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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或许倾向于宽容浪漫派诗人之为军国主义所诱惑，因为他们写诗是在美国内战和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表明军事交锋可能真有多么残酷之前。但是他们的观点不能如此轻易地一解释就搪塞过去，那时的其他思想家（譬如克劳塞维茨）已经认识到武装斗争的现实。即便人们要宽恕拜伦勋爵更炽热的狂想曲，因为他是诗人，有权天马行空，但对我们这个时代里接受了浪漫军国主义衣钵的那些人也不可作如是观。韦伯警告说，国家对暴力的垄断应该带来公正审慎的领导人，这话是对那些一窍不通的新保守主义知识分子的清醒指斥，是他们帮助发动了美国对伊拉克的想入非非的战争。侵入那个国家五年以后，乔治·布什对驻扎在那里的美国人这样说道：“你知道，直面危险……想必让你们很激动……某种程度上很浪漫。你们真的在创造历史，谢谢你们。”一位美国总统，在这么多年劳而无功的暴力之后，依然可以谈起战争的浪漫，这就清楚说明了，为什么拜伦式热情对我们生活的现实世界大不相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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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在浪漫保守主义和实用自由主义的打仗方式之间，有着可观的根据断定后者更可取。贵族社会在开战之时，不要求公民们倾力投入，还常有一个特点：它那基于血统而非功绩的领导阶层缺乏指挥平民的专业知识和正当性。相反，自由民主国家虽然也老被指责说对打仗这桩艰苦工作不够精明务实，但是已经证明在赢得国际冲突上相当成功。多亏了两位政治科学家丹·赖特和艾伦·斯塔姆的细致的经验研究，如今我们普遍同意克劳塞维茨是对的：“军队是它们所从属的社会的缩影，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军方反映了它从中征兵的社会的性质。因而自由主义政治文化中对个人主动精神的强调，会发扬成战场上更出众的主动性。”赖特和斯塔姆在他们的《战争下的民主国家》一书中表明，自由民主国家比其他类型的社会投身战争更迟缓，可是一旦投入了，它们的军人可能打得更好，它们的公民更可能拥护那些军人，由于这些和其他原因，它们更可能获胜。战争总是制造对英雄的需求。但是今天依然像克劳塞维茨时代那样正确的是，求实务真赢得战争，而自由主义比浪漫热情更坚定地欣赏求实务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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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可疑的还有浪漫民族主义的后果。约翰·迪金斯（我们前文讨论过他对里根的看法）不这么想，他觉得里根的浪漫主义很鼓舞人心，是对里根上台前已经席卷美国的绝望情绪的一种非常必要的匡救。然而我们并不明确1980年代末期的美国是不是需要超过既有的更多浪漫民族主义。随着苏联的可能崩溃初露端倪，美国人需要一个尼布尔——这个人会提醒他们，虽然他们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他们尚需负责任地使用他们的权力，要有一种适当的权力限度意识。他们的总统却反其道而行之，迎合他们孩子气的天真，亦即他们不受和权力如影随形的种种腐败影响的那种感觉；尽管里根千方百计想把自己弄进伟大总统的万神殿里去，长远看来他却永远不大可能属于那里，原因之一即在于此。里根的真正遗产不是冷战的结束，而是拒不承认直接导致美国在伊拉克注定失败的那一现实；美国人起初支持伊拉克战争，因为他们以为军事强大无所不能，然后又转而反对它，那时他们发现单凭武力不能改造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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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意识形态不是在促进世界发展。意识形态不会赢得战争，提供飓风救济，战胜饥饿，改善交通。约翰·肯尼迪在1962年耶鲁大学毕业典礼演讲中说：“现如今我们经济决策中命运攸关的，不是将要激情四射地横扫我国的竞争意识形态间的某场大战，而是对现代经济的务实管理。我们所需的不是标签和老调，而是对一些错综复杂的技术性问题的更基本探讨，它们关系到如何维持一架庞大的经济机器阔步向前。”今天人们不难嘲弄这样的“意识形态终结”声明，因为它们对深陷宗教的或意识形态的不同世界观之间冲突的这一世界，几乎卑之无甚高论。纵使我们正在目睹的不是文明间冲突而是文化间竞争，为自由主义生活方式一辩——不仅仅为自由主义者赞成的政策一辩——也是合乎时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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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肯尼迪的话在乔治·布什以后就颇有道理了，后者把意识形态路数带到他处理的每个问题上——结果让那些问题差不多个个都恶化了。意识形态理论家们相信没有全球变暖之类的事情，不料却发现——但愿为时未晚——它真的存在。他们立誓不与他们觉得敌对的那些国家谈判，不料最终还是稀里糊涂地跟它们谈判了。他们把市场拉来施治他们相信是政府介入太多造成的问题，不料反而需要政府来施治过分依赖市场造成的问题。需要意识形态政治家来彰显现实主义政治家的真正优点。战后自由主义反讽家们在宣称意识形态行将终结上有些操之过急。