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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重要层面，十八世纪的思想却不如它外表那样清楚单纯。这乃是以新的世俗形式出现的西方宗教特有的两难处境。基督教（尤其是西方形态的基督教）乃是“独善”（self-regarding）与“兼善”（other-regarding）两种动机间不甚平衡的结果。基督教强调个人之得救为无上重要，在这方面，它强调个人的道德意识而牺牲了社群的道德意识。耶稣基督曾指示他的门徒弃家相随，这就是基督教教义中隐含的无情的道德自我中心主义（moral egoism）。基督教对僧人、隐士表示尊敬，而且通过诸如忏悔等制度来鼓励一般人内省，这都显示它深信宗教活力的真正来源是个人良心之发展。然而，除了这种个人主义的倾向外，基督教也包含强而有力的社会因素。其最崇高的理想之一便是要将全人类团结在一个爱与慈善的社群里。基督教实行上的关键问题，便是如何在这些相反的力量间维持有效的平衡。启蒙运动兴起，这个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从宗教层面带到俗世层面，这点正解释了为何在十八世纪思想的单纯外表下潜藏着许多复杂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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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期最明显的特色或许就是夸张的个人主义（exaggerated individualism），在新兴的知识与经济力量跟旧社会传统发生冲突的时代，新兴运动的支持者自然会极度强调个人自由的需要。基督教的创造活力存在于个别圣徒的宗教活力，同样的，启蒙运动的希望也维系在个别科学家与企业家促使事物合理化的能力。这便导致一种激烈主张，认为个人有权利不顾社会的传统约束去追求自己的合理利益。当时心理学的“感觉论学派”（the sensationalist school）正达巅峰，其假说便是人类生来本就不具任何道德或社会观念，后来所有人格发展纯为“独善”企图所造成，其目的是使人类有机个体的痛苦减至最低，快乐达到最高。根据这个理论，社会乃是一种由有感觉之个人所构成的机械聚合体，而个人之行为动机则完全是为了追求合理的个人利益。因此，随着世俗化的发展，基督教“个人灵魂有无上价值”的说法也随之转变为同样强硬的“个人的感官肉体有无上价值”的说法，结果便造成极端明显的个人主义倾向，其实此亦为西方文明一向具有的特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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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为了配合西方思想的二元论习惯，除了强调独善动机，也要同样强烈地强调人类生活的“兼善”层面，以使两者平衡。虽然近代学者因反对十九世纪泛滥的个人主义而时常忽略这项事实，但这仍是启蒙运动包罗万象层面中的一层。启蒙运动的领导者深信，他们的原则不仅可以增进禀赋特殊的个人之快乐，同时也能增进整个社会的快乐。在从前，基督教曾梦想有一天全人类会团结在互爱与慈善的普遍法则下，同样的，十八世纪的人也沉醉于慈善的普遍法则下，而且，十八世纪的人还沉醉于一幅远景——有一天，全人类将共享免于匮乏与痛苦的幸福。这想法并非虔信者的陈腔滥调，而是热情的信念，无数人道主义的奉献行动便可证明。仰慕富兰克林的人把他奉为那个时代的理想代表；但是，他们也清楚记得富兰克林是一位知名的慈善家，他曾经奉献时间与金钱创立许多的福利事业。当时的人普遍都持有这种分担社会责任的态度。由于震怖于人类的苦难，许多男女都乐意奉献于医院与监狱，去减轻这类怖苦。又有感于无知之普遍，另有一些人以同样无私的态度，献身于平民教育。虽然较极端的人道主义英雄作风与极端的圣徒献身一样，都不是常人能做到的，但当时人却都仰慕这些行为，认为这就是当时道德感的表现。这些发展都是由“兼善”的动机引发出来的，对此若无适切体认，我们将永远无法了解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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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人道主义的因素非常强大，有时甚至有摧毁个人主义之意义的危险，我们从边沁（Jeremy Bentham）的著作最能清楚看出这种西方二元主义的平衡所受到的威胁。英国功利主义学派受到牛顿力学的启发，相信人类的快乐与痛苦也和物体的质量与速度一样，可以用单一、普遍的有效标准来衡量其多寡轻重，这导衍出一种人类福利的观念，而由于此一观念的影响，个人被看作社会统计学计算对象。根据《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 ）一书所述，生活的最高目的是“为最大多数的人谋取最大的幸福”，以某个人的快乐来抵消另一个人的痛苦，从而获取可能的最高“人类幸福净值”（net quantity of human happiness）。