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338494
《妇女的屈从地位》是一篇摄人心魄的文字，因为它如此敏锐地预见到将要联合在20世纪女权运动周围的那些力量。妇女们竟不能以她们的名义拥有自己的财产，这令密尔骇然。他抨击一种观念，即为人妻为人母而非当个作家或科学家，从某种角度看才是女人本性的分内之事。密尔力证妇女选举权有理，很久以后才有国家接近于奉行这样的政策。最引人注目的是，他认识到，在对婚姻的维多利亚礼赞底下，暗藏着针对女性的现实的、非常严重的暴力之可能，包括婚内强奸。“不管她不幸地被一位多么野蛮的暴君拴住——虽然她可能知道他恨她，虽然他可能把折磨她当作每天的享乐，虽然她可能感到不能不厌恶他——他可以违反她的意愿，强制她进行人类最堕落的行为，以她为发泄兽欲的工具。”虽然密尔在他的国家并不是第一个表达这些思想的人——他不吐不快的很多话，沃斯通克拉夫特在她1792年出版的《女权辩护》一书中早已提出了——但是如他的一位传记作者所说，他的书“是激进女性主义的一份奠基性文件，并依然是英语中最出色的辩论之一”。关于他那时代的一些最习以为常的日常残酷行为，很少有人写过比这更震撼人心的文字了。
1703338495
1703338496
密尔特别地赞成女性平等权利，这是因为他对更普遍的平等有所领悟。维多利亚时期的英格兰是个十分道学的社会，不过至少就平等而言，它却不是一个很道义的社会：多亏了这个时代最著名的小说家查尔斯·狄更斯，对于不平等怎样能够阻碍人的性格的正常发展，我们读到一些最扣人心弦的描述。尽管密尔那时代的不平等无处不在，他不知何故意识到，不平等没有真正的未来。他指出，过去的情形是体力决定了谁治人谁治于人。只要事情是这样，社会就不过是一种无情本性的法典化而已，在那里，主人可以拥有奴隶，男人可以控制女人。社会习俗和制度围绕着这样的关系成长起来，但是它们“把仅仅是生理的事实变成了法律的权利”。如果你看穿这些社会讲述的关于它们自身的故事，你会发现它们是被武力法则统治着；它们野蛮起源的污点永远不能完全洗净，因为——这么说吧——到了紧要关头，野蛮的招数总是会被使出来以保住不平等。
1703338497
1703338498
我们不再按这样的方式生活。密尔继续说：“事实是，现在的人和前两三代人对于人道的原始状态早已失去了一切实际的辨识力。”想凭绝对的体力进行统治不再行得通了，因为现代世界被一种压倒性的社会学事实支配着：“人不再是生而即有其生活地位并不可改变地被钉在那个位置上，而是可以自由地运用其才能和有利的机会去获取他们最期望的命运。”产生这个结果花了一千来年，但既然它客观存在于此，男人依靠他们的体力优势控制女人的能力，最终将重蹈强制征兵这类暴行的覆辙，后者不顾男人们的意志，风急火燎地把他们送到海上。如密尔所说：“我们正进入一种秩序，在这种秩序中，公平将再度成为主要美德，如以前基于平等一样，现在也基于同情心的联合。它的根不再植于平等者自卫的本能而植于他们之间存在的有教养的同情心。现在，一种平等的标尺施与所有人，无一被漏掉。”
1703338499
1703338500
密尔不相信人有很多东西要向自然学习，这一点他像康德，太不像卢梭。他在《自然》一文中写道：“对文明、艺术或发明的所有赞誉，都是对自然的厉声谤毁，是对不完美的承认，而尽力改正或缓解这种不完美正是人的使命和勋绩。”这样的思路拓展了他的平等思想。就自然而论，有些人因为更孔武有力而对别人拥有权力，恰为此故自然界本质上是不平等的世界。但是由于现代人不是生活在自然中，而是为文化所铸就，现代的同情心就和野蛮时代的暴力一样重要。现代性让众多人们生活在一起，一个人的成就有赖于其他每个人的潜能。在这些条件下，“行为，并且只有行为值得尊敬”，密尔在《妇女的屈从地位》中这么说道。
1703338501
1703338502
