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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米特作为政治哲学家的最多产年月与魏玛共和国的短暂历史重合，那个政府一面是德国将自由宪政主义付诸实践的真正尝试，一面也是随时可能崩盘的一系列不稳定妥协的产物。对施米特来说，魏玛是政治上幼稚的无望实验。在初版于1923年的《议会民主制的危机》[30]中，他争辩说，议会制政府背后的自由主义原则，如开放、竞争、辩论、平衡等，面对现代的大众民主，全都在变得过时。卢梭可能本是浪漫主义者，但据施米特说，他正确地领会到民主依赖于一种公意；所以像众多自由主义思想家那样断定民主国家凭借人民与其代表间的契约而获得正当性，这是荒谬的。公意要么存在要么不存在。“在它存在的地方，契约没有意义；在它不存在的地方，契约也无济于事。”如果社会中没有全体一致，民主将退化成无政府状态。如果有，民主将变形成专制。施米特相信，民主和专制其实并不互相反对，使它们联合起来的是它们都不需要自由程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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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制的状况今天处在危机之中，”施米特在为该书第二版所作的1926年序言中写道，“因为现代大众民主的发展已使公开辩论徒具形式。”若是在议会里国家大事要服从贡斯当想望的辩论和反辩论，那这般议会不啻是“多余的装饰，不仅无用，简直丢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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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议会政府处在危机当中，行政政府可没有。“立法是‘思虑’（deliberare），行政是‘执行’（agere）”，施米特写道：一个政府部门谈论，而另一个行动（在此施米特借助了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中对行政部门之“强而有力”的要求）。这不是对法学教授才有意义的某种学术观点。“假使公共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或扰乱，”《魏玛宪法》第48条宣布，“共和国总统可以采取必要措施重建法律和秩序，必要时可动用武装力量。”如同任何宪法文本一样，这一条解释得可宽可窄。整个1920年代，施米特认为它应该尽可能解释得宽泛一点。虽然第48条的文本赋予行政部门权威可以中止魏玛宪法七项特定条款，尤其是涉及基本公民自由如言论和集会自由的那些，施米特主张，为了挽救宪法，或许有必要废除它的近乎全部内容，包括确定权力分立的条款。在危机形势下，只有行政部门能够以反映卢梭所谓“公意”的方式起而应变。人民直选的那个政府部门，应当是权力盖过其余部门的那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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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条终于被援用了。纳粹开始在德国选举中锋芒毕露后，右翼势力的大联盟勾结起来，把权力从立法机构转移到行政机构，搞了一连串复杂的政治手段，结果让阿道夫·希特勒登上总理之位，大权独揽。施米特给他们提供了这样做的思想原理。他争论说，德国面临一种紧急状态，正因如此，非常行动不仅是正当的，也是必要的。在初版于1922年、再版于1934年的《政治的神学》[31]一书中，他摆出了各种理由。“例外状态（exception），”施米特写道，“总是比规范更有趣。”真正的权力不在于遵循规范，而在于决定何时应当遵循规范。法律可以被悬置，国家却永远不可。换言之，在非常时期而非正常时期，权力才能得到最好理解，因为正是悬搁法律或无视宪法的时候，我们方可真正鉴别出主权之所在。这是被颠倒的贡斯当：不是程序限制权力，而是权力决定程序是否获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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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例外状态观念外，施米特也以他的“决断论”闻名。如果人们遵守法律，那是由于他们假定法律是权威的。然而法律的权威来自政治领导人，他们自身的权威使他们得以通过立法。那么这些领导人后面的权威又位于何处呢？如果你顺着这无穷倒退走得够远的话，施米特说，你将发现正如神学仰赖属于上帝的终极权威那样，政治必须托付给一个“垄断了最终决断权”的统治者。施米特本人给出了他的取径的最简练定义：“做出决断本身比如何做出决断更重要。”正是这种对决断的优先性的简单实用的坚持，引导施米特去支持希特勒。