但是他们在认为意识形态必须被遏制上没有犯错——至少要是我们还想有这样一种政治的话：它能够承认设计政策来加以改善的那些现实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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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心的问题上，浪漫主义触及了最深层的情感，开阔了人的想象力，造就了世界级的音乐和艺术。但是不管浪漫主义如何能纠自由主义之偏，它绝不应该取而代之。马克斯·韦伯写道：“政治是费劲而缓慢地穿透硬木板的工作。”那听起来很不激动人心，但它的不动人的性质恰是使政治因祸得福的东西。当自由主义政治运转起来——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的时候，更少的人以某项事业的名义被杀戮，更少的人生为了充任别人戏剧中的角色被扰乱，做决策——包括给无辜者造成痛苦和死亡的那些决策——的领导人需要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自由主义者不能容许浪漫主义的渴求妨碍紧随政治而来的可畏责任。他们应当觉察到军国主义、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的强大吸引力，也应当坚强得足可抵抗住它们。就让激情统治着美术馆和音乐厅吧。在政府大厅里，理智好过情感，不管前者多么冷漠，后者多么热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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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的未来 第五章 施米特先生去华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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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荡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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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想一下，你在一生当中一直住在法国，亲眼目睹过——仅发生在你的国家——一场导致雅各宾恐怖统治的暴烈革命，世界上第一个现代独裁者的兴衰，波旁王朝的复辟及随之而来的因陋守旧的天主教会的重登显位，还有在你死前五个月的又一场革命——它结果了波旁王朝，代之以奥尔良王室。你该何以应之呢？如果你名叫邦雅曼·贡斯当，你已跻身最重要的现代政治哲学家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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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斯当像卢梭一样，论出身是个瑞士新教徒。像康德一样，他赞美卢梭，甚至称他是“超群的天才”，但他的思想又像康德的，与卢梭的几无共通之处。贡斯当把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相比较，发现前者颇可訾议，因而名声大噪。在18世纪晚期政治思想的语境下，这样一种立场显然是脱离主流的。那时候无论欧美，人们只听到对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的颂声载道。读者们被告知，古人理解德行的必要性，甘愿舍弃自我利益而发扬利他主义献身精神，很像伯里克利为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阵亡的雅典人所做的葬礼演说对他的市民同胞们宣告的那样。伟大的领导人是这样的：他们像古罗马演说家西塞罗，凭借华词丽句的流光溢彩，去号召人们过有德而非有利的生活。自治（self-government）首先涉及治理自我。政治应当是一种崇高的天职，是改良人性缺陷的方法。它不是要主张个人权利以抗衡公共利益，而是要通过个人行动实现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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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斯当太了解那位最嗜杀的法国革命者罗伯斯庇尔了，他不会被共和美德的诉求诱入歧途。罗伯斯庇尔是卢梭的热心读者，从他那里学到了让人变好的必要性，一种善意具足的心理倾向，可是它引导罗伯斯庇尔本人走向了断头台。贡斯当相信，这一切早被古人的政治哲学预见到了；他总结了卢梭信徒之一的马布利神父解释那种哲学的方式，说它“要求公民为了国家的主权而完全服从，要求个人为了民族的自由而被奴役”。贡斯当提示我们，回顾对德行的古典承诺，你将发现一种简直名实不副的自由：“所有私人行动都受到严厉的监视。个人在意见、劳动，特别是宗教方面的独立性未得到丝毫重视。”而在古希腊、古罗马亦然：“个人以某种方式被国家所吞没，公民被城邦所吞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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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映衬，现代人的自由要优越多了，尽管左派的雅各宾党人和右派的保皇党人都不信任它。