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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Seton-Watson，Nations and States，p．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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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Lynch，The Spanish-American Revolutions，p．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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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Ibid．，p．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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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Edward S．Morgan，“The Heart of Jefferson，”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August 17，1978，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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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Masur，Bolívar，p．207；Lynch，The Spanish-American Revolutions，p．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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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这并不是没有一点波折的。他在1810年委内瑞拉宣告独立之后旋即解放他的黑奴。当他在1816年逃到海地时，他以将废除在所有被解放领土内的奴隶制的承诺，换得了总统亚历山大·贝地翁（Alexandre Petion）的军援。这个承诺于1818年在加拉加斯被兑现了——但我们必须记得马德里在1814年到1816年间在委内瑞拉的成功有部分是要归因于它解放了效忠于它的黑奴。当玻利瓦尔在1821年成为大哥伦比亚（Gran Colombia）（委内瑞拉、新格林纳达和厄瓜多尔）的总统时，他要求并且获得国会通过一项法案解放奴隶的儿子。“他并未要求国会整个废除奴隶制，因为他不想招致大地主们的反感。”Masur，Bolívar，pp．125，206—207，329，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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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Lynch，The Spanish-American Revolutions，p．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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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这是一个时代错误的表达方式。在18世纪时通常的表达方式还是复数的“诸西班牙”（Las Españas；the Spains），而非单数的“西班牙”（España；Spain）。Seton Watson，Nations and States，p．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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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这些母国发动的富于侵略性的种种新的积极作为，部分是启蒙运动教条的产物，部分要归因于慢性的财政危机，而另有部分则是1779年之后对英格兰战争的结果。Lynch，The Spanish-American Revolutions，pp．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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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Ibid．，p．301．另外400万用于西属美洲的其他地区，剩下的600万则是净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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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Ibid．，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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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委内瑞拉第一共和的宪法（1811年）就是逐字逐句地借用美国宪法。Masur，Bolívar，p．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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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我们可以在下面这篇论文中找到关于巴西何以成为例外的结构性因素的一个出色而复杂的分析：José Murilo de Carvalho，“Political Elites and State Building：The Case of Nineteenth-Century Brazil，”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iy and History，24
:3（1982），pp．378—399。比较重要的两个因素是：（1）教育的差异。尽管在西属美洲“有23所大学分散在后来成为13个不同的国家中”，“葡萄牙却系统性地禁止在其殖民地成立任何高等学术机构——如果不算神学院的话”。高等教育只被容许在科因布拉大学（Coimbra University）一处，所以欧裔海外移民子弟纷纷前往母国求学，而且大多数就读法律系。（2）欧裔海外移民的事业机会的差异。狄卡瓦侯留意到，“在西属地区有较多美洲出生的西班牙人亦被排除在较高的职位之外”。参见Stuart B．Schwartz，“The Formation of a Colonial Identity in Brazil，”in Nicholas Canny and Anthony Pagden，eds．，Colonial Identity in Atlantic World，1500—1800，chapter 2，作者曾于第38页顺带提及“在殖民地时代的最初三个世纪巴西并没有印刷出版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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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伦敦对北美13个殖民地的立场，以及1776年革命的意识形态亦大体可做如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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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Lynch，The Spanish-American Revolutions，p．208；参考Masur，Bolívar，pp．98—99，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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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Masur，Bolívar，p．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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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Lynch，The Spanish-American Revolutions，pp．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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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Masur，Bolívar，p．19．自然，这些措施只有一部分有办法执行，而且总是有大量的走私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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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Ibid．，p．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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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参见他的The Forest of Symbols，Aspects of Ndembu Ritual，特别是“Betwixt and Between：The Liminal Period in Rites de Passage”一章。至于对其理论后来的、也较复杂的进一步阐述，请参见他的Dramas，Fields，and Metaphors，Symbolic Action in Human Society，第五章“Pilgrimages as Social Processes”和第六章“Passages，Margins，and Poverty：Religious Symbols of Communit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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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参见Bloch，Feudal Society，Ⅰ，p．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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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这明显地和某些民族主义运动诞生时——在收音机出现以前——口操双语的知识阶层以及大多不识字的工人农民分别所扮演的角色有可类比之处。发明于1895年的收音机使得人们在印刷品难以渗透之处，可以不经由印刷品而通过听觉的重现来召唤出想象的共同体。它在越南与印尼革命，以及一般而言在20世纪中期民族主义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被严重低估且未获学界应有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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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世俗的朝圣”不应只被视为一个新奇的比喻。康拉德在《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里将利奥波德二世（Leopold Ⅱ）的那些幽灵般的代理人描述为“朝圣者”时，虽是反讽的，但也是准确的。［利奥波德二世（1835—1909）为比利时国王，他将殖民地比属刚果视为禁脔，肆行暴政。英国小说家约瑟夫·康拉德（1857—1924）的名著《黑暗之心》即以比属刚果为背景。所谓“利奥波德二世的代理人”，即这位暴君派去治理刚果并劫掠当地盛产的象牙的殖民地官僚，康拉德小说中那个被蛮荒吞噬了心灵而发狂的库兹（Kurtz），就是最典型的代表。利奥波德二世和当时所有的帝国主义者一样，视殖民为一种“传播文明之光”于“黑暗”的落后地区的神圣事业，故其殖民地统治代理人被康拉德讽为“朝圣者”。——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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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特别是在：（1）一夫一妻制为宗教和法律所强制的地方；（2）长子继承权是惯例的地方；（3）非王朝的头衔是可以继承的，并且在概念上及法律上与官职有别的地方——即地方贵族拥有相当独立权力之处，如与泰国情形相反的英格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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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参见Bloch，Feudal Society，Ⅱ，pp．422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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