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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9899 两次大战之间，对法西斯主义影响重大的种族主义有两个成因：一个是欧洲海外扩张过程中与前工业社会的遭遇，另一个是古老的反犹传统。纳粹种族主义首先是反犹的，其次才是一般性的种族主义，科学种族主义的次序却正好相反。在美国，注意的焦点是非洲黑人所谓的缺陷，因为在1861—1865年的南北战争前后的40年中，奴隶制这个“奇怪的制度”一直是美国政治的头号问题。20世纪晚期的科学种族主义已经完全去除了反犹的偏见，甚至把犹太人和东亚人置于文化、知识和经济的顶峰，那个位置19世纪时是由盎格鲁-撒克逊人占据的；但80年前，美国移民政策的反华反犹色彩非常浓烈。5希特勒本来就持有反犹偏见，又接受了戈比诺的弟子，瓦格纳的女婿休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的种族理论。根据这种理论，纯种雅利安人位于种族等级制的顶点；异族通婚对一个种族来说不啻大祸，只有把犹太人逐出欧洲才能保住欧洲对世界的统治。德意志反犹主义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对犹太人的迫害和大规模屠杀；它既有德国自己的特点，又受到了19世纪末传入德国的带有明显俄国色彩的反犹主义的影响。“灭绝犹太人”是俄国的观念，不是德国的，这一观念遍及俄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即使是相对开明的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也因唯恐杀不尽犹太人而悲叹，丝毫不以这个狠毒的念头为耻。拿破仑时代，犹太人在各个德意志邦国遭受的法律钳制一度似乎要被全部废除，但拿破仑战败后，那些限制又重新建立了起来。普鲁士重新施行了禁止犹太人从事律师行业的规定后，马克思的父亲不得已皈依了路德宗。19世纪末的俄国政治造成了西欧种族主义的恶化，因为俄国对犹太人的迫害将俄国和东欧的犹太人赶到了奥地利和德国，操作民粹的政客于是找到了煽动工人阶级的反犹情绪这条通往权位的捷径。尽管如此，法西斯主义有足够的理论基础作依靠，不需要种族主义；前面已经说过，墨索里尼对关于纯种雅利安人的狂想不感兴趣，到了30年代末才迫于希特勒的压力而采纳了反犹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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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9901 另一支思想也许没有种族色彩也照样重要，但总是免不了沾染种族的色彩。这就是19世纪80年代开始的“血与土地”运动（“blood and soil”movement）。它本身是法国和德国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把这个思想阐述得最清楚的是夏尔·莫拉斯和莫里斯·巴雷斯这两位法国人；名副其实的法西斯政治理论几乎全是法国人提出的，只除了秦梯利的理论。巴雷斯是小说家，也是政治家，还是法兰西学院的院士；他创造了“无根之人”（déraciné）这个词，指离开了祖祖辈辈居住的土地，变得性情无常、自我中心的人，这些人构成了对国家和民族的威胁。犹太人是典型的无根之人，对法兰西民族来说也是典型的危险。人们可能会纳闷，巴雷斯和斯大林等人诋毁犹太人的“无根的世界主义”的时候为什么不静下心来想一想，一个如此热切地盼望在上帝许诺给他们的土地上定居的人民当初是怎么成了无根之人的；他们显然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巴雷斯开始从政时是信仰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者，但在德雷福斯事件[2]期间急剧转向右倾，后来一直作为民族主义者担任议会议员，代表巴黎的一个选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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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9903 法国民族主义的源头是激进的法国大革命，但被巴雷斯重新定义后，成了反对革命的保守派的理想——尚武、排外、反犹、对人权的传统深具敌意。巴雷斯生于1862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即于1923年去世。夏尔·莫拉斯比他仅小6岁，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的冲突。莫拉斯在维希政府[3]当权期间充当政府元首贝当的宣传喉舌，法国解放后被判终身监禁。他与巴雷斯的区别表明了给他们的思想贴上固定的标签是多么困难。巴雷斯反对君主主义，莫拉斯却想重建没有议会，但权力下放的君主制。巴雷斯是坚定的天主教徒，莫拉斯的民族主义信念却促使他转向了反天主教的方向。莫拉斯对古希腊的衷心钦佩是促使他反对天主教的又一个因素；雅典和耶路撒冷之间，他毫不掩饰地站在雅典一边。在莫拉斯看来，基督教的犹太起源是一大污点。他的生涯显示了法西斯极端民族主义者面临的一个难题。