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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36405 [5]这篇文章最初刊登在1913年7月13日的《快报》(De Expres)上,不过很快就被翻译成“印尼文”登在本地的报纸上。苏瓦地那时24岁。他是一位受过少见的高等教育的进步贵族,1912年,他和一个爪哇平民——曼公科索莫医师(Dr.Tjipto Mangoenkoesoemo),以及欧亚混血人德克(Eduard Douwes Dekker)合组了殖民地的第一个政党“印度群岛党”(Indische Partij)。关于苏瓦地的简明而有用的研究,请参见Savitri Scherer:“Harmony and Dissonance:Early Nationalist Thought in Java,”ch.2。她在附录一中提供了那篇名文的英译,本书此处所引即取自该篇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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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36407 [6]请注意此处“想象的”(imagined)共同体和“假想的”(imaginary)共同体之间富有启发性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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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36409 [7]1913年的庆祝活动在另一个意义上令人愉快地表现了官方民族主义。被纪念的“民族解放”事实上是神圣同盟(Holy Alliance)的胜利大军所安排的奥伦治王室(House of Orange)的复辟(而不是1795年巴达维亚共和国的建立);而且,被解放的这个民族的一半很快就又分离出去,并在1830年成立了比利时王国。然而苏瓦地在他的殖民地教室中所吸收的,当然是“民族解放”这个美好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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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36411 [8]Regis Debray,“Marxism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p.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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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36413 [9]在此我们将把重点放在普通学校(civilian schools)上。不过军事学校常常也是很重要的。要建立一支以19世纪初期的普鲁士为先驱的职业军官领导的常备军,必须要有一个在某些方面比普通学校更完备的——如果不是更专门化的——教育层级体系。新式的军事学校训练出来的青年将校(Turks)经常在民族主义的发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主导1966年1月5日的尼日利亚政变的恩佐古少校(Major Chukuma Nzeogwu)的个案就很具有代表性。他是出生于伊波族(Ibo)的基督徒,并且是尼日利亚在1960年获得独立后第一批被送到桑赫斯特(Sandhurst)的“英国陆军军官学校”受训的尼日利亚青年中的一位。他们受训的目的是要把以白种军官领导的殖民地佣兵转化为一支国民军。[如果他和也在1966年推翻了“加纳的恩克鲁玛”政府的未来的阿弗利发准将(Brigadier Afrifa)一起到桑赫斯特受训,那么这两位殖民地本地人终究还是要回到各自出生的帝国领地。]他领导伊斯兰教的豪撒族(Hausa)军队暗杀了索克图的沙达乌纳(Sardauna of Sokoto)和其他的伊斯兰教豪撒贵族,并且最终摧毁了豪撒族伊斯兰教徒所支配的阿布巴卡·塔法瓦·巴勒瓦(Abubakar Tafawa Balewa)政府,这为普鲁士模式的威力提供了一个惊人的证据。而他还通过卡度那电台(Radio Kaduna)的广播向他的国人保证“你们将不会再羞于开口说自己是尼日利亚人”,这也同样惊人地表现出被殖民地学校所创造出来的民族主义。[引文取自Anthony H.M.Kirk-Greene,Crisis and Conflict in Nigeria:A Documentary Source Book,p.126。]然而,民族主义在当时的尼日利亚尚未普遍扩散,以致恩佐古的民族主义政变很快就被诠释成一次伊波族的阴谋,也因此才会有7月的军队叛变,9月和10月迫害伊波族的行动,以及比夫拉(Biafra)在1967年5月的分离。(以上各处所提均请参见Robin Luckham,The Nigerian Milit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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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36415 [10]对传统的穆斯林学校而言,说一个学生因为“年纪太大”而不能进到X年级或Y年级是一件无法想象的事。然而这个观念却被殖民地的西方式学校自觉地奉为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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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36417 [11]当然,最终极的顶端是海牙、阿姆斯特丹和莱顿(Leiden),不过只有一小群人能够真正地梦想到这些地方求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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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36419 [12]由于这些学校是20世纪的世俗学校,它们通常是男女合校的,尽管在学生里面男孩子还是占了绝大多数。这个事实说明了何以会有许多跨越了传统社会界限的“发生在学校课桌椅上”的恋情,以及很常见的,因此而成就的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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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36421 [13]苏加诺直到过了60岁才第一次看到他曾为之奋战的西伊利安岛(west Irian)。在此,就像挂在教室里的地图一样,我们看到了虚构悄悄地渗入现实中。