施米特利用决断论主张证明纳粹攫取权力的正当性，不再强调行政部门体现了人民意志，反而认为行政权应当至高无上，因为它是最终诉求的权力；如果民主和专制真是一回事，施米特改变他使最高权威正当化的根据这一事实几乎无关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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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方面施米特比一些纳粹显要还要纳粹。1934年夏，他以典型方式提到“元首保护法律”，从而把希特勒在所谓“长剑之夜”对“冲锋队”（Sturmabteilung）领导人的血腥清洗合法化了，希特勒一度很倚重那些“褐衫”暴徒。为了赢得纳粹宠幸，施米特甘心参加丑恶的迫害犹太人行动。最臭名昭著的例证是1936年他组织的“法学研究中的犹太主义”会议，它意图清除犹太人对法学的影响。会议开闭幕时他甚至引用了希特勒的格言，“在保护我自己抵抗犹太人时，我是在为主的事战斗”，同时加上他本人的评论：“犹太人不是因其自身的缘故让我们忧心。我们所追求的、所为之奋斗的是我们自己这不遭变异的族类，是我们德意志民族完好无玷的纯洁。”然而他的机会主义被证明对他的个人野心帮助不大。他曾经和一些犹太思想家（包括列奥·施特劳斯）过从甚密，这让他不得纳粹领导层的信任。他加入纳粹党也比较晚，所以他的党员编号是2098860，而且在该运动习见的内讧冲突中，他的迟缓——我们敢称之为不决断吗？——可能会授人以柄。控制了国家的纳粹用不着一个国家理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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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施米特对政治威权主义的贡献没有以强调决断论结束。1932年出版的《政治的概念》提出了又一种观念，即敌友之分，虽然那是从柏拉图到马基雅维里的思想家们先他预示过的，但终将成为他被广为引证的政治哲学贡献。在这部书里，施米特说人类努力的每个领域都被一种不可化约的二元性构造而成。比如道德涉及善与恶，美学涉及美与丑，经济学涉及盈与亏。政治学中，核心区分是在友与敌之间。那就是让政治学有别于其他一切的东西。耶稣叫人爱你的敌人，这对宗教十分恰当，却不容于政治始终卷入的生死争夺。道德哲学家凝神于正义，但政治与让世界更公平渺不相涉。经济交换只要求竞争，不要求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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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不是这样。“政治是最激烈、极端的对抗。”施米特写道。他相信战争是政治采取的最暴力形式，但即便是在战争以外，政治仍要你把对手视如反对你所信仰的一切。这不是私人性的，你不必恨你的敌人。但是你确实得做好准备，必要时制服他。《政治的概念》不仅应被读作对法西斯主义的合法化，也应读作任何极端主义政治的思想基础；自由主义者总是深恶痛绝的东西——必然导致暴力的惨烈冲突——施米特觉得必不可少，如果不是妩媚动人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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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概念》把施米特对自由主义的讨伐带到了它的逻辑结论。施米特争辩说，自由主义不是一种错误的政治形式，它压根不是什么政治形式。“所有真正的政治理论均假定人性邪恶，”他说，而在如此预设之际，它们认识到我们需要一个强大的政府，后者能够抑制人的卑劣本能。但是自由主义缺乏原罪的政治等价物，看不到强大政府的必要性。在施米特眼里，自由主义者不去识别敌人，然后强国固本与之作战，反而去信仰“权力分割和平衡的学说，即一套监督和制衡国家与政府的体制”，这样一种政府形式，实际上阋墙自乱，“既不能被看作一套国家理论，也不能被看作一套基本的政治原理”。要找出一个自由主义者，他的观念最能体现这种枯竭的政治视景，施米特选定了贡斯当，他说这人“主张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必然要取代战争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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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以蔽之，自由主义很危险；当国家面对它的种种敌人时，自由主义却设法解除它的武装，由此“加入它们一方，援助它们”。与此同时，有点儿自相矛盾地，它也是自我挫败的。对施米特来说，政治无处不在；否认如施米特所界定的政治之角色——他声称自由主义者就干这个——就是从事着政治却不承认这是当事者正在做的事情。有个经典案例出现在外交政策上，自由主义者往往强调他们代表人类的最大利益。但是战争不可能是为人类利益而战，因为就本身而言人类没有敌人。