有人或许认为，现代人的互相倚赖会降低他或她所有的自行其是的自由。但是密尔坚持认为实情恰恰相反。现代社会赋予个人前所未有的自由，但像之前的一切社会那样，它也执意强调，人们具有要求他们约束自身行动的责任。一个信奉自由的社会，怎能保证它的公民履行那些责任呢？只有依靠人民自己认识到，“每个人用自己的责任感，用他自己的良心能够赞同的这类法律和社会制约，去自由地控制其行为”。职是之故，自由远不是像《论自由》里经常显出的那样对立于平等，它的存在使平等更其必要，因为只有在尽可能多的人拥有做出自我克制这一选择的行事能力时，选择才能真正实施。“任何交往（society）都是不进则退”，密尔写道。现代社会要么靠促进它全体成员间的平等而兴盛，要么因限制这样的平等而停滞。[12]
1703338503
1703338504
并非所有维多利亚名人都同意密尔之见。奋起抗击密尔之人中有个叫詹姆斯·斯蒂芬。密尔的父亲本身可能已算是知名哲学家了，但斯蒂芬出身于更显赫的家世。他的祖父是以克拉朋联盟著称的那个福音派导向的改革社团的成员，娶了废奴主义者威廉·威伯福斯的妹妹；他的弟弟莱斯利·斯蒂芬是杰出的编辑、作家和登山家；他还是莱斯利的女儿弗吉尼亚·伍尔芙的伯父。斯蒂芬以驳斥密尔的主张为己任。他的代表作写于1873——1874年，冠名为《自由、平等、博爱》，对某种贵族保守主义者认为自法国大革命以来乱套了的一切事情，做了心思缜密但又有点爱唱反调的总结。斯蒂芬相信，自由、平等、博爱已成为一种宗教，密尔就是它的先知。对道德秩序的尊重要想再度受到重视，密尔的思想不可不彻底证伪。
1703338505
1703338506
虽然斯蒂芬让法国大革命口号的三个组分都遭受批判性分析，但他对平等的那些点评非常有意义，因为它们预示了想证明追逐平等必定是多么徒劳无功的几乎一切后继努力。是社会应该被塑造得适合人民的实际境况呢，还是人民应该被教育、鼓励去践行他们能够成为什么样的那一理想？斯蒂芬坚定地答以前者。他写道：“政府应该适应社会，就像人的衣服要合身一样。”（他和卡莱尔一样特别痴迷于衣裳）既然一个人的衬衣尺寸非他可以选择的，而是由自然赋予他的躯体决定的，斯蒂芬认为，政府必须尊重人们体型各异的事实：“当人们不平等时，靠法律创设假定他们平等的权利和义务，这无异于削足适履。”我们可能被诱导着相信，就权利和义务而论，人人都应受到平等对待。但这是大错特错的：“权利和义务应当像对衣服一样加以塑造，保护、维持社会处于它天然所处的位置。”
1703338507
1703338508
正如密尔相信，支持一般性的平等的理据，通过展示两性平等的价值，可以得到最佳阐释，斯蒂芬也认为男女间天生的不平等证明了一切不平等的必然性。因为“两性的生理差异影响到人体的每一部分，从头发到脚趾，从骨骼的大小和密度到大脑结构和神经系统特征”，所以“世上的千言万语都无法撼动一个命题：在任何意义上男人都比女人更强壮”。因此，虽然我们不妨一试，但我们永远不能抹除武力在世界上的角色：
1703338509
1703338510
政治权力改变了形式，却没改变它的实质。将政治权力切成碎块的结果，无非是让能赢得最大多数碎块的那人去统治余下的碎块。某种形式的最强者将始终在统治。若是军事政体，让一个人成为伟大战士的品质也会让他成为统治者。若是君主政体，国王们在资政、将帅和行政官身上看重的品质将带来权力。而在纯粹的民主政体中，统治者将是那些幕后操纵者及其朋党，但他们与选民间的平等，不会大于君主政体下战士或国务大臣与草民间的平等。政府形式的变化更多改变了取得优势的条件，而不是优势的实质。[13]
1703338511
1703338512
一旦密尔和斯蒂芬布好了舞台，平等——不平等之辩就再现了卢梭和康德间早先的自然——文化之争。随着19世纪步入20世纪，支持不平等的最有力论证，不是从早在法美革命前许久已立言的自柏拉图以迄霍布斯的那些不平等主义者处借来论据，而是从查尔斯·达尔文处借用的。
1703338513
1703338514
生物学似乎比形而上学提供了牢靠得多的不平等依据。支持平等的最能服人的论证，不是出自马克思和恩格斯，因为他们（尤其是恩格斯）是达尔文主义者，而是出自以人文主义理想为基础的各种版本的道德哲学，包括有鲜明宗教倾向的那些。双方似乎都同意，一旦我们更好地理解了我们究竟是谁，我们也会更多地懂得我们活在其中的状况。
