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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柳约翰看来，恐怖主义逼迫我们直面恐怖的真相，其中之一即是我们应当结束我们同法律的恋情。“一般而言法律对我们社会极其重要，”他写道，“对反恐战争也很重要。但法律不是事情的结束，反倒常常是开始。”这样的思路导致许多法学家认清了施米特观念与柳和布什政府的观念之间的联系。理查德·波斯纳法官是美国联邦第七巡回上诉法院的成员，对于为何反恐战争需要公民自由和国家安全之间的平衡向后者倾斜，他写出了自己的解释；甚至像他这般保守的法学家，也觉得柳是在提供“一种对总统授权的过度解释，它混淆了统帅全军和对作战行使独裁控制，后者是拿破仑、希特勒或斯大林之流人物，或者罗马共和国的独裁官行使的那种控制”[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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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柳的观点是极端主义的，很难说他是在荒野里哭号的孤鸣。有两年时间，他在布什政府工作，将行政授权理论转译成法律语言；当时持有该理论的是些很有影响的政策制定者，比如戴维·阿丁顿，副总统切尼的臂膀，用前国务卿鲍威尔的话说，他“不在乎宪法”。而且布什政府可以任命最高法院的两名法官，塞缪尔·阿利托和约翰·罗伯茨，他们关于总统授权的观点与柳和阿丁顿很接近。并非在布什政府做事的每个人都赞同柳的极端的行政权理论。杰克·戈德史密斯是位保守主义律师，曾和柳在布什政府的司法部共事，他不同意布什死忠们所持的那些较为极端的行政特权观点。然而戈德史密斯走了，阿丁顿留下了。当政期间布什确立了新的先例，未来的总统们，无论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都可以追随它们，如果他们这样选择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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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柳代言了一场运动，有一群保守主义学者分享了他对脱羁的行政行为的信仰，哪怕这种行为触犯法律。小哈维·曼斯菲尔德是哈佛大学政治理论家，他在这方面很有意思，因为他既是马基雅维里专家，也是知名的施特劳斯主义者。职是之故，他说明了为什么同情紧急状态宣布的施特劳斯系思想，能够压倒尊重宪政程序主义的其他思想系。曼斯菲尔德认为，制宪者们懂得任何形式的暴政的危险，所以他们立下一份文件恪遵法治。但是他们也懂得法治的两大缺陷：有时候谨守法律会造成比“在位贤哲的智慧”更不如意的结果；法律若想生效，也需要被执行，必要的话甚至是被“独断专行的一个人”执行。哪种看法最为适合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呢？施特劳斯曾写过，“极端情形”是“一个社会的存在和独立危在旦夕”的那种情形。曼斯菲尔德持有不同看法：“在风平浪静的时代，法治将占据显著地位，行政机构可能软弱无力。在波诡云谲的时代，看起来法治可能需要法律或现行法律不能提供的那种精明和力量，行政机构必须强大有力。”毫无疑问，照曼斯菲尔德看来，我们的时代如此风云变幻，实在需要行政机构的强而有力，就算为了达成此目标必须悬搁法治也在所不惜。“其他情况下，”曼斯菲尔德写道，“我保证自己会捍卫法治。”不过似乎不是这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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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肃的思想家和决策人对废止、超越或绕开法治的一些讨论，说明对特定类型的保守主义者而言，美国确实正面对着一个施米特式时刻。“法治”（rule of law）这个习语毕竟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自由主义主要成就的良好速记。如果我们受法律的统治，那么充足的程序适于治理我们，所以我们不需要不受政府其他部门制约的例外权力和一元化行政机构。政治哲学家威廉·舒尔曼在《卡尔·施米特：法律的终结》里写道：“法治使国家行动可以预料，对个人自由做出了无可争议的贡献。”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施米特的思想作品不遗余力地破坏使法治成为可能的那些假定。施米特相信，如果行政者被高于他的权威所制缚的话，他将无法做出他不可不做的决定。这同样的信念如今不只是美国思想争论的一部分，还被一位美国总统付诸实践。