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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那亚的金融家需要新大陆。由于前1个世纪长期的经济萧条和军事失利——威尼斯人和奥斯曼人把热那亚的商人从地中海东部赚钱的贸易基地赶走了，热那亚的贸易在整个15世纪都是衰退的。52热那亚相对狭小的腹地森林早已采伐殆尽，这就迫使它的造船公司需要依赖进口木材。53接连的失败加上地缘上的必要性把热那亚推向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西部地区。它在地中海东部失去的利益将会从大西洋那里更多地弥补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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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0年以后，热那亚的财经力量渗透到了西班牙领地，从意大利南部到新大陆。随着移居到科尔多瓦、加的斯和塞维利亚等地，热那亚的商人似乎活跃在每一个盈利的行业：丝绸、糖、橄榄油、小麦和染料。54用谋略战胜了加泰罗尼亚人以后，热那亚人不久就控制了赚大钱的羊毛贸易(羊毛是卡斯蒂利亚最重要的出口商品)。55虽说热那亚人是卓越的贸易商，他们却是通过资助战争来改变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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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战争一直是个难题。税收速度缓慢，而且随着收成的好坏时多时少。可是发动战争需要速度和流通性。士兵需要武装、吃喝和安置，而且最重要的是必须迅速领到报酬。公元前241年，迦太基就是因为没有支付雇佣兵军饷而导致了这个伟大的商业城市被洗劫一空，教训惨痛。561576年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也同样尝到了教训：因为他未支付雇佣兵军饷而导致当时还属于西班牙帝国的安特卫普被洗劫。那时候和现在一样，战争是通过信用支付的。政府当然乐意把平衡预算的压力扔在穷苦人民的头上，可是当工人像训练有素的军队一样有武装、有组织的时候，这个天平就倾斜了。可以欠银行家的钱，但是要支付军饷，因为士兵手里有枪。一切莫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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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5世纪后期，欧洲的战事经历了一场叫作“军事革命”57的根本转变，军队规模激增。在1470年，西班牙统计下来可能只有2万士兵；一个世纪以后，士兵数量增长了10倍。58要说西班牙发展超前的话，幅度也不算大。因为从1530年到1710年，整个欧洲的军队人数增长了10倍。59战争经费增长得更快。60新型的大炮造价昂贵，使用起来价格更高：截至17世纪，一发炮弹的价值“大约相当于一个步兵一个月的薪资”。61像英军1544年把法军围困在布伦长达55天的这种大型战役，一场战斗下来可能需要15万次炮击。整个欧洲的防御工事和城市防御都花费巨资更新。例如，伊丽莎白女王就花费了13万英镑(王室年收入的一半）对位于英格兰和苏格兰边境的特威德河畔贝里克要塞进行了升级改造。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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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现代战争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借款能力，一个帝国的信用等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打赢战争的能力。破产的国家会垮掉。比如苏联就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军备竞赛后宣布破产的。在16世纪，君王借钱打仗的惯例早已存在，但是新型战争的欠债规模产生了新的后果。与西班牙相关的情况再一次成为重点。正是查理五世(1500—1558)起到了引领作用。他是斐迪南和伊莎贝拉的外孙，并在1516年成为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1519年他还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统治着北海至加勒比地区的泛欧洲领土。他的统治时期充满了斗争冲突。他先是寻求中欧的富格尔家族和威尔斯家族的帮助，后来又找到热那亚人来资助他的战争。63作为出资给查理五世的条件，热那亚人要求(并非总能兑现)将最先占有美洲的白银作为抵押。立足于种族灭绝和残暴殖民，这个协议建立了一种长期而又现代的关系：信贷成为一种组织全球自然、世界力量和全球工作的方式。在近2个世纪的时间里，热那亚的银行家族，包括琴图廖内、帕拉维奇诺(Pallavicino)、斯皮诺拉(Spinola)、格里马尔迪(Grimaldi)等都密切地参与了“西班牙历届国王最重要的政治和军事决议，并触及了西班牙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64的确，正是弗朗西斯科·皮奈罗在1503年组织并领导了贸易议院，即西班牙的外贸部。65这么说来，1617年西班牙人克里斯托巴尔·苏亚雷斯·德·菲格罗亚(Spaniard Cristóbal Suárez de Figueroa)悲痛地说西班牙已经沦为“热那亚人的西印度群岛”就不足为奇了。