对君主制，重振已经衰亡的奥匈帝国的贵族政权。构想全面重建被摧毁的中欧各国是一时之风，而可调节的资本主义与自由民主结盟的可行性远不明显。强调必须建立独裁政权，坚信日常法律秩序需要有人愿意行使无情的法外权力作后盾，这个理念的危险不言自明，但不应夸大这类理念的怪异。与秦梯利的情况一样，也不应夸大这类理念对大多在它们形成之后才发生的事态的反映，以及它们对权欲熏心的投机政客的行为的影响。只需认识到，法西斯独裁也是利用了本来相当可信的思想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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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性极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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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英联邦和法国等西方盟国都自诩为反对“极权主义”、捍卫自由民主的斗士，1946年冷战开始后尤其如此。到那个时候，“极权主义”已不再指坚信独裁国家拥有无限权力的法西斯主义，而是用来泛指苏联共产主义以及依照它的模式建立，或由它一手扶植的政权最令人憎恶的特点。攻讦辩论中对这个词的使用导致了理论上的模糊，比如，奥裔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曾牵强地指称柏拉图是极权主义者。对波普尔的这个说法，批评者指出，极权主义只有在有技术能力的现代社会中才行得通，因为只有现代社会才有大众传媒，才有严格控制国民生活每一个方面的手段，而这些在古代社会均付阙如。他们还说，极权运动和法西斯主义的社会理论旨在打击自由主义。古代世界却没有自由主义可打击，也没有隐私生活供践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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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后关于极权主义的思想最有意思的一点是人们再次把注意力转向所谓的“软性”极权主义，这是托克维尔对软性暴君制的担忧的一个变体。原材料很早就已具备。20世纪第一部伟大的反乌托邦小说是叶甫根尼·扎米亚京于1924年出版的《我们》（We），虽然不是以作者的母语俄语出版的。按本书的标准，《我们》描绘的极权主义不够“软”，因为虽然大权在握的独裁者称为“大恩主”，但他统治的国家“大统一王国”使用强迫手段的程度几乎与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不相上下，尽管主要手段还是宣传。“大统一王国”没有劳改营，但是有暴力。《我们》中的政府对社会实行完全控制，但不像斯大林那样进行大规模清洗。《我们》比《一九八四》更进一步，设想“大统一王国”几乎消灭了个性，使全体人民都思想一致，一切都是“我们”。与《一九八四》的描写一样，“大统一王国”面临的最大威胁是性吸引力，谁若受了它的影响，必然会发展出强烈的个人意识。任何能夷然自称“我”的人都几乎肯定会向权威提出质疑。阿尔杜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比“大统一王国”更胜一筹。那个世界中净是经遗传工程改造、用无线电波控制的人，管理层用消费品、性自由、“有感电影”和使人产生幸福感的药品“索麻”来麻醉大众，防止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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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新世界》代表了真正的软性极权主义。民众可以随心所欲，但他们的所欲是事先定好的。这与托洛茨基想象的乌托邦南辕北辙；托洛茨基幻想，有朝一日每个人都像亚里士多德一样聪明，最聪明的人能达到今人想象不到的程度。在《美丽新世界》的乌托邦里，为了眼前的满足，伟大的小说家和剧作家提出的令人痛苦纠结的问题被压制下去；随时可得的性满足消除了求爱不成的浪漫的折磨；就连死亡也不再是可怕的事，因为一旦对生活厌倦了，马上可以通过安乐死得到解脱。可能人们有时会感到不开心，或焦躁不安，小孩子肯定会有这样的感觉，不过只要吸一口“索麻”就会变得心平气和。《美丽新世界》中的一位反英雄，负责欧洲的管控者穆斯塔法·蒙德明白，一些值得保留的东西被丢弃了，他也知道，人们都说他并未丢弃那些东西，包括莎士比亚的著作和《圣经》，还有“福特知道还有什么东西”[6]。但穆斯塔法·蒙德认为，对所有其他人来说，现状对他们最合适，伯特兰·罗素处于某种情绪中的时候也这样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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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人焦虑地看到，富裕的西方自由民主国家开始变为《美丽新世界》的各种翻版。虽然没有幕后的控制者，没有奥兹的巫师，但自由民主国家（确切地说是实行自由民主制度的富裕国家）无意间达到了管控者有意造成的结果。至于怎么会发生这种情形，最有意思的解释是，富裕导致了“正常化”；关于一个有理智、有常识的正常人应是什么样子，该如何行事，想要什么，人们集体形成了一致的意见，这种一致意见的形成不是靠说教，而是通过商业广告的影响。表述这种感觉的标志性作品是戴维·里斯曼的《孤独的人群》（Lonely Crowd）。对富裕的民主社会中真正的政治选择遭到破坏发起的最激烈的攻击则来自赫伯特·马尔库塞，他中年时作为难民从德国来到美国，后来成为年龄不到他三分之一的年轻学生的精神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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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库塞把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与马克思的经济分析相结合，悲叹美国社会颠覆了历史规律。它没有使人民在生活中（按照法兰克福学派的激进派所接受的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标准）真正得到满足，而是把本来应该造成对现代世界反叛的心理能量分流为对非理性、反人性的社会与政治秩序的默认，这种秩序的对外政策以核威慑为基础，维持经济靠制造无用的废物来满足广告商创造的人的“虚假的需要”。他的著作《单向度的人》（One-Dimensional Man）哀叹人类历史脱离了应循的轨道，同时又对如果所有不满的人能够团结起来将会产生的结果表示了极大的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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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著作和与之类似的其他著作的吸引力在于它们提出的设想：一个不是一党专制，不靠秘密警察、领袖崇拜和恐怖治国，保持私人和公共生活之间界限的社会也可以实施完全的控制。学生和支持他们的年长的激进分子谴责“制度”，批评者因此对他们大加嘲笑，但这个词表达了一个得到普遍接受的观点。当时，正统的社会学家和激进分子一样，也认为社会制度是在参与者浑然不觉的情况下运作的，这两种人的巨大分别在于社会学学者对社会制度持赞许的态度。所以，塔尔科特·帕森斯的结构-功能分析是为了显示育儿、教育、普及政治意识等方面的习惯如何天衣无缝地互相契合，产生出心理健康、适应社会、政治忠诚的公民。10无须多少想象力就能看到，持怀疑态度的人可以把这一论述颠倒过来，虽然只有像马尔库塞那样学富五车，才能把颠倒过来的论点阐述得如此神完气足。但是，一旦将其颠倒过来，就显露出了软性极权社会思想的极大缺陷。若没有无所不能的领袖、一党专制、秘密警察和对恐怖手段的全面使用，情况就完全不同；纳粹德国和斯大林的苏联令人惊怖憎恶，是因为没有政治选择、政府独裁、暴力横行、政治谋杀肆虐、秘密警察无处不在。去除了这些因素，就只剩下了（在撰著者眼中）民众的平淡乏味。的确，人大多是习惯性动物，品味趋同，工作普通，为孩子操心，总是投票支持同一个政党，不指望地上的天堂很快到来；这种平凡也许是值得痛心的。但是，如果有人选择特立独行，可以不必害怕秘密警察半夜敲门，这一点不可轻视。把富裕社会中的日常活动与纳粹德国的凶恶相提并论实乃错误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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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即纳粹主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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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9世纪末，法国犹太裔军官德雷福斯被误判犯了叛国罪，引发了法国社会的严重对立和冲突。——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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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纳粹德国占领法国时的伪政权。——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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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意大利的法西斯准军事组织。——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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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指墨索里尼。——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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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美丽新世界》把福特尊为上帝。——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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