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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教皇颁布的法令在聚集新大陆的劳动力方面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很难判断美洲大陆的居民是否对基督教怀有敌意，这时新的标准出现了：是否知晓基督教。为了获得和管理劳动力，美洲大陆居民对基督教的知晓成为国家政策的着力点。6对不知道基督教的原住民，首先让其了解耶稣以及基督教的牧师。如果他们不接受这种新理念并拒绝支持伊比利亚的新君主和罗马教皇的话，依据与十字军东征时期类似的军事规则，他们将沦为奴隶。1513年颁布的《诏令》(Requerimiento)是一份共计9个段落的文件，它以用西班牙语大声朗读的方式传达给当地的原住民，并要求他们做出选择。该文件在命令原住民接受西班牙、教皇等政权统治之前，对基督教及到达新大陆的人员做了以下简短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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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现在向你们表示，对于拒绝服从、顽抗抵制他们的主子的诸侯，在上帝的帮助下我们将用武力踏进你们的领土，并尽我所能向你们发动战争，并使你们屈服于基督教及其王权的领导，我们将俘虏你们的人民及他们的妻儿，把他们沦为奴隶，并遵照陛下的命令发配、处置他们，我们将掠夺你们的财产，尽我所能施恶与破坏。在此声明，所造成的一切死亡和损失皆因你方而非陛下、我方或我方人员之过错。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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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热带的酷暑中，听着全副武装的陌生人宣读的声音就像在听末日审判一样，只不过它是用你可能永远都不会懂的语言宣读的。这一法令的颁布使劳动者会因劳动而死亡。该法令给统治者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却给原住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8考虑到这一做法可能不完全合法，查理五世在1551年春天暂停了一切殖民活动，并委托由14名法官组成的审判委员会就西班牙人向印第安人发动的战争是否合法进行审判。如果印第安人无罪并对基督教一无所知，那么西班牙人入侵所掠夺的所有财产，以及奴役原住民的行为即被视为不合法。9这便是我们在绪论部分讨论过的巴利亚多利德辩论所涉及的利害关系。此前，在与塞普尔维达的辩论中，拉斯·卡萨斯承认生命等级的存在，某些人种优于其他人种。在人种的等级划分中，原住民地位的划分以及基督教入侵者对原住民所承担的职责极具争议。最终决定，尽管原住民是非社会的组成部分，但是通过世代劳动，他们可以摆脱其在自然中所处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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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贪婪与虔诚相互作用产生的化学毒剂吧！10如果殖民的行为持续下去，上帝也不得不允许。为了文明，所谓关爱原住民的职责最终使侵占土地和劳役原住民的行为合法化。巴利亚多利德辩论不仅成功地区分了欧洲人和“自然”的野蛮人，而且为了获得劳动力，这场辩论也使这种区分合法化了。实际上，通过劳役和虔诚，经过两代人的努力，原住民才有可能成功摆脱《诏令》的束缚。当时，原住民不仅要接受基督教义的灌输，他们还被教育要通过工作来区分“人”与“自然”，实现价值。然而，西班牙人却掠夺了他们的白银和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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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最阴险的诡计由此体现。把大部分人划归为“自然”而非社会，这种做法开启了资本主义边疆计算这种厚颜无耻的行径。士兵、行政人员以及水手的工钱都以现金的方式掌管和发放。然而，以现金方式产生的工作量取决于该交易以外(资本家力量范围以内）更大的工作量。这种剥削实际上是一种持续不断的盗窃，既是对“妇女、自然和殖民地”无偿劳动的侵占和掠夺，也是在商品制度中剥削劳动力的基本条件，这两方面不能分割。11当谈论廉价的工作时，我们发现资本主义不仅影响了人类劳动、农业和资源，也影响了三者相互适应的方式，以及人类工作和人类以外工作之间的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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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划分界限对资本主义为何必不可少？简而言之，雇用工人价格昂贵，并且会越来越贵。此种情况的产生有很多原因。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会组织起来抗议，工资和抚恤的替代方式也会被消除。如果广泛意义上的工人承担了高得令人恐怖的成本，以迈克·戴尔斯称之为“人口过剩”12的十几亿非正式劳动力为例，资本家也要承担成本。每一个生产剩余价值的行为都取决于一种超越现金交易的、更大的占用人类和人类以外生命的行为。这种逻辑关系不仅被新大陆的劳动者所使用，在欧洲也逐渐得到广泛使用。揭示此种逻辑关系，以及廉价工作背后的战略与反战略是本章讨论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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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价的代价：资本主义、自然与星球的未来 雇佣劳动的时间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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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从来就不是以乐趣为目的的。来看一下法语“travail”和西班牙语“trabajo”的词源，这两个词与英语名词“work”(工作、劳动）同义，它们的拉丁语词根皆为“trepaliare”，意为折磨、造成痛苦或极度痛苦。13然而，工作进行的方式，以及作用于自然的方式都发生了改变。