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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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五世从未认识到，处于资本主义生态中的军事力量本身是一种世界力量的有限形式。他花费大量的金钱，用鲜血和债务证明了这一点。1552年，他派军队包围了位于法国东北部的梅茨市(Metz)，所用军费达250万达克特，相当于这个国家在美洲10年的金银份额总和。67由于欠费金额巨大，他的儿子菲利普二世在1556年继位的时候整个国家负债累累。于是菲利普二世于次年宣布破产。可是他依然继续借款：1556年，欠债达3000万达克特；到了1575年，欠债翻番达到6000万达克特；到了1598年，这个数字到了1亿达克特。68截至17世纪初期，西班牙财政预算的2/3都花在了军费支出上，有些年份比重更大。69不计其数的税收人员助推了无数军人的丧生。1474年后，当西班牙的经济增长还是以单个百分点计算时，它的税费却在30年的时间里每年增长近12%，从90万里亚尔增长到2600万里亚尔。70以里亚尔计，国家税收在16世纪50年代比20年代翻了一番。71虽然本杰明·富兰克林在1789年曾写到“除了死亡和纳税，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是确定的”，但是廉价金钱才是联系两者的纽带。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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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战争艺术成了一种将黄金和鲜血转化为资本的方式。国家需要扩张领土增强力量，但是需要从货币中得到。随着战争经费的上升，国家要借更多的钱，税费也因此上涨。在16世纪，如果军队规模增长10倍，那么把军队投入战场的费用很可能增长20倍。在1500年至1700年的200年里，只有28年没有战争。73不管胜败与否，战争对于金融家来说都是有利可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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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给国家的金钱成为资本。这里会有风险，因此银行家有时候会破产。但是总体的趋势是明了的。在有一套金融体系、多个国家角力的现代世界，国家会持续争斗，继续借款。一度比竞争对手都富庶和强大的西班牙负债累累。在16世纪末期和17世纪初期的绝大部分时间里，西班牙都尝试去征服荷兰共和国，但以失败告终。荷兰共和国没有新大陆的财富，自然资源不充足，人口规模也不大。但是它有西班牙所没有的两件东西：旺盛的制造业和商品经济，以及随之而来的财富。西班牙人有金条银条，荷兰人有的则是资本。荷兰共和国将自身的金融力量作为商业武器以其他方式参与斗争，因此在17世纪成为超级霸主。74西班牙则陷入了长久的发展停滞，不幸沦为欧洲强国中的平庸之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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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在严格地从地缘政治角度谈论领土力量。然而，还有另外一个因素伴随着从军事力量到金融力量的转变，那就是现代殖民主义。在最近的几百年里，欧洲国家在相互争斗、陷入停滞的同时，也缔造了多个全球帝国。在资本主义之前，曾经有过强大的帝国，比如罗马帝国和蒙古帝国，但没有那种搜罗世界资源以追求利润、横跨大洋的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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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国家制造资本、资本生成国家这么简单的话，那么发动战争和资本积累的循环很快就会出现问题。针对强大的敌人发动战争会两败俱伤。但是现代早期的帝国组织起来不仅是为了与其他的帝国交战，还为了占有人类的无偿劳动和其他自然资源。如果说西班牙早期帝国主义的残暴让人联想到是为了占有而偷盗、屠杀，那么这样的掠夺必然是短期的。西班牙人必须找到将其殖民地变成稳定的、以白银为主的财富来源的方法，然后在热那亚人和其他银行家的帮助下将其转化为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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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世纪稳健货币的短缺位列中世纪采矿危机之首。直到1450年之后，随着经济的复苏，科技进步和新型的商业机构才一起使得老旧的矿井再次盈利。如果我们习惯于把这段时期当作商人和银行家的时代的话，值得注意的是，在15世纪后半叶，银、铜和铁产量的5倍增长带有很深的工业色彩。资助过查理五世的富格尔家族通过采矿业和冶金业而发迹。这些行业有现代公司的特征，含有尖端技术。比如萨格尔工艺流程技术，就是能够将银从低纯度银矿分离出来的技术。在所有的金属中，银熔化需要的能量最多。欧洲中部的国王、爵士和王子都想在利益中分一杯羹，因此在16世纪，德意志各州对于进入森林都有严格的管控。我们看到，森林被圈起来并减少了，农民所能进入的森林面积急剧下降。到16世纪20年代，“为林地而战”符合大量劳作在矿井和冶金厂的工人阶级的悲恸心情。1525年的德意志农民战争和其他形式的工人暴乱使得在矿井工作的酬劳上涨。工人反抗和资源的耗减叠加在一起，使欧洲的矿主利润减少。