他痛恨当时的法国自由派和社会主义者，因此必然与法国的敌人站在一边。然而，他又激烈地反对德国，对现代的意大利满心轻蔑。他出于无奈才提倡与墨索里尼结盟，到1940年即灰心地认为己方必败。1945年，他因支持他所憎恶的人对法国的军事占领而被判入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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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9905 “血与土地”运动基本上是民族主义运动。大部分有关法西斯主义的论述都正确地把民族主义作为其中心因素。即使如此，莫拉斯的生涯表明，法西斯主义者对事实上的民族与理想中的民族是否一致一贯存疑。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法西斯主义者经常被反犹情绪和对英国温和的自由主义政治制度的敌意冲昏头脑，甚至认为自己的国家是纳粹德国，而不是他们实际所属的不列颠。忠于“血与土地”的原则并不总会直接导致民族主义，也有可能导致具有强烈地方色彩的观念；这是莫拉斯希望建立分权君主制的部分原因。热爱本乡本土的人很容易认为，身处遥远首都的政治领导人腐败无能，只牟私利，不能指望他们保护自己的家乡。说民族由不同的地方和生活方式所组成的主张得到民族主义者的支持并非绝对不可能，但非常罕见；他们一般认为，对地方的忠诚危及了单一不可分的民族的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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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9907 法西斯主义的驱动力是强烈的负面感情，这不应令人惊讶。在不同的情况下，它有时像是左派运动，有时又貌似右派运动，这同样不应令人惊讶。它的敌人是自由议会民主，而自由议会民主显然会受到社会主义者和保守派的两面夹击，此外还有不耐烦靠辩论治国的激进分子和革命者的攻击。乔治·索列尔的《反思暴力》（Reflections on Violence）提出了负面情感飙升的一个原因，罗伯特·米歇尔斯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到墨索里尼的崇拜者的转变显示了另一个原因。法西斯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攻击的目标很明确，那就是将个人置于国家之上的19世纪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国家的合法性来自它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公民得到国家保护的权利先于国家得到公民效忠的权利。黑格尔曾试图以比较细致的方式表示对这种观点的反对，坚持说虽然近代国家必须是自由的宪政国家，但是个人的权利仍然是国家创立的。批评者正确地指出，黑格尔在个人与国家之间达成平衡的企图并未成功。极端民族主义者和他们的同路人不为所动，他们认定自由主义是错误的。他们只接纳了黑格尔的社团主义理论，再加上战争是国家健康标志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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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9909 一位批评家是左派还是右派常常并不明显，索列尔就是例子。他的《反思暴力》甚至被理解为告诫读者勿过分相信理性。如果能深刻意识到人类理性的弱点，即可加以防范。如果知道自己在何种程度上受神秘莫测的念头的左右，就能帮助理智管好自己的行为。对索列尔友善的评论家视他为弗洛伊德的盟友，因为他认为人容易受非理性冲动的操纵，他不像理性主义者那样乐观，而是仅希望理智能对人的非理性产生有限的控制。正如弗洛伊德声称他无意使人快乐，仅希望以“普通的不快乐取代神经质的抑郁痛苦”，可以认为索列尔是希望以普通的无常识来取代纯粹的非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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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9911 非理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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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9913 这个评论既是对索列尔的溢美，又是对他的贬低；此人的有趣之处正在于他自成一格，无法把他归类定性。索列尔生于1847年，卒于1922年。他从佩皮尼昂的理工学院毕业后一直在负责公共工程的法国桥梁公路局工作。退休后，他成了政治理论家，开始时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也拥护各种反资产阶级和反民主的信条，从莫拉斯的君主主义到列宁的革命共产主义。