1703338515
1703338516
1703338517
1703338518
1703338520
自由主义的未来 “半途”悲观论
1703338521
1703338522
拜访过伦敦海格特公墓的人通常都知道，赫伯特·斯宾塞安葬在卡尔·马克思对面，是维多利亚英格兰涌现出来的、在我们思考平等的方式上留下自身印记的又一位思想家。詹姆斯·斯蒂芬主要因为他名扬四海的侄女才被人记住，斯宾塞——不是达尔文——则因杜撰了“适者生存”这个词而闻名。最新一部传记认为，斯宾塞不尽然是往往和他联系在一起的漫画化的、冷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他是一位严肃的利他主义哲学家，妇女选举权的支持者；约翰·斯图尔特·密尔是他圈子里的人；斯宾塞一生最风雅的韵事（虽则无果）是和小说家乔治·艾略特（玛丽·安·埃文斯）相恋。这一切可能是真的。不过事情仍旧是，无论斯宾塞有些什么私生活疑团，他那些极为流行的著作，带给他对当时后世的影响力的著作，不仅满怀教条主义地热情捍卫自由市场，而且视之为进步的进化过程的自然结果。很少有思想家发现自己在美国最高法院的重大判决中被引用了，但斯宾塞就是一个，那时小奥利弗·霍姆斯提出异议，认为该法院的法官们不该凭空从美国宪法文本中读出他的经济学理论来。
1703338523
1703338524
霍姆斯提到的那本书是《社会静力学》（1851），它并非斯宾塞最能服众的作品，至少在他本人眼里是这样。但它是他的第一本书，讲述了他从来不曾退让过的某些基本观念。斯宾塞是个极端个人主义者，甚至有几分像无政府主义者，这一点在他所称的“第一原理”那条断言里说得很清楚：“人人都有做他愿做的一切事情的自由，只要他不侵犯任何他人的同等自由。”在《社会静力学》中，斯宾塞问我们有没有服从国家的义务，他的答案是我们没有：对他来说，自由包含了“中止与国家的联系——放弃它的保护，拒绝掏钱供养它”的能力。虽然斯宾塞本可自认是个自由主义者，但不难理解为什么像霍姆斯这样的20世纪自由主义者们会反对如是声明。如果我们无论何时做出选择，就能合法地从自己身上卸除国家权威，那么政府在帮助我们实现——就任何有目的的意义而言——我们共同选定的目标上就不能有所作为。结果是一种道德，它可能顶多只是迂回的；如斯宾塞所言，道德“不能给予我们关于政府该做什么的直接信息，只能告诉我们它不该做什么”。[14]
1703338525
1703338526
斯宾塞充分意识到，在他周围四处发展的资本主义正在制造显著的不平等：当他在伦敦的出租马车上进进出出时，他虽不会援之以手却注意到“酒馆门边的懒汉”和“闲人”，他们“成千上万”地“蚁聚”全城。我们该对他们做点什么？我们的本能可能想要帮助他们，甚至靠立法救斯民于苦海，但只要人们品性败坏——斯宾塞毫不怀疑这些人品性真的非常恶劣——这样的努力终将被证明是妄想。“不论公民们被安排在什么样的社会结构里，他们有缺陷的天性都会在不端行为中表现出来，”他写道，“没有什么政治炼金术，靠它你可以用铅一般的本能锻造出金子般的行为。”因此我们最好听任自然的进程：“有一个观念，它几乎总是很盛行，而且眼下鼓噪得厉害，它认为一切社会苦难都是可以消除的，消除它们是某某人的责任。这两条信念都是虚妄的。把痛苦和不良行为分离开来是违背事物本性的，随之而来的将是大得多的痛苦。救人于对浪荡生活的天罚，最终使人罚之苦成为必要：禁闭室，踏车和鞭笞。”对康德和密尔这样的思想家来说，人为把人从自然的野蛮状态中拯救出来；对斯宾塞来说，人为是对自然的看似残酷实则公正的惩处的干扰。
1703338527
1703338528
