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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新世界》代表了真正的软性极权主义。民众可以随心所欲，但他们的所欲是事先定好的。这与托洛茨基想象的乌托邦南辕北辙；托洛茨基幻想，有朝一日每个人都像亚里士多德一样聪明，最聪明的人能达到今人想象不到的程度。在《美丽新世界》的乌托邦里，为了眼前的满足，伟大的小说家和剧作家提出的令人痛苦纠结的问题被压制下去；随时可得的性满足消除了求爱不成的浪漫的折磨；就连死亡也不再是可怕的事，因为一旦对生活厌倦了，马上可以通过安乐死得到解脱。可能人们有时会感到不开心，或焦躁不安，小孩子肯定会有这样的感觉，不过只要吸一口“索麻”就会变得心平气和。《美丽新世界》中的一位反英雄，负责欧洲的管控者穆斯塔法·蒙德明白，一些值得保留的东西被丢弃了，他也知道，人们都说他并未丢弃那些东西，包括莎士比亚的著作和《圣经》，还有“福特知道还有什么东西”[6]。但穆斯塔法·蒙德认为，对所有其他人来说，现状对他们最合适，伯特兰·罗素处于某种情绪中的时候也这样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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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人焦虑地看到，富裕的西方自由民主国家开始变为《美丽新世界》的各种翻版。虽然没有幕后的控制者，没有奥兹的巫师，但自由民主国家（确切地说是实行自由民主制度的富裕国家）无意间达到了管控者有意造成的结果。至于怎么会发生这种情形，最有意思的解释是，富裕导致了“正常化”；关于一个有理智、有常识的正常人应是什么样子，该如何行事，想要什么，人们集体形成了一致的意见，这种一致意见的形成不是靠说教，而是通过商业广告的影响。表述这种感觉的标志性作品是戴维·里斯曼的《孤独的人群》（Lonely Crowd）。对富裕的民主社会中真正的政治选择遭到破坏发起的最激烈的攻击则来自赫伯特·马尔库塞，他中年时作为难民从德国来到美国，后来成为年龄不到他三分之一的年轻学生的精神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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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库塞把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与马克思的经济分析相结合，悲叹美国社会颠覆了历史规律。它没有使人民在生活中（按照法兰克福学派的激进派所接受的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标准）真正得到满足，而是把本来应该造成对现代世界反叛的心理能量分流为对非理性、反人性的社会与政治秩序的默认，这种秩序的对外政策以核威慑为基础，维持经济靠制造无用的废物来满足广告商创造的人的“虚假的需要”。他的著作《单向度的人》（One-Dimensional Man）哀叹人类历史脱离了应循的轨道，同时又对如果所有不满的人能够团结起来将会产生的结果表示了极大的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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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著作和与之类似的其他著作的吸引力在于它们提出的设想：一个不是一党专制，不靠秘密警察、领袖崇拜和恐怖治国，保持私人和公共生活之间界限的社会也可以实施完全的控制。学生和支持他们的年长的激进分子谴责“制度”，批评者因此对他们大加嘲笑，但这个词表达了一个得到普遍接受的观点。当时，正统的社会学家和激进分子一样，也认为社会制度是在参与者浑然不觉的情况下运作的，这两种人的巨大分别在于社会学学者对社会制度持赞许的态度。所以，塔尔科特·帕森斯的结构-功能分析是为了显示育儿、教育、普及政治意识等方面的习惯如何天衣无缝地互相契合，产生出心理健康、适应社会、政治忠诚的公民。10无须多少想象力就能看到，持怀疑态度的人可以把这一论述颠倒过来，虽然只有像马尔库塞那样学富五车，才能把颠倒过来的论点阐述得如此神完气足。但是，一旦将其颠倒过来，就显露出了软性极权社会思想的极大缺陷。若没有无所不能的领袖、一党专制、秘密警察和对恐怖手段的全面使用，情况就完全不同；纳粹德国和斯大林的苏联令人惊怖憎恶，是因为没有政治选择、政府独裁、暴力横行、政治谋杀肆虐、秘密警察无处不在。去除了这些因素，就只剩下了（在撰著者眼中）民众的平淡乏味。的确，人大多是习惯性动物，品味趋同，工作普通，为孩子操心，总是投票支持同一个政党，不指望地上的天堂很快到来；这种平凡也许是值得痛心的。但是，如果有人选择特立独行，可以不必害怕秘密警察半夜敲门，这一点不可轻视。把富裕社会中的日常活动与纳粹德国的凶恶相提并论实乃错误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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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即纳粹主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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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9世纪末，法国犹太裔军官德雷福斯被误判犯了叛国罪，引发了法国社会的严重对立和冲突。