他涉猎范围极广，就苏格拉底的审判、历史唯物主义的性质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等主题都写过卓有见地的文章。他的所有论述中一个清晰不变的因素是他反对的对象——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索列尔在1908年撰写《反思暴力》的时候，正值他对法国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运动深感兴趣之际；那是一场左翼社会主义运动，顾名思义，它的目的是废除资本主义，代之以由工人自治团体组成的国家。要达成这一目标，首先需要发动无产阶级的总罢工；无产阶级总罢工的“神话”就是《反思暴力》的中心思想。但索列尔实质上是面向过去的回顾性思想家，他的灵感来源是古希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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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9915 他仇视现代资本主义，不是因为它造成了财富和福利的不平等，而是因为它带来的工业化大规模生产毁灭了手工艺人这个行当。问题是，是否有办法在现代世界中恢复工匠的理想？索列尔的回答是，工人运动必须有一个“理想化的概念”作指导，那就是使用暴力一举彻底推翻现存的资本主义秩序。索列尔这个理想化概念有许多奇异之处，其中之一是，他坚持说，全面推翻资本主义必须发生在经济繁荣时期。只有当工人和资本家充满信心和斗志的时候，才有可能爆发他认为是必不可少的大决战。决战双方不能怀有针对个人的仇恨；工人应把资本主义秩序视为应予粉碎的巨大障碍，但绝不能把资本的拥有者看成是坏人，也不能对资本家进行人身虐待。这个观点在马克思说资本家是生产关系的“承载者”的论点中略见踪迹，但马克思的论点与索列尔希望劳资之间爆发空前的却不针对个人的大决战的心愿相去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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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9917 需要说明为什么索列尔提出的理想化概念其实是后顾性的。表面上看，推翻现存的资本主义秩序，代之以无政府的工人合作团体，这是进步的理想。然而，索列尔更深层的目的是恢复手工工匠的道德伦理，这远非对马克思关于实现幸福和闲适、合理减少繁重劳动的论述的进一步阐释。索列尔以他典型的口吻称马克思主义为“社会抒情诗”，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赞扬。他不认为马克思是理性主义者。他坚称马克思对社会主义乌托邦的描绘不是完整的蓝图，但赞扬马克思能够直扣人的心扉，激起行动的热情。索列尔也想激起行动的热情，所以他欣赏美国资本主义，因为美国的大工业资本家表现出了咄咄逼人的进取精神。他们是荷马式的英雄，是弗里德里希·尼采的天然门徒。6索列尔不要妥协，不要福利国家，也不要工会去努力争取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他要的是一场终极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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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9919 这个思想为何吸引了墨索里尼呢？法西斯政治理论一个一贯的特点是鼓吹组合国家（又称社团国家）论，在这样的国家里，政治代表制度是围绕着各人在经济中的不同作用形成的。20世纪早期的许多批评家都认为，资本主义显然无法带来繁荣，任何制度，只要是个人只管自己赚钱，企业间缺乏协调，都不可能带来繁荣。非社会主义者不赞成废除私有财产，许多社会主义者则认为，把整个经济当作企业来管理是异想天开。左派和右派都想出了各种形式的职能性代表制度，以图既把工人纳入政治决策进程，又弥补市场的不足，协调经济活动。工人社团就是其中之一。在法西斯的实践中，这些社团成了被政府利用的机制，用来制约工人，确保他们接受对政府最合适的劳动条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后来改名为里耶卡的阜姆做过一次社团主义的实验，那次实验有些疯狂，但立意真诚。在法西斯主义知识分子，诗人加布里埃尔·邓南遮主持的短命的独裁统治下，阜姆城建起了一个社团主义的政府，包括九个社团，各自代表工人、管理人、专业人士等，后来邓南遮又加上了第十个社团，代表诗人、预言家和所有精神高尚的人。这个实验还没来得及失败就被外部力量叫停。墨索里尼崇拜邓南遮，把他封为亲王，但邓南遮除了对意大利法西斯美学的影响之外，对法西斯政治的影响微乎其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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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9921 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主要的两位理论家是阿尔弗雷多·罗科和乔万尼·秦梯利。