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字猴:1.703329999e+09
1703329999
1703330000 有一种观点认为，民主的关键在于选民有能力更换领导人，因此对领导人掌握一定的控制权，对此杜威不能同意。与他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志同道合的是他同时代的英国人T. H. 格林和L. T. 霍布豪斯，这两位也认为，一个治理合理的社会必然实行民主政治，这样的社会通过使成员充分参与丰富的社会生活来满足他们的愿望。杜威在乐观的时候，和霍布豪斯一样认为不需要保护个人不受社会的侵害，而是需要为个人创造条件，使之充分参与社会；只有在不那么乐观的时候，他才强调说，个人可能也需要保护，使之不受其他社会成员的偏见、热情和错误的影响。关于社会中的敌对，杜威并未多做讨论。虽然他严词批评大企业主和美国政客的金主的贪婪、腐败和无能，但是他并不把民主政治视为文明的阶级斗争。他心目中欧洲与美国的区别远远大于实际的区别，他认为美国社会没有阶级之分，所以在美国建立像英国的工党和欧洲的社会民主党那样的工人政党不仅不切实际，而且是不合适的。这并不说明他对当时的美国政客有多大的好感，他称他们为“给企业拎包的”。
1703330001
1703330002 由此可见，杜威认为民主不限于政治机制，甚至不限于普通意义上的政治。民主的概念扩展到了政治以外的其他领域。比杜威更注重制度的撰著者完全同意，民主政治若要持久，必须有民主文化作基础，民主政治制度不是为了存在而存在，而是为了影响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全部。然而，他们许多人认为，现代政治的主旨是促进经济，民主的意义在于缩小贫富差距。杜威的《公众及其问题》（The Public and Its Problems）却表明，他从思想上将民主视为解决问题的机制，而非开展和平的阶级斗争的工具。4政治制度应该照顾“公众”，也就是说，它应该满足其他形式的结社无法满足的需要，化解它们产生的不利结果。
1703330003
1703330004 这正符合在民主与“美国方式”之间画等号的传统，虽然杜威心目中的“美国方式”不是眼下的美国方式，而是美国理想真正实现之后的方式。这个理想不是狭义的美国国家的理想，将它称为美国理想是因为美国比其他国家更加充分地体现了现代化及其带来的各种可能性。杜威有时把这个论点展开到异乎寻常的程度。在他早期的一篇题为“民主与基督教”（“Democracy and Christianity”）的论文中，他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观点，说随着社会的演变，基督教教义将完全被社会习俗所吸收，教会将自动消失，宗教不再是专门的活动，而是将成为充分的民主生活的一个方面。毋庸赘言，镀金时代[4]的立法机关与上帝在地上的王国判若霄壤，任何人都会厌弃现存的机构，向往杜威后来所谓的“大共同体”。5
1703330005
1703330006 若说这种广义上的民主是带有宗教色彩的理想，它却又完全是立足世俗的。杜威的母亲是坚定的公理会教友，杜威在成长过程中受她的影响很大。杜威反对制度化的宗教，因为它把理想与现实以及人性的善与恶分隔开来，用后世的幸福来衬托今生的眼泪之谷，这种对比毫无助益。杜威的意见与奥古斯丁的观点大相径庭。20世纪30年代期间，他说，民主主义者是有宗教观的，但是，作为文化观念的“宗教观”绝不能受制于被教会管理和把持的“宗教”。在实际生活中，他激烈捍卫美国宪法规定的政教分离，坚决反对在公立学校教授宗教课程。在逻辑上，他的理论却不会导致任何激烈的行为。根据逻辑，杜威认为人生的根本是在平等人组成的社会中生活。这种平等不是在能力、喜好、才能或资源上的平等，而是一种精神的平等；它是上帝眼中平等的世俗版，简称为“民主”。
