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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革命的直接结果是刺激了绝对民主的成长。旧式宪政传统特意不使权力集中在任何单独的权威手中，这传统的确一直存在于美洲殖民地。然而，和英国争斗的情况，使殖民地人民更多参与政治革命的许多目标——尤其是重商主义限制的废除——虽然主要是为了迎合商人与庄园主的利益，然而有产业的人却不是一致认为革命行动是理想的。由于托利党的分裂，中产阶级革命者在没有其他社群成员支持下，势必无法战胜敌手，因此革命者必须诉诸主权在民的原则。像亚当斯（Samuel Adams）一类精于煽动民主情绪的人声称人民有权掌握政治事务，在下层民众间激起活跃的革命运动。在国王与国会，甚至许多有产业的中产阶级都不理睬最具说服力的改革论调时，纯朴的匠人与农夫却率直响应。这暗示了真正拥有理性与美德的乃是一般平民，理性改革运动应当把可能的最大权威置于这些民众手上。像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这类人的著作，将这种民主观点做了最热情、最具说服力的宣扬。对于提倡革命理论的领袖而言，开明政府最有效的代理者是绝对民主制，而不是绝对君主制。这信念一直延续到今日，成为美国政治思想中常存的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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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态的发展随即使许多中产阶级革命分子不再相信理性说服能保证所有人都接受开明原则。最初美国联邦的条款赋予各州无限的自决权力，结果大多州境的权威都落在多少由全民选出的州议会。然而，从中产阶级的观点来看，不论是在革命中或革命后，这些州议会的作为仍有许多需要改进之处。启蒙运动教导说，社会福利在于消除所有贸易障碍；美国革命虽然在相当程度上是对英国重商主义的一种抗议，但革命后各州议会却都立刻建立起关税制度、树立各州互贸与外贸的障碍。启蒙运动教导说，稳定的流通货币与强制履行契约义务是维持合理市场经济功能不可或缺的因素；但为了应付广大负债者的要求，各州几乎都通过司法人员或司法程序的重组以及鼓励通货膨胀，来减少或消除债务。虽然多数民众的权力并未彻底达成，但已足以表达许多开明政府及社会观不熟悉的需求与理想。革命的实验虽然为时不久，且为试探性，但是“绝对民主”与中产阶级利益无法相容的情况却已经很明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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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大多数中产阶级领袖放弃了政治的专制主义理念，恢复了宪政政府的传统信念。许多有产业的民众虽然和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一样，深信人民是“一头巨兽”，但这只巨兽已经太过强大，无法仅用伸张中产阶级权威来克服它，唯一的希望是限制民主政治的权力，使多数群众行动时不得不稍微顾及少数中产阶级的利益。以当日的情况而言，这希望虽然微弱，却不至于完全绝望。身为英国政治传统的继承者，美国人总是从“以法律限制政府行为”的角度来看“自由”问题，美国与母国分离的结果，非但不曾减少，反而增加了此一传统力量。身为一群受异地议会榨取的殖民者以及急于创造一个不受官方干扰之新世界的拓荒者，美国人始终忘不了政治权威的危险。从英国与欧陆国家的经验来看，洛克、孟德斯鸠的学说或许已成古董，但它们仍是美国政治思想的基础。在革命之际，宪政政府传统在美国保持的生命力，或许要比西方任何地方都多，这使得美国中产阶级有了独一无二的机会，以宪政实验反制绝对民主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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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治家利用这机会的能力可以从1787年召开的制宪大会看出来。费城会议提出的建议虽然是屡经折中的妥协结果，但这次会议的一般目的却可由最后确定的文献中明显看出。为了压制当时州政府的有害活动，必须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权威，使其足以保障全国自由企业之生存。这意味着州政府把军事防卫、管制商业活动以及建立度量衡制度（尤其是货币标准）稳定市场经济操作所必需的终极权力转移给联邦政府，同时宪法中亦明列条文，禁止州政府借其权利破坏契约义务。但对于一个强大联邦权威的需求固然十分明显，美国人却也体认到这种权威可能会落到不当人士手上。宪法制定者不敢剥除已握有联邦事务投票权者的权利，然而为了削弱民主力量的冲击，他们使参议员与总统选举成为间接而非直接的选举。