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338690
1703338691
拜伦的诗作于1812——1818年间。就在那些年里，一位名叫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的军官短暂地离开了普鲁士军队，以抗议它与拿破仑结盟，然后又回来参加了滑铁卢战役，最终被任命为柏林军官学院校长。克劳塞维茨的军事著作是华兹华斯、拜伦和其他浪漫主义诗人无缘得见的，因为《战争论》要到1832年即克氏身故一年以后方才出版。虽然克氏分享了他那时代的诸多浪漫主义情感，他却深晓——恰似浪漫主义诗人不知——战争的适当方法是一种现实主义方法。在《战争论》里，英雄气概和荣耀退隐幕后，组织和战略占据前台。战争不是艺术而是科学。成功作战需要冷静和临床的精确，而不是胆大妄为的冒险主义。真的，战争首先是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的场所。但那也说明为什么战争中的刚强“不是指感情强烈，即不是指感情激昂……而是指在最激动或热情奔放的时候也能够听从智力支配的一种能力”[17]。
1703338692
1703338693
克劳塞维茨绝不是自由主义者，可是他的战争思考提供了自由主义者需要玩味的言语。自由主义不是和平主义；即便在康德论永久和平的文章中，他也写道：“人们不能要求一个国家放弃它的体制……只要它冒有马上被别的国家所吞并的危险。”[18]如果战争是必要的，我们可以本着密尔就托利党人所提问题的精神问道，那么我们应该从事何种战争？认识到战争的成功需要控制好人的情绪，自由主义的回答必定是，当维持和平所需的冷静客观瘫痪了的时候，战争是必要的。而且，寻求和平之道必然影响从事战争之道。如果平民生活的状况为胆气和荣耀所主宰，沉浸在追求国家荣誉中，弥漫着对胜利的欣悦预期或对失败的末日预警，那么战争的状况可能超过必要程度而变得更加暴烈和漫长。反之，如果国内政治以妥协和协商为特征，政治党派彼此相待如竞争对手而非敌人，公共争论着眼于国家利益问题而非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那么国际舞台上的冲突更可能处理成有待解决的问题而非视之如有待取胜的圣战。克劳塞维茨有句广为人知的话，说战争是另辟蹊径的政治。这不是说国内政治应当视作生死斗争。相反，它意味着必须以赢得战斗所需的同一种现实主义意识来从事政治。
1703338694
1703338695
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和拜伦的浪漫主义尚武思想，在拿破仑这位“行动中的诗人”（作家和保皇党人同时也是托克维尔叔父的夏多布里昂这么称呼他）战败后的欧洲灰飞烟灭了。但是，作为在输入地比发源地延续更久的出口物的一个例子，美国南方对武德的颂誉持续不衰，夏多布里昂曾于法国大革命之后造访过该地区。美国人爱把他们的革命看成是同欧洲风习的决裂，就诸如建制宗教一类的问题而论，它的确是的。但是对于有关军事在壮大中的商业社会中的恰当角色问题的欧洲辩论，美国不是回避，而是将两种主张分别输入了这片国土的两大区域。北方——如史家威廉·泰勒所言——效法新英格兰人：勤俭节约，有条不紊，不被感情左右，信奉高教会派新教，有理性；南方仿照骑士派诗人塑造自我形象：冲动，侠义，追求荣耀，信奉福音派，甚或有时信奉贵族气的天主教，最重要的是浪漫多情。不妨想想在马萨诸塞州的丹尼尔·韦伯斯特和南卡罗来纳州的罗伯特·海恩之间就合众国的性质问题爆发的著名的1830年争论。据泰勒看来，关于政治权力是属于联邦政府还是留给各州，两位演说家显然援引了迥然不同的生活观念：“海恩让自己扮演了一个热情的骑士派诗人的角色，不时地滑入攻与守的军事术语中去。韦伯斯特是超然的北方佬派头，平和、冷静、审慎。”激情与利益在此形成反衬，把它们映衬起来的不是在18世纪的苏格兰写作的自由市场的捍卫者，而是在19世纪的华盛顿特区争辩奴隶制的是非的政治家。