1703330007
1703330008 杜威不认为政治是没有硝烟的阶级斗争，也不认为选民是精于算计的经济人。今天，严谨认真的分析家一直试图使用与“理性经济人”的模式相类似的各种理性选择模式来解释政治行为。杜威和其他一些人坚决反对批评家所谓的“原子论个人主义”（atomistic individualism），那是现代理性选择理论的前身。原子论个人主义认为，公民正如消费者，能够理性地追求效益的最大化。杜威是社会论者，认为人是完完全全的社会动物。这是20世纪早期典型的社会和政治思维方式。当时，社会学的新发现使“原子论个人主义”理论显得落伍过时。的确，穆勒及其追随者对政治的了解超出了他们声称遵循的心理学理论的范围，但是，认为社会和政治理论应采用经济学那种抽象模式的思想当时并不流行。即使在经济学领域中，走红的也是制度经济学和历史经济学。虽然思想家普遍强调个人的社会性，但不同思想家依据的基础各有不同。杜威起初是黑格尔式的哲学家；他认为，个人只有通过分享并汲取他所属社会的道德、精神和思想资源，全心全意地与社会融为一体，方能成为真正的人，具有真正的个性。不同的人是不同的生物个体，但生物特征并非人的特征。人来到世上为了要成为个人，但他并非一出生就是个人。人好比毛坯，随着经验的积累发展为个人；人学会了将自己与其他人，也与周围的环境区分开来，还学会了为自己的思想和行动负责，从而赋予了“我想”这个短语它真正的意义。没有“我们”就不可能有“我”。
1703330009
1703330010 以此为出发点，最终达成民主是现代共同体生活的本质这个结论，其路漫漫，但直奔主题，惊人地没有迂回旁支。共同体存在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共同的关注；人一旦能够更好地管理共同关注的问题，就可以深化并丰富与共同体内其他人的关系。匪帮这样的共同体是坏的，因为它们与其他共同体以及更大的共同体相对抗。好的共同体会培育合作性的关系。实际生活中，每个人都属于许多共同体，与每个共同体的关系因自己对不同问题关注的程度不同而深浅各异。随着生活变得日益丰富多彩，这些关系的广度和深度也进一步加大。根据杜威的说法，民主是“大共同体”，或称“共同体的共同体”。至于人作为其他共同体的成员在追求自身利益时照顾不到，甚至会损及的利益，有制度来为之提供保障，这样的制度就是我们所谓的“国家”。6这个论点并非杜威独有，连利益集团理论这种讲求实际的理论里面都可见到它的影子，戴维·杜鲁门等政治学家也阐述过这个论点。7杜威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把这个论点与他关于民主世界性质的论述联系了起来。对于被视为赋予决策者权力并对其问责的手段的选举和投票，他一概不感兴趣。他认为，民主能使用类似科学程序的方法来解决实际问题。一个共同体需要知道该做什么，像组成它的个人一样，它必须斟酌自己的需求和资源，找到“成长”之路。杜威不单是社群主义者，而且是最近得名“审议性民主”的概念之父。民主的实践就是一个共同体确定自己的需要和满足需要的办法的过程。8
1703330011
1703330012 杜威对哲人国王的角色避之唯恐不及。他认为，他作为哲学家无权指点别人该走哪条路。他写过许多论辩文章，告诉读者应如何思考某些问题，但那只是他以公民的身份对其他公民的论述，任何公民都可以这样做。根据杜威的观点，国王是老古董，任何类型的专制都有害于人的发展，而哲学是一种文化批评；哲学家是研究哲学的，不应涉足有关当下问题的决定。哲学家不是专家，没有资格提供专业咨询。汽车出了故障，需要机械师来修理，哲学家是帮不上忙的，正如下水道的毛病只有水管工才能解决。哲学家能够做的有用之事是通过讲明现代人面临的机会与困境来帮助公众思考。因此，杜威的任务是为其他公民的道德与政治思考阐明（广义上的）逻辑，而不是事先为他们确定思考的结果。杜威认为，哲学家在民主社会中没有特殊的地位。他这个观点并不稀奇；稀奇的是，他的实际行动表示他似乎真心相信这个观点。