若其他的企图皆失败，行政、立法、司法权之严格分离，加上总统的否决权及其他制衡原则的应用，也能使联邦政府不致步上某些州政府绝对多数统治之后尘。如是，美国人乃将稍早宪政主义者的原则巧妙地应用到当地，而保护了中产阶级，使其不受绝对多数统治危险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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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草案一旦起草完毕，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设法使各州制宪会议采用此草案。由于费城会议是闭门而议，一般大众无由得知利于这些新议的理论与实际论辩，于是争取大众接受的任务遂落在一些政治作家身上，而最重要的就是《联邦论》（The Federalist Papers ）的作者。这份刊物原为争取立场不定而又不可或缺的纽约州的支持，很快就被公认为早期美国宪政主义的经典陈述。这份刊物揭橥的理论的确并不特具创意；为了阐明必须建立强大中央权威以对抗国家分崩的危险，这些作者援引了早期联邦制度（尤其是上古史与中古史的一些例子）的思想与经验。在证明制衡及分权的好处这些方面，他们只不过是援引了由孟德斯鸠、洛克上溯至上古史家波里比阿的思想传统，但这些观念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事实，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强了它们的说服力。政治手册作者的主要任务，就是把众人熟知的观念加以组织，以达成既定目标。在美国宪法前的复杂政治与意识安排过程中，《联邦论》的作者将熟悉的论辩以强有力的方式展现出来，扮演了很实际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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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努力的结果，是建立了近代最持久的宪政结构。美国宪法的确并不如制宪者所希望的在各方面都成功地抗阻多数人的压力；例如，政党的成长很快就造成意想不到的结果，使间接选举总统这项贵族式的制度失去作用。另一方面，这发展又为另一项同样意想不到的结果所牵制，那就是，最高法院在大法官马歇尔（John Marshall）的领导下变为控制民选总统与国会议员的强有力机构。为未来所设计的宪政体系本不可能有绝对精确的预测，但费城制宪会议的与会者都是能力卓越、头脑清晰的人，对于政治的理论与实际都有精到的研究，因此他们的大部分臆测，都成为机敏的猜测。很少民族能如此成功地设计出一套制度，使其既合于制订当时的需要，又能为未来的发展提供基础。当后来社会发展［如杰克逊（Andrew Jackson）总统之时代］导致新的政治力量出现时，宪法也表现出足够的弹性，允许这些力量的表达，而不致造成革命危机。今天，美国仍然生活于这最古老的成文宪法下，就是对其缔造者智慧的最高礼敬，他们的成品乃是十八世纪政治发展的杰出成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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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革命的结果代表的不仅是地方性的意义；在本质上，这次革命绝不是什么重大事件，当时的美洲殖民地只不过是西方文明边疆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前哨，美国革命主义者面临的问题也远比欧洲革命者面临的单纯。除了英国重商政策所施的外来压力以外，美洲新世界仍然太年轻，社会关系易变，不像古老的欧陆备受旧制度之苦，这使美国在脱离英国这个起始的难题解决之后，能够朝一个较和平的路线发展。美洲与欧洲的情况虽然并不完全相同，隔海传来的消息却不可能不造成广泛的冲击。在一个世纪的平静（此期间任何既存政府的权力都未受到严重的挑战）之后，革命群众崛起且赢得先前为正统权威所拒绝的改革，这个先例经常诱引世界其他地方掀起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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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是第一个感受到这些发展之冲击的国家。就某一程度而言，这或许是因为在革命后期法国成为美洲殖民地的盟友，直接接触到美国经验之故。然而，使美国的例子对法国中产阶级产生特别吸引力的真正原因，是法国人对于在既存政治秩序中改革的可能非常失望。虽然在其他地方，开明专制成为启蒙运动合理且有利的盟友，但是特殊的条件却使它在法国无用武之地。自从路易十四（Louis ⅩⅣ）时代以来，法国君主的政策便是把上层贵族纳入王室的行政体系，免得他们心生叛意。这政策使世袭特权的拥有者稳居宫中或公职之位，比大多数国家的贵族更能站在君主的立场压制改革企图的表达。