——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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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纳粹德国占领法国时的伪政权。——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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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意大利的法西斯准军事组织。——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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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指墨索里尼。——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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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美丽新世界》把福特尊为上帝。——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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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治：从霍布斯至今（下卷） [:1703327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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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治：从霍布斯至今（下卷） 第二十六章 现代世界中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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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与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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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的结构很简单。先重温古今民主之间的差别，并在两种理论家之间做出区分，一种认为民主远远超过政治机制，代表着整个社会的特点，另一种则认为民主是用以回答“谁来统治”这个问题的一套安排。本章以约翰·杜威和约瑟夫·熊彼特分别作为民主的广义概念和狭义概念的代表。熊彼特的理论有马克斯·韦伯对现代工业社会中政治的看法和“领袖民主制”的思想作支撑。杜威的依据则是美国的政治经验和一套关于现代的性质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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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和熊彼特撰著的时间在20世纪上半叶，当时民主处于弱势，世界由独裁主导。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理所当然地认为民主是好东西。这引发了两种不同的理论思考。一种把熊彼特的“现实”民主理论的范围加以扩大，使其更加符合现实；这方面最好的论述当属罗伯特·达尔1956年发表的《民主理论的前言》（Preface to Democratic Theory），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毫不讳言多元民主的各种问题。另一种则是不断批评自由国家种种不足。捍卫参与性民主的人有时借助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来谴责20世纪晚期民主国家的不平等，但更多的是批评自由民主国家没有给公民提供足够的机会，让他们参与对自己生活的管理。20世纪末，英语世界中最重要的政治理论著作是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该书和作为其后续的《政治自由主义》（Political Liberalism）把自由的原则定为民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雅典人会因此大为震惊，他们中间有些人也许后悔判处了苏格拉底死刑，但很难说服他们相信他们没有这样做的权利；托克维尔和穆勒也会感到吃惊，因为他们害怕民主会压倒自由主义。他们不会相信民主是自由主义的天然盟友，更不会认为“不自由的民主”一词是自相矛盾。本章以约翰·罗尔斯的著作结尾，但开头先来讨论人们比较熟悉的对比，即古代与现代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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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利比奥斯、马基雅维利、卢梭和麦迪逊等形形色色的作家都不会认为，以美国为典型的现代自由民主是无限制的民主。