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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作为一种理想在法国大革命以后也不得势。20世纪的一位作者、以色列历史学家雅各布·塔尔蒙，因他那时代的极权独裁统治而责怪大革命的平等主义趋向，尤其是卢梭的思想；而亲历过那些独裁统治的其他思想家，包括列奥·施特劳斯和德国右翼哲学家卡尔·施米特，发现捍卫保密性、精英主义和独裁比支持类似平等主义原则的任何东西都更惬意。迟至1950年代，一位美国保守文人在回顾法国大革命时，仍会将其当成平等主义状况的终极因，在那种状况下，“人民只是作为不成形的一大堆松散团聚的单元生存着，一种木薯布丁的状态；许多功利主义者和社会规划者镇静自若地盘算那种状况”，但是他——拉塞尔·柯克——却不寒而栗地看着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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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政治哲学家们不愿认可平等主义理想，那些理想还是成了现代世界里施政之道的重要部分。这不是说现代社会试图让人人平等；那样的想法可以与法国大革命后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运动联系在一起，它非但没有兑现自由主义的允诺，反倒成了自由主义最势均力敌的对手，直到20世纪末期那些运动寿终正寝为止。再者，社会主义从未设法实现它所鼓吹的平等。号称正把科学社会主义付诸实践的政府，结果证明它们的所作所为浑然不是平等主义的；党员身份，民族和族群认同，对经济增长或军事威力的贡献，就分出了有势者和无势者。有些自称社会主义的政府，特别是斯堪的纳维亚诸国政府，发展出兼容于自由主义原则的平等形式，但多数时间多数地方的社会主义，几乎在各条战线上都没有通过自由主义的检验：就算它赢得了平等（其实很少做到），它也压制了自由；它偏爱权威主义政府，这导致对自由程序主义的猛攻；它青睐极度的官僚式谨慎，缺乏自由主义的性喜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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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恰相反，自由主义的平等该到《独立宣言》和《人权和公民权宣言》表达的理想中去寻找；法国的那一宣言声称，“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美国的宣言则声称，“人人生而平等”。初看之下，这似乎让人难以置信。《独立宣言》的起草者托马斯·杰斐逊是个奴隶主，因而他头脑里可能具有的不管什么平等，似乎应该与我们今天所憧憬的那种平等风马牛不相及。《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亦可作如是观；它废除了一度授予贵族和教士的特权，却不承认女人和男人平等，不提倡从法律上废除奴隶制。18世纪的平等是个崇高的目标，崇高得从不落到实处。提倡平等，就其最初的表现来看，充其量是程序自由主义的一种形式；它们缺乏实质内容，那时代的思想家也没几人决意提供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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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像历史学家林·亨特在《人权的发明》中所主张的，“人权提供了一个可选择的理想政府的原则。正如之前的美国人所为，法国人宣布权利，这是作为与既定权力日渐决裂的一部分”。通过干净利落地斩断过去，18世纪的革命者们发动起了一个进程，在这当中，既然人们自身是合法性的唯一来源，那么他们所有人，不论其社会地位、种族或性别如何，都将逐渐被视作拥有基本人权。“柏克先生想要否认人有任何权利吗？”汤姆·潘恩想要弄懂写下了对法国大革命的最有名批判文章的那人。“如果是的，那他一定是说任何地方都不存在像权利这样的东西，说他本人也毫无权利，因为这世上除了人还有谁呢？”如同启蒙运动哲学家和数学家孔多塞在大革命期间所说，权利是一桩全有或绝无的事情：“要么人类中无人享有真正的权利，要么所有人都有同样的权利。”[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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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恩和孔多塞各以其自身的方式证明了他们是先知。当政治哲学家们正在大肆鞭挞平等理想的时候，平民百姓却将两大宣言的理想视为福音。自法美革命以来的两百多年里，现代公民已逐渐把平等看成一种权利，完全与言论自由权或宗教自由权同等重要的权利。他们还坚持说，人民不光有平等权，那种权利也应当被实现；当代世界的福利国家与那两场革命的理想是一脉相承的。