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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志尼（Giueseppe Mazzini，1805—1872），意大利建国三杰之一，宣传家和革命家，创立秘密革命组织“青年意大利”（Giovine Italia），是意大利统一运动（Risorgimento）领导人当中最热烈的共和主义者。此外，他虽然是意大利民族主义者，却同时也信仰人类一家的世界主义，历史学家卡尔敦·海斯（Carlton Hayes）称他为19世纪最具影响力的“自由民族主义者”（liberal nationalist）。参见卡尔敦·海斯：《现代民族主义的历史演进》（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Modern Nationalism，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31），第151页。——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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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乔治敦，圭亚那首府。——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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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olonial-state当中的state在此指的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国家”，它强调的是韦伯（Max Weber）著名的“在固定疆域内……肯定了自身对武力之正当使用的垄断权力的人类共同体”定义所凸显的行使垄断性权威的“统治机构”角色。（参见韦伯著，钱永祥编译：《学术与政治》，《韦伯选集》（I），允晨文化1985年版，第156页。）此处不译为殖民“国家”，而译为殖民“政府”，目的是与国际法意义上的主权国家相区别，因为基本上殖民地统治机构并非享有（完整）主权的国家，而是母国政府的下级机构。此外，中文的“国家”意义过于广泛模糊，故参照此处上下文，译为较狭义的“政府”（统治机构）。但national-state译为民族“国家”，则是因为作者在此所欲描述的是一个“外来的次级政府”转化为“本土的独立主权政府”的过程，因此称后者为“国家”，似乎可较能兼顾“统治机构”、本土的情感性认同以及独立主权的三重意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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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巴达维亚，今印尼雅加达的旧荷兰名。——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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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海牙，荷兰行政中心所在地。——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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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美萩，越南境内城市。——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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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马德望，柬埔寨中西部城市。——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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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万象，老挝首都。——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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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荣市，越南中北部城市。——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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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法国中部古城。——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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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印尼文，“印尼话”之意。——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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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斯塔尔夫人，本名Anne-Louise Germaine Necker，Baronne de Tael-Holstein，日内瓦银行家之女，著名女性文学家与政治宣传家，她家中的沙龙是当时法国最杰出知识分子的聚集地。富赛利，出生于瑞士的画家，为当时最具原创性以及最能捕捉感官之美的画家。安吉莉卡·考夫曼，出生于瑞士的新古典画派女画家。西斯蒙第，瑞士经济学家与史学家，为经济危机和无限制竞争危险的先驱理论家，深受马克思和凯恩斯之推崇。贡斯当，生于瑞士的小说家与政论家，斯塔尔夫人的情人，是法国大革命之后法国政坛的杰出人物，因反对拿破仑与后来复辟的波旁王朝而流亡比利时与德国，他的政治性论著被学界认为是形成自由主义信条的经典之一，而他的小说Adolphe则是19世纪初期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作之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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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增订版） 第八章 爱国主义和种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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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面的几章里，我尝试描绘出民族开始被想象，以及一旦被想象之后，又如何被模塑、改编和改造的过程。这种分析主要关切的对象必然是社会变迁和不同形式的意识。然而，令人怀疑的是，到底社会变迁或被改造过了的意识本身能否充分解释人们对于他们想象力的创造物的执著——或者，再一次重提本书开头所问的问题——为什么人们随时愿意为这些创造物献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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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身在一个进步的、世界主义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在欧洲？）普遍地坚持民族主义具有几近病态的性格，并坚信它起源于对他者（other）的恐惧与憎恨，而且和种族主义有密切关系的时代里[1]，如果我们提醒自己民族能激发起爱，而且通常激发起深刻的自我牺牲之爱，应该不无助益吧。民族主义的文化产物——诗歌、散文体小说、音乐和雕塑——以数以千计的不同形式和风格清楚地显示了这样的爱。另一方面，与此类似的是，表达恐惧和厌恶的民族主义产物却真的是凤毛麟角。[2]即使是在有充分理由对他们那些帝国主义的统治者感到憎恨的被殖民者的个案里，我们也非常惊讶地发现在这些表现民族情感（的作品）当中怨恨的成分是多么微不足道。在此，让我们举黎刹在等待被西班牙帝国主义处决时所写的著名诗篇《最后的告别》（Último Adiós）的第一段和最后几段为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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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diós，Patria adorada，región del sol querida，Perla de Mar de Oriente，nuestro perdido edén，A darte voy，alegre，la triste mustia vida；Y fuera más brillante，más fresca，más florida，También por ti la diera，la diera por tu bien…12．