1882年斯宾塞来到美国，在纽约城的德尔莫尼克餐厅受到宴请，招待他的是——用理查德·霍夫斯塔特的话说——“文学界、科学界、政界、神学界和商界的名流们”（斯宾塞不喜欢美国，他认为美国人工作太辛苦，德尔莫尼克宴会之后他马上离开了）。自愿把他的论著推广到美国海岸来的那些人中，最有名的是19世纪末叶耶鲁大学社会学家威廉·萨姆纳。比起社会达尔文主义传统的其他任何作者，萨姆纳都更多地眈视着平等理想，觉得它浊臭熏天。他在《社会各阶级间互有什么亏欠》中写道：“环顾我们四周，挑出就世俗环境而言处于最高位置的那些人，当作我们认为的所有人都可能或应该达到的标准，这是个大大的错觉。对人的不平等的抱怨和批评应用于财富、奢华和物质享受的不平等，却没有应用到知识、美德甚或身体的美貌和强壮上。但是我们应当在我们的最佳水准上获得平等，这明明是不可能的。”萨姆纳不满足于抨击用政府来促进平等的任何努力。他的目标更深沉：批判任何人都有某种义务去帮助任何他人这种观念。社会各阶级彼此亏欠某些东西，这种想法是“根本错误和荒谬的”。对平等的要求必须以高等阶级能够鸠合的一切力量加以抵制。“向往平等是妒忌和贪婪的产物，不存在任何可行计划，既能满足那一向往又能有异于劫甲济乙；结果这样的所有计划都助长了人性最卑鄙的恶习，浪费资本，瓦解文明。”
1703338529
1703338530
像他之前的斯宾塞一样，萨姆纳断定，考虑到我们被赋予的天性，不平等将是我们的宿命。不过在萨姆纳身上，我们开始看到一种领悟，那将逐渐支配20世纪的保守主义思想：不管支持不平等的论证多么貌似有科学依据，它最终必是失败的一方。在萨姆纳的著作里，对不平等的必然性的任何赞同都包含了对现代性允诺的摒弃。现代人愿意相信他们凡事尽在掌握中。他们可能不总是想要更多的平等，可是假如他们决定了想要，他们期望有些积极步骤将被采纳以实现他们的目标。萨姆纳教导他的读者说这样的任何努力都是水中捞月，由此他把自己置于敢作敢为精神的对立面，而他的美国同胞们正以此精神处理着最棘手的困难。萨姆纳向一个乐观进取的民族，提供了大卫·李嘉图和托马斯·马尔萨斯的阴郁的悲观主义，李嘉图的“工资铁律”认为工人拿到的工资很少超过他们的生存成本，马尔萨斯则相信世界人口的增长总是快过食物供应。萨姆纳尽管为资本主义辩护，却是个反现代的思想家。他的国家前瞻时，他却只能后顾。正如霍夫斯塔特所言：“在一个手忙脚乱搞改革的时代，他试图说服人们，他们对自己左右和规划命运的能力的信心是没有历史的、生物学的或任何经验事实的根据的；他们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是听天由命。”
1703338531
1703338532
不论斯宾塞和萨姆纳的思想在当代读者——他们起码期待着对公平对待不幸者的言语承诺——听来可能多么不入耳，这两人有关不平等不可避免的观念，却不曾被丢进历史的垃圾箱。现如今我们不平等主义的定数更可能系于经济学而非生物科学。经济学家归属于社会科学众学科中最严密的那一门，他们（特别是其中自由市场的坚定捍卫者们）通常坚持认为我们都是天生自私的；我们总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地企图最大化我们的自我利益，干预市场运作的任何举措——包括旨在使工资或收入均等的那些——将被证明在最好的情况下是适得其反的，在最坏的情况下危机四伏。我们的命运不在于星相，甚至也未必在于我们的基因，而在于我们的算计；设计一个打算造就较大平等的体系，人的本性就会找到办法实现较小平等。可是在经济学这里，正如在社会达尔文主义那里发生的事情一样，疑云已悄悄潜入分析当中。恰是因为现代人想要平等，才有那么多自由市场经济学家那么坚决地表明他们不能享有平等。
1703338533
1703338534
这种矛盾心理可以在20世纪影响最大的经济学家之一哈耶克的著作中见到。哈耶克本是奥地利人，先是移居英国，再移居美国，他在初刊于1944年的《通往奴役之路》中提出了支持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主张。然而他的书也可以读作一种警告：通往奴役之路太宽太好走，要想阻止人们走上这条路须得付出很大心力。“只要国家承担起规划全部经济生活的责任，”哈耶克写道，“不同个人和群体的应得地位问题必定变成核心的政治问题。”不过有个办法避免这一命运，那就是仰仗自由市场。
1703338535
1703338536