人类天生的倾向就是竭尽所能获取个人最高快乐，即使会使整个社群的幸福净值减少也在所不惜。在这种情况下，社群计算个人的私人利益时也有权加入新的因素。开明的立法者可以估计个人从各种反社会行为中所得快乐的确实“数量”，然后对这种行为赋加法律惩罚，使他的痛苦超过所得的快乐，以使自私个人的快乐计算符合更高层次的社会利益。然而，假如惩罚性的法律是唯一能对抗个人自私心而维持社会福利的力量的话，那么道德权威的最终来源便将是国家而不是个人了。在英国史上稍早的危机中，这样的人性观曾经促使霍布斯发展出强硬的国家专制论（state absolutism）学说，功利主义的逻辑含义（如边沁之法学著作所阐述者）基本上就是霍布斯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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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幸十八世纪思想中的个人主义因素要比功利主义者所说的更强烈。启蒙运动时代的人虽然喜欢从“无条件的自我中心主义”（unqualified egoism）观点去描述人性，但他们对个人的看法同时也有某种程度的理性论式的理想主义（rationalistic idealism），这使他们不一定要诉诸国家，把国家当作人类价值的唯一守护者。大多数人都相信善心与同情心是人类理性的正常表现，根据此一观点，任何真正开明的人都会乐于行善，并发现使别人痛苦也会引起自己痛苦。因此，在使自己的幸福趋于最大值的理性企图中，个人通常都会以社会能接纳的方式行动。此一理性主义者理想主义（rationalist idealism）虽然在葛德文（William Godwin）、康德以及与虔敬主义者（pietist）和其他基督教派有所接触的思想家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但也是大多数十八世纪理性主义者思想的一部分。边沁虽然意图缩减为善所获的快乐，但也从不曾认为害怕法律惩罚是人类行为合度的唯一原因。总括而言，启蒙运动的领导人物也和那些基督教先驱一样，对人性的“独善”与“兼善”因素采取相当平衡的观点，这一点使他们的政治思想得以循着西方二元主义的传统路线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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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为了调和对立的因素，必须找出一种社会组织的形式，使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的价值能同时发挥。中古基督教以教会制度来解决宗教上的类似问题，教会设立的目的是要提供一个架构，使特别富有宗教精神的人能献身于救赎全人类，身负特殊宗教使命的人经过缜密的拣择与训练过程后，被赋予牧师之职领导信徒。对于另外一些人，教会则鼓励他们在修道院中过沉思默祷的生活以修养灵性，根据一般人的看法，此种灵性不但有益于他们自己，也有益于供养他们的社会。在“圣灵”（Holy Ghost）的保护下，这些制度都能有效发挥宗教功能。十八世纪启蒙运动最重要特色之一，便是要寻找一种类似的有效世俗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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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市场”（the free market）的概念满足了此一需求；这种世俗组织不是以圣灵为守护者，但是却受到同样神圣、同样不可变易的“利益之自然和谐”原则的守护。市场是一种古老的制度，许久以来一直就是中产阶级生活的中心。大多数欧洲城市的兴起都因当地是商人与艺匠聚集处，他们汇聚于此把产品卖给附近的农民。从一开始都市中产阶级的权力就不像封建诸侯一样来自逼迫臣民纳贡，中产阶级是在自愿协商的基础上，发挥迎合顾客需要的能力而获得权力。十八世纪使中产阶级的社会抱负臻于新顶点，他们自然会把市场当作最可能满足其雄心的工具。在无外力干涉下，唯有协议双方都认为有利可图时，市场的关系才会形成，这就是市场的特性。换句话说，市场代表一种行动领域，在这领域里，企业家唯有利己利人才能获得成功。启蒙运动的哲学家便紧抓住此一事实，作为解决他们问题的线索。在完全自由协商的情况下，理性的人可以在顾及本身目的的前提下，发展出一种社会关系的体系，让整个社会的福利趋于极大。牛顿建立的科学已为人熟知。众多的天体会因质量与运动的吸力与抗力产生，而根据造物主简单的数学设计做完美和谐的运动。这很容易使人假定，众多的人群也会依理性自利的吸力与抗力，依善意造物主所欲照着自由市场的单纯法则而完美和谐地生活。一如宗教领域的基督教会，市场似乎便是上帝安排的调和人类俗世生活“独善”与“兼善”因素的制度。