贡斯当叫他的听众们——他的文章起先是1819年在巴黎皇家中学（Athénée Royal）发表的演讲——想想一位英国公民、一位法国人或一位美国人会对现代自由说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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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他们每个人而言，自由是只受法律制约而不因某个人或若干个人的专断意志受到某种方式的逮捕、拘禁、处死或虐待的权利，它是每个人表达意见、选择并从事某一职业、支配甚至滥用财产的权利，是不必经过许可、不必说明动机或事由而迁徙的权利。它是每个人与其他个人结社的权利，结社的目的或许是讨论他们的利益，或许是信奉他们以及其他结社者偏爱的宗教，甚至仅仅是因为爱好或突发奇想而消磨几天或几小时。最后，它是每个人通过选举全部或部分官员，或通过当权者或多或少不得不在意的代议制、申诉、要求等方式，对政府的行政施加某些影响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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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斯当这席话是有案可查的对程序主义的自由主义承诺的最雄辩陈述之一，它预示了政治权力在集中和使用问题上的争议，该问题在21世纪变得极其重要。政治领导人应当被宪法规则，包括保护个人权利、限制行政者权力的那些规则约束吗，哪怕是在紧急状态下？抑或那些领导人可以灵活地做出他们认为最佳的决策，即使这么做意味着把适于正常时期，但当社会安全岌岌可危之际被认定是障碍的宪政协定束之高阁？对于这些问题，贡斯当的答案清清楚楚：人们享有权利，宪法制定了程序，领导人必须尊重这两点。但是并非后起的所有政治哲学家和政治家都表示赞同。结果，我们还在贡斯当两个世纪前确立的地盘上聚讼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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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贡斯当那时的许多哲学家认为社会应当回归古代人的自由，他却不信它愿意——或能够——回去。古罗马以及比之略小的古希腊都是小国家，时时受到战争威胁，也因而不断准备打仗。在有些作者看来，尤其是从战争里找到勇气和荣誉一类美德的英国浪漫派诗人看来，尚武精神改善了一个民族的品性。贡斯当坚决不同意，他在这个主题上的著作出版于1814年，适逢拜伦勋爵的《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正付之梨枣。贡斯当认为，在当代世界，战争已成为“一种灾难性的时代错误”。现代社会是商业社会，而商业能给现代公民提供比战争多得多的好处，它将是未来的潮流。“商业的基础是各民族之间的良好理解，只能靠公平来维持；它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它在和平中繁荣”，他写道。社会一旦接触到文明的商业，就会不愿回归不文明的冲突状态。贡斯当相信，现代自由的受益人将会彻底发现战争令人厌烦，领导人得以参战的唯一办法是靠谎言和伪善。这种领导人绝不会承认他们的目的是征服别的国家，相反，他们“会大谈民族独立，好像一个民族的独立会因为其他民族的独立而处于危险之中”，他们“大谈民族荣誉，好像一个民族的荣誉会因为其他民族保持了自己的荣誉而受伤害”。[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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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斯当经过对他那时代骚乱事件的反思，发展出一系列思想，意在保护公民不被他们领导人的热情灼伤，这贯穿着他的全部著述。如我们所见，个人赋有权利——明确的保护，防止公共官员对他们私人生活怀有图谋。而且那些权利应当扎根于宪法，后者就政治权力该当如何组织确立了严格规则。贡斯当坚持说，最好的宪法是权力分立的宪法，使政府各部门能够彼此制约。贡斯当理解需要有个强大的行政部门，但他也强调立法部门的特殊重要性；两院制是这样一种方法，借它之力，立法机构的一院能够监督另一院，所有立法活动都会交付——如法语单词parlement[27]所暗示的——辩论和磋商。政治理论家史蒂芬·霍尔姆斯这样界定贡斯当的目标：“在政治领域内，规则变得比价值更为基本。程序是固定的、共同遵守的，而意识形态还有讨论的余地，且应是和平的论争。”贡斯当的成就是给政治领域带来一股平和之气。随着所有这些制衡各就各位，谁——但特别是独裁者——也不能诉诸人们的激情去追求他界定的目标。人们应该被宪法统治，避免被情绪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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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宪法是在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前起草和批准的。尽管如此，它的作者和贡斯当之间仍然共享了一些重要假定。首先，两者都受到孟德斯鸠男爵的影响，他是18世纪的哲学家和文学家，创发了权力分立思想。《权利法案》与法国的《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是互补的文献，各自在一些重要方面促进了对基本人权的尊重。但至关重要的是，美国宪法的主要作者詹姆斯·麦迪逊，尤其不为他的弗吉尼亚同乡托马斯·杰斐逊对古典美德的钟情所动。古代人的自由也许帮助杰斐逊构想出《独立宣言》，但麦迪逊的宪法是现代人的自由的产物。