1703338696
1703338697
就像史学家们习以成性的那样，他们对南方多大程度上执迷于尚武精神存有争议。有人写到了该区域世所罕见的好斗，它的热衷于攻击，它的执着于为了荣誉洗雪冤屈，它对暴力的同情，另一些人则轻忽南方相对于国家其余部分的独特性。不过几乎没有疑义的是，用塞缪尔·亨廷顿的话说：“群体的自我利益，对封建时代浪漫主义的一种返祖性忠诚，以及农耕经济——这一切激发了南方的尚武精神。”内战前南方人主导了美国军队，他们有些人——特别是安德鲁·杰克逊——不信任西点军校和军事专业主义的任何气息，而赞同受法国大革命启发的一种极其浪漫的观念：天生的军事天才会从各种等级的普通战士中几乎自发地涌现出来。
1703338698
1703338699
然而久被视为与南方同体的军事浪漫主义不会万古长存。现代军事专业主义，不论其地理源头何在，都不能忽视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见解。亨廷顿在《士兵与国家》中写道：“军人一般反对鲁莽的、进攻性的、好斗的行为……他总是喜好有准备，但从不觉得准备就绪了。因此，专业军人对国家政策的制定贡献了一种慎重、保守、克制的声音。”毫不意外地，内战期间和之后，南方虽然还保持着同尚武精神的亲和性，却降低了对浪漫主义的倾向性。军事学院在南方蓬蓬勃勃，而且与杰克逊背道而驰的是，整个19——20世纪，南方人云集在西点并担任了军队的领导职位。浪漫主义换成怀旧的形式残存下来，怀念“石墙”杰克逊的战术才华和罗伯特·李的贵族雅致。但正如北方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进入了现代一样，南方通过军事化、官僚化和政府增长而变得现代。怀旧留在适宜怀旧之地，在文学和回忆中，不在战场上。
1703338700
1703338701
浪漫主义仍会持续繁盛于美国生活稀奇古怪的角落缝隙里，不仅在南方的怀旧中，也在西大荒的冒险故事中，在20世纪初期格林威治村反中产阶级习俗的艺术造反中，延伸至我们的时代，在以1960年代反文化驰名的那种爱默生思想的复兴中。而且当浪漫主义表现出它的20世纪形态时，它就像在早先时代那样，表露于政治光谱的两端上。职是之故，当我们今天环顾四周搜寻活动着的浪漫主义想象的范例时，我们同样可能既在认同反文化的人中间发现它，又在声讨反文化的人中间发现它。美国政治中被当成保守主义的好些东西，理解成浪漫主义更恰当，没有谁比那位在好莱坞梦工厂成熟起来的小镇美国之子罗纳德·里根，更能体现那些怀旧的渴望了。
1703338702
1703338703
在《罗纳德·里根：命运、自由和历史形成》中，历史学家约翰·帕特里克·迪金斯为将里根视作浪漫主义想象的化身做出了最佳论证。迪金斯提到，开国者中里根最喜爱的人不是詹姆斯·麦迪逊（因草拟宪法而闻名）那种清醒的现实主义者，而是汤姆·潘恩那种煽风点火者；潘恩帮着在北美引发一场革命，然后跑到法国参加另一场革命。虽然里根吸引了基督教保守主义者，但他的个人宗教观更多归功于爱默生而不是加尔文；怡然的超验性，而非为罪恶所苦的绝望，刻画了他所拥有的任何唯灵论的特征。他的经济观像是借自亚当·斯密，但它们将斯密对不劳而获的财富的冷嘲热讽替换成了对金钱能买到的一切好玩意的瞪大眼的惊奇。他可能称苏联为“邪恶帝国”，却也选择了一种乌托邦式对外政策观，它违反所有专门军事知识，坚持认为一种万无一失的军事武器防护盾能够保护美国抵御来袭的导弹，同时又违反所有专业外交建议，主张总统可以和俄国人坐下来磋商销毁核武器。对一如既往脱离民众的政治那个犬儒世界，里根带来一种简单幼稚，它更多关乎这位西部人的虚名，而无关乎西方的没落。
1703338704
1703338705
