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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价的代价：资本主义、自然与星球的未来 从缺肉的素食到需要添加维生素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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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食品学者托尼·威斯(Tony Weis)指出了近期肉类消费量的变化：“1961年，全球30多亿人，每人每年肉类和鸡蛋的平均食用量为23公斤和5公斤。到2011年，全球70亿人，肉类和鸡蛋的平均食用量达到了43公斤和10公斤……从1961年到2010年的半个世纪，全球牲畜屠宰量从80亿头增加到640亿头，照此增长率，到2050年将再次翻番至1200亿头。”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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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对食物来源的想法很简单，他们认为肉是一种原料，无须加工即可获得。然而，肉类加工其实也应用了原本用于制糖业的提纯、分类、细化等技术。由于绿色革命的蔓延，饲料和油籽作物在发展中国家种植成为可能，威斯认为两者构成“工业粮——油籽作物——畜牧业复合体”的一部分。69粮食和肉类的统一商品市场的形成，如芝加哥交易所，不仅降低了食品的价格，还为金融业工具提供了有力的保障。这些工具反过来要求他们改种的作物要一致、均质和工业化。70这一行业要求兽医在强化育种、激素补充、抗生素使用、集中动物饲养操作方面发明新的做法——这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对食品、土壤、水和空气的质量产生了巨大影响。换句话说，超市里的生肉是由资本主义生态通过复杂而精密的手段加工制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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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一个结果就是，现在的肉类生产系统可以用4千克饲料，在5周内将一个待孵化的鸡蛋变成一只2千克的成鸡。71从1970年至2000年，火鸡的生产时间几乎缩减了一半，现在的火鸡，从开始孵化到变成16千克的成鸡只需20周的时间。72同样，其他动物从育种、集中饲养到进入全球供应链，所需的时间也在缩短。中国消费了全世界一半的猪肉，然而猪饲料进口来源却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结果是畜牧业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人为总排放量的14.5%：73生产约0.5千克的牛肉需要6810升的水和3千克饲料。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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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工业食品系统只在乎利润，不考虑肉类产品生产对环境的影响。这就是肉类产品价格低廉的原因之一。此外，廉价的劳动力也是一个原因。把“工厂化养殖”看作一个环境问题，将“工厂化生产”视为一个社会问题是不对的。鉴于廉价劳动力在美国新自由主义肉类加工业的重要地位，我们也可以认为拉美裔移民在美国肉类加工业中起到核心作用。获得这种廉价劳动力是通过两个层面的阶级重组实现的：一是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新兴了一批肉类加工业公司(比如荷美尔公司），它们发起了一场浩大的运动，以摧毁工会权力，并用工资低的移民工人代替工会工人。75二是1994年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严重破坏了墨西哥的农业秩序，资本主义生态造成了大批失业工人，这些廉价的移民劳工跨越边界来美国寻找工作。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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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肉类行业得到了相当多的环境和政府补贴，但许多人还是消费不起。对他们来说，私营部门和国际发展机构提供了一个替代方案：改善工业化生产的植物性食品的营养。这简直是一个讽刺：工业化和“绿色革命”从食物系统中的许多主食中培育出营养。77但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产量、延长保质期和满足消费者对商品的需求，这些食品里的营养就被牺牲掉了。重新引入这些营养成分是提高精加工食品利润的一种方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廉价肉类生产逻辑在这里是兜了个圈子又回到了原点，在食品中加入添加剂不是为了生产有利可图的肉产品，而是为了维持廉价的人工劳动，廉价的人工劳动反过来又会产生更多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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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展中国家，你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逻辑所起的作用。八国集团2013年峰会主题为“营养促发展：用商业与科学战胜饥饿”，这明确指出了八国成员及其伙伴的思路方向。峰会发起了反饥饿倡议，即“粮食安全与营养新联盟”，倡议将“绿色革命”工作引入非洲。在世界经济论坛上，由英国 《金融时报》称为“宇宙主宰”78的一群商业利益集团建议成立“新联盟”，其目的就是在发展农业和食品工业市场时，解决城市动荡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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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新联盟最大的捐助者是挪威化肥巨头雅苒(Yara)。