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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被视为既是历史的宿命也是经由语言想象出来的共同体，民族因此同时将自身表现为既是开放的，也是封闭的。以下这几段咏叹科卢尼亚战役（battle of Corun～a）中约翰·摩尔（John Moore）之死的名句的游移的韵律，确切地说明了这个诡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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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Not a drum was heard，not a funeral note，As his corse to the rampart we hurried；Not a soldier discharged his farewell shotO’er the grave where our hero we buried．2．We buried him darkly at the dead of night，The sods with our bayonets turning；By the struggling moonbeams’ misty light，And the lantern dimly burning．3．No useless coffin enclosed his breast，Not in sheet or in shroud we wound him；But he lay like a warrior taking his rest，With his martial cloak around him…5．We thought，as we hollowed his narrow bed，And smoothed down his lonely pillow，That the foe and the stranger would tread o’er his headAnd we far away on the billow…8．Slowly and sadly we laid him down．From the field of his fame fresh and glory；We carved not a line，and we raised not a stone-But we left him alone with his glory！（1．不闻鼓声，不闻挽歌，我们匆匆将他躯体安置垣壁之侧；不闻战士告别枪响，回荡于我们英雄埋骨的坟茔。2．我们葬他于死寂的暗夜，我们的刺刀翻掘草地；在如雾起时的微微月光之下，在犹燃的晦暗灯火之下。3．何须无用的棺木包裹胸膛，何须被单尸衣缠身；而他躺卧如战士和衣，安眠于军服之中。5．我们如是思考，当我们净空他狭小的床，当我们抚平他寂寞之枕，当仇敌与异邦人踩过他的头颅而我们远在巨浪之上……8．缓慢而忧伤，我们将他躯体放下，从那犹自洒落鲜血的战场，染着他的声名的战场；未刻一字、未立一碑。但留他与荣耀独处！——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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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段诗以一种与英语不可分割的美，歌颂一段英雄的记忆——以一种无法翻译的，只有英语的说者与读者才听得到的美。然而摩尔和他的赞颂者都是爱尔兰人。而且，就算是一个摩尔的法国或西班牙的“仇敌”的后代也没有什么理由不能完全听出这首诗中的反响——和其他语言一样，英语总是对新的说者、听者和读者开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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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听托马斯·布朗（Thomas Browne）(5)如何在几句话里包含了整个人类历史的长度与广度吧！[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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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 the old ambitions had the advantage of ours，in the attempts of their vainglories，who acting early and before the probable Meridian of time，have by this time found great accomplishment of their designs，whereby the ancient Heroes have already out-lasted their Monuments，and Mechanicall preservations．But in this latter Scene of time we cannot expect such Mummies unto our memories，when ambition may fear the Prophecy of Elias，and Charles the Fifth can never hope to live within two Methusela’s of H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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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古老的野心家也比我们今天的有志者立于更有利的地位。在他们虚荣的努力之中，那些及早行动，并在那可能的时间的正午来临前就行动的人，如今已经达到他们所预想的伟大成就了。由是，古代英雄的生命已经比为彼等而设的纪念碑或机械的保存物更为长久了。然而在如今这时间之后半的场景中，当怀抱野心之士畏惧先知伊利亚的预言，而查理五世永远不能乞求活在赫克托尔之后两千年内时，我们不能再期待后人以这种木乃伊来纪念我们了。——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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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古代埃及、希腊、朱迪亚（Judaea）(6)和神圣罗马帝国被统一起来了，但它们这种跨越了上下数千年与纵横数千英里的统一，是在布朗的17世纪英语散文的特殊性当中完成的。[9]当然，这段文字可以被翻译到某个程度。然而，读到“可能的时间的正午”、“机械的保存物”、“以这种木乃伊来纪念我们”和“赫克托尔之后两千年”这些话语阴森的辉煌之后会感到颈项起了鸡皮疙瘩的，只有英语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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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页上，这段文字描述的情景将自身敞开于读者的眼前。