平等被证明并非幻影甚或危险理想一类东西。它升到政策和政治的顶层是不可避免的，它的哲学对手们，无论多么雄辩滔滔，谁也无力阻挡它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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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的必然性改变了我们思考何者是可能的而何者仅是梦想的方式。前现代社会被阶级和身份分割得太严重了，太专意强调血统优越性应礼敬有加而功绩和个人成就该当忽略不计，太乐于认为由此生成的不平等是神圣计划的杰作，以致坚持平等价值或待遇的所有人都可以当作没救的天真而不予理会。现实主义要求我们接受世界的现在这般模样，而那时存在的世界骨子里就是不平等的。反之，在现代社会，平等已成为铁定事实，反对它的人变成了真正的浪漫主义者，接受它的人才是心明眼亮的现实主义者——也就是说，假如还有可能发现什么人反对它的话。下文我们将会看到，如今连政治守旧势力也宣称是平等之友；他们强调说，恰恰是左派代表了当代社会的真正精英主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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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由主义者来说，这是意义重大的一次转变。为了实现平等，现代社会无须如平等理想的批评者所言，让人性弯曲变形。相反，正是平等的反对者在强求做不到的事情，要求现代人像他们那样无视较大平等的实现所带来的一切改善，而心向一种假定的自然状态，那种状态不但从未存在过，而且就算它不知怎地实现了，也会把人降格到他们最原始的本能层次。正如自由主义者需要恢复让个人能够塑造其命运的人类目标意识，他们也需要想起，无平等的自由是空洞无物的，一如无自由的平等是威权主义的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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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的未来 三位维多利亚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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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德蒙·柏克并非惊恶交集地看待追求平等的热望在法国释放出来的东西的唯一英国观察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原计划写一本论法国大革命的书，但抽不出空来，就鼓励他的朋友托马斯·卡莱尔替他承担这项任务，后者那时已经出版了他的第一部重要作品《旧衣新裁》（Sartor Resartus）。卡莱尔欣然应允，他急于赢得国中最优秀的这位维多利亚政治哲学家的赞赏，便把第一卷书稿——仅此一份——送给密尔阅览，不料被密尔的侍女不小心丢进火里烧了。最后，卡莱尔重写了丢失的部分，《法国大革命》全书三卷于1837年出版，立时洛阳纸贵——这也多亏了肯定深感歉疚的密尔的精辟书评。卡莱尔不如柏克那样同情君主制，因而不那么偏袒一方，他把他的书变成了论证英雄行为在社会中的重要性的一场辩说。不过跟柏克相似的是，他意识到一旦贵族制被推翻，让路给中产阶级，各种灾难都将纷至沓来。卡莱尔这部书的很大篇幅将法国大革命描绘成在下者要捣毁在上者特权的那股激情所鼓荡出的流血漂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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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密尔可能就法国大革命写出什么样的书。但我们的确从他的其他著作得知，不管密尔对卡莱尔或诗人柯勒律治这些浪漫主义者有多敬重，他不会成为他们那样惊恐的不平等辩护士。这不是因为可以在密尔的最有名著作《论自由》中找到的许多东西；在那篇论文中，密尔直言不讳地写到了大众。密尔真正平等主义的思想是部分受他妻子哈莉特·泰勒启发的那些，可参见出版于1869年的《妇女的屈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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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的屈从地位》是一篇摄人心魄的文字，因为它如此敏锐地预见到将要联合在20世纪女权运动周围的那些力量。妇女们竟不能以她们的名义拥有自己的财产，这令密尔骇然。他抨击一种观念，即为人妻为人母而非当个作家或科学家，从某种角度看才是女人本性的分内之事。密尔力证妇女选举权有理，很久以后才有国家接近于奉行这样的政策。