雅苒热衷于解决几十年来以出口为导向的非洲土地资产剥离问题。由于矿产资源在非洲殖民时期和独立之后曾被大量运出，现在非洲的氮、钾、磷、硒和其他微量元素严重稀缺，非洲独立后，即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这些矿产被用于偿还后殖民国家的世界银行结构调整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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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非洲的土壤需要改良，非洲人也需要改良。八国集团计划要求给予外国公司更多进入非洲市场和土地的途径，要求非洲人补充深加工食品以控制一些与贫困和食物短缺有关的疾病。这是该时代的典型例子——穷人补充维生素，农业政策使得农村贫困人口在耕作中更难以生存，但可以用微量营养素治疗他们的贫血症，农业政策将剥削与延长和管理剥削的策略相结合。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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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们谈谈廉价食物制度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些制度既不能保证人们吃饱，也不能保证他们吃好——全球持续的与饮食有关的疾病和营养不良可以证明这一点。事实上，正如法赫德·阿拉奇(FarshadAraghi)所嘲讽的那样，资本主义廉价食物制度就是导致饥饿的制度。80同时，资本主义的农业边疆继续压迫着世界农民，而在发展中国家大部分地区的农民为世界提供了75%的粮食。81但是，现在的情况不容乐观，资本主义农业在亚马孙地区开疆拓土，并且造成世界各地的农民流离失所。然而，21世纪出现了新的波澜，这场波澜将危及资本主义5个世纪以来的粮食体制：气候变化。边疆的意象很容易让人只想到土地。但是，过去2个世纪出现了一种截然不同的边疆运动：大气层被封闭为温室气体的排放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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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1世纪，农业和林业(包括毁林造田形成的经济作物耕种区）产生的温室气体分别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1/4和1/3。82因其生产方式为能源密集型，所以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其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在持续增加。83这是个大问题，因为没有更多的大气空间供圈占，也没有有效的办法来把气候变化成本从资本主义账本中扣除。在摇摇欲坠的全球农场中，最明显的就是农场生产力增长一直在放缓，就像18世纪中叶英国农民所经历的那样。在美国的粮食农业中，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已经放缓了1/3，印度的小麦产量增长率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下降了80%。84农业生物技术对于新农业革命的承诺迄今为止还只是一场空，甚至更糟——未能实现新的产量繁荣，创造出可抵抗草甘膦和其他毒素的超级杂草与超级细菌，所维持的廉价食品模式却正在加速全球气候系统持续改变。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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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通过改良土壤、改善工作和生活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但这样做的同时，也导致了气候的变化，从而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气候变化会导致农业减产。气候变化所表明的绝不是边疆在关闭，它类似于廉价自然模式的一种内爆，所带来的不仅是轻松和廉价自然的终结，而是一场急剧的逆转。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力是一种抑制。气候变化是指差别极大的自然现象，包括干旱、极端降雨、热浪和寒潮。由于人为造成的气候变化，布罗代尔的“文明植物”，再加上大豆和新自由主义作物，都已经历了农学家所称的“产量抑制”。抑制了多少产量仍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分析结果表明，产量下降了3%——从1981年到2002年每年减少50亿美元。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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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危言耸听，气候变化必然会导致农业产量下降。全球气温每年平均升高1℃，就会严重影响全球的农业产量。在21世纪，农业产量将下降5%~50%，甚至50%以上，具体下降比例取决于时间、作物种类、地理位置以及空气中以今天惊人速度排入二氧化碳的程度。87到2050年，气候变化在全球造成的损失中将有2/3来自农业。88这意味着，不仅气候，而且资本主义农业模式也正处于变化之中，笔者在绪论中已经明确提到了这种严峻而不可逆的变化。与全球工厂和全球家庭紧密相连的是全球农场。随着气候变化，这个粮食体系将在未来的一个世纪中断，数亿人将面临饥荒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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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气候变化，廉价食品的终结对资本主义生态将产生巨大威胁，因为之前正是这种廉价食物使廉价工人得以生存。