1703330013
1703330014 如果民主不是围绕着投票以及成立或推翻政府的一套政治安排，而是由理性和科学的世界观所维系的对现代世界中社会生活的理想，那么就需要更详细地说明民主运作的方式。这里面最重要的方面是教育。杜威自己说，了解他的哲学理论最好的办法是读他的《民主与教育》（Democracy and Education）。9这部著作采取了柏拉图和卢梭之间对话的方式，杜威自己担任仲裁者和调解人的角色，接近于卢梭若非过分强调“自然”而本应成为的那种思想家。这样的组织结构使读者清楚地了解到各方的观点。柏拉图想培养精英，让他们代替普通人思考。这是行不通的，因为它与自立的现代理想背道而驰，也因为精英若不必对任何人负责就会腐败堕落。卢梭则认为，人所需要的一切思想均悉具自足，只需将其释放出来即可。杜威的观点与他们都不一样，他说，随着世界变得日益复杂，经济生活的基础日益超越家庭的自然单位，孩子需要更全面、更明确的教育，使他们能够长成活跃的社会成员，彼此之间既“保持一定距离”，又互相合作。老师必须激发孩子自身的兴趣，提高他们的理解力，但孩子需要老师的指导，老师起着民主社会建设者的作用。人必须像卢梭希望的那样，自己思考，不能像柏拉图希望的那样，由精英代劳。但是，必须教会人思考的技能。
1703330015
1703330016 杜威一贯坚持，人是解决问题的动物；这也是他的实用主义思想的含义。人解决问题，但解决问题的方法造成了更多的问题，于是又需要更多的解决办法。杜威把这一过程称为“调整”，这给读者造成了误会，因为这个词似乎表达了一种对固定环境的被动适应。杜威完全不是这个意思；环境和人的目标都在不断变化，所以他才坚称，他的追求只能用“成长”一词来表达。他拒绝说明“成长”包含的内容，半个世纪来使批评家至为恼火。他说，园丁不必为自己制定固定的目标，就能知道植物是否长势良好；关于自己的信念、态度或生活状态的变化是否能够算是“成长”，每个人心里都很清楚。另外，他说民主是“实验”，这也令人产生误解。人们以为他是为技术官僚治国这种科学家的独裁张目。但是，虽然大多数人都认为，科学与艺术，技术与审美是互相对立的，杜威却不同意这样的两分法。他后来认为，哲学的作用与其说是寻求真理，不如说是强化经验；科学使人得以为了实际的目的管控世界，增强对世界的理解，因而强化了经验。艺术也是对经验的阐明与增强，它不是与科学的竞争，也不是研究科学之余的休闲，而是除科学以外的另一种强化经验的活动。可以说，世界丰富多彩，就等我们去尽可能充分地经历，这构成了杜威关于现代性的思想的基础。一旦人们超越了对于社会性质的古老、迷信、传统、狭隘的理解，民主即应运而生。从更积极的角度来说，一个社会认识到公民有获得财富（不仅是纯物质的财富，而且包括感情、思想和精神的财富）的平等机会的时候，它就是在实行民主。一次，有人问杜威，他是乐观主义者还是悲观主义者；他回答说，对事物总体，他是高度的乐观主义者，但对每一个具体事物，他则是严重的悲观主义者。民主就是对他这种世界观的绝妙总结；它是现代生活的理想，但在各处的实行均极为不尽如人意。
1703330017
1703330018 说杜威的理论不能完全服众还算是非常客气的。沃尔特·里普曼认为杜威高估了普通公民的能力；里普曼起初是激进主义者，1912年，纽约州波基普希市选了一位社会主义者当市长后，他还曾为那位市长效力。但在20年代期间，他变得日趋保守。他的《公共舆论》（Public Opinion）和《幽灵公众》（The Phantom Public）对杜威的观点做了含蓄的批评，虽然这两部著作出版的时间都早于杜威的《公众及其问题》；杜威在那部著作中试图反驳《幽灵公众》中对“公众”的批评，却不太成功。里普曼认为，唯一值得信任的制度安排是免于公众和政治压力的专家顾问理事会。