即使积弊已使国家濒临崩溃边缘，由特权控制的行政体系的惰性仍然强大到使像杜尔哥（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这样善意的部长的努力归于失败。这类经验显示，开明专制永远无法在法国成为中产阶级行动的有效工具。这使得法国人日渐赞同美国以革命来改革的另一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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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革命必须从广泛的民主基础，而不是纯粹中产阶级的基础上来发动，美国是如此，法国更是如此。法国中产阶级并非生活在既有政治自由传统下的流动商业与开拓性社群，而是一个主要由农民组成，由封建贵族之残余控制的古老、稳定社会。身为全民的代言人，中产阶级唯一成功的希望是动员民众的力量，尤其是农民渐增的对旧制度榨取的不满。因此，中产阶级革命拥护者一开始就必须从民主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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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在第三等级（the third estate）的历史中得到表达。1789年，法王召集相当于英国国会的全民代表大会（这是一个多世纪以来首次召开）研商国家破产的问题。一如欧陆多数议会，法国的第三等级也代表都市社群（urban communities）的利益，因此中产阶级的改革者便将希望寄托在这个特殊团体上。在传统的程序体制下，第三等级将无法对抗其他两个等级的联手而获致任何成就；但这个困难克服了，有人要求将优势权利交给第三等级，他们不仅成为中产阶级的代表，也成为全国代表，这个要求极具说服力，因此大会允许第三等级选出两倍于其他任一等级的代表。大会召开时，第三等级要求废弃类似美国参众两院分别集会分别投票的办法，而要求三个等级联合起来以单一全国代表大会的方式集合。由于启蒙运动的理想不仅为整个第三等级所抱持，也为少数有影响力的贵族与教士所抱持，因此这变革的结果便是把大会交到一群明显为改革派的多数人手上。如是，借着采用民主意识形态，开明中产阶级成功地取得有力且具革命性的武器，以达成他们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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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充分利用了其后衍生的机会。8月4日，在一场充满狂热激情的议程中，他们废弃了传统复杂的阶级特权，使所有法国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其后不久，又以同样激烈的方式处理了各种地方特权，废除所有地方政府，建立统一的分部而治的行政体系。各地方古老、不便的度量衡也由单纯、划一的公制（metric system）取代，通过全民代表大会及其后继者的努力，开明的理性精神终在许多领域完成社会与政治生活的彻底改革。在极短期间，许多传统的弊端与不便，永远消失了。十八世纪理性主义最乐观的希望，似乎就要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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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经验使启蒙运动的政治思想有一新取向：在专制君主对中产阶级的说服置之不理时，以全民名义发言的代表大会却独独热衷于改革。这使多数先进思想家有了结论——最能接受理性论辩的权威主体是大多数人民，而非君王；而且要解决政府问题，绝对民主也比开明专制更可取。在潘恩与边沁等人的著作里，对历史做民主的诠释成为当时的常规。根据这个理论，社会的邪恶是源于君王与其他统治阶层以牺牲整个社会利益来维持其特权。要对抗这种特权，人道主义的论辩永远无法造成深刻、持久的印象。另一方面，社会大众若依循理性的指示行事，则绝对只有“得”而不会有“失”。至于多数人也可能以政治方式压榨少数人而获得特权（卢梭的“普遍意志”理论对此有充分体认），则为一般人所忽略。启蒙运动哲学家先前对开明专制的信任虽然已经崩溃，但对理性的说服力却仍具信心。他们深信受过适当教育的民众一定会支持中产阶级人类福利之观念，因此认为建立绝对多数的统治是解决所有政治问题的方法。就像先前的开明专制理论一样，这也是典型十八世纪理性主义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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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法国和美国一样，事态的发展很快就对启蒙运动的希望浇了一盆冷水。