不知在何处，施米特一定在微笑，他曾认为美国无望地耽溺于天真的权力见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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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的未来 想象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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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霍布斯经历英国内战的时代起，中经启示了贡斯当的革命状况，延续到施米特对魏玛共和国垮台和纳粹主义兴起的投身，板荡的政治状况有办法造就深刻的政治哲学。因此毋庸诧异，“9·11”引起了对最好如何安排自由民主治理的种种反思。关于这些反思，有两个问题值得一问。其一，是不是伊斯兰教鼓动起来的恐怖主义威胁，意味着我们正生活在比先时的政治理论家们所面对的更显动荡的年代？其二，是不是在那种威胁的阴影下提出的政治理论达到了先时政治理论家们的著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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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即便像洛克这样重要的自由主义者都辩护过紧急时期的行政特权，并非超乎可能的是，对自由体制的某些冲击可能大得连中止程序也顺理成章。照柳约翰和曼斯菲尔德之流作者看来，显然“9·11”恰好构成了这样一种冲击。“我们（和以色列一起）最先面对着铁了心要摧毁我们国家的一个恐怖主义敌人。”柳写道。从字面上讲，这说得不错：恐怖主义者早已存在——他们是约瑟夫·康拉德的两部小说《密探》和《在西方眼线下》的主题——不过无一具备灾难性的那天所见证的那种层次的破坏能力。但对柳约翰来说，毁灭性恐怖主义的史无前例的存在，既是实在地也是象征性地加以看待的；它代表美国政体直面的重重危险，它们无处不在，以致政府将不得不处于无限期的战备状态。有朝一日基地组织给美国造成的威胁衰退了，那时美国可以回归和平年代的政治形态，即“国会制定法律，总统执行法律，法院解释法律”。柳不知道那时是何时。眼下，我们别无选择，只有承认我们处于战争状态，而只要是那种情况，“重心就转向行政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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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转移的代价将意味着美国人理解程序自由主义的方式发生重大变更：个人权利将不得不让位于国家安全的考量；制衡原则——至少如习惯上所理解的——不能援用来限制总统权力；最高法院应避免再对军方和最高统帅的决定做事后批评；美国不必被从前签署的国际条约所束缚，如果总统另有决定的话；国会能够——倘若它想要——切断战争经费，这一事实“使对战争状态开始前国会的宣战授权的任何正式程序需要变得多余”。柳的这些反面主张，当然是治本之方。但假使它们底层的假定——国际恐怖主义的威胁成了现代史的一个转折点——结果并不正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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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人可以怀疑“9·11”事件对美国人的悲剧性和历史意义。但是那天记录下来的死亡数，相比于法国大革命及其后的拿破仑战争期间载明的死亡数，或者20世纪世界大战与极权主义的骇人经验，简直不可同日而语。自由民主制挺过了法国大革命；事实上，随后那个世纪里自由主义继续经历了它的高歌猛进时期。自由民主制也设法从20世纪的残骸中挣脱出来。尽管柳约翰关于制宪者意图的论点很精巧，但是他不大费心去证明他的这一断言：我们时代如他所称的那般动荡，甚或就此而论与其他重大历史事变一样危及自由民主价值观。可若是并非如此，按他那种方式重新解释美国宪法的很多理由就不攻自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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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暂缓自由程序主义的理据不足，人们还有理由相信，自由主义的程序信守在危机时期巩固了社会而不是削弱了它。这一点的最好证据不在于布什年代里一元化行政权思想被合理化的方式，而在于这位新近有恃无恐的总统实际上是怎样运用他所宣称的自由裁量权的。布什政府八年间，美国有一位强硬的总统却不是明智的总统。明智总统本来是可以比强硬总统更好地加强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全球稳定的，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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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拉克战争期间，暴力和智慧间的差别展露无余。