30年代期间，里普曼为寻求政治真理的稳定超验的来源，转向传统的自然法理论，进一步拉大了与杜威思想的距离。美国基督教哲学家莱茵霍尔德·尼布尔对杜威的批评更为直接。他在《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以及30年代期间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中，从更接近奥古斯丁理论的角度批评了杜威的观点。杜威乐观地相信，公众通过反复讨论会明白他们的共同利益为何，并在此基础上采取行动，尼布尔却认为杜威的想法过于天真。公众彼此间的利益冲突根深蒂固，讨论经常会使之进一步加剧，而不是减弱。既然讨论无法产生协议，就必须面对现实，承认政治涉及行使权力，那通常意味着一个群体的利益被强行压制，使之从属于另一个群体的利益。强迫是生活的现实。必须决定哪个群体正义在握并努力维护那个群体。10
1703330019
1703330020 约瑟夫·熊彼特
1703330021
1703330022 对杜威理论最为有效的批评并非来自直接批评他的那些人，而是约瑟夫·熊彼特在他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中直截干脆、恼怒不耐又巧妙新颖的论述。11熊彼特的批评更加有效，因为他从未提及杜威的名字，而是把一切从道德角度为民主做的辩护都一总归入“古典理论”，与他自己的“现实”理论相对比，以此来显示“古典理论”的不足。这个做法不太公平，但它在道德主义者与现实主义者之间划出了一条令人信服的界线。熊彼特出身于维也纳的上层阶级，1932年将近50岁时来到美国。他在哈佛大学他那一代的经济学家当中是执牛耳者，他的学生中不乏下一代的世界级经济学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曾任奥地利的财政部长，所以对政府的运作了如指掌。他关于民主的论述冷静超然，与杜威的风格不啻有天壤之别。他发明了后人所谓的“民主的精英理论”，虽然他本人只简单地称其为“现实主义”理论。
1703330023
1703330024 熊彼特的目的不是分析民主。《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是对马克思的《资本论》的反驳。它解释了资本主义的性质，也解释了为何资本主义可能会发展为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为何适合非革命、非反叛、非极权的社会主义的政府与适合自由资本主义的政府大同小异。此书出版于1942年，它表现了一种合理的焦虑，担心在自由民主处于困难的时候，感情用事和迷信思想可能会破坏自由民主，这给熊彼特特有的清晰、灵活和尖锐的论点染上了紧迫的色彩。他关于民主之所以是民主的论述成了以后70年间政治学的常识，虽然他许多具有特色的思想不幸都被去除了。我在这里把这些思想还原，不过这就破坏了熊彼特自谓的“现实主义”。
1703330025
1703330026 熊彼特为衬托他的“现实主义”论述，讨论了他所谓的“古典的”民主论述。从来没有人对古典论述的所有内容表示过毫无保留的支持，熊彼特自己也并不一定要确定谁是古典论述的支持者。然而，可以公平地说，杜威的理论包括了古典论述的许多要素，所以杜威的崇拜者不能忽视熊彼特的批评。熊彼特说，古典民主理论认为民主是通过公共讨论和公民投票的方法来实现共善，认为公众能够就共同利益达成一致意见，并委托自己的代表把意见变为政策。这使人联想到卢梭关于寻求“公意”的论述，也表明熊彼特指的正是卢梭的理论。有些较真的批评家说，卢梭论述的不是民主，而是法律在任何政府制度下获得合法性的条件，但他们完全没有明白熊彼特的用意。熊彼特是一箭数雕，他的有些目标是可以互换的。12
1703330027