另一方面，伟大的印尼作家普拉莫底亚·阿南达·托尔（Pramoedya Ananta Toer）所写的Yang Sudah Hilang的最后几行也带有毫不逊色的阴森的辉煌：[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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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ara itu hanya terdengar beberapa detik sja dalam hidup．Getarannya sebentar berdengung，takkan terulangi lagi．Tapi seperti juga halnya dengan kali Lusi yang abadi menggarisi kota Blora，dan seperti kali itu juga，suara yang tersimpan menggarisi kenangan dan ingatan itu mengalir juga-mengalir kemuaranya，kelaut yang tak bertepi．Dan tak seorangpun tahu kapan laut itu akan kering dan berhenti berdebur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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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l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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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mua itu sudah hilang dari jangkauan panc（h）a-ind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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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印在前后两页上的文字，读者却很可能不得其门而入。[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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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每种语言都是可学得的，但要学得语言需要耗费一个人生命的相当部分时间：伴随每一次新的征服而来的，是逐日缩短的剩余岁月。限制人们接触其他语言的并非这些语言之难以渗透，而是人自身生命的短暂。这就说明了所有语言都有某种隐私性。在漫长年月之中，法国和美国的帝国主义者统治过，剥削过，也杀戮过越南人。然而不管他们劫掠了多少东西而去，越南的语言还是不动如山。也因此，（这些帝国主义者）总是对越南人的“不可解”感到愤怒，而（他们）才会从隐约的绝望之中创造出像“外国佬”（gooks），“浣熊”（ratons）等垂死的殖民主义的恶毒黑话。[12]（长期而言，对于被压迫者的语言的巨大隐私性的回应方式不是撤退，就是进一步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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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内在形式中，这些绰号有着种族主义的特性。一旦解读了这个内在形式，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奈伦关于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是衍生自民族主义——以及因此“从充分的历史纵深来看，法西斯主义比任何其他（历史的）插曲更能说明民族主义的特质”——的主张基本上是错的。[13]缩写自“斜眼的”（slanted-eyed）一词的“斜仔”（slant）这种字眼并不只表现出一种普通的政治敌意而已。借由将对手化约到他的生物性相貌特征，这个字眼抹煞了对手的民族属性。[14]由此取代“越南人”的称呼，它否定了“越南人”；正如“浣熊”之名因取代了“阿尔及利亚人”的称呼而否定了“阿尔及利亚人”一样。同时，它将“越南人”连同“朝鲜人”、“中国人”、“菲律宾人”等一起搅进了一堆无名的烂泥之中。如果将这个词语和其他越战时期的字眼，像“查理”（Charlie）(7)和“V．C”(8)，或者更早期的“德国佬”（Boches）、“日本仔”（Japs）和“法国佬”（Frogs）——所有这些绰号都只被用到一个特定的民族，因而在憎恨之中承认了对手在民族的联盟中的成员身份——作一对比，它的性格就会更清楚。[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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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民族主义乃是从历史宿命的角度思考的，而种族主义所梦想的却是从时间开始经由一系列永无止境而令人作呕的交配传递下来的永恒的污染——这是发生在历史之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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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主义的梦想的根源事实上存在于阶级的意识形态，而不是民族的意识形态之中：特别是统治者对神命与“蓝色”或“白色”血统的主张，以及贵族对“教养”的主张。[16]无怪乎现代种族主义被推定的始祖不是什么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者，而是哥毕诺伯爵约瑟夫·阿瑟（Joseph Arthur，Comte de Gobineau）。[17]整体而言，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并未跨越民族界线，而是在民族界线之内现身的。换言之，它们所欲正当化者，与其说是对外战争，不如说是对内的压迫与统治。[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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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时在欧洲境外发展出来的种族主义，由于两个汇合在一起的原因，始终和欧洲的支配息息相关。第一个，而且是最重要的原因，是官方民族主义与殖民地的“俄罗斯化”政策的兴起。正如本书所反复强调的，官方民族主义通常是受到威胁的王朝和贵族集团——上层阶级——对群众性方言民族主义所产生的反应。殖民地的种族主义是试图结合王朝的合法性与民族共同体的那个“帝国”的概念的主要成分。帝国将它的国内地位赖以为根基（不管有多么不稳）的先天的、遗传的优越性原则普遍运用到广大的海外领地，并偷偷摸摸地（或者也不怎么偷偷摸摸地）向外传达这个观念：比方说，就算英国的贵族天生就比其他英国人优越，这也没有关系——相比于被支配的本地人，这些其他的英国人仍不稍减其优越性。