“如果人都是天使，”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中写下一句名言，“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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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没有采用宪法来迫使人们更有道德。倒不如说，那五分之三条款不道德之极，它允许奴隶主在人口统计上把他们的奴隶折算成60%的公民，从而增强他们的政治权力。美国宪法旨在明确规定一些程序，政治妥协可以由之达成，而无须偏袒各方的道德观点，这样就把激情从政治中赶出去了。如麦迪逊所理解的，这种机巧不是要完全放任任一领导人实现他的野心，而是要让政府各部门领导人的野心互相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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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15年维也纳会议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这段时期，是西方现代史上最长的和平时期，其间只爆发了美国内战和因丁尼生而不朽的克里米亚战争。并非偶合的是，这也是自由主义政治优势最大的岁月。从政治上讲，这不是因为好像那是些好对付的年头：革命和民族主义热狂不时搅扰和平。不过自由程序主义坚信，领导人应当以规则为指南，那些规则导源于其公民达成的共同协议；这帮助西方社会闯过了种种冲突，若在前自由主义时代，那些冲突可能引发三十年甚或一百年之久的战争。的确，自由主义为了成就这一点，而信奉较为淡薄的共同善的观念；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提出宏大的意识形态主张不属于自由主义议程。但同样真实的是，自由主义把对美德的追求升华成体现在宪法文本中的正式规则的倾向，使得一个接一个的冲突能够用暴力以外的手段加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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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好景不长，最终19世纪的自由主义世界坍塌了。那么，再来做个思想实验，设想你是一位卓越的法学家和政治理论家，你是在你的国家——德国——成为民族国家十六年后来到这个世界的，你的一生历经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战败后最初那几年以苏维埃体制为基础缔造革命的尝试；德意志首个共和国的创立，不管怎么摇摇欲坠；一场暴动，最后成了举纳粹取代共和国的右翼革命；接踵而至的大屠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政权的军事失利；决心要给积极参与该政权的人定罪的一起国际审判；你的国家最终东西分治，西部是民主国家，东部是共产党政权；一堵墙的筑造，用来防止后者的人与前者的人相混（要是你多活五年，你也可以亲眼看到那堵墙的倒塌）。你会像邦雅曼·贡斯当那样，总结说像这样喧嚣的事件应该引导人们重建自由和宪政秩序吗？如果你名叫卡尔·施米特，你会反其道而行：你会把你那时代的骚乱解释成全盘摆脱自由主义的最好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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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施米特确曾在他成年早期与不问政治的各类波西米亚作风有过短时调情，他可不是在一生之中改弦易辙的那种思想家。1888年施米特出生于威斯特伐利亚的普利登堡，九十六年后也将死在那个镇上，他的父母是保守的天主教徒。他是个始终如一的政治守旧派，挺身攻讦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方方面面。施米特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过巴伐利亚的审查员，亲眼目击了凡尔赛和约以后慕尼黑爆发的革命：起义过程中，紧挨着他工作的一个公务员被共产主义革命分子射杀了。到1921年，他接受了他的第一个法学教授职位，这时他已开始发表著作，它们将树立起他的声望：现时代最阴郁诱人的政治哲学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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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米特的第一部书《政治的浪漫派》于1919年问世。他准确地认识到浪漫主义是要寻求和更简单的生活方式相联的一个有机整体，它最重要的特点是不愿为政治行动承担责任。他写道，浪漫主义“以反讽的方式避免客观性的约束，尽力不让自己承诺任何事……因此他保留自己内在的、惬意的自由，即不放弃任何可能性”。许多自由主义者试图接种浪漫主义精神的疫苗，原本会同意这一批评的；但对施米特而言，特别另类地，自由主义不是浪漫主义的替代物，而是分享了它的逃避现实的一种哲学：“宽容、人权和个人自由，皆属于革命、卢梭主义和无约束的主体主义，所以也是浪漫主义。”[29]（就算贡斯当那么强烈地批判他那时代的浪漫军国主义，竟也被施米特归入浪漫主义者行列，只因他如此看重议会讨论，那大概唯有半瓶醋才会乐此不疲。）尽管《政治的浪漫派》从未提及刚刚结束的大战，它还是很容易被理解成对资产阶级感性的某种抨击，那种感性把政治当作自我表现的机会而不是权力斗争，结果让欧洲对将要临头的大祸措手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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