“当一个国家以人类的名义与其政治敌人作战时，”施米特由是断言，“这并不是一场为人类而战的战争，而是某特定国家试图篡取这个普世概念以反对其军事对手的一场斗争。”这话也适用于国内政治。虽然自由主义者尽力在政治不居枢轴的社会与政治居于枢轴的国家之间做一划分，但“显而易见的是，自由主义对国家和政治的否定，它的中立性、非政治性以及对自由的主张，同样具有某种政治含义，在具体形势下，这些就会被引去反对特定的国家及其政治权力”[32]。宣称超然于争执，恰是介入争执的一种方式，而且是特别迷惑人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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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施米特的理论应用到他本人头上，他的生命可能在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就戛然而止了；毕竟从同盟国的视角看来，施米特为敌方死心塌地效过力，似乎该政权其他同谋的命运也是他应得的。但是他很走运，纵然不是完全被以友相待，也比他大多数的同伙更受优待了。他先是被俄国人拘押，然后被美国人拘押，关进一个俘虏收容所，1947年移送纽伦堡的战争罪法庭。在庭上他主张自己从来称不上是个反犹分子，否认他的著作给纳粹政权提供了任何思想基础。这显然说服了人们，他在纽伦堡没有被控罪，释放后回到老家居住，在那里穷其生命的最后四十年主要就国际事务著书立说，在年轻一代政治理论家中间推销自己。那些著述一如既往地保守。施米特为他所称的国际政治上的“大空间”（Großräume）思想辩护，或说是帝国权力能够大展拳脚的舞台，他还成了西班牙佛朗哥政权的热心辩护士。他至死不曾为他在一些历史事件中扮演的角色认错：魏玛的毁灭，纳粹的成功，他的拒不帮助受纳粹当局威胁的犹太学术同仁，或是犹太人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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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贡斯当和施米特的思想南辕北辙，他们的著述构成了对自由主义寻求公正程序的一场争论，那些程序能够以和平的方式疏导暴力情绪和相互冲突的善恶观。自由民主国家经两次世界大战而屹立不倒，它们的宪法原则仍然大行其道，这么看来这两位思想家之间辩论的胜者应是贡斯当。不过在政治理论家中间，贡斯当虽然在当代法国、较小程度上在美国经历过一场重大复兴，却不曾得到跟施米特旗鼓相当的关注，后者的思想似乎到处都在讨论。如果需要有个象征表明今日那些政治思想家可能搞错了优先顺序，那大概就是它了。施米特的政治取径把动荡作为更多动荡的正当理由，而贡斯当把它作为别失去自制的告诫。始终会有一些人，他们确信我们生活在需要强硬决断的非常时期，因而死守施米特的思想方式。实际上，即便是在危机时刻，我们也最好是抵抗住这样的压力，通过商定程序解决政治上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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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的未来 施米特的意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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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最初那几年的迹象显示西方正回归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曾经称雄欧洲的自由主义。极权主义压制了言论和宗教自由一类基本权利；于是当然地，法西斯的战败，加之西方对共产主义的坚决抵抗，会导致对宪法政府重要性的重新评价。尽管苏联在同盟国战胜纳粹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但很少有人会心向它，把它当成如何管理现代经济的榜样，随着五年计划陷入经济低效率和新式不平等，甚至心向它的少许人也开始改变主意，这就排除了达成一种普遍共识的障碍，该共识既支持对开放经济的自由主义信仰，也支持对福利国家的同样自由主义的信奉，后者将会缓和资本主义的极端状况。在差不多二十年时间里，即从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直到1968年学生引领的造反运动，自由主义似乎是合意的，保守主义是不存在的，意识形态死了，历史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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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战后岁月的自由主义共识明显悒悒不乐的一群知识分子，是和极右翼相连的那些人。1968年，即革命年，也碰巧是一支新的欧洲右派形成之年。