正是在里根的总统任期内，新保守主义开始作为美国生活中一支重要的思想和政治力量崭露头角，而且新保守主义者像他们如此感恩戴德的那人一样，被吸引到带领19世纪早期英格兰诗人去歌颂战场的那种浪漫主义幻象上去。有位更有趣的新保守主义者维克多·汉森，从前是个农场主，如今是研究古希腊的学者。他争辩说，历史学家们曾经检视过著名战役，为的是吸取有关人类境况和社会本性的教训，但是我们已丢掉了这一传统，需要把它捡回来。“战斗会显出我们每个人是懦夫还是英雄，”他在《残杀与文化》里写道，“19世纪的逻辑是，培养我们品行的好办法，莫过于阅读过去战斗中所固有的英雄事迹和怯懦行为。”在汉森看来，“文化的力量和奥秘”有助于解释何以有的国家擅长打仗，别的国家却不在行。他尤为痴迷西方的战争方式：“歼灭的思想，消灭敌人的肉搏战的思想，似乎尤其是种西方观念，对欧洲外发现的那种仪式性的战斗与对诡计和消耗的强调而言，大体上是陌生的。”汉森想把他的读者直接带入战斗经验之中，以便他们可以亲眼目睹极端形式的人类行为。如果说西方人自由地过着秩序井然风度翩翩的生活，那是因为有甘愿为了他们的利益抛头颅洒热血的士兵们守卫他们。汉森总结说，我们永远不应为战士存在于我们中间而羞耻，反而应该为他们具有我们常常匮乏的勇气而感受到对他们的义务感。
1703338706
1703338707
汉森是在2001年9月11日的袭击发生之前撰写《残杀与文化》的。当布什总统对那天的事件做出反应，宣布要打响一场反恐战争的时候，汉森观察到他的同胞们未能充分应对他们面临的军事挑战——至少他这么看。“9·11”袭击之后汉森写了一篇更有趣的文章，文中他回归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对激情与利益的思辨上。他写道：“西雅图的郊区足球场，同也门的荒野、利雅得的宫殿或共和国卫队的营房不是完全一样的地方。”他这般比较，不是要赞美拿铁文化而是要埋葬它。代表西雅图的——照字面说来——是它的参议员帕蒂·默里，令汉森鄙夷的是，默里相信设若我们只要以对外援助的形式给好战的阿拉伯人奉上钱财，他们将不那么可能仇恨我们。那真是漂亮的、有益健康的姿态，汉森指控说，但它全然没有认识到我们的敌人爱好暴力。“美国不能输掉战场上的搏斗，”他得出结论，“但是，假如极端主义者伸手拿枪的时候，我们的公民和领导人却伸手去拿他们的支票簿，我们可能非输不可。”我们的任务不是让他们爱我们，而是比他们所能做到的拿起更多的枪支，还要更快地拿到它们。
1703338708
1703338709
评论家们已经发现很难选择合适的词语描述那些新保守主义者的战略观点的特征，其中包括像威廉·克里斯托尔和查尔斯·克劳萨默之类思想家和权威人士，他们在小布什政府时期成了狂热战争的吹鼓手。传统上，对外政策被归类为不是现实主义的就是理想主义的。新保守主义者强烈反对“现实主义者”一词，在他们看来，该头衔指称将全球稳定作为第一优先却罔顾提供这种稳定性的诸国的意识形态的某些人。他们相信，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詹姆斯·贝克三世以及老布什政府的其他对外政策官员们，非常愿意接受一个腐败而不民主的沙特阿拉伯政府，非常不愿结束反对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的任务，哪怕就在他们让他落荒而逃的时候。假如那是现实主义，新保守主义将和它毫无关系。
1703338710
1703338711
然而，如果“现实主义”一词不适用于新保守主义，“理想主义”也不适用。有过一个短暂的时刻，新保守主义者似乎乐于接受这个标签，因为他们要将入侵伊拉克合理化，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威胁被证明子虚乌有之后，就说那是给野蛮独裁政权所统治的国家带去民主的一种努力。但是美国历史上典范的理想主义者是伍德罗·威尔逊，新保守主义者远离威尔逊的程度不亚于他们之远离老布什。威尔逊的非凡外交贡献是国联，与之相对，新保守主义者一直坦率地蔑视顶替国联的机构——联合国。他们喜欢的不是与他国合作的某种威尔逊式理想，而是不加制约的美国强权。无论如何这不是理想主义，而是一种美国中心的单边主义。