具战斗精神的教会之目的是要使圣灵在上帝的人间之城完成善意的操作；自由市场的功能同样也是要在世间历史领域内完成善意的“利益自然和谐”原则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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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观念是满足中产阶级需要的工具，而在经济领域中最有用。这段时期掌握最有效的商业与生产技术的十八世纪先进企业家，先天就占据有利竞争地位，然而，每当他们要提供商品与劳务时，都因职业行会（craft guilds）、官方及半官方机构、地方关税单位以及其他既存机构都具有广大垄断力量，而使企业家无法打进获利的市场而受挫。自由市场的原则使中产阶级企业家既可打着本身阶级利益维护者的旗号，也可以全人类利益支持者的姿态去攻击那些限制。根据十八世纪较具影响力的经济学派的说法，人类作为消费者的最高经济目标，是要以最低价格购入最佳商品与劳务，法律限制就算有效，也只能限制选择的自由，迫使购买者以较高价格购入较低劣的商品；因此，建立自由市场是与消费者经济利益相符的。另一方面，人类作为生产者的最高经济目标，则是尽可能以最少心力制造最大量供人享用的商品与劳务，无限制的竞争可确保高成本生产者终必消失，为有效运用劳力与物资的人带来经济生活的最佳报酬；因此，自由市场可以创造生产者与消费者间利益的自然和谐。通过无限制竞争的运作，消费者将购买成本降至最低以及生产者将劳力做最有效运用的欲望，同时都能满足。这便是十八世纪的人对经济福利问题提出的解答。经济理论家应用利益自然和谐的观念，满足了中产阶级个人主义式的雄心，同时又不损及当代思想的人道主义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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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系列相似的论点也用来支持那些兴趣在于智识活动而非经济活动的中产阶级及其追随者。启蒙运动时代的科学家及政论家也和当代商人与制造商一样深信他们禁得起倡导敌对学说的竞争，不幸的是，继承中古教会消灭异端传统的当代专制君主，却仍然声称他们有权阻止有害于既存秩序思想的传播。虽然这些声明大体上并没有彻底执行，但是，许多十八世纪的作家却都坐过牢或流亡过，且多少都受官方检查制度之害。由于厌恶这些经验，启蒙运动时代的思想家遂在智识生活上发展出自由贸易经济学说的翻版。十七世纪宗教纷争的时期，弥尔顿（John Milton）与威廉姆斯（Roger Williams）等杰出之士已经提出，我们唯有容许每一种宗教思想自由传播，让人的良知来评断各种教理，人类的宗教利益才能有最佳发展。启蒙运动采纳这种宗教宽容观，并把它当作更广泛的思想自由理论的基础。根据这个理论，智识生活的目标是要尽量发现并传播可由理性验证的真理，如果让各种意见自由竞争，个人的理性判断终会分辨出真理与谬误。如果加上法律限制，将有潜在用处的思想观念排除在理性讨论的范围以外，便会强迫群众接受劣等的知识产品，剥夺知识生产者改进产品的可贵机会。启蒙运动时代的人相信，智识领域与经济领域一样，不论从个别利益的立场还是从社会普遍福利的立场来看，维持自由市场的情况都是必要的。他们相信有一种终极的“理性和谐”存在，这使他们在前述两方面都能调和“独善”与“兼善”的对立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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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中古时代的人深信教会功能一样，启蒙时代的人也深信上帝安排的自由市场的功效，这信心鼓励人采取激进的二元社会观。根据十八世纪人的看法，人生真正有意义的价值——包括经济上以及知识上的价值——都是个人的主动（individual initiative）造成的。经由“利益自然和谐”的善意运作，这些价值通过自由市场的自动运作而有益于人。政府若干预这些运作过程，结果是足以减少人类幸福之总量。从世俗的层面言，对“社会”与“政府”关系的评估正好相当于中古时代对“教会”与“国家”关系的评估。世俗社会和教会一样是个独立组织，能通过自己的制度产生功能。唯有通过这些制度，我们才能定义并达成人类的目的。近代政府一如中古的“国家”，与创造积极价值无关，而且也无能创造，因此必须接受其姊妹组织（译按：指社会 ）创造的价值。启蒙运动这层面的思想在潘恩（Thomas Paine）的著作中表现得最明显。潘恩直截了当地主张，人类一切福利都是社会生产的，而一切苦难皆是政府造成的；他相信，为了保护人类的利益，政府权力应当经常由至高的社会道德权威来约束、控制。西方文明的二元理想，即使在中古教皇权威极盛的时代，也不曾这么激进地揭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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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纪思想的领导人物虽然极力强调社会道德无上的权威，却不曾否定政府存在的必要。