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340244
西罗马帝国崩溃后，西方基督王国发现自己在崭新的立场上，蛮族建立的君主制都是一些脆弱、原始的组织，既缺乏古代法治的声望与自信，也没有能力操作复杂的官僚体系。另一方面，罗马城在西方享有的杰出声望与权威，却使西方教会能在罗马大主教领导下达成相当集中的一致行动。这一切都牵涉到旧有教会与国家间平衡关系的彻底转变。拜占庭帝国有一个极度中央集权的政府，但教会组织却脆弱松散；罗马教会却是比较集权的教会组织，与其相对的世俗权威则脆弱、松散，在这些情况下，西方社会可以完全依照基督教的二元社会去发展，而较不必顾虑国家的干涉。
1703340245
1703340246
由于政治权威的崩溃，西方教会必须在政府事务中扮演积极的角色。即使在仍可找到许多训练有素官僚的东方政府也发现，把公共责任（特别是像贫民救济一类的工作）交付给教会执事去处理，乃是相当便利的；在西方则有更大规模的类似倾向，蛮族统治者的见解是原始、乡村式的，无法了解复杂都市的行政问题，教会是即将崩溃的罗马帝国秩序唯一残留的代表，也是唯一有行政能力与经验可以防止世界陷入混乱的机构，因此，主教与其他教会权威不得不介入这空隙，担负起大部分市政责任。蛮族的来意既然是要占用西方文明，而非摧毁西方文明，有人替他们担负起他们自知无法胜任的工作，他们当然非常乐意。于是，西方国家大部分权威遂落入教会之手，名义上虽是蛮族的子民与属国，实际的领土（包含大多数幸存的城市）却具有教会的公国（principalities）地位。有些地方，尤其是在罗马城甚至连臣属的理论也被抛弃，教会统治者被认为具有完全的领土主权。因此，罗马教会于形成期便担负起甚多世俗责任，西方基督教具有的特征主要就是这种经验造成的。
1703340247
1703340248
这种状态造成的重要结果之一是，宗教生活的神秘冥想成分渐渐降到最低限度。在东罗马帝国，希腊与东方神秘主义思想的影响特别强烈，国家也仍然是有效执行社会行动的机构，在这样的环境下，以彻底抛弃世俗责任之退隐生活求得救赎的观念，从来就不曾失去其有力的影响，于是隐士（hermit）成为东方基督教的典型代表。西方国家权势比较衰弱，而且缺乏足堪与东方相提并论的环境，因此其发展也走上了不同的方向。西方固然并不是完全没有隐士与神秘主义者，但教会的重点却是放在升华一般人类经验，而不是抛弃此等经验。事实上，这一立场造成的更极端结果从未完全被人接受过，西方观点后来的激进表现，便是厌弃修道生活，而强调所有人类工作之精神价值的加尔文教派。即使西方教会愿意赋予退隐静思的生活某些精神价值，但试图把这种形式的宗教经验维持在较狭隘的范围里，教会虽不曾禁止离群索居的隐士生活，却对之投以怀疑的眼光。特具宗教天赋的人或许会被鼓励退出世俗的烦恼与诱惑，以进入有利的修道院环境，但这也不足成为不参与有益的社会工作的理由。西方第一个伟大修道团体的座右铭：“工作与祈祷”，就是西方修道精神的有名表现。中古末期，托钵僧与传道团体兴起，更表现了宗教应使日常生活升华，而非从其中退隐的原则，这是西方基督教最持久、最特出的风貌。
1703340249
1703340250
一度，教会担负世俗责任似乎会导致教会完全世俗化，教会统治者遭遇的问题与经验和当代世俗王侯基本上是一样的，这使得他们的观点渐趋一致。在黑暗时代（the Dark Ages，即指中古时代 ），封建制度渐渐形成，教会人士被政府吸收，赋予如其他地方权威一样的职位，身兼爵位的主教也得采取军事措施保卫领土，有些甚至还因在战场上功业彪炳而誉满天下。当时，世袭是政治权威的正式基础，教会人士也常设法使圣职由自己家族继承，以永保权威。这些现象使教会失去了特色，而卷入当代政治力量的一般争斗中，甚至连教皇一职也成为世俗野心的目标。在黑暗时代，教皇的选举主要是由一些互争雄长的罗马贵族控制，名门世族有时甚至争取到世袭教皇的权力。在罗马帝国崩溃后的混乱情况中，本来就难以平衡的此生与来世关系，愈来愈倾向于前者，这对基督教的二元社会观构成严重的威胁。