他们二人都知道，法西斯主义是个大杂烩，包含了从黑格尔、圣西门、马克思、尼采和索列尔那里拿来的各种思想，不过他们并不认为这是难为情的事。罗科是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中心圈子的一员，所以影响更大一些；秦梯利的哲学造诣要高得多，但他的著作不在墨索里尼的日常阅读之列。法西斯主义的实质与19世纪自由主义截然对立，它的目标就是要取代自由主义，但它最终的推论结果使人难以相信。秦梯利宣称，法西斯主义给现代人带来的是真正的自由，法西斯的自由比自由主义的自由更高级、更重要，但依然是自由。人们可能会以为，法西斯主义的理论显然应该是保守的，一定限制内的自由当然最好不过，但秩序是第一优先。秦梯利却没有这样说，他说法西斯主义能够实现19世纪放任自流的自由主义实现不了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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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9923 他的思想如下：自由主义使人漫无方向，不知所措；人在内心深处愿意和他人一起努力，致力于大家在道德上共同衷心支持的事业，但自由的个人主义阻碍了这种愿望的实现。无数天主教思想家也曾如此批评过自由主义，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能够出色地适应当时当地的原因之一就是它在意识形态方面与梵蒂冈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法西斯主义认为，议会民主是一个错误，自由主义宣扬的政治平等是虚假的概念，弄得每个人都自以为是国家栋梁，其实只有真正有才者方能领导社会。结果是，政治上的侏儒管理着腐败、谋私、不透明的政治制度，造成公民对它鄙弃疏远。这个批评同样适用于不加收敛的资本主义，今天也的确有人发出了这样的批评。工人劳动是为了糊口，工厂主办企业是为了自己多赚钱，但双方都没有社会义务感。需要机构制度来恢复社会团结，变谋求私利为公共服务，并确保国家元首由伟大的领导人来担任，社会的领导阶层真正是精英人士。至于法西斯主义的极权特点，秦梯利对其大加夸耀，说法西斯主义是涵盖全部社会生活的精神理念。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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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9925 社团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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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9927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何在自由社团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之间做出区分？许多观察家认为，20世纪30年代中期罗斯福总统为推行“新政”而匆忙拼凑起来的经济制度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制度并无二致。当时，美国建立了五花八门的“局”和“署”，以便更好地组织生产，减少失业。法西斯主义重视自给自足（努力实现自足，使国民经济不受全球经济冲击的影响）的理由与美国的保护主义不同，但二者的激烈程度大致一样。法西斯主义热切希望实现国家的自给自足，这是基于极端民族主义的思想，也是出于经济必须永远处于备战状态的理念，而美国的保护主义则是由于错误的经济学主张和采取行动的冲动，尽管谁也不知道应该采取什么行动。19世纪的自由经济缺乏组织协调机制，在20世纪，必须由国家来提供这些机制；这就是19世纪放任自流的自由主义与罗斯福新政的自由主义之间的分别，但自由社团主义与它的法西斯表亲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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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9929 在认为应当建立“社团国家”、选择现代国家的管理精英时应任人唯贤等方面，美国和意大利差别不大。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意大利，口口声声要任人唯贤的领导层都并非完全言行一致；他们都安插自己的朋党，只有当那些人太过无能的时候才开革不用。20世纪30年代的人普遍认为，从苏联到美国，所有现代社会都在发生管理革命，这个想法有一定的准确性。不能说这比一个社会是否承认生产资料私有制更加重要，更不能说它比一个社会是一党独裁还是多党民主更加重要。但是，大规模工业的增长造成了管理方法上的一致，也建立了企业与政府的关系，这个想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最先提出这个思想的很可能是圣西门这位最先论述“工业社会”的理论家。