试与《社会之癌》和《发痒的鹦鹉》这两部小说作一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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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36423 [14]请和与此形成对比的“混血儿”(half-breeds)或者“黑人”(niggers)这类概念作一比较。从“法国”加来市(Calais)开始,这类人可以从联合王国以外的地球上任何地方冒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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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36425 [15]关于这所有名的学校的起源和发展的讨论,请参见Abdou Moumouni,L’Education en Afrique,pp.41—49。关于这所学校在政治上的重要性,请参见Ruth Schachter Morgenthau,Political Parties in French-Speaking West Africa,pp.12—14,18—21。它最初是位于圣路易的一所没有名字的师范学校,在1913年迁到了达喀尔外围的郭赫(Gorée)。后来又被冠上了法属西非的第十四任总督威廉·梅洛-庞地(William Merlaud-Ponty,1908—1915年在任)的名字。提雍(Serge Thion)氏告诉我威廉这个名字[相对于居庸(Guillaume)]在波尔多(Bordeaux)一带流行已久。固然,他将此事归因于葡萄酒贸易造成的和英格兰的历史关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似乎同样可以将原因上溯到当波尔多地区[又名吉耶纳(Guyenne)]还结结实实地属于伦敦所辖领地的那个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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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36427 [16]英属西非的情形似乎就完全不同了,不管那是因为英国的殖民地之间并不相连,还是因为伦敦有足够的财富和自由使其几乎同时在主要领地上开办中学,还是因为相互敌对的基督教传教组织的地方主义之故。阿卡拉的殖民政府在1927年设立的中学阿契摩塔学校(Achimota School),很快就变成专属黄金海岸地区的教育金字塔的顶峰,并且在独立之后成为内阁成员子女开始学习如何继承父业的地方。足以与之匹敌的另一顶峰——穆梵奇平中学(Mfantsipim Secondary School),虽有资深之利(创校于1876年),却缺乏地利[位于海岸角(Cape Coast)]与和政府之间的人和(直到独立后很久该校都还掌握在教会手中)。上述资讯承穆罕默德·张宝斯(Mohamed Chambas)氏所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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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36429 [17]特别是,它导致了延续一个世代之久(1930—1951?),并且有一段时间有许多以越南话、高棉话或者老挝话为母语的青年参加的印度支那共产党的出现。在今天,这个共产党的形成有时候被看成不过是“历史悠久的越南扩张主义”的表现而已。事实上,那是共产国际从法属印度支那的教育(以及在较小的程度上,行政)体系中创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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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36431 [18]关于这个政策的透彻有力的讨论,参见Gail Paradise Kelly,“Franco-Vietnamese Schools,1918 to 1938”。不幸的是,该文作者的探讨完全集中在印度支那说越南语的人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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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36433 [19]我使用这种可能很笨拙的名词的目的是要强调这些实体的殖民地的起源。“老挝”其实是由一堆相互敌对的小王国组合起来的,而这也将超过半数的说老挝语的人口遗漏在泰国境内。“柬埔寨”的边界既不符合殖民地时代以前的任何特定历史的领土范围,也没有和说高棉语的人口分布区重合。这些说高棉语的人口中有数十万被困在“交趾支那”(Cochin China)地区,时日一久遂形成被称为高棉克伦(Khmer Krom)族(下游的高棉人)的特殊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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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36435 [20]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们在20世纪30年代的金边设立了一所同时招收讲高棉语和讲老挝语的和尚的宗教学院——峇里高等学校(Ecole Supérieure de Pali)。想让佛教徒的目光从曼谷移开的尝试似乎并未完全成功。在1942年(也就是泰国在日本协助下重新控制“柬埔寨”之后不久),法国人以拥有和散播“颠覆性的”泰语教材的名义,逮捕了该校一位受到敬重的教授。[这些资料非常可能出自激烈反法的费本宋格兰陆军元帅(Field-Marshal Plaek Phibunsongkhram,1933—1944年执政)的政权所编写的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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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36437 [21]David G.Marr,Vietnamese Tradition on Trial,1920—1945,p.146.同样让人警觉的是被走私进来的一些像卢梭之流的麻烦的法国作家著作的中译本。(Gail Paradise Kelly,“Franco-Vietnamese Schools,”p.