有时虽然会有葛德文这样的狂热分子，因深信理性协商的可能而采取严格无政府主义者（anarchist）的立场，但大多数人都同意某种程度的强制权力是不可或缺的。中古教士曾宣导要服从世俗权威，其根据便是国家权力是保护教会圣职工作，是使之免受无法律之暴力威胁所必需的。启蒙运动的哲学家也赋予国家类似的价值，认为国家是自由市场的保护者。自由市场的概念涉及某个场所，人们在此场所可以自由协商，而不受强制压力的阻碍。中古时代，市场城镇总是在城堡的羽翼下形成，因为当时唯有在强固的军事据点保护下，才能免受盗匪劫掠。是后，政治与军事技术的进步使人们有能力组织全国性甚或国际性的防卫组织，全国性以及国际性的市场乃随之兴起。设若无一适当政治组织提供保护，则无任一市场体系能长久存在。十八世纪的政治理论家便曾体认到此一事实。商人与知识分子虽然都深信自己有和别人和平竞争的能力，却没有理由假定在盗匪自由参加的竞赛中，也同样能有表现才华的机会。长久以来，人们便认为，保护市场，使其免受暴力与欺诈行为之干扰（包括强制履行契约义务）乃是有组织政府的一种功能。只要政府以执行这些功能自限，启蒙时代的人也和中古教士一样愿意劝导世人服从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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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几乎不需强调，这种关于政府功能的狭隘观念是将政府问题过于简化了。十八世纪社会观的基本理念是，人类所有创造性精力可以在对财富与知识的理性与个人主义式追求中全面发挥。在政治保障自由市场存在的外在架构下，人们期待，开明的自利会诱导追求自我的个人参加互利的协商过程，并创造出有效的普遍意志。这种个人理智有自发社会效力的信念是不切实际的，很快就在实际经验的冲击下破灭了。在启蒙时代，偶尔也有警告说当时所流行的观念不尽正确。以理性之阐示来达成社会和谐是有困难的，这一点不仅为卢梭的艺术直觉所知觉，也为休谟（David Hume）的批判天赋所认知。到了十八世纪末，这种怀疑已经于康德自制、实际之理性主义中有了典型的表达。但在启蒙时代的潮流里，这些警言只是荒野里的呼唤而已，大多数人都相信，一旦国家的功能缩小到只保护自由市场，所有社会存在（social existence）的问题就可自动解决。近代政治思想的重要功能之一，便是将人类从此一幻觉中解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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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启蒙运动的历史功能并不是为自由主义的问题设立现成的解答，而是为自由主义的进一步实验提供起始的动力。十八世纪哲学的限制，正好使它更适于扮演这个指定的角色。对大多数人来说，“人类为有生命的计算机，能够理性地衡量每一可能行动路线的利弊”这观念不实在得近于怪异；人类是极易冲动与受习惯左右的动物，几乎不可能只以算计方式行动。但另一方面，这种人性观对中产阶级的进步分子却极具吸引力。发展出这些理论的作家本身就是专业知识分子，这群人特别容易夸张理性探究的重要，视为人类生活的重要功能。他们诉求的对象是有知识的商人与制造商，他们的日常工作就是精打细算地估量得失。对于这类人，“人类为理性机器，为享乐而算计”的观念绝对是可能的。他们个人经验的界限正与当时流行的人性观界限相合。这使得启蒙哲学在唯有中产阶级能向专制国家挑战的时代，成为革命的有效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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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自由市场观念虽然有缺点，却能指出一条令人满意的未来发展途径。最初，这观念是因某一相当狭隘阶段的需要而创出，但经过广泛公式化后，亦能激发人们从事更广泛社群行动的欲望。所有人都有相等权利的观念，虽然原先是从较消极的法律地位之平等衍生而来，但却成为导致其他经验领域之民主理想成长的一项有力诱因。“制度必须一直受批判，以验证其是否仍然有用”此一观念，原来是应中产阶级革命理想而产生的，日后落到想满足其他社群需要者手上也成为一项有力武器。最重要的，“人类福祉应该通过自愿及互利的协商过程而非暴力与压制来获致”的观念（十八世纪宁取社会行动而不喜政府行动的心态即已隐含此一观念），日后鼓励了人类在广包一切的普遍意志结构内，调和各敌对阶级利益的意图。所有这些都是对近代自由主义思想发展的持久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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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政治传统：近代自由主义之发展 第六章 自由宪政主义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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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觉醒的最终结果是，为西方宪政主义的复兴立下世俗的基础。