1703340251
1703340252
但是到了中古末期，教会再度以特殊而独立的组织形态出现，显示了基督教内在的活力。当时，一连串有权势的日耳曼国王想创建神圣罗马帝国，由于他们的发起，再加上一群杰出的教士［他们都曾参与克吕尼（Cluny）的宗教复兴运动］的帮助，西方教会结构开始激烈的改革。贵族团体原欲吸收教士，使其成为世袭贵族之一部分，但是教士的强制独身与公众对教士任用私人的无情攻击，使这种意图受到阻碍。由于再度强调教皇的权威，分崩的教士阶层体系遂重新统一，也有了新纪律，久习于独立的地方教士此刻也接受有裁判异端权的中央官僚系统的指挥。博洛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Bologna）成立后，重新研究罗马法为教会提供受过专业训练的法律人才，也使官僚系统的人员递补得到不少方便。托钵僧团的兴起也助长了中央集权；新成立的方济各会（the Franciscans）与多明我会（the Dominicans）成员热诚、干练，未受封建社会污染，教皇是他们唯一的效忠对象。教皇授权他们，令封建化与派系主义的地方教士接受罗马教会的意志；同时他们也是布道团体，领导宗教复兴运动。十字军东征运动是数世代人们专注的焦点，我们从这个运动可以看出宗教复兴的实况与强烈程度，而一系列伟大的教堂建筑也是宗教复兴的永久纪念标志。中古末期，教会已再度建立稳固的独立地位，暂时避过世俗化会破坏基督教二元论的危险。
1703340253
1703340254
基督教会的复兴极为成功，精神界与世俗界力量的平衡一度似乎要被教会从反方向推翻掉。当时，即使最强大的世俗统治者也只能对其封建属国实行有限度、不稳定的控制，但是，教皇却成为近代第一个伟大官僚体系的主人。由于具有专业化的人员增补制度与阶层化的纪律，教会组织成为比任何世俗行政体系都有效力的机构。此外，从意识形态斗争的角度来看，由于拥有虔信时代的精神构成声望，传道团体的活动也使教皇握有比任何世俗构成更强的宣传工具。意识形态加上行政的因素，使教会在与国家的比较上占绝对的优势，在一些精明干练、野心勃勃的教皇［尤其是格里高利七世（Gregory Ⅶ）］领导下，教会充分利用了这种优势。教会以最不妥协的言辞声言有权控制一切国家的精神要务，并将矛头特别指向神圣罗马帝国。此外，又援引逐出教会与停止教权为武器来支持这种权利。教皇声称直接拥有的领地扩大了，英格兰与其他边缘地区的人民被强制或说服去承认教皇为其封建领主。如是，前不久有被世俗封建体系吸收之虞的教会，此时似乎反而要把世俗体系纳入绝对神权政治的架构了。
1703340255
1703340256
这种教皇势力对社会二元组织的威胁很快就被避开。世俗统治者在逐渐加强的压力下也开始集合力量。他们刻意仿效前此不久教会用以克服内部分崩现象的方法，开始克服国家组织内的分崩现象。教皇曾经援引“绝对自主之权威”的观念来战胜主教与修道院长的地方性权利，这观念渐渐转移到世俗世界中，使世俗统治者有借口去攻击封建领主与特许城市（chartered cities）的既得利益。经常援引早期“官僚绝对主义”（bureaucratic absolutism）情况的罗马法的复兴，也助长了中央集权的趋势；结果世俗统治者很快就和教会争办大学，鼓励法学研究。这些大学成为供给训练有素的忠诚公务员的最主要机构；后者则代表王室权威，使其他世俗权威都服从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领导。