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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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36439 [22]这个表记系统的最终形式,通常被认为是出自在1651年出版了他的《安南语、葡萄牙语和拉丁语字典》(Dictionarium annamiticum,lusitanum et latinum)的才华横溢的辞典编纂者亚历山大·德·罗德(Alexandre de Rhodes)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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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36441 [23]“‘大多数’19世纪末期的法国殖民官员……都相信欲达成殖民统治的永久成功必须要严厉缩减来自中国的影响,包括它的书写系统。传教士往往视儒家文人为使越南普遍改信天主教的主要障碍。因此,在他们看来,除掉中国文字等于同时既将越南自其传承隔离,又使传统精英丧失了作用。”(Marr,Vietnamese Tradition,1920—1945,p.145.)凯利如此引述一位殖民作家的话:“事实上,光教导国语……就足以造成只传递给越南人我们希望他们接触的法国写作、文学和哲学的结果了。也就是那些我们判断会对他们有用,而且他们也容易吸收的作品:只限于那些我们将之译为国语的作品。”Gail Paradise Kelly,“Franco-Vietnamese Schools,”p.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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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36443 [24]Ibid.,pp.14—15.而对于更广大、更下阶层的印度支那人口,沙侯总督(Albert Sarraut,1917年的公共教育规章的起草者)极力主张“一种简单的教育,简化到最基本的知识,使儿童得以学习一切有助于他了解自己卑微的农夫或工匠的事业的事物,以便改善他存在的自然与社会的条件”。Ibid.,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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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36445 [25]在1937年,共有631名学生注册,其中有580名主修法律和医学。Ibid.,p.70.关于这所创立于1906年,关闭于1908年,又重开于1918年,而且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期都只不过是一所虚有其名的职业学院的机构的怪异历史,亦请参见pp.6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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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36447 [26]因为我将在下面集中探讨“高棉”人和越南人,也许应该在此处略提若干著名的“老挝”人。时任老挝首相彭维翰(Kaysone Phoumvihan)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就读于河内大学医学系。国家元首苏发努冯亲王(Prince Souphanouvong)在赴法国取得工程学位之前,毕业于河内的亚尔柏·沙侯高中(Lycée Albert Sarrault)。他的兄长,曾经在1945年10月到1946年4月间领导了在万象的短命的自由老挝(Lao Issara)反殖民政府的拉塔那冯沙亲王(Prince Phetsarath Ratanavongsa)年轻时毕业于西贡的夏赛陆·洛巴高中(Lycée Chasseloup-Laubat)。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老挝”的最高教育机构是位于万象的规模很小的帕维初级中学(Collège Pavie)。参见Joseph J.Zasloff,Pathet Lao,pp.104—105;and“3349,”Iron Man of Laos,pp.12,46(“3349”系拉塔那冯沙亲王的假名)。拉塔那冯沙亲王在关于后来在巴黎留学的日子的记述中总是不自觉地将他那些可以辨认得出来的老挝人、高棉人和越南人同学都称为“印度支那人学生”。我认为这点透露出很丰富的讯息。关于具体事例请参见Iron Man of Laos,pp.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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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36449 [27]所以,原本“整合的”夏赛陆洛巴高中和亚尔柏·沙侯高中在1917年到1918年之际就设立了授业标准较低的“土著班”。这些“土著班”后来分别变成了培度居高中(Lycée Petrus Ky)和保护领高中(Lycée du Protectorat)(“3349,”Iron Man of Laos,pp.60—63)。然而,有少数具有特权的本地人还是继续就读“真正法语的”高中(青少年时期的施亚努亲王就令夏赛陆洛巴蓬荜生辉),而另外也有少数“法国人”(主要是欧亚混血儿和具有合法法籍身份的本地人)就读于培度居以及它在河内的姊妹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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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36451 [28]马尔注意到,在20世纪20年代时,“即使是‘热烈支持国语的’知识阶层中最乐观的成员也猜不到仅仅20年之后,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公民能够使用和口语越南话一致的国语书写系统来从事所有重要的事务,如政治、军事、科学和学术等”。Marr,Vietnmese Tradition,1920—1945,p.150.对法国人而言,这也是一个同样令人不愉快的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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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36453 [29]颇具启发的是,早期的高棉(吉蔑)民族主义者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最早提出的议题之一是所谓殖民当局想把“吉蔑文字国语化”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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