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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这样思考的那些人看来，不但全球人士和恐怖分子在拒斥现代世界中说不定是一致的，而且两者都被认为构成了对自由主义的重大威胁，那种政治哲学很久以来伴随着现代性的成功。左翼批评者担心全球人士危及政府管理国内经济的能力，从而削弱对福利国家的自由主义信守。与之相比，右翼批评者相信恐怖分子代表了对我们生活方式的远为阴险狡诈的危害。在这些作者看来，对自由社会的生存而言，它们能否抵抗伊斯兰恐怖主义的问题是重中之重，他们当中多得出奇的人相信它们抵抗不了。“9·11”之后，他们的著述助长了自由世界内部的失败主义气氛，让人明显感觉到：兴起于18世纪末、献身于人能自由地发展他们的全部潜能这一主张的政治哲学，代表了已经得时但可能——呜呼——又已失时的一种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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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保守主义思想家诺曼·波德霍雷茨认为凡与他意见分歧者均是失败主义者，这使得把这个词儿贴到他自己身上有点怪异。可是在自由社会与他所谓“伊斯兰法西斯主义”之间的漫长斗争中，波德霍雷茨不确定前者的前景。他在《第四次世界大战》中说，信然，美国有两大优势：它的军队的勇气，乔治·布什的果决领导（他认为此人是自由的坚定卫士）。但是在抵抗伊斯兰恐怖主义的战争中，美国人将需要无愧于他们在第二、三次世界大战期间表现出来的责任和牺牲意识（对波德霍雷茨来说，冷战是美国打赢的一场世界大战，如今我们正在打第四次世界大战）。波德霍雷茨看不出多少迹象他们将会如此。假如民主党人掌权，他们愿意克服他们那喜欢政治正确的癖性、对以法律执行而非军事手段处置恐怖主义的方法的偏爱、动辄向欧洲盟国或联合国寻求支持的倾向吗？他们可以被指望暂时搁置他们对使用刑讯的疑虑或对公民自由的承诺吗？“从民主党人一直表现出的言行方式看，尤其是自2004年布什连任以来，这全部答案似乎都是不。”大约一半美国人口投票给民主党人，那么对波德霍雷茨而言，美国已经输掉一半了。谁也不能恰当地称《第四次世界大战》的作者是乐天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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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德霍雷茨被广泛视为今日美国最卓越的保守主义作者之一，这就值得指出，相较于论述同一主题的其他人，他的失败主义实际上是相当节制的。波德霍雷茨坚持说，他没有幼稚到相信伊斯兰教能够经历一场会令它逼肖基督教和犹太教的改革运动。伊斯兰教曾经是靠武力把它的意志强加给世界的一种宗教，“今天要靠美国武装即刻逆转性地改造伊斯兰教，可以说毫无机会”。不过还没有满盘皆输：“至少……有个战斗机会：清理地面，播下种子，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态可以从中发育出来，这将逐渐在内部引发相关的宗教压力。”假若美国对伊斯兰世界施加了足够压力，它正好可能会鼓励伊斯兰教的神学家“在《古兰经》和伊斯兰教法中找到根据，证明一边享受顺天应人的政府乃至政治和经济自由的福祉，一边依然做个好穆斯林，是行得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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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也，李·哈里斯断言。在哈里斯看来，伊斯兰教和西方之间的斗争，是理性和狂热之间漫长战线的最新发展。我们愿意相信随着现代性的实现，理性已经赢了，但哈里斯警告说，现代性是“一个自我保护的神话”。实际上，狂热不可能绝迹，因为它说出了人类状况的根本真相。对他来说，伊斯兰教代表一种战士文化，以绝弃西方对启蒙运动原则的信心为首要前提。如众多批评自由主义的作者们所为，哈里斯借用了社会生物学的文献来描述伊斯兰教对西方的敌意的特征：“流行的穆斯林狂热充当了抵抗外来影响的一种社会防御机制，就像身体免疫系统接触到外来微生物时那样自动运转起来。或者用理查德·道金斯的语言来说，流行的穆斯林狂热就是驱赶或排除危险的外来迷因的一种方法，如果允许那些迷因侵入‘Dar al-Islam’（伊斯兰世界），迟早可能让他们的集体传统土崩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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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忧恐怖主义对西方的威胁的许多人都仰赖亨廷顿的论点：我们面临着日趋敌对的宗教世界观之间的“文明的冲突”。哈里斯觉得亨廷顿的阴郁预测太乐观了。