最引人注目的是，他认识到，在对婚姻的维多利亚礼赞底下，暗藏着针对女性的现实的、非常严重的暴力之可能，包括婚内强奸。“不管她不幸地被一位多么野蛮的暴君拴住——虽然她可能知道他恨她，虽然他可能把折磨她当作每天的享乐，虽然她可能感到不能不厌恶他——他可以违反她的意愿，强制她进行人类最堕落的行为，以她为发泄兽欲的工具。”虽然密尔在他的国家并不是第一个表达这些思想的人——他不吐不快的很多话，沃斯通克拉夫特在她1792年出版的《女权辩护》一书中早已提出了——但是如他的一位传记作者所说，他的书“是激进女性主义的一份奠基性文件，并依然是英语中最出色的辩论之一”。关于他那时代的一些最习以为常的日常残酷行为，很少有人写过比这更震撼人心的文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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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尔特别地赞成女性平等权利，这是因为他对更普遍的平等有所领悟。维多利亚时期的英格兰是个十分道学的社会，不过至少就平等而言，它却不是一个很道义的社会：多亏了这个时代最著名的小说家查尔斯·狄更斯，对于不平等怎样能够阻碍人的性格的正常发展，我们读到一些最扣人心弦的描述。尽管密尔那时代的不平等无处不在，他不知何故意识到，不平等没有真正的未来。他指出，过去的情形是体力决定了谁治人谁治于人。只要事情是这样，社会就不过是一种无情本性的法典化而已，在那里，主人可以拥有奴隶，男人可以控制女人。社会习俗和制度围绕着这样的关系成长起来，但是它们“把仅仅是生理的事实变成了法律的权利”。如果你看穿这些社会讲述的关于它们自身的故事，你会发现它们是被武力法则统治着；它们野蛮起源的污点永远不能完全洗净，因为——这么说吧——到了紧要关头，野蛮的招数总是会被使出来以保住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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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再按这样的方式生活。密尔继续说：“事实是，现在的人和前两三代人对于人道的原始状态早已失去了一切实际的辨识力。”想凭绝对的体力进行统治不再行得通了，因为现代世界被一种压倒性的社会学事实支配着：“人不再是生而即有其生活地位并不可改变地被钉在那个位置上，而是可以自由地运用其才能和有利的机会去获取他们最期望的命运。”产生这个结果花了一千来年，但既然它客观存在于此，男人依靠他们的体力优势控制女人的能力，最终将重蹈强制征兵这类暴行的覆辙，后者不顾男人们的意志，风急火燎地把他们送到海上。如密尔所说：“我们正进入一种秩序，在这种秩序中，公平将再度成为主要美德，如以前基于平等一样，现在也基于同情心的联合。它的根不再植于平等者自卫的本能而植于他们之间存在的有教养的同情心。现在，一种平等的标尺施与所有人，无一被漏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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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尔不相信人有很多东西要向自然学习，这一点他像康德，太不像卢梭。他在《自然》一文中写道：“对文明、艺术或发明的所有赞誉，都是对自然的厉声谤毁，是对不完美的承认，而尽力改正或缓解这种不完美正是人的使命和勋绩。”这样的思路拓展了他的平等思想。就自然而论，有些人因为更孔武有力而对别人拥有权力，恰为此故自然界本质上是不平等的世界。但是由于现代人不是生活在自然中，而是为文化所铸就，现代的同情心就和野蛮时代的暴力一样重要。现代性让众多人们生活在一起，一个人的成就有赖于其他每个人的潜能。在这些条件下，“行为，并且只有行为值得尊敬”，密尔在《妇女的屈从地位》中这么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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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或许认为，现代人的互相倚赖会降低他或她所有的自行其是的自由。但是密尔坚持认为实情恰恰相反。现代社会赋予个人前所未有的自由，但像之前的一切社会那样，它也执意强调，人们具有要求他们约束自身行动的责任。一个信奉自由的社会，怎能保证它的公民履行那些责任呢？只有依靠人民自己认识到，“每个人用自己的责任感，用他自己的良心能够赞同的这类法律和社会制约，去自由地控制其行为”。职是之故，自由远不是像《论自由》里经常显出的那样对立于平等，它的存在使平等更其必要，因为只有在尽可能多的人拥有做出自我克制这一选择的行事能力时，选择才能真正实施。“任何交往（society）都是不进则退”，密尔写道。现代社会要么靠促进它全体成员间的平等而兴盛，要么因限制这样的平等而停滞。