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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廉价食物从亚洲流向欧洲，市场机制和暴力开始联手合作。1839年11月英国军舰封锁了中国的珠江，这场战争的目的就是白银和鸦片，而鸦片来源于印度的种植园。在18世纪末，东印度公司已经垄断了鸦片的生产和贸易。大量鸦片流入中国——虽然非法，但利润极其可观。当时的中国人不需要与英国做生意，但是英国需要中国的茶叶。英国需要用白银来购买茶叶。因为鸦片贸易，埃里克·沃尔夫(Eric Wolf)讽刺说：“欧洲人终于有东西卖给中国人了。”391839年，其鸦片贸易受到威胁，因为清朝“拒绝为英国走私者提供食品和水，拒绝与其贸易，直到他们承诺停止将鸦片运往中国为止”。40随后几年便爆发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关键是控制中国的市场。中国在1842年以后逐渐向欧洲霸权开放商业市场，英国最大的意外收获之一就是可以得到茶树。到1851年，罗伯特·福钧(Robert Fortane)从中国运出了大约2000棵茶树和1.7万粒茶树种子——经由当时英国控制的香港，运至印度加尔各答的种植园。41到19世纪末，英国人喝上了产自印度和锡兰(斯里兰卡）的茶叶，而不是产自中国的茶叶。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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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将植物帝国主义变成了一门艺术。它将橡胶种子从巴西偷运出来，在伦敦的皇家植物园进行培育，并在南亚和东南亚进行种植试验。它还将剑麻从墨西哥南部移种到亚洲。在殖民扩张过程中，为了克服疟疾、瘴气等热带疾病，英国将金鸡纳树——奎宁的来源——在远离巴西本土之处广泛种植。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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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前出现的许多创新一样，一项意义更重大的农业创新出现了——化肥——它是战争和地缘政治的产物。直到20世纪初，人们开采的大多是无机肥料。硝酸钾是农业和火药应用中最重要的矿物质之一。正如历史学家艾维娜·奥佛(Avner Offer)认为的那样，在欧洲，处理粮食供应所造成的紧张局势，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44协约国监督并封锁智利硝石矿，以此阻断德国和奥匈帝国的食品供应，军事行动激发了德国化学家弗里茨·哈伯(Fritiz Haber)和卡尔·博施(Carl Bosch)率先开展的大气氮固定技术的商业开发。45他们的行为改变了地球：正如我们在第6章讨论的那样，现在地球上一氧化氮、氨的含量是1800年以前的5倍，46制造氨所需的能量直接来自廉价的矿物燃料。现在生产1卡路里食品需要将近10卡路里的油，这就是原因之一。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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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发生的其他变革使这些生物技术干预看起来微不足道。共产主义革命思想的传播使罗德斯及其资产阶级同胞深感恐惧。俄国革命使每个资本家的噩梦变成现实，于是政府开始想方设法管理与协调和工人之间的紧张关系，而不是冒险倒在工人的锤子与镰刀之下。墨西哥，这个前西班牙殖民地，就成为工人、资本家和国家之间妥协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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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的墨西哥革命开始于中产阶级，但很快就扩大开来，工人和农民也提出了激进的要求。1934年，在满足这些要求的基础上，拉萨罗·卡德纳斯(Lázaro Cádenas)当选墨西哥总统。他进行了广泛的土地改革，重新分配了47%的耕地，48并开始将石油工业资产国有化，包括标准石油公司的炼油厂。对廉价能源的控制是墨西哥合作社运动的核心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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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建立了标准石油公司的洛克菲勒家族来说，这是不折不扣的暴行，也进一步证明人口不断增长和粮食供应有限所带来的严峻威胁。美洲的统治阶级普遍担心，当食物供应不足以解决城市人口饥饿问题时，马尔萨斯关于社会崩溃的预言即将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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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家以拯救社会为己任。洛克菲勒基金会于1951年，即该组织在墨西哥开始运作近10年之后，发布了一份战略文件，即《世界粮食问题，农业与洛克菲勒基金会》，明确了暴动、人口和粮食的主题：“是否还会有数百万人加入共产党，将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共产主义国家或自由国家是否履行其承诺。当饥饿的人受到这些承诺的诱惑时，只有实际行动才能将他们争取过来。共产主义国家对饥饿的人做出了有吸引力的承诺。民主国家不仅要做出同样承诺，而且要做得更多。”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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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基金会于1943年在墨西哥开始运作，招募了一位杰出的年轻植物育种专家诺曼·博洛格(Norman Borlaug)，开发作物以防止城市饥荒。困扰政策制定者的是城市而不是农村的饥饿问题，明白这一点很重要。对世界上饥饿现象集中的农村地区的人来说，粮食和就业几乎无人关心。只有当穷人来到城市并因饥饿而愤怒时，饥饿才开始在政治上起作用，从而可能演变为起义并对廉价自然的统治发起挑战。在资产阶级对这种统治的关注及对工人稳定的需求中，我们找到了被称为“绿色革命”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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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革命”一词值得细细品味。该词由美国国际开发署署长威廉·高德(William Gaud)于1968年创造，他大谈了一系列干预措施：“当今，农业领域的发展中包含一场新的革命。这不是苏联那样的红色革命，也不是伊朗国王所讲的白色革命，我称其为绿色革命。”50换句话说，“绿色革命”利用农业、新作物、化肥、农药、灌溉、土地所有制政策、营销手段和国家政权，来保持廉价的劳动力、关怀、原材料和能源(认识到伊朗对国际原油市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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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的“绿色革命”计划是廉价食品制度的体现。一般的说法是，诺曼·博洛格“意识到墨西哥传统的小麦产地不能生产足够的小麦让该国实现自给自足”。51于是他着手培育产量能保障廉价小麦在市区自由流通的品种。