由于世俗界的封建体系比精神界的封建体系更为巩固，因此国家的官僚化过程也远比教会的官僚化过程更为缓慢、艰难。若将国家主权（state sovereignty）和教皇的教会主权（ecclesiastical sovereignty）做对比，那么直到十六世纪让·博丹（Jean Bodin，1530—1596，法国政治思想家 ）为“国家主权”做经典式的简洁陈述前，我们尚不能说它的理论与实行已完全确立。由于长年和教皇斗争消耗了国力，再加上要求统治超过其实力的领土，神圣罗马帝国从未有过有效的主权，渐渐变得无足轻重。不过在中古末期一些寡土众民的王国（例如法国、英国），却已经完成相当程度的官僚中央集权，有能力对抗教会提出的过分要求。教皇格里高利七世与乌尔班四世（Urban Ⅳ）去世以后，不到一个世纪，法国与教皇的斗争即有了结果，教皇被迫把宫廷由罗马迁往阿维尼翁（Avignon），随着这一革命性事件的发生，以绝对神权统治欧洲的可能性也就永远消逝了。
1703340257
1703340258
因此，到了中古末期，二元的人类社会观（和基督教的二元人性十分类似）遂成为西方政治生活的正常基础。除了少数非信徒与异教徒以外，每个人自从降生到这个世界上就分属于两个大社会，这两个社会又各有特定的公共责任范围。国家的功能就是以强制力量维持有秩序的社会生活的外在环境，国家用军事防御与警力来维持社会秩序，以保护基督徒生活不受各种形式的暴力干扰。所有国民则应服从国家，供其役使以实现这些目标。不过，国家的活动虽重要，却应以执行而非制定政策为目的；决定人类生存的终极目的并指导国家完成这些目的，乃是教会的正当社会功能，所有信徒都应帮助教会执行这项功能，每一个人都必须尽一己之力对国家施加有效的道德压力，在极端的情况下，世俗统治者若执意不听教会的道德指导，有良知的基督徒甚至应放弃对国家的忠诚，担起建立新政治秩序的革命责任。换句话说，中古的人民相信，国家本身并不是道德目的，而是必须受社会大众良心指导与控制的行政机构。如此明确划分“社会”与“政府”，并且赋予社会组织（与政治组织对照而言）较高的道德权威之观念，是古代社会不曾有的，这种观念的出现代表了西方文明的确立。
1703340259
1703340260
不管怎样，基督教的二元观却不曾损及古代法律传统，实际上，二元观念反而更加强、确认了这项古典传统，使其成为近代生活的要素，即使在黑暗时代最混乱的时期，人们也不曾完全抛弃“享有法律下自由的社会”的远古理想。在欧洲许多地方，多少已呈残破的罗马法本身不仅还以教会法（canon law）的形式存在，而且更化为地方习俗而存在。随着法学研究的复兴，罗马法对宗教法庭与世俗法庭活动的影响也愈来愈强，即使在罗马法不生效的领域，对法律本身的尊重也不曾消失。征服罗马的蛮族和大多数原始民族一样，强烈觉得自己的部族习俗神圣不可侵犯，长久以来一直以原始的严格态度应用这些习俗；封建制度强调政治义务的契约因素，这也是维持法治观点的一个有力因素。因此，在中古全盛时期，古典的法治传统非但不曾消失，反而因新的原始法治思想融入而更为强大，其地位也益为稳固，成为西方生活的一大特色。
1703340261
1703340262
我们已经讨论过，古代由于在个人与国家间缺乏独立的仲裁者，因此无法以法律来约束政府的行动；二元社会的建立则解决了这个困难。教会是公认的一切道德利益的守护者，可以通过自己的法庭对各类法律问题（包括“意志”与“契约”等事件）做出裁决，同时也有能力让所有人（包括世俗统治者）接受此裁决。教会也是道德律法的最高诠释者，可以监督、控制世俗机关对法律的执行。假如某一世俗统治者利用权位违犯教会律法，或者破坏就职誓言而以他的国法做正义的标准，真正的基督信徒便有责任提出抗议，必要时也可以推翻他的统治。政府曾经可以无视其法律义务，现在则有有组织的社会良心，准备将所有人类行动（包括政府与私人行动）都置于法律的规范下。因此，基督教的二元观加强了古典法治思想，通过这两项传统的结合，古代社会无法达成的理想终趋实现。