哈耶克此时原本可以说依赖市场会比国家计划带来更大平等，由此论证市场的优越性，但是他的经济见解充斥着李嘉图式阴郁，看不到这样一条出路。反之，他论证说，市场的优势在于它有能力为资本主义产生的不平等分散责任。他注意到，计划经济的麻烦是，一旦政府变得主动，“它不能拒绝为任何人的命运或地位负责”。然而幸运的是，“如果不平等是由非人格的力量决定的，比起它被归咎于人为设计之时，它无疑会更容易被忍受，对个人尊严的影响也小得多”。通过掩盖资本主义今天造成的不平等的数量，自由市场可以帮着减轻未来急切要求更大平等的必然压力。这必须被视为赞同平等与现代生活方式的密切联系的一种主张，不管它听起来多么有悖常理。
1703338537
1703338538
20世纪另一位资本主义的重要捍卫者和推广者米尔顿·弗里德曼，长期担任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是《资本主义与自由》和《自由选择》（与他的妻子罗丝合著）这类畅销书的作者，他也赞成不平等的必然性，同时暗地里承认平等的吸引力可能多么强烈。他做到这一点是靠对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的区分，认为前者是自然的、合意的，相信后者是错误的、不可企及的。对弗里德曼而言，自由主义者的问题在于他们接受机会平等，却经由国家的强制机制把它转变成了结果平等。这并非如弗里德曼可能设想的那样是对自由主义的有力批评。自由主义始终关涉的是给予人们控制他们生活的能力，而无涉于告诉他们怎样生活。自由主义者完全不曾坚持当代政治哲学家迈克尔·沃尔泽所称的某种“原始平等”理想，或是每个人的结果大体相同的一个社会，他们长久以来像英国经济学家和费边社会主义者R.H.托尼在《论平等》（1931）中谈及这个问题一样，执意认为人民需要机会平等以便确保结果不平等；只有当我们拥有大致平等的选择我们之所欲的机会，我们才能选择变得人各有别（费边社是以古罗马统帅、拖延和声东击西战略的大师昆图斯·费边·马克西姆斯的名字命名的，该派别致力于通过最慎重和深思熟虑的手段实现平等）。
1703338539
1703338540
弗里德曼捍卫机会平等同时指斥结果平等的努力，告诉了我们与自由在现代世界的命运相关的一些重要事实。17世纪的新英格兰牧师们，因担心清教徒前辈移民的子孙不能坚守一度寄望于他们的严格的加尔文教义，于是创立“半途信约”，允许人们即便缺乏完美的皈依经验也可上教堂。与19世纪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相比，米尔顿·弗里德曼属于“半途”悲观主义学派：不像他们，他承认平等是个强大的理想，纵使他断然认定它绝难实现。在他的警告后面潜藏着一种认可：纵然从经济学上说真正平等是不可能的，人们依然会奋勉实现它。
1703338541
1703338542
不平等的捍卫者们将他们的论证置于生物学或经济学这种看似很“硬”的科学基础上，因为在现代世界单以道德为由论证不平等变得更加难以服人；假如有人不能光站出来说不平等是好事，那他起码还可宣称我们无力挽回。不平等的支持者自认是现实主义者：他们传递的坏消息是他们所能传递的唯一消息。在他们看来，告诉晚期癌症病人说他没病，这绝无好处，而告诉现代人说世界能够也应该变得更为公平，以此应和他们具有的深层公平意识，这也绝无好处。我们必须听从我们的本能，因为我们不能听从我们的良心。不过，像哈耶克和弗里德曼这些经济学家，虽然诉之于现实主义，甚至虽然他们偶或崇拜犬儒主义，但他们想阻止我们做的事情，他们心如明镜地知道那是我们无论如何都要去做的。约翰·斯图尔特·密尔言之有理：一旦我们洞晓少数人不再能够靠武力统治多数人，多数人将运用其才智把同情心和公正延及所有人。以为这个过程可以被阻停，这是错觉；主张可以的那些人把他们的结论建立在关于世界应该怎样运转的幻想上，而不是建立在世界实际运转方式的现实上。
1703338543
[
上一页 ]
[ :1.703338494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