就推翻萨达姆而言，美国军力强大得以破纪录的速度完成了任务。但就反击萨达姆垮台后涌起的那些叛乱而言，美国政策失败了，而且一败涂地。虽然美国入侵伊拉克的最终后果好多年内都将无从知晓，但入侵所宣布的目标断然不是可能后果之一：在中东创建一个民主国家，它将充当这个危险地区的稳定之源。据一元行政权理论家们说来，这不是事情应该发生的方式。他们认为，绕开国会，无视法律，权威集于总统，如此一来，应当使行政机构变得“强而有力”对汉密尔顿太重要了。然而倘若所有那种“强而有力”都把国家机器推往错误方向（此处的事例显然就是这样），则集权将成为阻碍而不是助力。一元行政权理论的最大失败在此：要是人们被迫在自由程序主义和对国家安全的坚定献身之间进行权衡取舍，可能是有充分理由支持后者；但若集权于总统既败坏了历史的宪政价值，又削弱了美国安全，那么它肯定就是走错的那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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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至今已不能实现它在两场重要战争——一在越南，一在伊拉克——中宣称的目标。这两场战争均有一个思想前提：总统应当可以灵活地做必要的事，纵然不得不无视国会和舆论。可是这两场战争中，美国在获得“胜利”之前就开始撤军了。政治上很少存在足够案例来充分检验一个理论。但相继进行的两场战争的双双失利，说明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以一种超现实主义的形式展示出来的施米特思想与从事当代战争的条件是脱节的。修辞的强硬，即便未遭攻击也要打仗以便先下手为强的意愿，以及最相关的，不经咨商其他政府部门就做出决断的意愿——所有这些行动可能让人觉得安全。但是它们实际提供的安全是虚妄的。它们用想象的战争替代了现实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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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生活的世界有个特征，它特别有助于理解为什么强化行政机构的努力却弱化了国家。对施米特和柳约翰来说，汉密尔顿是我们应当聆教的美国开国元勋。不过尽管汉密尔顿对美国的未来有着远见卓识，他是在大众民主兴起之前写作的，也是他所目睹的早期民主形态的反对者。相反，在今日之世界，民主是从事战争的必要部分。军队须得募集和动员。巨额金钱需要开支。长期战争——伊拉克成为美国历史上最长的战争——若想凯旋收兵，要有持久的公众支持。自由民主国家在20世纪解悟到世界大战是总体战争，没有共赴国难的牺牲和压倒性的支持，是打不赢的。到21世纪，有一点也变得很明显：甚至地方化战争也有点像总体战争了；缺了强大、持续的公众支持，无论是在越南还是在伊拉克，胜利都渺不可得。想赢下一场战争而不只是想打一场战争的任一位总统，必须做好准备把全国团结起来为我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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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负担分摊恰好是一元行政权理论所拒斥的东西。该理论背后的观念是，总统可以决定如何及何时开战，但显而易见地，如果战事进展不顺，总统终须同拨款的国会相商。既然没有国会支持，一元行政权理论就含蓄地主张，总统也无须常常咨询选民意见，因为国会是两年一选，总统是四年一选。如果一位总统企图撇开公众支持来赢得战争，他将付出代价，那就是丧失他所需的拥护战争以迄结束的关键后盾。如果一位总统甚而至于走得更远，严重依赖国内的敌友划分，由此把不同意其开战决定的那些人唤作卖国贼或失败主义者，那他会破坏他的政府聚起必要的团结一致以实现其海外目标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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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自由程序主义的智慧恰在于此。的确，坚持宪政议定的规则的优先性，哪怕是在紧急时期亦然，这可能延误民主社会投入军事行动。但双双证明对美国是灾难性的越南和伊拉克战争以后，不参战可能比参战对保卫国家安全更重要。不过这更重要之处在于，假如将来确实需要采取军事行动，则促成这一决定的信息越是来源广泛，对那一战争的义务承担将越是郑重其事。如果战争是必要的、正当的，当自由程序主义的动力得以运转的时候，实际获胜的概率更大。这个逻辑似乎无可逃避：倘若真的国难当头，全国必须团结应对。倘若总统而且唯有总统感受到一种危险，也不需要动员全国就足以采取行动，那么总统所警告的那种危险不可能多么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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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趣的是，这一切都被贡斯当预见到了。