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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致力于这个工作的是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和大多数稍早的保守主义理论家不同，黑格尔不是贵族集团的成员，此外，年轻时，他也一度醉心于启蒙运动的哲学。他的著作自始至终都可看出早期自由主义的影响。例如，他对“法定权利”（legal rights）的强调便和大多数德国保守派的家长式（patriarchal）权威的思想大异其趣，也因此，他成为顽固的普鲁士年轻贵族心目中的“不受欢迎人物”（persona non grata）。另一方面，他最后当了大学教授，负有训练普鲁士公职候选人的责任，这使他很快就吸收了保守主义的观点。这些不同的经验都反映在他晚期的政治著作中。这些著作的目的虽然都是为了替保守的普鲁士君主政体找一个哲学上的立足点，但是因为黑格尔对启蒙运动的哲学有最亲切的体认，所以能真正认识到启蒙运动主要思想的力量。如何尽可能地把这些思想纳入保守主义的架构中，是他晚期著作的主要方向，这使他能够相当细致地阐述近代保守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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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纪的自由主义必须从保守的观点重加诠释，这在拿破仑以后的普鲁士尤其显得迫切。普鲁士在十七世纪的宗教战争中受害最深，因此比其他国家更容易接受王室专制，以对抗紊乱的秩序。由于这个传统，日耳曼的王侯在保守主义反动运动中遂能扮演领导者的角色，向君主立宪政体发动攻击。然而，即使在德国，王室专制的路途也不见得平坦。德国受过教育的群众一向都受法国知识界的影响。德国的许多区域由于是革命分子和拿破仑军队最喜爱的战场，所以和法国大革命有直接的接触。普鲁士新兴的爱国复兴运动［由施泰因男爵（Baron vom Stein）等人领导］采取了许多开明的改革，在这些改革中，中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色彩尤其显得强烈。十九世纪的头十年——正当黑格尔从事著作之际，自由主义思想仍然深受中产阶级与上层阶级的信服。大学的师生尤其容易受自由思想的感染。黑格尔自由的概念对德国有识青年深具强大吸引力。他晚期政治著作的潜在目的便是设法掌握这个概念，对保守主义做有利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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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对启蒙运动的挑战有所回应，黑格尔很大胆地试图说明“忠于绝对国家”（loyalty to an absolute state）本身就是自由的最高体现。他最重要的政治著作——《法哲学原理》（Elements of thePhilosophy of Right ）——便是支持这个命题的论辩。这本书和其他所有早期的自由主义著作一样，都以“自由乃世上最重要之物”为第一前提。的确，历史也不过是一系列实现这个思想的步骤而已。然而，一如法国大革命时代的人所相信的，自由并不单纯是“把人类从消极的法律限制”中解放出来而已。对那些没有钱买东西的人来说，“人人有权进入肉店，任何人不得禁止”的权利并不能增进他们分毫的自由。除非每个人都有能力达成目的，就没有人真正自由。积极的自由来自积极的权力。既然任何人都无法比群体更有力量，因此个人所结合的群体力量愈大，个人的积极自由也就越大。近代最有力量的结社形式是绝对国家，一如普鲁士君主制所代表者。因此，对每个真正有心推动人类自由的进步人士来说，唯一的途径便是加强政治绝对主义（political absolutism）的权力与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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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自由”（positive freedom）的概念就像启蒙运动的哲学一样，目的在使某一特殊阶级的需求合理化。从逻辑上讲，“为达成个人目的，积极的政府行动是不可或缺的”，这个命题应当促使黑格尔采取宪政主义的立场。卢梭曾指出，如果群体的权力是要为群体的成员服务，此权力就必须依循群体的普通意志的指导去运用。从逻辑上讲，黑格尔既然考虑到自由的重要，就表示他也重视在政治中找出控制群众的方法与工具。但保守分子都明白，和其他任何形式的政权相比，绝对专制君主的权力最容易受他们指使。对他们来说，“自由”与“绝对主义”并非不能相容。这个社会事实是黑格尔政治思想中默认的前提。中产阶级知道他们的经济力量足以使他们在竞争中达成意志，因此一向乐于主张，自由市场制便是使所有人类获得自由的充分必要基础。保守主义者则体认到他们的力量主要是来自对王室行政系统的控制，因此也主张绝对君主制体制是所有人类获得自由的充分必要基础。