1703330028 熊彼特对古典理论提出的一条反驳是，共善并非明显可见，卢梭的办法因此无法适用。从熊彼特的论述中看不出他是否认为根本不存在共善；他很可能是这样认为的，因为在那个时期，道德哲学家对于是否存在道德伦理的标准，政治学家对于是否存在公共利益或共善，都普遍持怀疑的态度。也许他的意思是，无论共善为何，都无法获得众人的一致同意。卢梭自己也认为，有些社会（任何现代工业社会肯定都属于此类）不可能有共同利益，因为个人之间和阶级之间势不两立，正如豹子和山羊不可能利益一致。然而，熊彼特提出的另一条反驳是，一个拥有绝对全权的人经常能造成公认的好结果，可是，那种事情是一个决策集体所无法做到的，更不会得到全体人民的投票支持。熊彼特举的例子是拿破仑为人所不能，促成了法国国家与教廷的和解。这意味着共善是可以看得到的，但无法通过民主程序来实现。13
1703330029
1703330030 对古典理论更大的反对来自对普通人政治能力的怀疑，这是大众社会理论的中心内容。普通选民不能理智地追求政治过程的结果，他们的想法和愿望变化不定，无论是他们自己还是别人都说不清楚。古典理论本末倒置。它认为，政治决策过程是选民（或多数投票人）先达成一致意见，然后指示他们的代表将其付诸实施。实际情况却正好相反。身为出色的经济学家的熊彼特使用消费品来做比喻。企业家并不是坐在家里先设想好汽车这种复杂产品的所有细节，然后再去找制造商生产汽车。他们首先想象出某个产品，认为通过广告宣传可以引起消费者的兴趣，于是筹集资金，组织工人，把产品生产出来，然后推销给消费者。如果他们猜对了消费者的心思，就会发财，猜得不对，就会亏损。熊彼特的经济理论在解释经济增长的原因时，把企业家的想象力，也就是他所谓“创造性破坏的狂风”的来源，作为中心。他对民主的解释也以人的想象力为中心当不令人惊讶。
1703330031
1703330032 古典理论无法对实际的民主做出令人信服的说明，也不能就民主应该如何实行的问题提出连贯合理的主张。它对选民的知识与自主能力的要求高得不切实际，它要选民以共善为重，但也许根本没有共善，即使有也经常难以看到。这为现实主义理论铺设了背景，但首先应该指出一点：熊彼特从不认为，投票权普及到何种程度才算是民主，或多久没有举行选举就可以判定一个制度不是民主这类问题值得花时间去讨论。熊彼特用稻草人来形容设想“人民”就共善形成意见，并派代表去执行那种意见的民主。现实主义与稻草人恰好相反。
1703330033
1703330034 古典的民主定义隐然含有道德评判，说民主是确保共善的决策方法，因此具有独特的合法性。现实主义的民主定义对道德伦理避而不谈，认为民主的方法是精英通过竞争民众的选票获得决策权的方法。14熊彼特进一步去除了民主概念中的道德因素，说如果民主只是一种方法，那么它就像蒸汽机车，本身没有值得尊敬的价值。这个说法不能服人。努力工作和抢银行都是赚钱的方法，但这并不说明努力工作不比抢银行更值得尊敬。熊彼特对这个观点也并未特别坚持。要获得决策权，民主竞争是一种方法，暗杀也是一种方法；前者的好处与后者的缺陷显而易见。熊彼特的现实主义表现在他坚持认为，首先，精英掌权不可避免，其次，民主社会中精英的特点在于他们是专业从政者，必须通过争取选票来竞争权力。这个论点极具说服力，熊彼特为民主下的定义因此在美国的政治分析中占据了权威地位。这个定义是：民主是对公众选票的竞争。
1703330035
1703330036 “现实主义”理论看似浅显，实则复杂。熊彼特采取的是非道德主义的观点，认为“民主的”意思不是“好的”，而是“通过选举建立的”。一位政治家可以通过公平选举上台，但他可能是个非常糟糕的总理、总统或者别的什么官。赢得民主选举不能保证某人肯定有能力；美国和英国的选民从来都对政客轻蔑有加，尽管经常认为自己投票支持的政客是例外，正如他们痛批国家的教育和医疗卫生状况，却认为自己当地的学校和给自己看病的医生是好的。熊彼特不认为选举一定会选出无能的庸才，在这一点上他与许多精英理论家意见不同。