然而，食物并非维持廉价关怀的唯一要求。从历史上看，在支付食物成本之后，16世纪以后欧洲工人面临的最重要的成本就是能源。事实上，廉价食物正是通过廉价的能源才会终结。所以，我们现在就来讨论廉价的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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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港口，水陆条件优越，还有充足的燃料，因此，对于建设城镇或要塞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选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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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托弗·哥伦布，1492年11月27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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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哥伦布到达新大陆之前，他所从事的制糖业烧毁了马德拉群岛。马德拉群岛的树木(马德拉在葡萄牙语中意为“树木”）从造船材料转变为燃料，燃料燃烧后又变成灰烬。树木成为能源，不是因为它本身固有的属性而是通过特定的人为因素促成的。就像铅笔中的石墨也可以成为建造壁炉的材料，用作肥料的泥炭也可以作为壁炉的燃料，用作土壤改良剂的牛粪也可以作为生火做饭的燃料一样，树木的用途也被其周围的各种关系所转变。资本主义的生态结构塑造了人与树木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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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干燥的陆地上有东西可以燃烧以来，火就成为地球上的一部分。1在人类出现之前，火有它自己的变化节奏，几个季节以来累积的枯枝落叶在特定的气候条件下就会产生火。然而，人类却有意识地将很多东西用作生火的燃料。直立人通过生火做饭进化成了智人。2草是人类使用的第一种燃料，但牛粪则是更丰富的热源。希罗多德发现在塞西亚3地区，体形肥胖的动物的骨头也被当作燃料来使用。烧焦的猛犸象骨表明人类与火的关系由来已久。英国对新西兰毛利人的殖民统治导致一半的森林消失。4然而，人类也认识到要有所节制。“节制”通常被翻译为停止，即停止当前的燃料消耗，但更准确地说，节制只是当前燃料消耗中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而已。在中国周朝(公元前1046—前256年）早期的森林管理探索中，周王就提出了要节制，设立“林衡”一职就是其重要体现。5天子节制能源的目的在于保护森林这一能源来源。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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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的生态学有一个独特的焦烧法，它是化石记录的一部分。原住民通过火彻底重塑了新大陆的风景地貌。在北美东部，原住民与火共同创造了一种“马赛克油画”般美丽的森林、草原和牧场，以至欧洲人认为那就是原始自然的风貌。7从哥伦布到达新大陆至1650年这段时间里，疾病和殖民暴力使美洲原住民减少了95%。原住民数量的减少也就意味着燃烧和砍伐森林的人变少了，森林因此得以恢复，新大陆变成了地球上的一个碳汇。森林面积的扩大使地球温度降低，以至于人们认为当初大规模屠杀原住民对小冰期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8到17世纪中叶，人们将欧亚大陆和美洲早期的一些极其寒冷的冬天记录下来。不巧的是，无论是对于亚洲的北京还是欧洲的巴黎，这个时期都充满了战乱和政治纷争。9正如绪论中提及的，将这一时期的种族灭绝和重新造林归为人为因素是不正确的。原住民的种族灭绝不是缘于人与人之间的冲突，而是征服者和资本家的杰作。更确切地说，是资本化的杰作。如果我们把资本主义与工业革命结合在一起，那么就能够注意到，早期资本主义的破坏力如此深远，4个世纪以前就改变了地球的气候。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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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欧洲和其他地区的许多平民来说，森林和林地就如同食物一样必不可少。森林和林地的毁坏不仅导致了饥荒，也使人们无法获得木材，造成燃料和建筑材料的短缺。在封建时期的欧洲，11世纪和12世纪的人口和定居地的扩张导致冲突，冲突原因不仅仅是农田，还有森林，森林早已成为贵族和国王丰厚的收入来源。11当英格兰的约翰王在1215年被迫签署 《大宪章》时，他也同时被迫签署了第二份重要文件，即 《森林宪章》。《大宪章》规定了法律和政治方面的权利，《森林宪章》则是关于“经济生存权利”：确保农民拥有生活必需品，即人类生活所需的木制品。12《森林宪章》是英格兰平民获得燃料、食物和建筑材料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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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莱恩博(Peter Linebough)指出，“德国现代历史上第一次伟大的无产阶级反抗斗争(1525年的德国农民起义），要求恢复传统的获取森林资源的权利”。13这些权利包括：“使用‘被风吹落的树枝，根部已倒的树木和树上额外附属的一些东西’，其中后者指的是 ‘蜜蜂在树上留下的蜂蜜等附属品’，但不得砍伐树木主干和树木本身等”。14木材可以用作燃料和建筑材料，人们对其的争夺已经有好几个世纪了。之所以提及这一点，是因为人们总是忘记资本主义的能源革命并不是以煤炭开始的，而是以木材和森林圈地的私有化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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