我们今天的西方国家是社团国家，它是可调节的资本主义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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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9931 法西斯主义对与竞争者开展有意义的辩论不感兴趣。所以，必须再回来看一下秦梯利提出的悖论，即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能使人获得在自由主义社会中得不到的自由。秦梯利提出了两个区别；这两个区别以前也有人提过，但没有像秦梯利把它们派上如此用场。第一个区别是法西斯主义（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区别；法西斯主义极为重视民族，但它并非民族主义的一种形式。秦梯利批评民族主义将民族视为先于个人的实体，它提出的“血与土地”的宣示强调民族是确凿的事实，与个人相对立。按照秦梯利的观点，巴雷斯和莫拉斯是民族主义者，却不是好的法西斯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认为，民族是构成它的众多个人不断再创造的产物。秦梯利是黑格尔的好学生，理直气壮地把法西斯国家称为“道德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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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9933 从这个观点中产生出了第二个区别。民族主义自上而下的权威观是错误的，根据这种观念，民族对个人来说是客观事实，国家领导人体现的权威也高于个人，这是简单的等级制。在法西斯主义社会中，权威却是从个人流向上层，再从国家流向个人；这是个循环的过程，但自由主义和过去的保守主义都误解了。秦梯利引用了墨索里尼对一个提问者的回答；提问者问到法西斯国家的基础是武力还是民众的同意，墨索里尼回答说，两者是不可分的。这也可以被视为一条扎实的黑格尔原则；国家离不开个人的同意，有个人的同意才有国家。但是，国家对个人的要求有武力作为后盾，除非个人将国家视为强制性的实体，否则他们的同意就无处寄托。秦梯利因此认为，法西斯主义给了个人以真正的自由；只有在合适的国家中才可能有自由，只有在这样的国家中，个人的权利才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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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9935 这个理论显然不能服人，但最重要的是它与法西斯主义的实践不一致。新黑格尔派关于专制民族国家的理论假设人民会自发地一致同意国家所代表的价值观。这个假设基于黑格尔的另一个信念，即历史的发展将导致日益合理的社会与政治制度的建立，所以，个人会对生活越来越满意，尽管只有哲学家才能把这种现象原原本本地解释清楚。这个观点为1875年到1930年间新黑格尔派政治理论家五花八门的政治倾向留出了空间。虽然他们中间没有主张放任自流的自由主义者，但是倾向于温和社团主义的自由主义者比纯粹的保守派要多。对于秦梯利为法西斯主义提出的哲学辩护，法西斯主义的实际表现是比任何哲学上的反驳都更辛辣的评论。敢于批评法西斯主义的人遭到黑衫军（squadristi）[4]的殴打，甚至谋杀；法西斯政权上台后，把持不同意见的人投入监狱，长期囚禁。元首[5]的高视阔步、装腔作势也难以用来佐证法西斯主义所宣称的，说它超越了左右派别之分，代表着一种全新的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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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9937 纳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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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9939 尽管如此，还是不应把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德国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一股脑儿地贴上“极权”的标签，混为一谈。纳粹主义几乎完全没有思想内容，它最重要的思想就是反犹主义，这一点与斯大林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都不一样。它们三者的共同之处在于德国法学家卡尔·施密特所谓的政治的实质，那就是，把世界分为敌友两部分。8施密特生于1888年，卒于1985年，和海德格尔一样，属于严肃的知识分子当中屈指可数的纳粹支持者。海德格尔尽管对纳粹主义充满幻想，但与纳粹政权的实际交集只有他担任弗赖堡大学校长的短短10个月。