然而，这结果却是在经历一段长期、痛苦的政治实验以后才出现的。最初，启蒙运动哲学的性质很明显是“非政治性的”。十八世纪早期的思想领导者和他们的基督教先驱一样，关怀的都是独立并且凌驾于政治制度之上的社会福利，这一点使他们认为国家组织是较不值得重视的。一个国家不论组成方式为何，只要愿意保证让社会执行其无上重要的功能，他们便愿意无条件效忠这国家。唯有希望一再破灭后，中产阶级才体认到，要将国家权力限制于指定范围内，必须先建立适当的政治制度，近代的宪政主义便是以这种痛苦经验换来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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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中产阶级的力量能够强大到遂行己愿的话，西方政治将永远不会朝立宪民主制的方向发展。中古末期，当商人与同业行会控制独立城市之政治时，政府的正常工具乃是专制贵族制（absolute aristocracy）。这些城市的大多数政治权力都握在少数贵族家庭之手，他们独掌大权，其他人都被排除在外。当十八世纪为中产阶级带来新的自我伸张权利的机会时，这些中产阶级的政治态度也同样是贵族式的。启蒙运动的哲学家的确相信人人应享有平等的法律权利，为了反驳世袭贵族宣称有些人天生就比其他人优秀的主张，中产阶级也强调，优秀与否主要是因为教育，若施以适当教育，人人都能改进自己。这种教育信念导致图书馆、学校、励进学会以及其他群众教育制度的建立，后来对民主观念之散播也有相当贡献。但起初这信念之政治含义几乎也与稍早的优越乃天生之信念一样都是贵族式的。不论未来的发展为何，当时的事实是，受普及教育之惠的只是少数人，甚至连读书写字也仍然只是少数人的特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政治权力的行使虽然以全人类的福利为鹄，但却仍然握在少数受过教育的人手上。假如启蒙时代的人能够自由选择政治工具，专制贵族制很可能会成为最主要的政府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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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幸运的，当时欧洲的情况却没有进行纯粹贵族制实验的机会。中产阶级虽然力足以伸张自己的权利，但却绝不足以独力负起指导社会走向的责任。社会秩序的维持仍然有赖精密文武官僚体系，以及以农业为主的经济体系的运作。都市中产阶级与后者可以说很少或完全没有接触；而对于前者（尤其是军队）的控制又绝对逊于传统的统治阶级。作为一个未享有高度社会声誉的少数团体，中产阶级几乎没有正式宣称垄断政权的希望（在中古城邦的有利环境下，他们或有一线希望）。在他们自己选定的市场竞争领域里，他们的技巧与干劲难逢敌手。但在此领域之外，没有其他社群的合作，他们就无法行动，这使得他们无法梦想去建立中产阶级独占的专制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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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虽实力较差，但这并没有直接促使他们走上宪政政府的道路。的确，当时他们的兴趣乃在于增进而非削弱国家权威。就他们而言，最重要的问题莫过于尽快彻底解放知识与经济市场，使其不受传统制度的束缚。要对既有特权发动如此激烈的攻击，非要以非常彻底激烈的方式伸张主权国家之权力不可。从中古末期以来，“主权”（sovereignty）理论就一直是想要对抗宗教、封建与其他传统力量而使社会生活合理化的人所使用的主要意识形态武器，而宪政主义则是那些想要维护传统秩序的人所使用的防卫武器。对传统秩序的憎恨乃是启蒙运动的主要泉源，因此，十八世纪大部分时期，专制国家主义（state absolutism）的极端支持者都是那些启蒙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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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本身的力量不足以控制政权的行使，从这个观点来看，他们急于抬举国家权力乍看之下似乎相当令人惊异。但是，他们对于理性的力量却极具信心，坚信最后他们必能把主权导向他们所选定的那条路上。十八世纪哲学家很正确地将耶稣会教士当作危险的敌人，但他们的态度却正像是耶稣会教士先前采取的态度。耶稣会教士在数次尝试性的宪政主义实验以后，决定他们的利益在于支持专制王权。