他相信，我们不是生活在伊斯兰教和西方正为思想及领土而战的世界上，而是遭逢了一个去文明化的进程，我们曾经珍视的每一种价值都在这个过程里受到威胁。西方的自然反应是坚守理性不让步，那已指导它达两百年了；但这可能是个灾难性的甚至致命的错误，“保不齐会毁了我们”。理性不是人人渴求的某种普世价值，它“代表一种特殊的文化传统”。他们——穆斯林敌人——有他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现代自由民主主义者——有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可以打败他们的唯一办法是动员我们的部族与他们的部族针尖对麦芒。可是由于我们的部族相信狂热释放出危险的激情，我们这一方绝无胜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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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斯的观点与欧洲的部分保守观点重合，伊斯兰国家往那里移民的水平，远高于移民美国的水平。贝特·叶奥（Bat Ye’or，意为尼罗河的女儿），吉赛尔·利特曼（Gisèle Littman）的笔名，一位有着危言耸听观点的埃及裔英国作家，她看着欧洲的人口统计学，想着阿拉伯国家因其石油而握有的杠杆，翻检着西欧的反犹史，在《欧拉伯》一书中断定“欧洲国家已经一致贯彻绥靖政策，经常反对跟伊斯兰好战派的威胁对垒——包括针对住在他们中间的现代主义欧洲穆斯林的威胁”。布鲁斯·巴韦尔，一位住在挪威的美国人，作为同性恋者，发现自己尤为同性恋的荷兰政治家皮姆·富图恩的遇刺感到颤栗。那起事件，连同荷兰电影人提奥·梵高的被人谋杀，穆斯林对他们认为渎神的丹麦漫画的暴力抗议，以及他相信正包裹着欧洲自由国家知识分子和政治家的政治正确的一般氛围，一起引导他得出结论：像多年前的英国一样，欧洲发现自己昏睡不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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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如今甚至正在翻开它漫长的暴力斗争史的另一篇章，”巴韦尔在《当欧洲入睡时》中写道，“敌人不会因为我们的希望或谈议而消失。处在危急关头的，并非仅是一两个国家的主权，而是现代民主文明。”虽然危险高得怎么设想都不过分，巴韦尔对欧洲人化险为夷鼓不起多大信心。“到头来，”他提出结论说，“欧洲的敌人不是伊斯兰教，甚至不是伊斯兰教激进分子。欧洲的敌人是它自身——它自我毁灭的忍顺，它对暴政的软弱，它反射性的绥靖倾向，它对美国直面死敌时的骄傲、勇气和坚毅的不理解和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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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别惊讶，这种保守主义者对自由主义价值的幸存至多怀着混杂莫辨的心情。尽管他们有的人（比如巴韦尔）捍卫自由主义的言论自由承诺，另一些人却持论非常偏激，在自由主义传统中压根找不出多少可贵之物。自由主义在恐怖主义暴力时代所面临的危险有个更严重的情况，它出于自由主义传统自身内部的作者们。“9·11”袭击，如此之众的伊斯兰社会的压制性，违背表达自由原则的周期性的追杀令和抗议，这些都逼得自由主义者更严肃地思考他们的传统，思考它怎样才能最好地回击这样的威胁以自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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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思路是以趋向于更强硬的对外政策为基础的，那早在“9·11”之前就开始了。许多自由主义者（美国国内的和国外的）因为反对越南战争，都变得极度警觉西方国家干涉别国事务的任何举措，尤其是干涉第三世界国家。这种左翼的撤出全球参与虽说反映了越南的灾难不应在别处复现的明智结论，也让西方国家面对种族灭绝时无计可施。这不只影响到柬埔寨——它本身是越战的遗产——还影响到后来卢旺达和前南斯拉夫的种族灭绝。有两位自由主义者尤其反对这种鸵鸟行径，一位是叶礼庭，作家、加拿大自由党副党魁，另一位是萨曼莎·鲍尔，哈佛的人权问题专家，他们不约而同地主张，对人权的承诺既不能止步于国界线，也不能被独裁者们喝退，后者援用国家主权的威斯特伐利亚原则残酷对待自己的人民。近年来大概很难举出别的什么书写得像《两害取其轻》和《来自地狱的问题》一样，将自由主义的敏感性和道德的紧迫性熔于一炉。如果自由主义者不采取一种反种族灭绝的立场，也不要求采取适当的军事行动终止它，那就很难明白他们究竟要赞成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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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达姆·侯赛因治下的伊拉克是萨曼莎·鲍尔归为种族灭绝类的国家之一。