麦迪逊同意杰斐逊对于“纯粹的”和“代表性”民主的区分；随着选举权的扩大，投票的公民越来越多，共和国逐渐发展为代表性民主。自由民主不如古时候的民主“纯粹”，这不是缺点。纯粹民主的政体极易因公民大会受煽动者的蛊惑而派别林立，朝令夕改。在任何社会中，都只有少数人才拥有智慧，但在纯粹民主的政体中，这样的智慧不能得到充分利用。领导人必须应付无知的公民大会的盘诘质询，结果无法果断决策。自由民主政体其实是非暴君制的混合型自由平民共和国，尽管没有人会用这个烦琐的名称。它是非暴君制，因为多数人的权力并不绝对，而是受宪法约束的；它是平民共和国，因为政府要对广大公众负责；它是混合型政权，因为它把一人统治、几人统治和多人统治结合在了一起：行政机构由一位总统或总理领导，立法机构有几百名议员，选民虽没有多少主动权力，但有权用选票把统治者拉下台，统治者知道选民有这个权力，这也无形中增强了选民的影响力。国家元首是总统还是立宪君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行政当局的首脑向人民负责。这样的国家是自由的，因为它给予普通人在思想、精神和职业方面的巨大自由为古代世界所无法想象。当今世界这样的政体为数众多，过去2500年间的大多数政治思想家都会因此认为这标志着这种制度的胜利。至于在这些政体的创立中，明智的治国术和单纯的好运各自起到的作用，他们则无疑会各执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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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民主国家奉行的与其说是政治平等这一古老的民主理想，不如说是现代国家每一个公民的利益都得到同等重视的思想。1雅典民主的基础是政治平等的理想，认为每个合格的公民都应得到一份平等的政治权力。一个思想是人民真正进行统治，公民一起亲身参与攸关政体命运的决策，另一个思想是每个人的利益均应得到平等考虑，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后者当然是平等主义的理想。确保每个人的利益得到考虑的最好办法是让每个人在做出影响到他或她的决定的过程中有发言权；这个意见很有道理。雅典人并未忽视这一点，他们也想保护贫穷的多数人的利益，防止他们沦为出身高贵的人或僭主家族的奴隶，但平等考虑每个人的利益和平等参与行使权力不是一回事。一位仁慈的暴君会对每个人的利益都给予平等的考虑，但仁慈的暴君制不是民主制。雅典人想平等参与决策，更甚于想使每个人的利益得到平等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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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人依靠抽签选举和频繁轮流担任公职的办法来实现权力的平等。人们常说，雅典意义上的民主在现代世界中根本不可能实现。其实不然。此事做起来十分复杂，但并非做不到，托马斯·杰斐逊若地下有知，会很乐意看到今人向这个方向努力。美国的保守人士威廉·F. 巴克莱曾说，他宁肯被波士顿市电话簿上的前300个人管，也不愿受哈佛大学的教员管。这个念头不算极端。人们很可能宁肯让抽签抽中的500人管理他们的事务，也不愿意让美国众议院的535名议员或英国下议院的635名议员那些职业政客来管。若能做到这一点，就落实了雅典的政治平等观。每一个公民都没有多少机会行使真正的权力，但所有人的机会都是一样的。这也并不限于美国众议院或英国下议院；任何人选，只要其责任是监督和批准立法与行政机构的工作，而不是制定和执行立法，都可以通过抽签的方式来决定。反对意见说，那样的话，任何人都有可能掌握对复杂立法的表决权；对此完全可以反驳道，陪审团成员也是任何人都能当的，而且陪审团有权判处嫌疑人终身监禁。麻烦出在别的地方。任何有过此种经历的人都明白，多数人的无知并非问题所在，因为选举出来的立法者并不比民众强多少，问题是现代的公民大会如同陪审团依靠法官和律师一样，高度依赖专业公务员的指导，结果法律上的民主很容易蜕变为事实上的官僚暴政或专家独裁。同样，正如陪审团成员经常受他们中间某个能言善辩、见多识广的陪审员的左右一样，现代的公民大会也可能变成修昔底德笔下伯里克利治下的雅典——理论上的民主制，实际上的君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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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的民主国家不像雅典那样汲汲于实现行使权力方面的平等，而是致力于实现会使雅典人嗤之以鼻的其他的平等，其中重要的一项是妇女投票权。19世纪和20世纪的人认为，投票权的扩大标志着民主的壮大，先是没有财产的男子获得了投票权，后来妇女也获得了投票权，但在时间上晚得多。法国妇女到1944年才获得投票权，瑞士妇女更是要等到1971年。尽管近代民主国家与古雅典很不一样，但它们继承了雅典的传统，认为投票权反映了男人平时养家、战时打仗的作用，而妇女的位置是在家里。普遍投票权兹事体大。如果说近、现代民主等于专业政客统治，普遍投票权就能迫使那些政客对选民负责，即使不是对“多数人”负责，也要对他们觉得万一照顾不到就可能投票反对他们的那些人负责。这并不能实现选民个人权力的平等，因为它使独立选民[1]掌握了巨大的影响力，而肯定属于多数或少数的选民则得不到重视。但是，如果选民决心利用自己的集体力量，那么“多数人”就会比“少数人”权力更大。