仿佛他知道在他身后许久，会有一个像施米特那样的思想家，当贡斯当决定“对比一种正常的统治和一种不正常的统治”时，他考虑到了例外状态的可能性。他接着说，即便正常状态下的政府有时也容许自己相信，面对紧急状态，它们从事公共事务的通常方式将不得不让位。他认为这样的欲望应当受到抗拒：“如果正常的统治也诉诸专横措施，它就为了它所采取的手段而牺牲了它存在的真正目的……我们为什么希望权威能够镇压那些侵害我们的财产、自由和生命的人呢？因为我们想要确保享有它们。但是如果专横权力可能毁掉我们的财产，威胁我们的自由，扰乱我们的生活，那么权威的保护又会带给我们什么好处呢？”或许，仅仅或许，如果参战保护了社会应当重视的自由程序，那些代价可能值得付出。但参战很少是那样：“战争体制不受当前战争的约束，它孕育着未来的战争，”贡斯当说，“踏上那条道路的统治者，在他自己召唤来的厄运的驱使下，便再也不会转向和平了。”不是19世纪初期的自由主义者写下的每句话都被证明有先见之明，但这一预言真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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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贡斯当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所提示的，自由主义对程序主义的尊重不是早先时代流传下来的某种必须剔除的过时负担，如果自由民主国家想要抵御外部威胁包括恐怖主义者造成的威胁的话。相反，程序主义给自由民主国家带来了强大优势，如果它们仓促、频繁地决定宣布紧急状态，就单方面抛弃了那些优势。自由主义者的确承认，程序规则有可能不得不暂时悬置；林肯决定这么做，就被广泛认为属于这类例子，虽然有人也有微词。但那是发生在内战期间，而美国内战构成了那时代最为血腥的武装冲突。今天的美国没有面对如此重量级的紧急事态，哪怕是“9·11”之后也没有。关于例外状态，要说的是它们真的应该是例外的。“9·11”是悲剧性的、可怕的、破坏性的，但它尚不构成对自由民主制的生存的一大挑战，换一种不同的领导方式，本来可能强化自由民主制。保卫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最好办法，还是按自由主义的办法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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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的未来 第六章 自由主义者应该如何思考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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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战争，过去和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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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宗教战争”——2007年11月1日那期《经济学家》杂志封面上，这几个字耀人眼目。该杂志指出，在整个非洲、苏联前卫星国乃至典型的现代美国，宗教狂热茁壮复苏，而且可能开启新一轮的宗教冲突，它将有别于16、17世纪困扰欧洲的宗教战争。照包括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在内的众多社会理论家所说，这本来是不该发生的。现代社会理应带来更高的世俗主义与宗教和平。不料，《经济学家》指出，宗教继续在给它的信徒提供解救，也在各宗教传统间制造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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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论辩过甚其辞了。我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的一篇回应文章中说过，实际上，世界也一直见证着无信仰和宗教表达形态的共同飞腾，这要大大感谢处理公共事务的世俗方式。以为世界即将经历新一轮的宗教战争，这种想法简直不符合全球宗教竞争动态：在第三世界也好，美国也好，宗教——纵然表现为极保守的形式——更多关乎寻求成功和提升个人流动性，较少涉及对一位全能神的俯首帖耳。不过，毫无疑问，这样那样的宗教保持着它的吸引力。对渴望倾听他的那些人而言，神仍在说，人仍在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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