他们认为自己是“圣灵”的代理人，深信自己有能力使统治者臣服于宗教良心的指导，因此他们高抬王侯的权力，希望能借重这种权力作为宣扬信仰的工具。启蒙运动时代的人对理性有类似的信心，因此也得到类似的结论；他们真心相信，所有有理性的人最后终必相信他们的论证，任何统治权威不论组成方式为何，最后终必会运用其权力促进开明的利益。这一点才使他们可能鼓励专制王权的成长，而不怕如此创造出来的权力会对自己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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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为止，开明专制（enlightened despotism）乃是最广受十八世纪思想领袖欢迎的政府形式。在英国，权力为议会寡头集团所掌握，像边沁这样的人很可能在事业刚起步的时候，希望这寡头集团强大且开明到足以完成激进改革的任务，但在大多数国家，君主才是国家权威的有效中心，改革者一般求助的对象也是这些君主。改革者之较喜君权或许也因为他们对理性说服力虽然深具信心，但是劝服一个位居要津的人推动启蒙运动总比劝服一大群教育程度较差的人来得容易。英国的哲学家兼政治家博林布罗克（Henry St. John Bolingbroke）在十八世纪初于其所著《爱国君王观》（Idea of a Patriot King ）一书中也曾经表示，他赞成开明专制，主张英国应当有一睿智、善良的君王重伸王权，消除英国议会寡头集团的派系斗争与腐败行为，这便是典型的启蒙运动哲学家的态度。伏尔泰与他的同代人虽然羡慕英国的宗教宽容与思想自由，却不急于追随孟德斯鸠，而视英国宪政体制为进步政府的典范。他们也和卢梭一样，并不想建立一个制衡的体系，而想创造一个能服从单一主权意志的同质社会（homogeneous society）。和卢梭不同处是，他们认为，最可能适于改革需要的力量乃是君主的个人意志，而不是一个大社群的团体意志。他们认为解决当时政治问题的方法就是开明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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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态的发展曾一度明显证明此一结论是睿智的。这是因为十八世纪君主的利益在某种程度上和中产阶级的利益吻合。聪明、成功的统治者都体认到其王国之军力与和平时期之税收主要都依赖工商业的繁荣，因此他们设法支持商界的进步分子，合力对抗自治体（communes）、行会与其他传统组织的既得权利，并且更自由地运用统治特权去削减或剥除那些权利。再者，在知识生活绝大部分为启蒙运动力量所控制的时代，像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俄国的叶卡捷琳娜大帝（Catherine the Great）这样野心勃勃的君主，也发现摆出哲学家友人与赞助者的姿态对于提高本身的声望有极大帮助。王侯都受过社会责任之悠久传统熏陶，因此那个时代的人道主义精神往往能够引发许多真正的改革热诚。所有这些因素在大多数欧洲王朝造成一种形象，统治者似乎都当得起开明专制之名。除了腓特烈、叶卡捷琳娜以外，奥地利、西班牙与其他一些意想不到的国家的统治者也都成为有名的进步改革者，以铁腕使国内经济与行政结构合理化。他们的改革措施确实有些仍不能使中产阶级满意。再者，面对顽强保守主义的反对，表面上的胜利往往或多或少成为短暂的现象，较不开明之继承者的措施也常使开明专制君主的成果化为乌有。然而，大体而言，事态发展的趋势是绝对有利于中产阶级的。就已有成就而言，似乎没有理由不相信启蒙运动的理想可以通过开明专制之措施而获得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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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暗示人们必须选择另一途径来解决政治问题的事件是美国革命。整个十八世纪，北美的英国殖民地人民对其母国因采取重商主义政策（mercantilist policies）而对工商业造成阻碍的措施逐渐感到不满。为了获取更多自由，不满群体倾向于漠视议会权威，直接诉诸国王，请求国王为其纾难。但是，这却不是当代开明专制信仰的表示。美洲殖民地的政治理念承袭英国宪政传统，与启蒙运动的绝对君主观几无关连。他们虽然否认英国国会有权统治他们，但他们的主张却是基于英国人有权受自己已选出的议会保护的传统权利。不幸，英国国会的寡头执政者却不太想放弃权力而另立美洲地方议会，殖民地人民向国王提出的改革建议也未获实现。乔治三世（George Ⅲ）距离殖民地人民太远，也太过关注控制英国政治问题，没有能力也无意解决殖民地的需求。其引起的紧张情势终于导致革命危机，这危机为十八世纪政治打开一条激烈转向之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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