在描述了萨达姆针对伊朗人和库尔德人使用化学武器后，鲍尔简直抑制不住对美国不作为的冲冠之怒：“美国的行为无一向侯赛因示意，对于如今企图运用他所选择的任何手段消灭乡村库尔德人之事，他应该三思而行。”自从自由主义者重新发现有必要采纳更偏干涉主义的态度以来，他们对美国外交政策所做的全部批评，都将因乔治·布什的决定而变得不相干——布什决定做乃父从未做到的事情：用武力把萨达姆赶下台。当布什打定主意这么做时，他差不多向已开始接受武力保卫基本人权的必要性的所有自由主义者发出了挑战：他们会继续忠诚于反种族灭绝信念，支持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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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愿意。尽管对布什选择的打伊拉克战争的方式心存疑虑，但有不少知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支持战争本身：美国的作家和翻译家保罗·伯曼，英国的报人奥利弗·卡姆和尼克·科恩，兼属两国的克里斯托弗·希钦斯（叶礼庭起初支持伊拉克战争，后来改了主意。萨曼莎·鲍尔自始即质疑这场战争，最终不但成了美国干涉伊拉克的坚定批评者，也是“反恐战争”——据信干涉伊拉克是其组成部分——的批评者）。这些作者有一个共同信念，即自由主义者必须反对种族灭绝，他们也坚持认为自由主义必须抵抗极权主义。伊拉克持不同政见者嘉南·马基亚雄辩地记述了萨达姆的反人民罪行，这些作者深受他的影响，断定更早的极权主义运动如纳粹之类给自由社会造成的威胁与萨达姆所代表的威胁之间存在明显类似。自由社会信心十足地应付了早先的危险，它们应当同样信心十足地应付更新的发展情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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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极权主义的自由主义者正确地指出，欧美的许多左派观点不仅没能认出伊拉克的邪恶，也没能认出可能时时自称进步其实反动透顶的其他很多政权的邪恶。与“尤斯登宣言”——一份原则声明，意在重现早先乔治·奥威尔等自由主义者勇敢扞拒极权主义的时代——的签署者们一道，这些作者恰当地谴责了一种世界范围的出自本能反应的反美主义，它牵着人们变成萨达姆的辩护士。声名狼藉的乔治·加洛韦就是这种人，尼克·科恩说他是“一个苏格兰人国会议员，把令人毛骨悚然的修辞和絮絮叨叨的多愁善感结合在一起，就像他之前的许多政治流氓一样”。提出这些左派批评的那种精神振奋人心。当代自由主义者将种族灭绝问题置于他们世界观的中心，这已是前进了一大步；从该立场的任何退缩将是后退一大步。自由主义者应该以他们应当支持全球化的相同理由反对种族灭绝。如若不然，他们就屈服于一种孤芳自赏的自我保护主义，满足于独享自由主义之利，而不愿与可能刚好更需要它们的其他人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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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自由主义者必须从经验中学习，而自由主义的反极权主义经验，不论多么短暂，被证明满是出人意表的复杂情况。如今我们（除了冥顽不灵的新保守主义者而外）都看得清清楚楚，靠武力废黜萨达姆没有增强美国的国家安全。但同样真实的是，美国在伊拉克的困境对自由主义的反极权主义的纲领和方法提出了一些重要问题。不只是说，比布什发动的这场战争更成功的战争仍然很可能引发宗派躁狂，展示出伊拉克自治的无解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并非所有形式的人道主义干涉都异曲同工。尽管自由主义作者努力将萨达姆的伊拉克视作堪比纳粹的一种极权主义，可是生活在后面那种邪恶下的人们多半对美国军队来解放他们心存感念，而伊斯兰世界里忍受着反民主政权——包括伊拉克和伊朗——的人们不大可能那么感恩。昨天的解放者成了今天的占领者。依靠武力结束种族灭绝可以奏效，前南斯拉夫的情况证明了这点。但是无法保证它将始终奏效，伊拉克的情况也证明了这点。正是伊拉克战争教我们懂得，对抗邪恶是件很复杂的事，不像叶礼庭和鲍尔著书时那么清晰可见，所以自由主义者势在必行的是，重新审视最初看上去是反对种族灭绝极权主义的那些必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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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在此帮助我们的作者是最斗志昂扬的那位反极权主义的自由主义者保罗·伯曼。