1703340263
1703340264
中古末期，西方文明的基本形式已稳固确立。自是以后，“政府在法律架构内施行统治，并接受社会的道德指导”，此一理想遂一直对西方人民产生重大影响。这个理想源于基督教的人性观，它也和这种人性观一样，是建立在永不平衡的二元力量基础上的危险又难以达成的理想。由于这是动态而非静态的平衡，因此也唯有最坚毅、最严峻的努力才能维持这种平衡。基督曾说他仗剑而非带着和平来到人世，西方历史特有的暴烈与不稳定便是这预言的真实见证。中古时代教会与国家的二元结构引发了无休止的战争，稍后“社会”与“政府”这种类似的二元结构也造成类似的纷扰。然而，二元结构虽有明显的代价，但也有它的补偿。西方人有一种几乎无法达成的伦理观，他们既不接受也不拒斥历史实体，而是要去转变它，因此西方人以全副精力去征服物质环境。要在二元社会维持秩序几乎是无望的工作，但是西方人却受此目标的鼓舞，创造了独具动能可适应不断变迁之需要的政府形式。不论是好是坏，中古的二元法治理想都塑造了西方文明的发展途径。因此，要评断西方世界的成就，必须以这个理想为评断基准。
1703340265
1703340266
1703340267
1703340268
1703340270
西方政治传统：近代自由主义之发展 第三章 世俗化危机
1703340271
1703340272
公元十六、十七世纪是西方文明史的转捩点，直到那个时候为止，西方社会的二元结构都建立在教会与国家制度上。当人的主要精力都专注在宗教问题上时，教会才可能和世俗组织做实质的抗衡。然而，随着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的到来，这种传统的二元结构终于被摧毁了。越来越多的人渐渐把兴趣从宗教问题转移到世俗问题上，而依然忠于基督教的人则因教派纷争而削弱力量。因此，中古的教会可以代表所有基督徒发言，但是后期的教会却只能代表一部分人发言；此时国家仍然声称统有所有的臣民，因此它也就成为整个社会的主要代表。在这种情况下，已无法仰赖教会对世俗权威的权力发挥独立的制衡力量。西方文明逐渐趋向世俗化，使人们必须重建二元社会的基础。十六世纪以来，这项重建工作就一直是西方政治的主要问题。
1703340273
1703340274
西方世俗化的第一步，是文艺复兴时代古典学术的复兴。中古的艺术学术活动由教会垄断，因此提高了教会的声望而贬抑了世俗权威，借着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这类人物的努力，古代文献的一大部分（尽管是出自俗人或异教徒之手），都安全地纳入基督教传统中。但是，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沦陷以后，希腊难民学者却突然出现在西方舞台上，为西方人带来古典学术的新宝藏。他们不仅受到有文化教养的教会人士欢迎，也受到俗人欢迎。由于都市的发展与中古后期商业的繁荣，欧洲许多地区开始出现富有而具野心的中产阶级，他们与不识字的封建领主不同之处是多半都受过高等教育，急于把握任何机会，推动社会与知识进步。像美第奇家族（the Medici）这样的银行世家就有能力，也愿意赞助新学术，而和教会媲美；有野心的王侯也渴望吸引知名之士到宫廷来。因此，教会从上古以来首次停止垄断艺术与学术。文艺复兴时代的许多一流作品都是世俗学者及艺术家在世俗赞助者资助下完成的。这些作品普获赞赏，激使人重新体认世俗生活的尊严与重要。这种精神与世俗平衡的突然移转使文艺复兴成为近代的真正先驱。
1703340275
1703340276