他不是奥尔特加·加塞特那样的悲观的贵族，而是现实主义者。民主政治家有好的、坏的、平庸的，他们的好、坏、平庸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在不同的问题上。有些人是争取选民的天才，却不会平衡预算，别的人竞选能力不敢恭维，管理政府事务却是一把好手。熊彼特通过用经济活动打比方，讲明了他为何如此严格地把寻求权力的精英与掌握选票的大众区分开来。消费者不设计汽车，也不雇用制造商；他们的作用是回应制造商的推销宣传。政治也是一样，主动掌握在上层手里，选民只是对政客的推销宣传做出反应。
1703330037
1703330038 这个论点很有道理。它为政治制度的运作提供了连贯性。熊彼特对民主的论述令人震惊，对民主的决定性特点的简略描写也出人意料，但细心的读者从中可以读出许多未明言的意思。在熊彼特看来，如果精英手中的权力来自选民，而不是君主，那就是民主。英国是这方面的范例。1834年前，在位君主可以任意罢免受议会支持的首相而不必担心会遭遇反弹。但在那之后，君主必须任命得到议会信任的首相，且不得干预政策的制定。当时，英国选民占成年男性人口的14%，占全体成年人口的7%。熊彼特对此明了于心。问题不是多少人能投票，而是他们投的票是否能决定谁来掌权。熊彼特是经济学家，喜欢将政治家比作企业家；他曾说过一句令人侧目的话：“我做选民的买卖，和他们做石油买卖一样。”许多读者因此以为，熊彼特认为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别无二致。其实不然。选民给统治者以合法性，这并非经济学的概念。神授权利的理论认为，是上帝把王冠放到了统治者头上；民主权利的理论则认为，起决定作用的是人民的声音，不是神的声音；人民的作用不是统治，而是把王冠放到一些人而不是另一些人的头上。只要决定谁戴王冠的是“人民的选票”，就可以安然避开到底多少人才算人民这个问题。
1703330039
1703330040 熊彼特明白，民主与自由价值观是否契合取决于是否存在社会、宗教和文化方面的共识，而民主本身也许无法创造这些共识。这些共识对于政治权力的使用施加了限制，无论政治权力是像美国那样，载于成文宪法之中，还是像英国那样，没有载于宪法。共识中最重要的是保护少数宗教和少数民族的规定。一些人倾向于认为，只要是以民主方式达成的决定就是理想的结果；熊彼特给这些人泼了一盆冷水，他提醒读者注意，为少数宗教和少数民族提供保护的经常是不必对人民负责的统治精英，他们会努力保护少数人不受群情激愤的多数人的伤害，而多数人统治反而会对排挤少数人的情绪推波助澜。15在一个处于宗教与民族分裂状态的国家中，也许人民不可能同意把保护少数宗教和少数民族的规定写入宪法，但一旦达成了这样的同意，日常政治不再纠缠于宗教冲突，即有可能展开正常的政治活动。即使如此，宪法规定也可能仅仅是羊皮纸的壁垒而已。这一点已经在世界各地的社会中得到了证明，包括北爱尔兰、卢旺达和中东大部。
1703330041
1703330042 实际的民主必然存在利益冲突，即便就解决利益冲突的方法达成了一致，关于具体政策也存在不同意见。如果没有人竞争领导人的位置，就没有政治，如果获取权力的方法不是选举，就不是民主。同样，如果通过竞争民众选票来获得权力的政客仅仅是傀儡，或完全不被幕后掌握专断权力的人放在眼里，也没有民主。马上可以想到的例子是今天的俄罗斯。即使选举出来的政府真正能够执政，成功的民主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要求，那就是清楚地限定竞选过程所涉的内容。比如，美国宪法规定许多题目不能碰，尤其是宗教，南北战争后，又加上了奴隶制的合法性。后来，随着道德气候的缓慢变化，许多形式的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也成为禁忌。这是狭义上的宪法限制可以做到的极限。能够发挥更大作用的是集体意见，堂皇地说是公共政治道德。乔治·华莱士州长在20世纪50年代的竞选中败给一个比他更极端的种族主义者后发出狂言：“谁也不会比我对黑鬼更狠。”放到今天，此言会立即断送他的政治生涯。