伯曼敏锐的历史感受力和动人心弦的道德声音，使得他对自由主义者应当如何回应反恐战争的分析令人信服。与此同时，尤其是在他的重要著作《恐怖与自由主义》中，伯曼揭示了反极权主义的自由主义的致命缺陷。伯曼对布什所选的反恐战争之道的批评之一是，总统“没能打响思想战争”。伯曼想必是以此表示，击败伊斯兰恐怖主义需要深切承诺一个主题：自由主义比极权主义有更多东西奉献给世界。然而伯曼本人也没有打响思想战争。他的分析表明，如果我们仰仗自由主义来制服伊斯兰激进主义，我们面临着前者或许有心无力的问题。尽管伯曼避开了右翼诸人的陷阱——他们谴责自由社会无可救药地衰朽，不能有效从事反对伊斯兰激进主义的战争，但是他也表达了对基本自由观念的信心的惊人匮乏。笼罩着众多新保守主义者的失败主义气氛同样笼罩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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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的失败主义所采取的形式之一是，乐得盛赞对手，超过他分所应得的。伯曼像李·哈里斯一样，对伊斯兰激进主义表达了某种钦慕之忱。伯曼认为赛义德·库特布是伊斯兰激进组织的创立者。然而他把库特布的《在古兰经的庇荫下》说成是“有时痴狂的”，“充积着仇恨”和“残酷”，却也是“一部体大思精的思想和想象巨构，一部真正深邃的著作，行文生动，睿智，广博，义愤填胸”，“宽容”，“肃穆”，“诗意盎然”。看起来，对于决心万死不悔地直面和抵抗现代世界的那些人的浪漫主义魅力，似乎连伯曼这位自由主义者也魂为之销。他对库特布作品的讨论提示了一种不令人惬怀的主张：对伯曼而言，缺少浪漫主义英雄气概的自由主义简直竞争不过极端反自由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正如他在《恐怖与自由主义》临近结尾时所说，极权主义运动“是因自由文明的故障而起，但它们也是因自由文明中的其他故障而盛，如果它们继续兴盛的话，那还是因为更多的故障——首尾相继的自由主义故障”。任何时刻伯曼都没有表现出信心，相信自由文明的这种故障——他从未具体指明是哪种——会自我纠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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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曼通过虚张自由社会所面临的敌人的力量，加剧了自由主义的这种失败主义情绪。“极权主义在衰落吗？”他就萨达姆·侯赛因的伊拉克写道，“在1989年设想这样的任何事情都是大错特错的——一个奇特的错误，欧洲中心主义想象力那自以为是的幻觉的一个简直可笑的例子。就仿佛伊斯兰世界不存在似的！”伯曼将整个伊斯兰世界——不单是激进派——等同于极权主义，这不只是粗心的口误。他像波德霍雷茨一样，完全不认为西方应当多信任伊斯兰教从内部自我改革的能力。神学家塔里克·拉马丹，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的创始人之一的孙子，而今的牛津大学教授，他正全力以赴做的恰恰就是自我改革——这取决于你怎么读解他。伯曼告诫西方知识分子说，别上这人的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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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刊于《新共和》杂志的一篇论拉马丹的长文中，伯曼小心提示他不是在攻击伊斯兰教本身，好像对他在《恐怖与自由主义》中使用的有些语言感到懊悔。但是他也毫不怀疑，像拉马丹这样的人，企图往还于他的穆斯林根源和现代自由民主制之间，任谁都将失败。通过彻底摒弃伊斯兰教能让自身实现自由化的可能性，伯曼也许无意间削弱了自由主义的感染力，仿佛关于人权、尊重他人、成长能力之类的观念无法同宗教宿命论一决雌雄。这是献身于自由主义和好战的伊斯兰教之间的思想战争的一个人得出的古怪结论，它否认他这一方有丝毫胜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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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伯曼是某种象征，那么自由主义的反极权主义就遭遇信仰危机了。应当承认，在一个恐怖时代，自由主义的最大资产就是它自身。世界上有邪恶。独裁者的确对他自己的人民施行种族屠杀。恐怖主义者——他们有很多人是被好战的伊斯兰教鼓动起来的——的确滥杀无辜。腐败的政权为他们提供庇护所。这些事情的任一桩应该无人——肯定没有哪个自由主义者——不知。但是正如你不会效仿反自由主义敌人的方法，用保密、刑讯和不受制约的行政权力去和他们无情作战那样，你也不会把你自己的政治哲学束之高阁而去迎战恐怖主义和种族灭绝。如果自由主义者不相信他们的生活方式是最好的生活方式，他们当然会发现自己在以邪恶为特征的世界上跼天促地。