文艺复兴的世俗化运动一度能不受教会妨碍而进行。研究古典学术的浪潮最初向欧洲席卷而来时，教会力量强大，足以控制这运动，使它配合本身的目的。但是，在文艺复兴时代，教皇的精神势力却出奇低落。经过“巴比伦之囚”（the Babylonian Captivity，指1309—1377年教皇被软禁于阿维尼翁的那一段时间 ）的长期羞辱之后，教会方才再度抬头，并悲哀地体认到，在欧洲君主（例如法王）地位稳固之下，干预任何事物（即使是精神事务）都是危险的。另一方面，罗马帝国的败亡使意大利成为政治的真空地带，暴虐的小君国纷然林立。教皇国（the papal state）身为较大较稳固的政治单位，正可对较弱的邻邦施加实质的外交与军事压力。这些情况的配合，自然而然促使文艺复兴时代的教皇专注于世俗权力、从事领土的扩张而忽略更广泛的精神责任。既然是世俗统治者，他们的问题与关切对象也都和世俗敌手大抵类似，教皇多少无可避免地受到当时世俗潮流的同化。有些教皇和利奥十世（Leo X）一样，曾赞助当时最伟大的艺术家和学者，然而，他的动机却也和他的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亲戚没有什么不同。没有人像前人一样特别努力从基督教观点去修正并重新诠释这些新学术。
1703340277
1703340278
但是，基督教的传统仍然足够强大，未被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冲击所截断。的确，就当时某些代表人物而言，文艺复兴的精神完全是异教精神；但他们虽热衷于从古典艺术与文学中挖掘宝藏，大多数领导人物却仍然从基督教思想中汲取灵感。即使在新的创造力正值高峰时，吉洛拉谟·萨伏那洛拉（Girolamo Savonarola，1452—1498，意大利宗教改革家 ）也能在佛罗伦萨以滔滔雄辩掀起一场虽短而强的宗教反动，鼓励这座文艺复兴之城的公民与艺术家把异教绘画和其他世俗财宝公开焚毁，这是一桩极具意义的事。意大利以外的地区新学术生根比较缓慢，对异教人文主义的阻抗也更强大。文艺复兴的成就或能添增上帝的荣耀、增进朴实的礼仪与生活乐趣，这些方面是人们可以接受的；但是另一方面，它们也往往会使人心神不专注，忽略宗教责任，因此很快招致人们的敌视。基督教徒习于在两种极端之间游移，是故十六世纪的人们乃会对文艺复兴的世俗主义产生反动，爆发出一股新鲜的追求来生理想的热忱，新教的宗教改革运动与天主教（旧教）的反改革运动，就是这种反动的表现。
1703340279
1703340280
通常追求来世理想的重兴，总会使教会再度取得国家平等伙伴及独立批判者的传统地位，前述西方历史中便有这种现象。几世纪前，托钵僧团的兴起曾经导致可与此次反动比拟的普遍宗教热忱的爆发；当时教皇稍作踌躇之后就把该运动纳入教会体系。类似此种事件激发的新鲜宗教活力乃是十二、十三世纪基督教文明的活力来源。新教的宗教改革运动，一如其名称所暗示的，希望能为基督教会开创可与十二、十三世纪比拟的净化与再生时期。路德（Martin Luther）与门徒追随圣方济各（St. Francis）与其后继改革者的榜样，不认为自己是叛徒，反而是既存宗教传统的代表。他们在重新捕捉原始纯净的基督教义的过程中，十分强调《圣经》与早期教父的著作，但是原先并无意要诋毁中古基督教的基本假定；他们所抱怨的并不是天主教会的存在，而是那些使教会无法履行正当精神任务的长年积弊与腐败作风。他们的目的是使教会再度取得传统地位，成为团结的基督王国的领导中心。
1703340281
1703340282