几千年以来，多数人通过与陆地或海洋的联系得以生存。即使没有联系的那些人也与劳动的任务和对象紧密相连。人类生存依赖于整体而非碎片化的知识，渔夫、牧民、农民、医生、厨师以及其他从业者以与生命网络紧密相连的方式从事他们的工作。例如，从种植到收获的整个过程中，农民对土壤、气候模式、种子等了如指掌，但这并不意味着工作是愉快的。虽然与1492年后发生在美洲大陆肆意涂炭生灵的种族屠杀不同，14奴隶仍然经常遭受虐待。这也不意味工作关系公平合法：行会会长剥削熟练工人，地主剥削农奴，男人剥削女人，年长的剥削年轻的。但是工作是以生产的整个过程以及与生命和社会更宽泛的联系为前提的。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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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工作与生命的关系一样，自然与生命亦密不可分。众所周知，中世纪的欧洲对自然的理解是基于相互依赖的理念。但这并不是说人类与自然的其他部分没有分别，我们只是从整体的角度划分其种类。很久以来，人类便意识到人与这个世界其他部分的不同。16但是这种不同仅是区分方式，而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却成为一种组织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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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的工作与自然同时产生于漫长的14世纪(1315~1453年)，那时欧洲的封建主义逐渐毁灭。尽管种类繁多、五花八门，但是封建主义时期的农耕是可持续性农业和土地开垦的结合体。17土壤耗竭威胁着地主的财富和农民的生计。但是，地主与农民之间关系的局限制约着再次投入农业生产的劳动剩余。与此同时，人口密度的增加掩盖了土壤肥力降低的事实，因为土壤肥力的降低可以用更多的辛苦劳作弥补。与耕种和收割所需的劳动力相比较，地主更关心农作物的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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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情况开始发生变化，与劳动生产率相比，追求土地生产率变得不再那么迫切和有利可图。越来越多富有开创精神的荷兰或英国农场主(马德拉群岛甘蔗种植园主，后来还有巴西甘蔗种植园主）致力于开拓国际市场，生产加工商品。因此，他们更关心投入的工作时间与获得收益之间的关系。如第1章内容所提及的那样，在英国，土地的所有权通过圈地运动得以夯实。与此同时，圈地运动也使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从其赖以生存的共有用地中“解放”出来。这些刚刚失去家园的流离失所的农民要么寻找其他的工作，要么等着挨饿。一旦找不到工作，他们还将面临牢狱之灾。因此，工人以及与土地的新型关系应运而生。在17世纪和18世纪，上层阶级对流离失所的穷人的担忧最终导致制定针对流浪者的苛刻法律，以及成立慈善机构以改善贫困所带来的消极影响。18政府支持的监禁威胁是使穷人成为雇佣工人的有效办法。这种行为利用了人类的智慧、体力和熟练技能，并使用现代新型的时间计量办法将人的劳动转化为生产性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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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劳动实践而非土地生产率塑造了资本主义生态的话，那么机械钟表是资本生态中不可或缺的机器。19钟表而非金钱成为衡量工作价值的核心技术。这个区别十分重要，因为人们简单地认为，为了薪水而工作是资本主义的显著标志。其实不然，早在13世纪的英国，就有1/3从事经济活动的人靠薪水维持生计。20薪水早已成为构建生命、空间和自然的决定方式，这一切皆归因于一种新的时间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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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世纪初，这种新型的计财模式正在塑造工业活动。比如在伊普尔(在今比利时）这样的纺织工业城镇，工人发现管理他们的并不是活动的流程或四季的更迭，而是一种新型的时间，这种时间具有抽象、线性、重复的特点。在伊普尔，工作时间由城镇的钟声决定，每次轮班的开始和结束钟声都会响起。到了16世纪，时间以分和秒来测量。21这种抽象的时间观念决定着一切，如工作和娱乐、睡觉和起床、信贷和货币、农业和工业，甚至是祈祷。16世纪末，英国的大多数行政区都有机械钟表。2220世纪，亨利·福特公司位于底特律城的生产装配线大量出产T型发动机小汽车，“科学管理者”用动素“therbligs”(其发明者吉尔布雷斯(Gilbreth)姓氏的回文词），即千分之一秒作为工作量的测量单位。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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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服美洲大陆同样需要向原住民灌输时间和空间的新观念。无论欧洲帝国入侵到哪里，都有“懒惰”的原住民。他们对基督的命令和钟表的概念一无所知。管理时间对于资本主义的生态至关重要。24早在1553年，西班牙政府就开始在主要的殖民地城市“至少安装1个公共钟表”。25其他的文明社会有其先进的时间法则。但是，这种新的工作制度打乱了原住民的生活节奏和他们与人类以外生命之间的关系。玛雅历法是一种复杂的时间等级体系，其读数源于对天空的观测。玛雅历法为整个世界的人们提供了一套丰富的作息安排。26西班牙入侵者选择历法中的神圣时刻发动殖民攻击——他们对玛雅历法所谓的尊重仅此而已。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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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Thompson)评论道，对时间的管理遵循某种特定的逻辑，也就是说“在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时间必须要被消耗、销售和投入使用。劳动力仅是用来‘打发时间’是不被允许的”。