他们必须抵排他们左侧的势力，后者宣称所谓“所有人都渴望自由与民主”的任何声明都是把我们的生活方式强加于他者的帝国主义举动。但是他们必须同等坚决地抵排这一观念：自由主义的敌人以某种方式从自由主义的弱点获取给养。情况完全相反。把思想战争让与自由主义的敌人——这是新保守主义右派和反极权主义左派的极寻常过失——然后不知不觉间，将不再有思想战争可打了。假如我们已遭遇了恐怖主义和种族灭绝的最后例子，那太妙了，不过也太不可能了。未来无疑将包含分外多的坏思想和恶人，它也更有理由应当包含一种生机勃勃的自由主义，后者可以与前者一较高下，遏制且有时挫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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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的未来 诚对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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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自由主义同时是程序的、性情的和实质的，它将总是乐于接受挑战：它对程序主义的信守预设了思想的碰撞，它的性情开放性欢迎跟它自身的思维方法唱反调，它的实质性理想意在有所偏信，因而服从于辩论。虽然自由主义者应当想看到他们的思想把对手争取过来，却不应寻求对方的无条件投降。如果一个世界里仅有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思想，那就不是一个自由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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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相对它的竞争者仍有一大优势：因为它是最能管理现代性的复杂状况的政治哲学，它能坦诚对待现代性所代表的东西，既然我们生活在非常现代的世界上。18世纪末19世纪初兴起的政治观无一可以提出同样的声称。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主义者抱怨资本流出和移民涌入，但就在他们证明自己无力实现自立自足之际，他们的华词丽句却在煽动性上膨胀了。浪漫主义者要求自由社会为某种高贵、高尚的善而牺牲，但又担心失去政治支持，克制自己不把会让那些牺牲成真的义务强加于人。社会主义者前些时候关门歇业了。保守主义者诉诸经过时间检验的历史真理，但正因为历史包含不愉快的真实事情，如奴隶制和种族隔离的存在、有限选举权、肆虐的经济不平等和对教权的恭顺等，他们通常会忽视历史，以利于诉诸他们平常大概并不同享的民主情操。假装现代性从未发生过，这管理不了那种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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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自由主义不必假装站在民主一边，因为它除去偶尔与精英主义调情以外，已支持过扩大选举权和增进种族、性别平等的种种运动。它不必变得热衷于战争，因为它认为战争是追求和平的失败。它可以捍卫言论和结社自由，因为它真的信仰它们。它为开放社会的概念辩护，因为它由衷厌恶那些封闭社会。它无须敬仰丑陋的过去，因为它对未来信心如铁。它怀疑来世，因为它脚踏此世的实地。自由主义不宣称政府是邪恶的，因为它知道政府已是为善的力量。它视现代性为无法更改的事实，承认其收益，接受其条款，并设法改进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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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是自由主义之所为。自由主义者之所为别是一番风貌。极常见地，自由主义政治家缺乏自由主义的勇气。尤其在美国（但其他地方也相差无几），自由主义者行动起来就好像保守主义者是当代世界天生的执政党，而他们，自由主义者，仅当右派暂时休假的时候才来接管。自由主义者们读的是安·库尔特、罗伯特·伯克和其他保守平民主义者所撰之书，得出的结论是他们的见解大醇小疵。是的，我们的确太精英主义了，他们对自己说。为了把人们争取到我们这边来，我们应当迎合人们怎么感觉，而不是诉诸他们思考什么。我们最大的敌人真真的是我们自己；我们的思想太细腻微妙，我们的政策要求太苛刻，我们的政治手段太讲求理智，结果我们争取不到所需的多数人。表现得比我们实际上更保守主义、更民族主义甚至更浪漫主义，比代表我们历久未改的那种东西要好得多。自由主义是对己诚实的。自由主义者往往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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