1703330043
1703330044 熊彼特列举的其他前提条件与其说是建立差强人意的政权的条件，不如说是达到完美的方法；它们影响的是政治制度的运作，不涉及为保护制度的合法性所规定的限制。比如，熊彼特说，民主需要一个政治阶级，其成员要有足够的社会和心理承受力，可以心平气和地接受政治失败，而不至于气愤难平。全部生活都投入政治的人若是竞选失败，会比生活内容丰富多彩的人更加难受。搞政治的人最好有“位高责任重”的精神，把竞选的喧嚣混乱以及履职的压力负担视为自己为了共善而承担的责任。这是对19世纪晚期英国统治阶级成员的理想化描述，却只字不提他们谋求公职的权欲和失去权位的痛苦；这一描述与大部分英美政客死死抓住权位不放的实际情况大相径庭，也与熊彼特沿袭韦伯的观点提出的“民主是职业政治家的统治”这一透彻的观察格格不入。
1703330045
1703330046 熊彼特要求公务员不偏不倚，为不同党派的政客服务，不执着于任何政治信条。这方面的正面范例仍然是19世纪晚期的英国，反面的例证则是魏玛共和国，它的许多官僚不仅对新生的共和国毫不热心，而且还故意反共和国的利益而行之。熊彼特的主张引起了争议，不是因为他说现代国家需要称职的官僚机构来为公民提供国家应当提供的服务，而是因为他坚持只有一种具体形式的官僚机构才算合格。在欧洲观察家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美国联邦政府机构不够专业，格局太小，但这部分原因是他们不明白，州政府承担了大部分的治理责任，联邦政府只负责一小部分。罗斯福新政付诸实行以及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一支由干练的管理者组成的高级公务员队伍的需要开始显现，于是很快建立了这样的队伍。
1703330047
1703330048 无论如何，熊彼特的主要兴趣所在不是效率，他关注的是合法性，因此，他的理论有一点与所有后来的美国理论家都迥然不同。既然这一点为熊彼特所特别重视，是他的理论的中心因素，所以应该对其稍加介绍。他坚称，选民一旦选举出政府后，只需听从政府治理就够了，这与美国的政治实践恰好相反。在这一点上，一切经济学的比喻都无法成立。熊彼特企图引导后来的思想家把投票视为与购物类似的活动；选民用选票买政策，政客卖政策（更确切地说是关于政策的许诺）换取选票。稍加思索就会看出这个比喻的破绽。没有哪个消费者会一下子买齐五年的食物、衣服、家用物品等货物，也没有哪个消费者会答应只在两三堆货物当中挑选。然而，在两党或三党的政治制度中，选民只能在现有的几个政党中做选择。对此可以有两种回答：第一种是指出，反应敏捷的政党行动灵活，在两次选举之间能够应选民的要求加紧或放松某些政策的实施，把反对党的主张拿来为己所用，等等。结果，各种政策总是应民众的压力在不断调整。第二种回答是承认把投票支持一个政党及其政策比作购物并非十分恰当。第一个回答暗示，熊彼特的现实主义若是意在描述美国政治运作的现实，那它没有成功。第二个回答充分说明了熊彼特为何反对压力集团。他真心希望使选民明白，他们在民主政治中的作用是把王冠稳稳地安放在统治者的头上，不是在统治者上台后对其施加压力。他身为现实主义者，提出的这条规劝却很不现实。他对选民的这条要求是实现不了的，尤其是在美国这个最不含糊地奉行民主的国家中。不出所料，战后的美国理论家很快把压力集团重新纳入了对民主的解释之中，虽然他们也没有放弃熊彼特为民主提出的现实主义的制度性定义。
[ 上一页 ]  [ :1.703329999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