Entonces nada importa me pongas en olvido：Tu atmósfera，tu espacio，tus valles cruzaré；Vibrante y limpia nota seré par tu oído；Aroma，luz，colores，rumor，canto，gemido，Constante repitiendo la esencia de mi fe．13．Mi Patria idolatrada，dolor de mis dolores，Querida Filipinas，oye el postrer adiós．Ahí，te dejo todo：mis padres，mis amores．Voy donde no hay esclavos，verdugos ni opresores；Donde la fe no mata，donde el que reina es Dios．14．Adiós，padres y hermanos，trozos del alma mía，Amigos de la infancia，en el perdido hogar；Dad gracias，que descanso del fatigoso día；Adiós，dulce extranjera，mi amiga，mi alegría；Adiós，queridos séres．Morir es descans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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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注意的是，不只没有提及“暴君”的国籍，连黎刹热烈的爱国心都是用“他们的”语言漂亮地表达出来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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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政治爱的某些性质可以从语言描述其对象的方式当中去解读出来：从关于亲族关系的词汇［祖国，motherland（母国），Vaterland（父国），patria（父国）］或是关于故乡的词汇［heimat（故乡）或tanah air（土地与水，印尼语的家乡群岛之意）］当中去解读。这两类惯用的词汇都意指某种人们与之有自然联系的事物。正如我们在稍早之前已经讨论过的那样，在所有“自然的”事物中总是都存在着某些不容选择的东西。因此，民族的属性就被融入肤色、性别、出身和出生的时代等——所有那些我们无法选择——不得不这样的事物中。而且在这些“自然的连带关系”中我们感受到了也许可以称之为“有机的共同体之美”（the beauty of gemeinschaft）的东西。换个方式说，正因为这种连带关系是不容选择的，它们因此就戴上了一种公正无私的光圈。虽然在过去20年间已有许多论者谈过“家庭是一种表现得清清楚楚的权力结构”这种观念，但对于绝大多数的人类而言这当然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概念。毋宁说，传统上家庭一直被设想成是属于无私的爱与团结的领域。所以，尽管历史学家、外交家、政客和社会科学家对“民族利益”的理念颇为安然自在，但对大多数来自任何一个阶级的一般人而言，民族这个东西的整个重点正是在于它是不带有利害关系的。正因为这个理由，民族可以要求（成员的）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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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前面提到过的那样，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非比寻常之处与其说是在于这些战争容许人们进行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杀戮，不如说是在于那些被说服而抛弃生命的难以计数的人们。那些被杀戮者的数目岂不是明明白白地远超过那些杀戮者的数目吗？终极的牺牲（ultimate sacrifice）这种理念，乃是经由宿命的媒介而与纯粹性（purity）的理念一同孕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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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个通常不是出于自己选择的国家而死，带有一种为英国工党、为美国医学学会或者可能甚至是为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而死所难以匹敌的道德崇高性，因为这些都是人们可以任意加入或离开的组织。为革命而死之所以被视为崇高的行为，也是因为人们感觉那是某种本质上非常纯粹的事物。（如果人们把无产阶级想象成只不过是一个热心追求冰箱、假期或权力的集团，我们会有谁愿意——包括无产阶级的成员在内——去为这个阶级而死呢？）[5]讽刺的是，也许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诠释被感受（而不是被理性思考）成是对无法逃避的必然性的表现，这些历史诠释也产生了一种纯粹与无私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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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再回头思考一下语言的问题，也许对此处的讨论会有所助益。首先，我们注意到语言——即使是那些众所周知的现代性语言——所具有的原初性（primordialness）。没有人能够定出任何一种语言诞生的日期。每一种语言都是从一个漫无边际的过去中悄然浮现的。［正因为Homo sapiens（智人）同时也是Homo dicens（说话的人），我们很难想象语言的起源会晚于人类本身的起源。］故而，语言几乎比当代社会里的任何其他事物都要显得更根深蒂固。而且，没有任何其他事物能够像语言一样有效地在情感上将我们和死者联系起来。如果说英语的人听到“土归土，灰归灰，尘归尘”(1)——创造于几近四个半世纪之前的一句话——他们会感觉到这句话如鬼魅般地暗示了跨越同质的、空洞的时间而来的同时性。这些字眼的重量不只来自它们自身庄严的意义，同时也来自一种仿佛是先祖所传递下来的“英国性”（English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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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有一种同时代的，完全凭借语言——特别是以诗和歌的形式——来暗示其存在的特殊类型的共同体。让我们以在国定假日所唱的国歌为例。无论它的歌词多么陈腐，曲调多么平庸，在唱国歌的行动当中却蕴含了一种同时性的经验。恰好就在此时，彼此素不相识的人们伴随相同的旋律唱出了相同的诗篇。就是这个意象——齐唱（unisonance）。[6]唱着《马赛进行曲》（Marseillaise）、《马蒂达华尔兹》（Waltzing Matilda）(2)和《大印度尼西亚》（Indonesian Raya）(3)的创造了和谐一致的场合，也提供了使想象的共同体在回声之中获得体现的机会。［聆听（或许也跟着默念）几节像《公祷书》（The Book of Common Prayer）之类的仪式性的诗歌朗诵亦然。］这个齐唱让人感到何等的无私啊！我们知道正当我们在唱这些歌的时候有其他的人也在唱同样的歌——我们不知道这些人是谁，也不知道他们身在何处，然而就在我们听不见的地方，他们正在歌唱。将我们全体联结起来的，唯有想象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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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时日一久，这种合唱还是可以加入的。如果我是列特人（Lett），我的女儿可能会是澳大利亚人。一个纽约的意大利移民之子将会视清教徒拓垦殖民之父（Pilgrim Fathers）(4)为祖先。如果民族的属性散发着宿命的气息，这是一种深埋在历史之中的宿命。在此，圣马丁的诏令将说克邱亚语（Quechua）的印第安人命名为“秘鲁人”——相当类似宗教改宗的运动——就是很好的例证。因为这个行动显示了从一开始，民族就是用语言——而非血缘——构想出来的，而且人们可以被“请进”想象的共同体之中。所以今天就算是最独立的国家，不管它们在实际上把手续弄得有多困难，也还是接受了归化（naturalization）（多么美好的字眼！）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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