一人一票是对边沁提出的“每个人都算一票，没有人能多于一票”的原则分毫不差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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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投票权可以实现利益的平等代表，但不能确保每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参与重大决策；明白了这一点后，还应该认识到，就连实现利益的平等代表也需要具备许多其他条件才行。显然，民主在实践中很容易发展为对多数人利益的平等代表，却完全忽视少数人的利益。在20世纪50年代公共舆论发生变化之前，美国南方的黑人在法律、社会和经济方面遭受的歧视不可能通过保证他们的投票权来消除。紧密团结的白人多数会投票支持置黑人的利益于不顾，正如爱尔兰阿尔斯特省占人口多数的新教徒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内齐心一致，投票支持无视占少数的天主教徒的利益一样。若无合适的社会条件，民主终将成为多数人的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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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的另一个显著对比是，积极参与公共事务这个伯里克利口中雅典的出色特点在当今富裕的大国中不见踪影。许多评论家认为这是个损失，虽然普通公民不觉得有什么损失。20世纪60年代兴起过一阵创建参与性更强的民主的热情，原因就是感到公民放弃了自己的政治责任。他们任由职业政客垄断政治活动，因而丧失了对公共事务的“所有权”。对此也有不同的声音。“没有历史的国家最快乐”这句老话也许说明，如果人民能够安然地把心思放在比政治更能给人以满足感的事情上，这样的国家就是快乐的国家。尽管如此，仍然可以认为，这种幸福要持久，必须有普遍投票权，使公民可以提醒职业政客勿忘他们应该为谁服务，还必须有足够的公民密切注意政治阶层的活动，如有必要即可及时唤醒其他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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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杜威与“社会”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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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世纪末，民主作为一种道德理想已经积蓄了一定的力量。虽然一些批评家仍然把“民主”当做肮脏邋遢的大众的同义词，但是，每个人来到世上，都有权过体面的生活，得到对自己人格的起码的尊重，这一思想已是深入人心，而投票权扩大（在英国比较缓慢，在美国则比较迅速）后的情形证明民主不会沦为暴民统治。它表现出了许多意料不到的特点，比如美国很多城市中的“机器政治”和“城市老板”制度，但是，杜利先生[2]所说的“诚实的贪污”并未导致断头台上杀人如麻。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军国主义的专制政权和自由民主政体孰优孰劣成为政治辩论的经常性话题，民主因此而获得了更大的支持。约翰·杜威对民主的近、现代时代与之前的专制和贵族时代进行了多方对比，清晰明确地阐述了民主的理想。杜威在南北战争前夕的1859年生于美国佛蒙特州，1952年92岁高龄时在纽约逝世。美国的“国家哲学家”这个称号非杜威莫属。他死后，《纽约时报》（New YorkTimes）的纪念文章说：“杜威教授开口之前，美国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这与杜威的自我感觉可说是南辕北辙；他感到自己一生都在与左翼和右翼的敌人作战，而且成果不彰。他经历了美国由农庄和小镇组成的社会崛起为地球上最强大的工业和军事强国的全过程。他并不觉得工业和军事进步有什么了不起，但对于现代世界的各种可能性赞不绝口。他认为，实现那些可能性，建立“大共同体”，这就是广义的“民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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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杜威是自由主义者，但他直到晚年才对自由民主中“自由”的内容做出了明确阐释。他是美国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相信国家应该积极发挥作用，而不是像英国哲学家兼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以及受斯宾塞影响的美国保守派希望的那样，只限于看守人的角色。杜威在《自由主义与社会行动》（Liberalism and Social Action）3中使用的自由观念是“积极”的观念，认为自由意味着充分实现自身潜力，不是消极的“不干涉”意义上的自由观念。杜威认为，消极的自由观念是老式放任自流的概念加上对顽强的个人主义的曲解。他觉得，任何名副其实的民主都理所当然地有着根深蒂固、备受呵护的公民自由，但他晚年时承认，他想得恐怕太乐观了。对他这种乐观态度，美国以外的人心存怀疑，对约瑟夫·麦卡锡参议员[3]记忆犹新的美国人更是不敢苟同。然而，它说明杜威的政治语汇中的关键概念是民主，不是自由；按照杜威对民主的理解，不可能有过分的民主这回事。在这一点上，杜威与穆勒和托克维尔意见相左——他们两位生怕个人自由受到影响而力主对民主进行限制；杜威与美国国父的观点也有所不同——他们起初认为，他们建立新生的共和国是在树起阻挡民主的壁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