1703338712
1703338713
像汉森、克里斯托尔和克劳萨默这些新保守主义者最好是被理解成浪漫主义的。并非所有新保守主义知识分子都变成了浪漫主义者。有些人——比如福山——保持着生而有之的对狂热言行的谨慎怀疑。事实上福山最为出色地分析了他曾经归属其中的那个俱乐部的有些成员如何丧失了浪漫主义的热忱。他在《美国处在十字路口》中敏锐地注意到，第一代新保守主义者怀疑人类具有拟定出指导世界向政策制定者所选目标进发的计划的能力。在国内政策上，这导致新保守主义者夸大了本意是要缓解贫困或提升社会公平的政治改革却以适得其反收场的可能性。早期新保守主义者的对外政策观点同样具有淡乎寡味的特点，政治科学家（后来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珍妮·柯克帕特里克所写的一篇文章《独裁政治和双重标准》最清楚地说明了这点。该文于1979年发表在《评论》杂志上，区分了极权政府和威权政府，在敦促坚决抗击前者的同时警告人们不要蓄谋推翻后者。作为从前的政治左派，新保守主义者往往采取一种清醒的世界观，怀疑追求完美的乌托邦主义。
1703338714
1703338715
这话不适用于年轻一代的新保守主义者，他们有些人真是前代保守主义者的孩子。第一代新保守主义者是社会科学家，被世界的不可预测性搞得很谦卑。追随他们脚步的那些人是政治哲学家、小说家、史学家、辩论文作家和人文学者，因他们对人心的见解的确定性而自以为是。威廉·克里斯托尔是《旗帜周刊》的主编和最杰出的第二代新保守主义者之一，继承了他父母的一般观点：父亲欧文·克里斯托尔，几乎凭一己之力发起了新保守主义运动，母亲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一位研究维多利亚英格兰的历史学家。但是就外交政策而言，他摆脱了一切小心和疑虑，主张美国可以把民主制度移植到以前敌视我们的地方，帮着创造一种新世界秩序，在那里，美国的支配地位或可淘汰掉权力均衡的观念。还有其他人加入他的队列，他们继承了里根年代的浪漫主义，不过在这么做时，去除了爱默生式的乐观主义，赞成浪漫主义的哥特式面相：照他们的理解，世界充满了黑暗力量，在这背景下，唯有果断行动才会提供某个美满结局的前景。
1703338716
1703338717
伊拉克被证明是新保守主义者极好的测试案例，用“浪漫主义的”一词来描述它的规划师们所遵循的战略和策略，是再妥帖不过了。伊拉克的历史被忽略了。它在中东地区跟其他国家的对抗被淡化了。把萨达姆·侯赛因赶下台的后果——小布什的父亲在他的回忆录里以现实主义的深谋远虑讲得一清二楚——被低估了。对职业军官和外交家的清醒审慎所持的一种杰克逊式怀疑，引导着新保守主义者的战略思考，也引导着要让其他国家唯美国意志是从的决心。战后重建规划是由这样的幻想指导的：仰赖自由市场，就能奇迹般地恢复伊拉克经济。这不是马基雅维里或克劳塞维茨所说的那个世界。这是一些梦呓似的帝国狂热者所说的世界，比如英国的那位儿童故事作家鲁德亚德·吉卜林，以及有“阿拉伯的劳伦斯”之称的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这里或许如卡莱尔希望的那样有个历史英雄，只不过它会是一个伟大的民族而不是一个伟人。那片英雄的国土从事的史诗般事业将是把西方文明之利带给落后的人民，后者必会永远感念它。
1703338718
1703338719