然而，宗教改革所产生的实际影响却正好违背了改革者的初衷。文艺复兴时代的教皇由于专注于世俗的治国之道，很慢才明了即将发生于北方的精神危机之意义。为了满足改革者的最低要求，教皇必须放弃许多有利可图的积弊，并且全力进行教会（尤其是修道院）的净化工作。其后，反改革运动也证明了罗马教会仍然有能力实行改革，然而此一证明行动却迟了一步，无法保持教会的团结。新教徒要影响文艺复兴时代世俗化教士阶层的企图再度失败，最后终于决定脱离罗马教会，他们建立起属于他们自己的教会组织，希望最后能借此使人返归真正的信仰，在完美的新基础上再建大一统的教会，结果这些希望却成为泡影。新教徒虽然努力在许多地区建立他们的地位，但是天主教反改革运动组成了耶稣会（Jesuits），他们的热诚发挥了意想不到的力量，使西方相当大的地区并未加入新教的改革运动。更有甚者，改革派由于缺乏有效的中央领导，很快就分裂成互不妥协的教派。改革者的原意是要重建一统教会的权威，但实际上却反而使基督教世界分裂成争战不休的教派，削弱了教会的影响力，使得政治的理论与实行产生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变革。
1703340283
1703340284
这些变革在宗教改革运动初期并不特别明显，关于二元社会的问题，改革者的领导人物理论上采取的是类似中古教会的立场，当然，新教的两个主要教派在这方面的看法是有某种程度的不同。路德教派注重宗教的神秘面，因此倾向于打破基督教此生与来世的平衡，而注重后者。路德及其门徒比大部分西方基督教代表人物更强烈地认为，世俗事务本质上是邪恶的，因此强调内心生活的培养是基督徒应有的行为。另一方面，加尔文教派则关心历史性存在这一偶然事件，因此他们往往从相反方向去打破今生与来世的平衡；他们极度关心如何在尘世上实现上帝之国，因此接近古代犹太思想之精神，他们经常引述旧约经文，喜欢使用希伯来人的名字，凡此都表示他们对古代犹太思想是有亲和感的。他们觉得对历史的升华（精神化）有直接责任，因此比路德教派甚或罗马天主教都更有干预世务的倾向。很明显地，只要情况许可，他们就会选择神权政治这条路（就如加尔文教派在日内瓦或清教徒在英格兰的情形一样）。然而，尽管新教的主要团体都偏离了基督教立场，但是他们却从未抛弃建立在教会与国家二元结构上的古老社会观，不论两个制度的关系为何，路德教派和加尔文教派一样都相信教会是有别于国家的团体。教会对于他们就如对中古基督徒一样是人类所有重要精神利益的维护者，是道德权威最崇高的具体化身。当国家威胁到教会利益时，即使是路德教派的信徒也知道起而抗议，在极端的情况下，他们还会抵制国家。加尔文教派则更具野心，至少在其发展后期甚至想要监视政治权威。因此，新教的教义结构虽然多有变迁，但在实质上却不曾改变西方基督教二元社会观的传统。
1703340285
1703340286
不过，宗教改革时的实际环境却使教会愈来愈仰赖国家。改革者传播的福音虽然未曾影响到罗马的权威当局，却很快获得世俗王侯的喜好。西方统治者在试图使国家行政结构合理化的过程中遭遇的障碍之一就是教会的特权；宗教改革者声言要大幅改革教会的组织自然受到王侯的欢迎，他们认为这是消除教会特权的良机。尤其在英法等地，罗马教会以贩卖赎罪券或其他方法对当地人民大肆搜刮，因此英法王侯特别欢迎宗教改革，于是从一开始，改革者就找到某些世俗王侯做他们的强力支持者。当教会谴责宗教改革为异端，意图将其消灭时，幸亏有像萨克森选帝侯（Elector of Saxony）这样的人保护，改革运动才不致消灭。改革者为了避免被迫害，同时也为了要迫害对手，遂不得不仰仗友善统治者的军力援助，当他们和罗马当局的争斗越演越烈，就必须更借重世俗权威的帮助，也因此必须对世俗权威做更多的让步，以为回报。理论上，改革者或许仍然明了必须以教会的道德权威来对抗国家滥用权力，然而，实际上他们的抗阻却有个限度，不能与王侯保护者失和。结果使教会变得较为软弱，无法对世俗权威的傲慢态度产生制衡。
1703340287
1703340288