因为这项工作，他在1970年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这就是“绿色革命”历史的诱惑力。政府和慈善家试图在其他地方复制这种成功，例如通过“非洲绿色革命联盟”在非洲进行推广。但是在墨西哥，“绿色革命”的官方记载并不完全准确。对大多数墨西哥农民来说，玉米比小麦重要得多。在1950年，玉米种植面积(4781759公顷）比小麦种植面积(555756公顷）多出近8倍。52小麦往往由商业农场主种植，其模式和资源比玉米产量更能与美国同行相媲美。同样，当“绿色革命”被引入印度时，投资尖端的作物是玉米，而玉米占全国农业产量不到3%，根本不是主粮。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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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技术不是某些作物跨越大陆并开始在全球范围内种植所需的唯一途径。“绿色革命”要求农业推广服务和政府农业工作者改种新作物，还要求国家通过农产品销售委员会补贴农民，以便扩大新作物的种植。廉价食品计划也要求压制政治异见。毕竟，“绿色革命”是一揽子改革措施，旨在防止农民与无地工人实现政治革命目标：土地与农业全面改革。这就是“绿色革命”在实施过程中往往是一个专制的计划的原因。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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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革命”有可能是成功的。在全球范围内，粮食产量增长了1倍以上，单位面积产量也在1950—1980年增长了1倍以上。在“绿色革命”的中心地带，粮食产量增长得更快。1960—1980年，印度的小麦产量上涨了87%，接近美国玉米种植在1935年以后的20年里所达到的水平。55在世界市场上，这种粮食的交易份额不断上升，全球粮食出口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增长了179%。56通过国家补贴和暴力手段使粮食价格低廉的政治承诺实现了。1952—1972年，食品价格每年下降3%，3倍于整个20世纪商品价格的下跌速度。57从1976年到2002年，水稻、玉米和小麦的实际价格进一步下降。58也许绿色革命最大的成功是有效地平息了农民对土地改革及城市居民对政治改革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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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绿色革命”长期的巨大产量成就并没有减少饥饿。如果从分析中去除中国的话(中国的农业革命毫无疑问更具重要意义，且效率不低），在“绿色革命”的过程中，饥饿人口增长了11%以上。59尽管记者高兴地庆祝“印度小麦产量从1965年到1972年翻了一番”，60并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稳步上升，但同时期印度人实际食用的小麦量几乎未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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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印度的粮食和蛋白质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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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FAOSTAT, www.fao.org/faosta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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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5年到2005年，印度的杀虫剂消耗量增长了17倍，大部分消耗在旁遮普邦。61“绿色革命”开展最集中的地区最近已经成为癌症高发区，甚至有些地区正式宣布成了“癌症村”。62但是，“绿色革命”并非针对印度的村民——而是那些处在城市现金交易关系中的工人，他们可能会滋生背叛资本主义的想法。通过贸易协定、补贴与技术支持，政府管制食品价格，特别是主食和加工食品的价格。事实上，从全球范围来看，1990—2015年，加工食品的价格涨幅远远低于新鲜水果和蔬菜的价格涨幅。63为了得到他们每天推荐的五种新鲜水果和蔬菜，低收入国家的居民需要花费至少一半的家庭收入来购买这五种健康食品，农村地区的家庭花费比例更高：低收入国家70%的农村居民买不起3份最便宜的蔬菜或2份水果。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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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0年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的工人工资水平一直没有上涨。正如我们在第3章中提到的那样，这是反劳动政策直接导致的结果，学者恰当地称其为“工资压迫”。由于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工资一直较低，因此，把廉价食物看作是便宜的，不仅仅与工资成本相关，而且直接以价格来衡量。当我们这样认为的时候，墨西哥鸡肉价格大幅下跌也就不足为奇了——这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技术进步和美国大豆产业直接导致的后果。《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最初排除了农产品，但在墨西哥政府坚持下，农产品被纳入该协定中，墨西哥政府想通过把农民从农业转移到城市的工业循环中来“实现”农民的现代化。65这个策略奏效了：墨西哥的农业经济崩溃了，正如2003年墨西哥“农村不再接受”抗议活动所表明的那样。66其结果是出现人口巡回迁徙和劳动力流向美国农业。不过至少鸡肉是便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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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肉类一直是全球饮食转型的核心。当我们思考“绿色革命”的未来时，我们需要考察地球如何成为一个越来越青睐肉类的星球，以及肉类可以廉价生产的逻辑如何与“营养主义”的兴起相结合。这是一种解决饥饿的方法，“不是通过直接解决贫困问题，而是把食物特有的分子成分优先分配给那些缺乏这些成分的人”。67廉价的食物前景黯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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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 墨西哥、韩国、巴西、中国和英国的实际年度食品价格变化百分比（1990—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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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ggins和Keats，20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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