由哲学家阿兰·德·伯努瓦和其他知识分子创立的“欧洲文明研究会”（GRECE），成了攻击现代性及与之相关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论坛，在这过程中回荡着卡尔·施米特的许多关键思想。德·伯努瓦和记者夏尔·尚普捷一起写道：“自由主义国家——往往和法官共和国同义——致力于类似这样的目标：通过施行旨在靠纯粹司法的程序确定什么是公正的而非什么是善的这种政策，在试图消弭社会生活中固有的冲突之害时避不建议好生活模式。”伯努瓦在乞灵于施米特的自由主义批判上并不孤单；在德国，1986年创办的周报《青年自由》（Junge Freiheit），成了施米特思想生机勃发的另一个地方；在意大利，詹弗兰科·米利奥——右翼的民粹主义分裂运动北方联盟的思想源泉——向施米特学习，也在年轻一代右翼思想家中推销他的观念。对深信现代性之路是歪路的任何欧洲哲学家而言，普利登堡之旅或者与那位反自由主义圣哲的书信往还，成了一种过渡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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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思想家中间不存在新右派（nouvelle droite）的严格对应者。的确有所谓“旧保守主义者”（paleoconservatives），比如保罗·戈特弗里德，宾夕法尼亚的伊丽莎白城学院人文教授，他和欧洲新右派分子同享对卡尔·施米特的心仪，尤其钦服施氏说出“民主理想主义者选择忽视的无情真相”——如戈特弗里德在《卡尔·施米特：政治与理论》中所言——的意愿。可是，旧保守主义天性上比施米特少些威权主义倾向。它的主要倡导者们——帕特里克·布坎南，这位媒体时评人、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是受它影响的最知名的美国公众人物——至少分享了施米特的一点点反犹主义。但是他们在对外政策上是孤立主义者，担心政治权力在行政部门有些许的过度集中，这个立场和施米特的观点相去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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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旧保守主义者只在有些事情上感激施米特的话，许多（虽然可惜不是全部）新保守主义者感激得更少。这不仅因为施米特恶毒的反犹主义是一大障碍，新保守主义理论家们（他们中间不乏犹太人）无法视若无睹；施米特也是新威尔逊主义语言的批评家，新保守主义者有时却用那种语言证明美国卷入中东政治的正当性。而且像许多欧洲守旧派一样，施米特狠命反美——毕竟美国是欧洲守旧派痛恨的现代性的完美具现，而反美主义和反犹主义一样令新保守主义不快。如我说过的，新保守主义的伟大导师是列奥·施特劳斯，虽然施特劳斯和施米特一度走得很近——1932年施米特给施特劳斯写了一封推荐信，帮他离开德国，同年施特劳斯为《政治的概念》写了一篇书评，认为施米特还不够反自由主义——施特劳斯在美国的著述倾向于视现代自由主义是误入歧途的而非邪恶的。并且施特劳斯及其学生有助于发展一种对美国宪法的识解，而施米特对那宪法常常嗤之以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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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不妨碍施特劳斯不时采纳施米特式的思想方法；以下这段话摘自他1953年出版的《自然权利与历史》[33]，施米特可能同样轻松地写出来：“在极端情形下，社会自我保全所要求的东西与交换正义和分配正义所要求的东西之间可能会出现冲突。在此种情形而且唯有在此种情形下，人们可以公正地说，公共安全乃是至高无上的法律。”施特劳斯和他的学生们可以在理论和实践中找到无数例子来证明这种观点，从马基雅维里论领导的著作到林肯在美国内战期间对人身保护令的暂缓执行；甚至约翰·洛克也写到了“特权”，或说是“并无法律规定、有时甚至违反法律而依照自由裁量来为公众谋福利的行动”权力，它必然关联着政府行政部门。当施特劳斯提到“为了能够对付邪恶的这种独出心裁，自然权利必须能够权变”之时，他为有些人留下了很大余地，他们就善于独出心裁地找出办法证明悬搁商定的宪政程序以抗击那个邪恶是正当的。新保守主义者不应被圈进施米特阵营，但在他们当中仍然能够发现一种施米特主义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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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哉，施米特不但迷住了右翼思想家也迷住了左翼思想家。这不是说左翼思想家对施米特的纳粹主义有丁点同情。但施米特是——且不说别的——20世纪最强劲的自由主义批评者，对认为自由主义在政治上太过温和、在哲学上太过薄弱的左翼思想家来说，施米特无愧无悔地对自由主义者相信的几乎一切东西的攻击，一定显得令人耳目一新。