同时，类似的因素也削弱了天主教会的力量。在和新教徒斗争的过程中，罗马教会的追随者的确占有许多优势。新形成的新教教会，由于缺乏组织完善的正统权威机构很难统一教义，或是在支持者间建立一种纪律，另一方面，教皇在天主教徒间所代表的纪律与教义权威，则是无人可动摇的。这一点使得罗马教会用比对手更高的效率来动员残余力量。然而，在几个宗教团体竞相对世俗王侯示好的时代，即使是经过重整的教皇权力也不足以保障天主教会的生存，这时大多数国家人民的宗教感都极其分歧混淆，没有任一权威能得到基督国度全民的一致支持。设若一个世俗统治者决定采信新教，将天主教徒扫除尽净，那么凭着他拥有的武力与新教人民的支持，他便能达成这个目的，即使罗马教会提出强烈的抗议也是一样，而假如有另一个统治者决定采信天主教而将新教徒赶尽杀绝，他也很可能成功。于是，罗马教会也和新教教会一样，倚重世俗权威的支持，为了得到世俗统治者的帮助，它也必须对统治者让步。虽然天主教国家里教会的削弱不如新教国家那么厉害，但这削弱的趋势本质上是一样的。
1703340289
1703340290
宗教与政治间的不安关系造成的第一个结果就是动摇了政治秩序的传统基础。设若某一地区的王侯赞助某一特定的宗教团体，这宗教团体的追随者只要宣扬绝对效忠邦国的理论，就能获得享之不尽的利益。英国国教徒（the Anglicans）与路德教派的力量主要是来自世俗统治者的支持，因此他们在这方面的工作也做得最多。另一方面，大多数地区都有不信从官方信仰的人，这些人易于遭受迫害，对他们来说，政治问题就是设法推翻既存秩序，从而拥立一个信仰其宗教的王侯。中古时代，大多数政治理论家都同意人民有权抵制暴君（包括那些支持异端、阻碍人民获得永恒救赎的君主），在极端情况下甚至可以由境内其他高官处死君王。在宗教战争风起云涌的岁月里，那些被迫害的激进教徒特别容易接受这一观念，尤以耶稣会教徒与加尔文教徒为甚（两者分别是天主教与新教态度最强硬的鹰派），这两个教派在新的政治理论学派“抵抗王权者”（the Monarchomachs）[1] 的形成过程中都扮演了主导角色。这些作家在试图克服敌对统治者的权力时，多少都曾激烈地主张，推翻暴君是人民的天赋权利。这派政治理论家的用语带有某些现代意味，也对后来现代民主思想的发展起过一些作用。但他们当时所说的人民却不是没有组织的群众，而是占有领土的王侯、地方议会，以及其他公众权威；其中信奉被迫害之宗教者占大多数。基本上这些理论家不过是重申了中古的暴政论（doctrine of tyranny）；在中古时代，世俗统治者只臣服于单一教会的纪律，只要满足教会的要求，就不会被指为异端，但在宗教改革以及反改革运动的时代，情形却大不相同。在人民分属于两个或更多敌对教会的国家里，统治者注定会被许多人民视为异端，在这种情况下重申中古时代的理论不啻是招惹无穷的纷扰。
1703340291
1703340292
结果确实招来了纷扰，百年间西欧因空前惨烈的宗教战争而变得四分五裂。许多国家的异议宗教群体都曾成功地鼓动支持者对既存的政府展开血腥革命，外国王侯则常出兵为同一教派的统治者助阵。激情的顶点是将文明的战争规则抛弃一旁。在宗教冲突中，暗杀与屠杀成为正当的武器。对那些相信自己信奉的宗派胜利才有获得救赎可能的人来说，在“把国家权力置于真实信徒手中”这个绝对重要的前提下，所有牺牲都是值得的。在宗教热诚的外衣下，世俗的贪欲与野心也充分得逞，结果造成一段血腥且法纪荡然的时期，三十年战争（the Thirty Years’ War）消灭了中欧近半数人口，也毁灭了许多古老的欧洲文化重镇，混乱达到极点。此时各教派力量均等，任何一派无论如何努力，都不能支配重新团结的基督国度，其后的僵持状况使西方文明的生存濒于险境。
1703340293
[
上一页 ]
[ :1.703340244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