施密特则不同，他在第三帝国时期自始至终供职于纳粹的法律部门，在希特勒的支持者对纳粹运动中较为激进的反对派大开杀戒的“长刀之夜”事件发生之后，他还写文章为之辩护。战后5年内，他被禁止教书和写作，但他在去世之前就已成为美国保守派崇拜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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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9941 施密特支持纳粹党，不是因为残暴的政权对连苍蝇也不会伤害的知识分子有着特殊的诱惑，而是因为纳粹党把施密特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一贯主张付诸了实施；这些主张也是对社会主义、议会政府和制宪主义持批评态度的无数德国人所共有的。其中一个是，任何政权都必须有独裁的因素，有魅力的领袖比任何议会制度都更能真正代表人民，所有权威都有超自然的因素。9不应因为这些想法导致了灾难就断言它们在本质上是愚蠢的。不要忘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本来头脑冷静的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也曾设想过在奥地利恢复绝对君主制，重振已经衰亡的奥匈帝国的贵族政权。构想全面重建被摧毁的中欧各国是一时之风，而可调节的资本主义与自由民主结盟的可行性远不明显。强调必须建立独裁政权，坚信日常法律秩序需要有人愿意行使无情的法外权力作后盾，这个理念的危险不言自明，但不应夸大这类理念的怪异。与秦梯利的情况一样，也不应夸大这类理念对大多在它们形成之后才发生的事态的反映，以及它们对权欲熏心的投机政客的行为的影响。只需认识到，法西斯独裁也是利用了本来相当可信的思想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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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9943 软性极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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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9945 美国、英联邦和法国等西方盟国都自诩为反对“极权主义”、捍卫自由民主的斗士，1946年冷战开始后尤其如此。到那个时候，“极权主义”已不再指坚信独裁国家拥有无限权力的法西斯主义，而是用来泛指苏联共产主义以及依照它的模式建立，或由它一手扶植的政权最令人憎恶的特点。攻讦辩论中对这个词的使用导致了理论上的模糊，比如，奥裔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曾牵强地指称柏拉图是极权主义者。对波普尔的这个说法，批评者指出，极权主义只有在有技术能力的现代社会中才行得通，因为只有现代社会才有大众传媒，才有严格控制国民生活每一个方面的手段，而这些在古代社会均付阙如。他们还说，极权运动和法西斯主义的社会理论旨在打击自由主义。古代世界却没有自由主义可打击，也没有隐私生活供践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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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9947 1945年后关于极权主义的思想最有意思的一点是人们再次把注意力转向所谓的“软性”极权主义，这是托克维尔对软性暴君制的担忧的一个变体。原材料很早就已具备。20世纪第一部伟大的反乌托邦小说是叶甫根尼·扎米亚京于1924年出版的《我们》（We），虽然不是以作者的母语俄语出版的。按本书的标准，《我们》描绘的极权主义不够“软”，因为虽然大权在握的独裁者称为“大恩主”，但他统治的国家“大统一王国”使用强迫手段的程度几乎与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不相上下，尽管主要手段还是宣传。“大统一王国”没有劳改营，但是有暴力。《我们》中的政府对社会实行完全控制，但不像斯大林那样进行大规模清洗。《我们》比《一九八四》更进一步，设想“大统一王国”几乎消灭了个性，使全体人民都思想一致，一切都是“我们”。与《一九八四》的描写一样，“大统一王国”面临的最大威胁是性吸引力，谁若受了它的影响，必然会发展出强烈的个人意识。任何能夷然自称“我”的人都几乎肯定会向权威提出质疑。阿尔杜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比“大统一王国”更胜一筹。那个世界中净是经遗传工程改造、用无线电波控制的人，管理层用消费品、性自由、“有感电影”和使人产生幸福感的药品“索麻”来麻醉大众，防止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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