随着时间的流逝，明显可看出中产阶级无法长久控制自己引发的革命力量。在早期，低阶层民众与中产阶级的利益一致，都想逃避贵族与教士等特权加给他们的负担，因此强调多数人的权利就绰绰有余。一旦这些特权被扫除，中产阶级的处境就越来越困难了。许多人在达成主要目的以后就变成保守分子，对进一步的改革不再有任何兴趣。这对农民而言尤为真确，因农民皆乐于免除封建领主的剥削，但是在其他方面却宁可依循传统习俗；其他群体则变得过度偏激，所要求的变革已不再与中产阶级启蒙观念相符。像博纳罗蒂（Fillipo Michele Buonarroti）与巴贝夫（Babeuf）等极端分子开始向都市无产群众诉求，主张财产的平等权也和平等的法律地位一样，是构成人类自由的重要基础。这类呼声固然不多，但却是一个重要指标，显示革命已逾越中产阶段观念所能控制的范围，随着时间的逝去，开明改革者是否还能以全民的名义发言也越来越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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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我们先前谈到的，在美国，这类困难造成的结果是把中产阶级的思潮引向宪政政府。法国最后也获致相同的结论，但由于法国政治传统对采取宪政途径并不鼓励，因此这方面的发展也延缓了一段时日。几世代以来，法国人已习于受绝对君主的统治，当多数统治的革命经验令他们失望的时候，他们的直接反应便是另寻个人专制的形式。1795年，不受欢迎的革命权威为了使自己摆脱困境，命令新崛起的年轻将领拿破仑（Napoleon Bonaparte）将枪口对准愤怒的巴黎暴民，情势于是为之一变。从那时开始，很明显的，任何改革派政府在内忧外患夹攻下，若得不到武力支持，绝对无法生存。1804年，拿破仑加冕为皇帝，这也是必然的结果。法国人民再度把绝对权威交给一个人，让他决定法国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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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的开明专制实验在迎合启蒙运动需要方面很难说比其先前的君王更为成功。在拿破仑皇帝的领导下，社会与政府事务程序合理化的工作（在革命时期已明显展开）的确有不错的绩效，行政组织达到先前未曾梦想的完美程度。一本相当令人激赏的法典——《拿破仑法典》（the Napoleonic Code）取代了混乱、过时的司法体系。此外，拿破仑征服欧洲也造成一种效果——鼓舞欧陆大多数地区的人采取法国的改革方式，使得启蒙运动成就为所有人分享。唯一的麻烦是，拿破仑一心开疆拓土，所需的代价从富有中产阶级的实利立场来看却不值得。为了满足永无餍足的军事需求，成千上万的法国农家子弟战死沙场，但是只要能共享胜利的荣耀，法国人却仍然愿意支持拿破仑。甚至在拿破仑失败以后，拿破仑传奇的魅力仍然紧紧掌握数代法国群众的人心。然而，军事光荣在十八世纪理性主义的享乐盘算中却不占有任何地位，一旦自由企业的障碍除去，中产阶级对政府别无所求，只要让他们享受经济与知识上的机会就够了。拿破仑的军事扩张不断要求更多的税收、贸易管制与更严格的检查制度，拿氏虽然比波旁王朝（the Bourbon）诸王更富活力，但他的精力都表现在和理性的人道主义毫不相关的事情上。于此，开明专制的方法再一次表现出不适于达成中产阶级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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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便是迫使法国自由主义者采取和前一个世代的美国人大致类似的方法，在宪政政府的原则中寻求庇护。的确，并非所有支持启蒙运动的人都抛弃了“绝对民主主义”的理想。在英国这个不曾经历革命与拿破仑式专制主义毒害的国家，像边沁这样的人，仍然可能把希望寄托在绝对多数统治之上。但对于大多数中产阶级而言，所有形式的绝对主义都已不值得信赖。拿破仑的权势被英国及其盟国击败以后，一般较富有的中产阶级都愿意接受波旁王朝的复辟。新政权不能掌握任何多数群众的热忱，这本来就在计算之中，以降低法国国家的权势。但这时的中产阶级对专制主义已经深怀戒心，不愿意只依赖波旁王室的衰微做保卫他们利益的唯一武器，只有君主立宪才是他们愿意接受的。虽然法国宪政传统也和多数欧陆国家一样，已被几世纪的专制主义摧残殆尽，却还可以从英国找到“有限王权”（limited kingship）的模式，中产阶级的思想家很快就接受这模式，以满足其需求。路易十八（Louis ⅩⅤⅢ）即位就被迫颁布宪章，保证所有公民拥有某些重要的权利，并且由一个依英国模式组织的两院国会与他共享权力。他的继承人查理十世（Charles Ⅹ）曾想废弃这些限制，再实行专制王权，结果却造成1830年的革命，由人民选出一个愿意在限制更严的宪政体制下统治的新国王。这时宪政主义已经成了中产阶级正宗学说的一部分，人们宁愿为它而战也不愿意看它被摧毁。