这样说来，1544年在波托西(Potosí，时属于秘鲁，今属玻利维亚）“发现”银矿的时机就再好不过了。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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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的白银对于西班牙的战略利益是如此重要，以至于菲利普二世在1568年派遣贵族弗朗西斯科·德·托雷多(Franciso de Toledo)去提高秘鲁总督区落后的白银产量。他早期的发明之一是改变原住民劳工制度——原住民抽签决定摊派的苦役制度。波托西地区16个省中每个社区每7个人中就要派1人去银矿做苦役。这些苦工必须每天从黎明干到黄昏。76这种靠暴力手段行使的规定会在礼拜天和基督教的节日暂时停止。当拉斯·卡萨斯和塞普尔维达辩论新大陆地区原住民的地位(见绪论）时，当劳工草案里写进了关爱原住民的灵魂的职责和灌输了基督教教义的时候，托雷多还在西班牙的巴利亚多利德。托雷多知道原住民虽属于自然领域，但是可以通过劳动使他们的灵魂得到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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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苦役的需求并没有直接涉及土地征用。这些苦役薪水低微，却还被要求自发组织去波托西并自费购买工具和食物。这种劳工制度比起奴隶制需要更少的资本投资，因为奴隶的承包人要承担奴隶的购买费用和生活费用。由于苦役制度给苦工的家乡社区强加了再生产劳动的成本，这些社区不得不跟西班牙人做买卖来获得他们的流动工人在工作和生活方面赖以生存的资金和食物。这一制度对原住民工人具有灾难性的影响。有人估计，从1560年至1590年，原住民的人口数量下降了8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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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场人类灾难一样，森林也遭到了灭顶之灾。起初从里科山(富饶山）攫取的银矿是用烧木材的熔炉冶炼的。据一位目击者说，在傍晚的山坡上，成千上万的小型熔炉“把晚上照成了白天”，这样苦工可以冶炼这座山上的一些银矿来维系自己的生存。78然而对西班牙人来说，小型的熔炉是不够的。总督托雷多在新大陆的另外一项发明是引入了一种全新的、节省燃料的技术来提取白银：混汞法。这种方法生产规模极大，冶炼桶可以盛放重达5000磅(2268千克）打碎的银矿石。像马德拉群岛的糖业一样，它的成功取决于水利工程的成就：多达30个大坝被建成。这些大坝经常决堤，一次决堤就会使上百苦工丧命，也污染了幸存者的水源。虽说跟熔化冶炼相比，混汞法是个“冷”的工艺，但是它让森林减少的速度上升了。虽然这种工艺生产每磅白银所耗燃料较少，但是基于产量的体量而言(从1575年到1590年产量增长了600%)，燃料的消耗急剧上涨。79小型冶炼厂和混汞法一起贪婪地吞噬着森林。到了1590年，开采木材需要到远至300英里(500公里）的地方。截至16世纪早期，波托西的山中已经看不出任何曾有森林或生机勃勃的传统文明的痕迹了。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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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一次看到了劳动的廉价性。廉价的生命转化成了廉价的工人，廉价的工人依赖家乡社区廉价的照料和廉价的食物，这需要廉价的燃料来收集、处理廉价的自然以获得大量廉价的金钱。波托西是新大陆最重要的白银来源，而新大陆所产白银在17世纪占全世界白银总产量的74%。81白银无法形成贸易，但是全球的贸易可以追溯到波托西的银矿。白银如果不成为交易网的一部分，它只不过是闪着白光的土罢了。正是商品生产和交换的融合才把白银转变成了资本。这就是为什么一些评论家暗指全球贸易元年是马尼拉市建立的1571年。82来自新大陆的白银并不仅流通于欧洲，而是延伸到了香料之路周边，后来跨越了太平洋。从1540年到1620年，日本的白银经由复杂的交易和套利网络系统流向了中国。83要不是通过白银购买亚洲的商品这一联系，金钱就不会从新大陆流向东亚。由于葡萄牙人和当时的荷兰人控制着白银从欧洲流向亚洲的航线，因此西班牙人走了捷径，他们每年穿越太平洋再经由马尼拉运送的白银(50吨），相当于葡萄牙人、英国人和荷兰东印度公司经由大西洋运输的白银总和。84类似数目的白银也到了波罗的海。在东欧，白银与信贷、半封建的地主和被奴役的劳力联系在一起，将廉价的木材、食物和重要的原材料运送到了荷兰共和国。我们要记得一点，那就是：虽然欧洲起了重要作用，但是资本主义的历史不是以欧洲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的崛起把从波托西到马尼拉、从果阿到阿姆斯特丹的生命和力量整合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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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生态通过国际贸易传播，它的“偷渡者”也是如此。如果你曾受过火蚁的烦扰，那么你可以归咎于国际白银交易，因为它们是第一批白银环线的国际“偷渡者”。从墨西哥西南部经由欧洲，或从阿卡普尔科和马尼拉到中国台湾，正如硬币流通一样，火蚁也如此这般。85一个全新的环球生态当时正在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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