就欧美出现了施米特思想的复兴而言，它不是由于右翼正在发生的事情，而是由于施米特可以说已成为后现代左派的一个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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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复兴的源头是多样的。创办于1968年（即GRECE形成那一年）的《泰勒斯》杂志，最初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带给美国读者，后来在1980年代发起一场运动要让施米特遗产起死回生。《泰勒斯》折服于施米特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和对威尔逊理想主义的不齿，刊登了欧洲新右派理论家们包括伯努瓦和米利奥的作品，并表现出对他们的激赏。如果说《泰勒斯》还有些鲜为人知，施米特也在一些最有影响力和代表性的当代左派作品的思想中占据要津，包括《帝国》这部畅销的新马克思主义宣言，它的作者是杜克大学英语教授麦克尔·哈特和意大利激进分子安东尼奥·奈格里，后者曾因反政府叛乱蹲过大狱；还有雅克·德里达的思想，他也许是影响力最大的当代后现代哲学家；以及斯拉沃热·齐泽克的一部部书，他是来自斯洛文尼亚的令人眼花缭乱的语言大师和左翼通人。激进思想家们和施米特的“例外”观有种特殊的亲和性：对他们来说，不要议会里妥协互让的常规政治，至少在这样一个时刻不要，照当代意大利哲学家乔治·阿甘本说来，施米特的“例外状态”——最先是在1920、1930年代的可怕岁月里系统阐述的——“如今已达到它最大限度的全球性展开”。对滑向政治极端（不管它碰巧是哪个极端）的那些人而言，例外将总是更为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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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米特的敌友划分就像他的例外概念一样在左派那里很吃香。比如，《政治的概念》在尚塔尔·墨菲的论著里尤为显著地占居重要位置，她是出生于比利时的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家，在伦敦的威斯敏斯特大学教书，短短两句话中，她用了“绝妙的”、“中肯的”、“严谨的”和“敏锐的”来描述施米特。对于她和这样杰出的纳粹理论家交好的决定，墨菲写道：“许多人会发现它纵不是无耻的也是乖张的，”不过，她继续说，“我相信是理论家的思想力量，不是他们的道德品质，才应成为判决我们是否需要与他们的著作建立对话关系的决定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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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墨菲来说，真正重要之处在于，《政治的概念》“前所未有地切中时务”，这同阿甘本看待例外状态如出一辙。她相信，我们生活在一个多元冲突的时代，人们各自归属于认同迥异、美好生活观念迥异的群体。找不出一个公式来解决所有这些歧异，也不存在任何程序可以让它们就范。因而墨菲建议用施米特反对施米特的方式来思考问题；她同意他的看法，认为化解或掩盖深层分歧的那些努力是“一种危险的自由主义幻想，使我们不能把握政治现象”，纵然她没打算亦步亦趋追随施米特抛弃自由民主制。在她看来，自由主义对政治盲无所知，施米特却不是这样，尽管他所知有误。工人阶级、被污名化者、被压迫者，他们不应安于自由程序主义，而应通过振兴政治性（the political）还击强势者——可是她提倡的这一战略令人泄气地笼统含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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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米特的思想赫然耸立于当代左派上方，一个人甚至无须提到他，就已在他的笼罩之下。斯坦利·费什是美国最负盛名的学院理论家之一，写过的主题五花八门，从不曾专文探讨过卡尔·施米特。可是在他写下的几乎一切文字中，施米特主义都明显有迹可循。像施米特一样，费什也专注于——乃至沉湎于——自由主义，虽然他这里那里可能写到关于保守主义者的什么事情，却从未表现出对保守主义的任何特殊兴趣。而且自由主义让费什着迷的东西，恰是吸引施米特到这个主题上来的东西：坚信自由主义既危险又不可行；其实费什相信，自由主义之所以危险，是因其不可行，抱持着永远实现不了的调和不同观点的可能性。检视任一条自由主义原则，如言论自由、学术自由、宗教宽容、种族平等，照费什说来，你会立即发现，它所谓的中立往好里说是假话，往坏里说是黠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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