[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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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所有维多利亚名人都同意密尔之见。奋起抗击密尔之人中有个叫詹姆斯·斯蒂芬。密尔的父亲本身可能已算是知名哲学家了，但斯蒂芬出身于更显赫的家世。他的祖父是以克拉朋联盟著称的那个福音派导向的改革社团的成员，娶了废奴主义者威廉·威伯福斯的妹妹；他的弟弟莱斯利·斯蒂芬是杰出的编辑、作家和登山家；他还是莱斯利的女儿弗吉尼亚·伍尔芙的伯父。斯蒂芬以驳斥密尔的主张为己任。他的代表作写于1873——1874年，冠名为《自由、平等、博爱》，对某种贵族保守主义者认为自法国大革命以来乱套了的一切事情，做了心思缜密但又有点爱唱反调的总结。斯蒂芬相信，自由、平等、博爱已成为一种宗教，密尔就是它的先知。对道德秩序的尊重要想再度受到重视，密尔的思想不可不彻底证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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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斯蒂芬让法国大革命口号的三个组分都遭受批判性分析，但他对平等的那些点评非常有意义，因为它们预示了想证明追逐平等必定是多么徒劳无功的几乎一切后继努力。是社会应该被塑造得适合人民的实际境况呢，还是人民应该被教育、鼓励去践行他们能够成为什么样的那一理想？斯蒂芬坚定地答以前者。他写道：“政府应该适应社会，就像人的衣服要合身一样。”（他和卡莱尔一样特别痴迷于衣裳）既然一个人的衬衣尺寸非他可以选择的，而是由自然赋予他的躯体决定的，斯蒂芬认为，政府必须尊重人们体型各异的事实：“当人们不平等时，靠法律创设假定他们平等的权利和义务，这无异于削足适履。”我们可能被诱导着相信，就权利和义务而论，人人都应受到平等对待。但这是大错特错的：“权利和义务应当像对衣服一样加以塑造，保护、维持社会处于它天然所处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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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密尔相信，支持一般性的平等的理据，通过展示两性平等的价值，可以得到最佳阐释，斯蒂芬也认为男女间天生的不平等证明了一切不平等的必然性。因为“两性的生理差异影响到人体的每一部分，从头发到脚趾，从骨骼的大小和密度到大脑结构和神经系统特征”，所以“世上的千言万语都无法撼动一个命题：在任何意义上男人都比女人更强壮”。因此，虽然我们不妨一试，但我们永远不能抹除武力在世界上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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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权力改变了形式，却没改变它的实质。将政治权力切成碎块的结果，无非是让能赢得最大多数碎块的那人去统治余下的碎块。某种形式的最强者将始终在统治。若是军事政体，让一个人成为伟大战士的品质也会让他成为统治者。若是君主政体，国王们在资政、将帅和行政官身上看重的品质将带来权力。而在纯粹的民主政体中，统治者将是那些幕后操纵者及其朋党，但他们与选民间的平等，不会大于君主政体下战士或国务大臣与草民间的平等。政府形式的变化更多改变了取得优势的条件，而不是优势的实质。[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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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密尔和斯蒂芬布好了舞台，平等——不平等之辩就再现了卢梭和康德间早先的自然——文化之争。随着19世纪步入20世纪，支持不平等的最有力论证，不是从早在法美革命前许久已立言的自柏拉图以迄霍布斯的那些不平等主义者处借来论据，而是从查尔斯·达尔文处借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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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似乎比形而上学提供了牢靠得多的不平等依据。支持平等的最能服人的论证，不是出自马克思和恩格斯，因为他们（尤其是恩格斯）是达尔文主义者，而是出自以人文主义理想为基础的各种版本的道德哲学，包括有鲜明宗教倾向的那些。双方似乎都同意，一旦我们更好地理解了我们究竟是谁，我们也会更多地懂得我们活在其中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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