事实上，我们会不禁想说，晚期殖民帝国的存在甚至发挥了支撑贵族的国内地位的功能，因为这些帝国似乎在一个全球的、现代的舞台上肯定了陈旧的权力与特权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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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会产生一些效果的，因为——而这是我们的第二个原因——快速扩张的官僚机构与“俄罗斯化”政策使殖民帝国容许大量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舞台周边——帝国领域内除了母国以外的任何地方——扮演贵族的角色。我们在每一个殖民地都发现了这个残酷而有趣的活生生的画面（tableau vivant）：资产阶级贵族（bourgeois gentilhomme）对着宽敞的宅邸与种满含羞草和九重葛的花园的背景朗读诗歌，而在一旁的则是一大群由童仆、马夫、园丁、厨子、保姆、女仆、洗衣妇以及最重要的马匹所组成的配角。[19]即使是还无力过这种生活方式如年轻的单身汉之流的殖民者，也还是拥有像农民暴动前夜的法国贵族般的崇高的暧昧地位：[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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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淡（Moulmein），位于下缅甸的一个城镇（有必要向母国的读者说明这个默默无名的小镇），有很多人恨我——这是我一生当中唯一一次重要到会让这种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是本镇第二级管区的警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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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则“热带怪谈”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全盛时期的资本主义给予殖民母国势不可挡的力量强大到了无须现身，只要藏在舞台两侧就足以感觉其威势的力量。和母国的军队有着恶名昭彰的差别，而且甚至常常连正式制度都不同的殖民地军队，可谓是穿上了封建贵族式服装的资本主义的最佳例证。[21]因此在欧洲，我们看到的是“一军”——通过征兵制在群众的、公民的和母国的基础上甄拔兵员所组成的，意识形态上被设想为祖国的保卫者，穿着实用、便捷的卡其制服，拥有可能获取的最新的装备，平时隔离于军营之中，战时驻扎于战壕之中或重型野战枪炮之后的军队。在欧洲之外我们看到的是“二军”——（军官以下的）以佣兵制从地方上的宗教或种族的少数族群募集的兵员组成的，意识形态上扮演维护（殖民地）内部治安的角色，无论在寝室或舞宴厅都一律穿着实战服装，配备刀剑与过时的武器，平时展现威势，战时跃马挥戈的部队。如果说欧洲军事的导师普鲁士的参谋总部强调专业化军官团无名的团结，弹道学、铁路、工兵、战略计划之类的话，殖民地军队强调的就是荣耀、肩章、个人的英勇作为、马球以及军官特有的一种带有古风的优雅。（他们可以这么做是因为背后有一军和海军在撑腰。）这种心态存续了一段很久的时间。1894年身在越南东京（Tonkin）时，拉友提（Layautey）如此写道：[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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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么遗憾不能早十年来此啊！这里有着大好的立功出头之途啊！在这里，没有一个担任前哨部队和侦察部队指挥官的区区中尉不在六个月之内就发展出在法兰西的军官终其军旅生涯都无法企及的积极性、意志力、耐力和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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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1年的东京，“欣赏结合了勇气与‘风格’的军官的让·德·拉特·德·塔西尼（Jean de Lattre de Tassigny）马上就喜欢上那个雄赳赳气昂昂的骑兵［卡斯特希（Castries）上校］。他那耀眼的红色斯帕伊（Spahi）帽与围巾，手上挥动的亮丽马鞭，以及那兼有泰然自若的举止与贵公子丰采的气质，使他如同在20世纪30年代风靡了巴黎人一样，在20世纪50年代也风靡了印度支那的女性。”[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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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殖民地种族主义衍生出来的贵族或准贵族特质的另一个发人深省的指标，是不问其内在对立冲突而将来自不同殖民母国的殖民统治者联结起来的，典型的“白人的团结”（solidarity among whites）。这种团结奇特的跨国性质立即让人想起19世纪欧洲贵族通过彼此的打猎小屋、温泉疗养地和舞厅形成的阶级团结；以及在20世纪时经由日内瓦公约保证给予被俘的敌军军官——相对于游击队员和平民——以特权待遇而愉快地表现出来的“军官与绅士”的兄弟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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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到目前为止的主张也可以从殖民地人民这边来论证。因为，且不论某些意识形态论者的宣称如何，一个令人注意的事实是，被称为“反向的种族主义”（reverse racism）的那种暧昧的东西很少出现在反殖民运动中。此事极易为语言所欺罔。例如，爪哇语的londo［衍生自Hollander或Nederlander（荷兰人）一词］这个字不仅意指“荷兰人”，也有“白人”的意思。但是这个衍生字本身表明，对很少接触到“荷兰人”以外的白人的爪哇农民而言，这两个意义就有效地重叠在一起了。与此相似的是，在法国殖民地当中les blancs（白人）一词意指其法国属性与白人属性无法区分的统治者。就我所知，不管是londo还是blanc都并未失去社会地位，或者产生带有贬损意味的第二度的差别。[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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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地，反殖民民族主义的精神，是马卡利欧·撒卡伊（Makario Sakay）短命的卡达路甘共和国（Republic of Katalugan）那部令人心碎的宪法（1902）中所说的：[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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