经历了许多痛苦的冒险后，启蒙运动的哲学终于找到它解决政治问题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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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接受宪政政府便等于是要中产阶级放弃特权——在这一点上，法国的情形要更甚于美国。对理性信心十足时，人们可以梦想一个启蒙运动观点获得全面胜利的世界；但另一方面，采取宪政主义却意味着中产阶级在平等立场上接受其他群体、其他观点。当然，低阶民众的存在在农民为主的欧洲比在拓荒者的美国易被人忽视，这使法国人很方便地在实施宪政初期将参政权仅交给一小群富有的“选举人”（electors）。不过中产阶级从此一安排获得的利益，却被一个事实抵消，即法国不同于美国，仍是土地贵族之乡，这些贵族富有且具影响力，不容轻侮，唯有中产阶级与上层阶级的利益取得不安的妥协状况时，复辟才能完成。法国宪政主义的第一项伟大任务便是提供容纳这种妥协的政治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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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法国史特殊时期的经典式理论陈述，可见于贡斯当的著作，他的《宪政政治课程》（Course on Constitutional Politics ）是立宪君主制最有系统的阐述。这本著作的基本原则相当传统，就像写《联邦论》的美国人一样，贡斯当的政治自由概念是立基于早就由十七世纪英国革命主义者传布过的“分权”理论，贡氏的重要是因为他有把这理论应用于当代政治情势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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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他的理论，任何建构良好的政府都应当有五个而非三个互相制衡的部门。十九世纪初，英国内阁（cabinet）制度的发展已经很明显地显示出（在洛克时代，这一点尚不能明白看出），近代国家的行政责任掌握在内阁部长而非国王手上。因此，贡斯当也为王权留了余地，他在人们熟知的行政权外，认可国王有一种所谓的王权或中立权力（royal or neutral power），其任务是监督整个宪政政府的运行。现代英国国王是宪政精神的永久象征，只有在政治或宪政危机时才负起积极责任，这种国王的地位便是贡斯当心目中“中立权力”的绝佳例子。贡斯当对政府立法部门的处理也反映了当时政治生活的现实情况。他体认到每个互相争胜的社会阶级之利益都要保护，因此主张立法工作应当交付给两个地位平等的“院”，一院代表世袭地位，另一院则代表财富地位。既然任何立法都必须经过两院的同意，就意味着贵族与富有的中产阶级都受到保护，任何一方都不能不经另一方同意而单独立法。此种两院体制及国王的中立权力，再加上一般熟知的司法权、行政权，就构成了贡斯当宏伟的五权分立的政府机构。这种安排的大原则虽然不新鲜，但其殚精竭虑的内容却显示出当时法国自由主义者对任何形式的专制政府都已怀有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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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赋予贵族这么多权力的政治体系下，中产阶级并不以为拥有实质的立法否决权就足以保障其地位。唯有将政府排除于某些形式的活动之外，才能满足他们对经济自由与思想自由的最低需求。复辟君主颁布的宪章固然已包括许多公民的自由权，却毕竟是通过王室权威而颁布的，王室当然可能以同样方式收回成命，这就使法律有点靠不住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贡斯当乃诉诸自然法。他大部分著作都在阐明有某类行为是任何政府（宪政的或其他形式的）都不能合法施行的。根据这理论，政府的目的就是要保障诸如言论自由、契约自由、私有财产权等基本人权。任何政府若想干涉这些权利，就是逾越正当权限，人民可以不服从。我们固可将此原则以特定法案形式表现出来，一如美国宪法的《权利法案》修正案或法国的《人权宣言》所示；此不失为方便、理想的办法，但即使没有宪法明文保障，“正确的理性”（right reason）也足以支持这些限制的正确有效。美国最高法院有时引用“正当程序条款”（Due Process Clause）而裁决某些立法无效，就很接近贡斯当的观点。十九世纪初，中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的政治意识已极度发展，他们已不愿意遵循任何不能反映其基本理想的政治程序形成的结果。