新保守主义在伊拉克的外交政策的显著失败，提出了“何以为继”这个重要问题。福山力主他所称的“现实主义的威尔逊主义”，将一方面多边的、催生民主的策略与另一方面对权力均衡必要性的冷峻理解融为一体。但福山没道理要创造一个新词，偏偏还是个冗赘的词。“现实主义的威尔逊主义”无非是“自由主义”的另一种说法。自由主义的外交政策以利益而非激情为指南，是经验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在就应否动用军队而做出决定之前，它的第一要务是搜集有关应该怎样动用军队的尽量多的信息。但是自由主义的外交政策不是不分黑白地玩世不恭；自由主义者相信，当有同样多的潜在交战国本身都是自由国度的时候，和平最好是维持下去。它不寻求把自由民主制强加给不能使之运转的那些国家。它的确试图创造一种自由主义的全球秩序，其中有尽可能多的政府打消了浪漫主义梦想，避免了不切实际的期望，抑制了宗教和意识形态的狂热。
1703338720
1703338721
摆在西方面前的贴切对比不在金星（战神）和火星（爱神）之间，如新保守主义者罗伯特·卡根在《天堂与实力》中所说。它在阿波罗和狄奥尼索斯之间。一般性地就人类事务而言，但特别就结果是破坏和死亡的那种人类事务而言，最好的建议是，把醉人的饮料留在家里以备不时之需，反倒把戒酒的持重带到谈判桌上，善加维护。安全，更多的安全，并不总是我们趋求的一桩坏事。
1703338722
1703338723
1703338724
1703338725
1703338727
自由主义的未来 民族的诞生
1703338728
1703338729
对19世纪早期的浪漫主义者来说，民族主义是军国主义的堂兄妹。当法国大革命以后拿破仑大军横扫欧洲之际，受法国威胁的各国知识分子，尤其是在尚未统一成民族国家的日耳曼土地上的那些人，反而更加坚持他们自身独特的历史、民俗、观念、语言和习惯。法国的每样东西——笛卡儿式理性主义，恃才傲物，轻佻的时尚，伏尔泰式怀疑主义——都给他们空洞、虚假的印象。他们的大名——哲学家赫尔德（1744——1803年）和费希特（1762——1814年），诗人、散文家阿恩特（1769——1860年）——在今天不是特别如雷贯耳，但是他们助产的思想运动即民族主义，成了整个19——20世纪一股势不可挡的力量。自战争和革命造成的混乱中降生，民族主义提供了一帖止痛药膏。“民族乃最高权威的这种观念，有时被笼罩在一种神秘的或救世的狂热之中，取代了教会、国王、法治或其他终极价值的源头，”以赛亚·伯林在《民族主义》一文里写道，“从而缓解了群体意识受伤之痛，不论它是由谁造成的——外来之敌，本土资本家，帝国主义剥削者，或者人为设置的、没心没肺的官僚机构。”
1703338730
1703338731
伯林分辨出四种特性，它们说明了为什么浪漫的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代表现代世界上两种对立视野。首先，民族主义者相信“人们属于某个特定的人群，该群体的生活方式不同于其他群体；组成群体的那些个人的特征由群体特征塑造而成，撇开群体就无法理解，而界定群体是根据共同的疆域、风俗、法律、记忆、信仰、语言、艺术及宗教表现、社会制度、生活方式……正是这些因素塑造了人类、他们的目标和价值观”。换言之，民族主义意味着特殊主义；各处的人各不一样。你是你出生的地方。在你出生之前很久就存在着的种种力量决定了你将成为什么样子。恰如你的母语是你自己无法选择的，你的全部生活方式是别人所做决定的产物：你的父母，他们之前的他们的父母，有些情况下还可一直追溯到迷失于历史深处的那些祖先。因此如果你像密尔之类自由主义者所做的那样，坚持主张你能够——甚至必须——选择你的生活方式，那就太傻了。你的生活方式早已被选定了。
1703338732
1703338733
民族主义的第二个特征是偏爱自然性胜过人为性。如同费希特在他1806年的《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中所言：“讲同一种语言的人们早已在有一切人为技巧以前，通过单纯的天性，靠许多不可见的纽带联结在一起了。”[19]民族主义者像浪漫主义者一样，和卢梭而非康德同调。人们所属的民族在两种意义上是“健全的”（wholesome）：它们是纯洁无瑕的，它们不能化约为它们的组成部分。民族像物种一样进化，干扰它们进化过程的任何努力——比方说向新来者开放边界，或者增补另一种语言作为主导语言的替代——都将让它们踏入错误进程。然而不同于物种进化的是，社会进化不受科学法则支配。人工不适宜民族的活动，不仅因为民族是自然的，也因为它们是神秘的。你永远不能完全理解的那些力量把你和你的民族绑在一起。
