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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对进步心怀忧虑的最后一个例子，涉及自由至上主义者弹冠相庆的那同一场生物技术革命。迈克尔·桑德尔对它肯定有保留意见，他把这痛切表达在《反对完美》一书中。不像宗教导向的保守主义者，桑德尔力辩用人的胚胎做干细胞研究的道德性。但他担心，受遗传学发展的诱惑，我们可能非但操纵自然，还操纵人的自然（人性）。如果运动员能够提高他们的成绩，父母能够提高子女的身高和智力，我们就担上了减弱身体或心智能力正在拓展之中的那些人的道德能动性的风险。“人类生活不受天赋束缚的这一远景，确实有引人兴趣甚至令人沉醉之处”，桑德尔写道，但是，如果我们还打算过值得一过的生活，关键的是我们既要接受选择在生活中的作用，也要接受机遇的作用。遗传工程代表了一种自由主义优生学。它包含了“要看着我们自己骑在世界头上，做我们本性的主人的一种决心”，就此而言它是有缺陷的，最好加以抵制。上选的政治安排，包括自由主义的安排，应该设计得“对不完美的人的天赋和局限更开通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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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德尔是在处理不易回答的深奥问题。不难想象技术能够将人的本性篡改得面目全非，以致留在我们身上、认得出来是属于人的东西所剩无几或荡然无存；假如那是人工技巧要带我们去的地方，没有哪个自由主义者会想去那里。但是很显然另一个方向也有危险。终归说来，主宰的反面是奴役。太害怕技术的新进展，以致我们拒绝采取本可减轻人类苦难的措施，这反映了一种违背自由主义的自由和平等承诺的残忍行为。我们永远不应变得那么害怕选择，结果把太多事情付诸机遇。再说，阻止新技术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有人害怕与某些技术相关联的后果，他仍旧最好还是依靠人的洞察力和推理力来决定如何适当地利用它们。我们目前正在探索的技术，提出了关于做人意味着什么的根本性问题，这个事实甚至对以人的重要性为基础的一种政治哲学提供了更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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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认同、地方性、生命之赐——这一切都像是避难所，如果政治左派人士不再信服人能够或应当有目的地指引他们的行动，就会求助于它们。当代左派（尤其是但不仅仅是学院里的左派）引用最多的哲学家，不是谈论人类目的性的那些，而是非理性的崇拜者，比如20世纪的德国哲学家和纳粹同情者马丁·海德格尔，他是在被称作现代悲观主义鼻祖的让——雅克·卢梭的阴影下写作的。的确，如果拿卢梭和更学究气的形而上学家相比，他对当代文明的贬抑似乎非常耳熟，因为它精准无误地预言了自由主义者对其周遭世界变得忧心忡忡的一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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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卢梭那样，今日的左派分子担忧我们吃的食品，从那儿继续下去，还担忧我们呼吸的空气，士绅化给我们邻里造成的危险，全球化带来的失业风险，电脑游戏对小孩的影响，受到宗教右翼攻击的个人自主上的增进，把电波带入我们家里的电磁流，我们吞服的药物的副作用和若不服药就恭候着我们的种种疾病，伴随我们长寿奇迹的老迈体衰，国外军事行动的后果，以及扰乱他们生活方式一如质疑他们某些信念的好些其他可能性。左翼人士往往就像右翼人士那样，寻求一种防御哲学，一个叫停了那些导致失衡动荡的事事物物的地方。对他们来说，现代社会里的生活不是由应该欢迎的机会组成的，而是由应该避免的危险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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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者在政治上缺乏目标意识的一个原因，是他们在哲学上抛弃了人为目标而活的观念。许多当代自由主义所缺失的元素，不是拿不出持续的经济增长或国家安全的各种政策；甚至可能相反，当代自由主义罹患了过量的政策提议之病，它们无处不在暗示自己比保守主义那些老掉牙的话更管用。毋宁说问题在于，它不能将自由主义的政治与过去的自由主义大思想家们那种丰厚的、创造性的人类目标观连接起来。怀疑人具有构筑可实现其目标的社会的能力，我们就没有多少选择，只好断言进步是幻象，自我指引不可能，悲观主义很适切，未来不可知。如果自由主义想要有个未来，这些形式的左翼戒惧就必须克服掉。在自由主义能够再次成为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之前，它必须重拾对我们是谁、能实现什么的更给人希望的识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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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自由主义者再次舍自然而就文化的时候，那种识见将会出现。人际合作的奇迹——无数人们找到办法指导他们的行动达成自定目标的那种能力——恰如对灵性世界的信仰或是无设计者的设计之复杂性那样非同凡响。一旦现代人学会彼此依靠，他们能做什么？初窥之下，卢梭见到梦魇，康德预期机会。生活在他们开启的时代的另一端，卢梭可以激发我们的想象力，康德却描述了我们的现实。