28特定生产活动与更高的生产目标之间的关系不允许“打发时间”的存在。整个世界都在使用暴力推行时间原则。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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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新归顺的臣民灌输资本主义时间的价值和结构是殖民地事业的核心部分。1859年，一名殖民者提到，澳大利亚原住民“如今可以用殖民者每年按固定时间修剪羊毛的方法来计算时间。这种做法给他们提供了确定年份的方式，这在以前是不存在的。在之前他们是靠月份和月亮的变化周期计算时间的”。30然而，时间的管理方式也是反抗的焦点。另一名殖民者在日记中这样写到：“今晚举行了盛大的狂欢会(充满生机的、精神层面的聚会）。我曾试图阻止他们，告诉他们今天是周日。但是，他们说‘黑人没有周日’。”31为什么会有反抗？因为，劳工十分清楚，他们的劳动是被盗取的对象，殖民者在剥夺他们的劳动。32在被殖民以前，如同众多靠狩猎和采集为生的社会成员一样，澳大利亚原住民每天花费不到6个小时就可以找到足够的食物。而资本主义强加给原住民的劳动时间是12个小时才能挣到足够的食物，远远超出了6个小时的劳动时间和劳动量。33反抗这种新的统治却被贴上“懒惰”的标签，并且这种论调持续存在。在美国，超过30%的白人认为“黑人比白人懒惰”。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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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者通过“一整天的工作量”来统治人民，即利用工作和时间来调配劳动以获取利润。不仅澳大利亚原住民深受其害，非洲奴隶、佃农以及雇工都在不同的管理体制下从事劳动。并且，针对工人的反抗以及为了让他们更有效率地工作，每种体制都会被不断修改。在欧洲中世纪末期，由于工人和农民的抵制，统治者未能复辟封建王权。在新大陆，原住民虽然对奴隶制度进行反抗，但很多人死于欧洲的传染病。35早期的劳动试验包括强制性日薪工作、劳役偿债和契约奴役制。36这些体制以工厂集中区的强制债务管理体系和分成制的形式一直存续到20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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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工作方式有时被认为是属于近代的。但是，如果做进一步思考，情况则完全不同。例如，从孟加拉国的纺织工业角度来看，我们不难看出，17世纪30年代的巴西甘蔗种植园的劳作模式属于现代工业运作模式。37西敏司(Sidney Mintz)评论道，尤其是在工业革命之前，“技能和劳动的专业化，依据年龄、性别、种族、工作条件把劳动力区分为正式劳工、轮班工人和‘工人帮伙’，并强调劳动的准时和纪律，这是工业而非农业的显著特点”。38甘蔗种植园是如今的工业化农业以及现代工厂的前身。种植园具有高度机械化的特征。现代早期的甘蔗种植园拥有大型、燃料密集型锅炉以及重型轧机，用于从甘蔗中提取糖汁。同时，种植园还推动了劳动过程的简单化和土地种植的简单化：劳工(奴隶）从事单一的劳作，土地也仅种植糖料作物。正如流水线上工人组装简易的通用零件以及快餐店工人生产标准化的汉堡一样，非洲奴隶在土地上从事专门的甘蔗种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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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自然和现代简单化逻辑之间的关系使我们从更长的时间连续性看待问题。早期资本主义大宗商品，如糖、白银、铜、铁、林产品、水产品以及谷物，既是欧洲及其殖民地劳动管制战略的试验品，也是矛盾冲突的焦点。劳工的每次反抗都是向非商品化或最低商品化的自然引入机械进行生产的契机。经历了各种试验、战略以及现代早期工人一次次反抗等严峻考验，现代工作机制和技术出现了。到了1600年，巴西的甘蔗田建有配备武器的制糖厂，挪威浓密的森林建有锯木厂，安第斯山脉中有采用混汞法的巨大白银矿场。农民每天都在抵制和反抗，工人找寻其他生存出路。39其中，发生在圣多明各(今天的海地）的甘蔗种植园的奴隶反抗尤为激烈。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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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价的代价：资本主义、自然与星球的未来 全球工厂的标准配置：全球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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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记住，资本主义之名来源于“价值运动”41，即把货币转化为商品生产然后再转化为货币。让我们进一步考察这种转换。“一切财富的源泉”就是人类劳动和人类劳动以外的劳动，而价值则是其特定表现。42这里我们需要借助马克思的理论。马克思常提醒我们，人类活动属于自然的一部分。正是货币的力量在人类与直接“了解”自然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如资本主义制度下所有的工作一样，我们以极其疏离的方式体验着自然——自然是我们造访而非居住的地方。呈现给我们的工作和自然是两个独立的现实领域。这种观念不仅影响了环境论者，也影响了劳工政治。马克思的主要观点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农民、工匠以及其他劳动者不能直接使用劳动工具。资本家拥有工具、工场、土地以及店铺，他们支付工人使用工具从事劳动的费用。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是通过工作和自然的二元性看待现实的。与此同时，他指出，劳动和自然不能分离：发生在工人身上的事情会影响“外部自然”，反之亦然。1875年，马克思斥责德国社会主义者忘记了根本立足点：“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本来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的表现，即人的劳动力的表现。”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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