1703338734
1703338735
为什么你应当服从国家的权威？照伯林说来，民族主义者的答案是，因为它的权威就是为你和像你的那些人预定的。“这等于说，应当遵守这些规则、信条或原则，不是因为它们通向美德、幸福、正义或自由，不是因为它们出自神灵、教会、君主、议会或得到普遍认可的其他权威，也不是因为它们本身就是善的或正当的，故而对既定情境中的所有人本就普遍有效；毋宁说，遵守它们是因为这些价值是‘我的’群体的价值。”民族以“我们”为荣。民族主义者所能做的最糟的事情，就是拿他自身社会的价值与某种抽象标准——譬如，任何理性实体在无知之幕后面会做何选择——相比较，以此评判它们的优劣；因为对民族主义者来说，没有什么中立标准高于和特定民族相联的互相竞争的诸标准之上。正如自由贸易有利于主导了全球市场的国家一样，普遍的对错标准有利于自称其原则为普遍原则的那些国家。当被问及我们如何证明我们行为之正当时，民族主义者只有一种回答：这是我们这儿的做事规矩。更好奇的人可能有心查考别人那儿是怎么做事的，但这无关紧要。我们的世界，就我们而言，是唯一有重要意义的世界。
1703338736
1703338737
最后，民族主义必须要有呼吸空间。“假如我的群体——让我们称它为民族——想自由地实现其真正的本性，就必须清除道路上的障碍，”伯林如是说，“凡是阻碍着我所认为的我的——也就是说，我的民族的——最高目标的东西，就不能允许它具有与这种目标同等的价值。”[20]理论上讲，民族的完整性可以通过退避到它的边界后面自绝于世界其余部分而妥加保护。但是因为民族主义者坚执一种消极的人性观，他们通常相信其他民族会十分嫉羡他们本民族的精华，想占为己有而后快。于是保护本民族就牵缠着预判他民族的威胁，如若必要则通过先发制人来确保那些威胁永不得实现。以这样的方式，浪漫的民族主义与浪漫的军国主义联系起来了。保卫民族的那些人最体现民族灵魂。在伯林看来，从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到非理性的种族主义是一脉相承的，更别提对外政策的救世信念，那都是20世纪法西斯主义的特点。一旦理性和启蒙的全部标准被扫进民族主义者拨旺的情感烈焰之中，极端情况下对领袖（Il Duce）或元首（Der Führer）的崇拜就应运而生了。
1703338738
1703338739
美国既没经历过法国大革命，也没经历过拿破仑征服引发的动荡；甚至刚好相反，拿破仑还以优惠得可笑的条款把路易斯安那送给美国，从而加强了它的力量。当代读者习惯了美国领导人舞弄出来的美国权力的耀武扬威，因而虽然他们听来很奇怪，但美国在其大部分历史上确实极少经历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后者是19世纪德意志的典型特征。路易斯·哈茨在唤起人们注意洛克式自由主义弥漫于美国里里外外的时候，指出美国19世纪早期最大的民族主义者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约翰·马歇尔，他们的民族主义是“法律意义上的，不是社会意义上的，是在捍卫一个联邦政府，而不是在任何卢梭式意义上拥抱美国平民社群——反讽的是，杰斐逊的‘反民族主义’倒是这么做的”[21]。美国的民族主义太醉心于开疆拓土，没有格外着意于崇拜这片国土。它的注意力更多指向合“众”为“一”，而不是美化它任何一个组成部分的民间传统。美国民族主义者是银行家和法学家，不是诗人和语言学家。
[
上一页 ]
[ :1.70333869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