一旦我们接受那一现实，我们将较小可能不信上帝则信基因，较大可能意识到我们的信仰最好归于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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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的未来 第三章 平等的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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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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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平等、博爱——法国大革命的这一战斗口号，时至今日仍能唤起强烈意象：巴士底狱的风暴，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放纵，无情的断头台。不过尽管有这样的意象所传递的炽热，这些词语本身久已丧失了它们煽风点火的含义。如今这句口号被铭刻在法兰西共和国的徽标上，并压印在法国版一欧元硬币背面，它（其实是它的三分之二）指涉的是相当常规的政治理想。过去自由可以颠覆王权，而在19和20世纪，它却发展出广袤的内涵，以致商业大公司老拉它作幌子保护它们的特权。博爱完全丢掉了它的政治内涵：如果说这个词语（fraternity）还有回响，那它也是借光于酒会和粗鲁的性别歧视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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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前、进行中及结束后很久，“平等”都是争辩得很厉害的一个概念。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直到马基雅维里和霍布斯，西方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家们证明过哲学王、奴隶制、战争和君主制的合理性，但一直不肯认可所有人具有平等价值的观念。即便启蒙运动的某些主导思想家，我们通常认为预见到法国大革命的那些人，在他们的观点中也是赞成不平等的。伏尔泰写道：平等“是最自然的事同时又是最荒诞的事”，当人极其类似动物的时候它适合人类，但对社会中人是不现实的，因为那里不可避免存在着富有者和贫苦者的差异。[9]之后的埃德蒙·柏克，现代保守主义的创立者，当时他隔着英吉利海峡观察大革命，并在他的《法国革命论》中得出结论说，平等是“怪诞的神话，那种神话让注定了要跋涉艰苦生涯的、捉摸不定的旅程的人们，激发了种种虚假的观念和空洞的希望，而其作用只不过是加重了和恶化了现实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是永远不能消除的；而且，公民生活的秩序之所以要确立这一点，是为了它使之必须留在卑贱状态之中的那些人的利益，正如也是为了它能够使之上升到一种更光彩的（但并非更幸福的）地位的那些人的利益一样”[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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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作为一种理想在法国大革命以后也不得势。20世纪的一位作者、以色列历史学家雅各布·塔尔蒙，因他那时代的极权独裁统治而责怪大革命的平等主义趋向，尤其是卢梭的思想；而亲历过那些独裁统治的其他思想家，包括列奥·施特劳斯和德国右翼哲学家卡尔·施米特，发现捍卫保密性、精英主义和独裁比支持类似平等主义原则的任何东西都更惬意。迟至1950年代，一位美国保守文人在回顾法国大革命时，仍会将其当成平等主义状况的终极因，在那种状况下，“人民只是作为不成形的一大堆松散团聚的单元生存着，一种木薯布丁的状态；许多功利主义者和社会规划者镇静自若地盘算那种状况”，但是他——拉塞尔·柯克——却不寒而栗地看着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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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政治哲学家们不愿认可平等主义理想，那些理想还是成了现代世界里施政之道的重要部分。这不是说现代社会试图让人人平等；那样的想法可以与法国大革命后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运动联系在一起，它非但没有兑现自由主义的允诺，反倒成了自由主义最势均力敌的对手，直到20世纪末期那些运动寿终正寝为止。再者，社会主义从未设法实现它所鼓吹的平等。号称正把科学社会主义付诸实践的政府，结果证明它们的所作所为浑然不是平等主义的；党员身份，民族和族群认同，对经济增长或军事威力的贡献，就分出了有势者和无势者。有些自称社会主义的政府，特别是斯堪的纳维亚诸国政府，发展出兼容于自由主义原则的平等形式，但多数时间多数地方的社会主义，几乎在各条战线上都没有通过自由主义的检验：就算它赢得了平等（其实很少做到），它也压制了自由；它偏爱权威主义政府，这导致对自由程序主义的猛攻；它青睐极度的官僚式谨慎，缺乏自由主义的性喜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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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恰相反，自由主义的平等该到《独立宣言》和《人权和公民权宣言》表达的理想中去寻找；法国的那一宣言声称，“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美国的宣言则声称，“人人生而平等”。初看之下，这似乎让人难以置信。《独立宣言》的起草者托马斯·杰斐逊是个奴隶主，因而他头脑里可能具有的不管什么平等，似乎应该与我们今天所憧憬的那种平等风马牛不相及。《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亦可作如是观；它废除了一度授予贵族和教士的特权，却不承认女人和男人平等，不提倡从法律上废除奴隶制。18世纪的平等是个崇高的目标，崇高得从不落到实处。