贡斯当就是这近代自由主义演化的特殊阶段的典型倡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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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趋势首见于法国与美国，不但成为这两国的特色，也为一般西方世界的特色。在欧陆，各地中产阶级都希望建立宪政制度（而且通常是法国模式的君主立宪政体）。经过多次挫败，这希望已大抵实现。在英国，君主权力已被削减几至于零，因此问题便是如何控制长期为大地主主宰（由于狭隘的投票权限制及衰废市镇所致）的国会。1832年，由于受到革命威胁，为贵族控制的国会通过一项激烈的改革法案，废除衰废市镇选举制（the rotten-borough system），并且允许有中产阶级财产水准的人参加国会议员选举，使上述目标得以达成。每当贵族的抗阻因为某种缘故而无法克服时，英国的中产阶级就仿照法国以及美国革命的办法，诉诸群众。迅速成长的民主运动受到功利主义领袖人物的支持，上层阶级对此运动的恐惧与英国通过改革法案有很大的关联。然而，中产阶级真正想要的却不是多数统治的胜利，而是要制定一种有所限制的宪法，使他们即使不做主宰者，至少也拥有权力否决他们不想要的法案。他们愿意为宪政政府的原则奉献精力，原因便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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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启蒙运动的立场来看，这些安排可以说是适当的，但是他们对近代政治问题却不曾提出终极的解答。十八世纪与十九世纪早期思想的终极目标和中古时代教士的目标一样，要在国家权力的运用上加上制度性的约束。中古时代的解决方法之所以有效，主要是因为当时教会是囊括一切的组织，有能力将整个基督教社群的力量动员起来对抗王权的弊端。假如国会要和教会一样有效地控制近代官僚体系的活动，就必须具备和教会类似的地位而成为整个世俗社群的代言人。但启蒙运动的政治思想，即使是后期的宪政主义，也不曾为这个目的的实现奠定足够的基础。中产阶级或许能满足于建立有限政府，以保障自由市场，但经验告诉我们：这个消极的概念对具有强大潜力的其他重要群体并没有强烈的吸引力。条件较差，在个人自由竞争的情况下无法飞黄腾达的人，几乎不可能牺牲自己来护卫这类制度。法国的中产阶级王室很快地在1848年就被推翻，拿破仑三世也轻易得到群众支持建立第二帝国——这些事实显示出，中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整个架构是建立在危险而狭隘的基础上的，启蒙运动的理念虽然宣称是为了全人类，但基本上所表达的却是特殊阶级的利益，而非公意。宪政政府的运作只要还受这些理念的束缚，我们便永远没有机会使国会变成制衡官僚权力的有效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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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早期的经验虽然都有其限制，却仍有价值，因为它们为近代民主政治的演化提供了制度性的基础。卢梭虽然比当代大多数人更早看出有必要寻求一个包罗广泛的公意，但却想不出实际的办法来实现。继承他的宪政理论家或许不曾意识到这个问题，但在无意识中却已经指出一个解决之道。卢梭曾经指出，假如少数人（如雅典的奴隶）受到多数人的强制压制，公意便无法运作。在君主复辟的情况下，中产阶级的目的是保护自己，不受有可能大权在握的贵族势力威胁，因此他们必须领头为政府的行为划定界限——例如中产阶级与贵族都认可的保护私有财产——并且在宪法中明文规定，禁止政府从事众人不同意的活动。卢梭意识到公意必须与整个社群的共同利益相符合，因此坚决主张所有的人都必须在政治生活中扮演积极等量的角色。中产阶级必须与土地贵族合作的事实，迫使他们鼓励两院制国会的建立，双方都在国会中取得代表权，凡事也都必须通过令双方满意的协商才能进行。通过政党的领导、国会中的委员会以及其他一些由经验中发现的方法，人们渐渐学会把不同利益汇合为有效的国会多数，并（通过预算以及其他程序）加以运用的艺术，而形成对官僚权力的有效制衡。由于政党领袖在国会中的地位取决于选区中的胜利，因此他们必须巧妙地协调选民，把不同的群体组织起来，支持彼此皆可接受的人选或方案。社群中的贵族与中产阶级群体必须找到一个使双方满意的基础，最初的目的虽不是为了创造囊括整个社会的公意，却提供了一个机会，发展出一些可以在更广泛的社会脉络中利用的理念与制度。日后，各种不同的社会群体次第觉醒，迫使政府把参政权扩张开来，这时人们就可以应用先前累积起来的协商与妥协艺术，顺利地将这些群体纳入议会制政府（parliamentary government）的架构之内。如是，早期设置宪制的目的，虽然只是为了协调统治阶级的利益冲突，但实际上却变成了创造广泛公意的基础。导致这个结果的社会与政治发展便是近代自由主义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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