提倡平等，就其最初的表现来看，充其量是程序自由主义的一种形式；它们缺乏实质内容，那时代的思想家也没几人决意提供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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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像历史学家林·亨特在《人权的发明》中所主张的，“人权提供了一个可选择的理想政府的原则。正如之前的美国人所为，法国人宣布权利，这是作为与既定权力日渐决裂的一部分”。通过干净利落地斩断过去，18世纪的革命者们发动起了一个进程，在这当中，既然人们自身是合法性的唯一来源，那么他们所有人，不论其社会地位、种族或性别如何，都将逐渐被视作拥有基本人权。“柏克先生想要否认人有任何权利吗？”汤姆·潘恩想要弄懂写下了对法国大革命的最有名批判文章的那人。“如果是的，那他一定是说任何地方都不存在像权利这样的东西，说他本人也毫无权利，因为这世上除了人还有谁呢？”如同启蒙运动哲学家和数学家孔多塞在大革命期间所说，权利是一桩全有或绝无的事情：“要么人类中无人享有真正的权利，要么所有人都有同样的权利。”[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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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恩和孔多塞各以其自身的方式证明了他们是先知。当政治哲学家们正在大肆鞭挞平等理想的时候，平民百姓却将两大宣言的理想视为福音。自法美革命以来的两百多年里，现代公民已逐渐把平等看成一种权利，完全与言论自由权或宗教自由权同等重要的权利。他们还坚持说，人民不光有平等权，那种权利也应当被实现；当代世界的福利国家与那两场革命的理想是一脉相承的。平等被证明并非幻影甚或危险理想一类东西。它升到政策和政治的顶层是不可避免的，它的哲学对手们，无论多么雄辩滔滔，谁也无力阻挡它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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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的必然性改变了我们思考何者是可能的而何者仅是梦想的方式。前现代社会被阶级和身份分割得太严重了，太专意强调血统优越性应礼敬有加而功绩和个人成就该当忽略不计，太乐于认为由此生成的不平等是神圣计划的杰作，以致坚持平等价值或待遇的所有人都可以当作没救的天真而不予理会。现实主义要求我们接受世界的现在这般模样，而那时存在的世界骨子里就是不平等的。反之，在现代社会，平等已成为铁定事实，反对它的人变成了真正的浪漫主义者，接受它的人才是心明眼亮的现实主义者——也就是说，假如还有可能发现什么人反对它的话。下文我们将会看到，如今连政治守旧势力也宣称是平等之友；他们强调说，恰恰是左派代表了当代社会的真正精英主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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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由主义者来说，这是意义重大的一次转变。为了实现平等，现代社会无须如平等理想的批评者所言，让人性弯曲变形。相反，正是平等的反对者在强求做不到的事情，要求现代人像他们那样无视较大平等的实现所带来的一切改善，而心向一种假定的自然状态，那种状态不但从未存在过，而且就算它不知怎地实现了，也会把人降格到他们最原始的本能层次。正如自由主义者需要恢复让个人能够塑造其命运的人类目标意识，他们也需要想起，无平等的自由是空洞无物的，一如无自由的平等是威权主义的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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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的未来 三位维多利亚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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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德蒙·柏克并非惊恶交集地看待追求平等的热望在法国释放出来的东西的唯一英国观察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原计划写一本论法国大革命的书，但抽不出空来，就鼓励他的朋友托马斯·卡莱尔替他承担这项任务，后者那时已经出版了他的第一部重要作品《旧衣新裁》（Sartor Resartus）。卡莱尔欣然应允，他急于赢得国中最优秀的这位维多利亚政治哲学家的赞赏，便把第一卷书稿——仅此一份——送给密尔阅览，不料被密尔的侍女不小心丢进火里烧了。最后，卡莱尔重写了丢失的部分，《法国大革命》全书三卷于1837年出版，立时洛阳纸贵——这也多亏了肯定深感歉疚的密尔的精辟书评。卡莱尔不如柏克那样同情君主制，因而不那么偏袒一方，他把他的书变成了论证英雄行为在社会中的重要性的一场辩说。不过跟柏克相似的是，他意识到一旦贵族制被推翻，让路给中产阶级，各种灾难都将纷至沓来。卡莱尔这部书的很大篇幅将法国大革命描绘成在下者要捣毁在上者特权的那股激情所鼓荡出的流血漂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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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密尔可能就法国大革命写出什么样的书。但我们的确从他的其他著作得知，不管密尔对卡莱尔或诗人柯勒律治这些浪漫主义者有多敬重，他不会成为他们那样惊恐的不平等辩护士。这不是因为可以在密尔的最有名著作《论自由》中找到的许多东西；在那篇论文中，密尔直言不讳地写到了大众。密尔真正平等主义的思想是部分受他妻子哈莉特·泰勒启发的那些，可参见出版于1869年的《妇女的屈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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