二者都对特定阶级的需要加以伪装，而以普遍性政治理论的姿态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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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保守主义若要成为对启蒙运动哲学的一种回应，还必须有进一步的发展。长久以来，西方人的心灵就孕育在《启示录》揭示的希望中，对任何不赋予人类历史最后胜利希望的理论都有根深蒂固的嫌恶。早期保守主义思想的主要弱点便是无法体认这种情感上的因素，反而不断激发这种情愫。当时，中产阶级对“进步”有强烈的信仰，但保守主义的作家却无法为其信徒提供类似的激励力量。固然，像迈斯特或柏克这样的人或许能证明。在传统的架构中，“进步”也可能出现，但却不能保证进步必然发生。他们对幻想式的改革者心怀畏惧，深恐文明的成就被这些人摧毁，这种担忧畏惧之情在他们著作的字里行间充分显露。然而，基督教文明的真正传统却应当是希望而非恐惧。除非保守主义者能以更具希望的精神面对未来，他们绝对无法与敌对的革命势力的冲击一较长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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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黑格尔也成功地补救了早期保守主义的缺点，这也是在黑格尔还相信自由主义时写成的《历史哲学》（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一书（从他的晚期著作来看，本书别具新意）的终极意义之所在。“历史事件依循一个确定、可预测的模式在发展”这种观念对西方人的心灵始终有非常强烈的吸引力。基督教在最初的几百年历史中，已经在这方面出现过一本划时代的巨著，即圣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The City of God ）。到中古末期，这种思想趋向在弗洛里斯的约雅金（Joachim of Floris）等人的著作中得到完全的发挥；约雅金解释说，俗世的历史最后将进入由神所预定并且逐渐演进的三个阶段，即圣父时代、圣子时代以及圣灵时代，从而为当代的改革者与神秘主义者的希望提供基础。黑格尔也以类似的方法诉诸“历史的不变法则”而为保守主义者的立场提供基础。黑格尔认为，最进步的近代国家形式（在他晚期的著作中，指的就是普鲁士）便是人类进化过程中的最后一个既定阶段，如此一来，保守主义的胜利不仅值得预期，也是必然的。黑格尔因此能以充满灵感的自信面对启蒙运动的挑战，这是他和大多数早期保守主义者不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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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对历史的诠释是建立在“辩证法”（the dialectic）的哲学原则上的。“辩证”一词来自希腊文，意为“对话”（conversation）或“辩论”（debate）。哲学上的理念论一派（the idealist school）（黑格尔便属于此一派）的基本原则认为，我们看到的世界是外在、不变“理念”（ideas）的反映或具体化身。根据辩证法的理论，这些“理念”在现象界中的体现并非偶然或任意，而是依循一种类似思想辩论的不变“发展法则”。当一个人开始辩论时，他首先陈述命题，或说是“正题”（thesis）。由于任何人对问题的最初陈述都不可能全然正确，因此这个“正题”便可能有对有错，这会促使对手提出对立的陈述，或说是“反题”（antithesis）。这个“反题”也同样不尽正确；因而布下了辩论的舞台以试验这两种立场的优劣。有了这个经验，双方便都会放弃他们原始陈述中比较站不住脚的部分，而在最后接受一个修正过的陈述，或说是“合题”（synthesis）；这个“合题”保留了原来两个命题中的正确部分，去掉了不正确的部分。不过，“合题”虽然比其前身更正确，也依然有错误的可能，这时，“合题”就变成另一场新的辩论中的“正题”，它会引出新的“反题”，而建立更完美的“合题”。如是周而复始，永远不断，辩证的过程就成为逐渐实现理想真理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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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对保守主义的必然胜利充满信心，因为他认为近代的绝对主义是历史上“自由”观念辩证发展的最后阶段。从逻辑上讲，不断趋向更高层次的“合题”的辩证过程和任何“历史的终极性”（historical finality）都难以相容。然而，西方文明所受的天启式熏陶非常强烈，使黑格尔不会因为在一无止境的过程中加上终点的想法有任何逻辑上的困扰。根据他对历史的分析，“自由”理念的实现必须经过三个连续的历史阶段。最初，人活在庞大的奴隶国家（如古埃及及亚述帝国），只有独裁者能把国家权力当成实践个人目的的工具。古希腊城邦第一次实践了自由理念，这时虽然还有很多人处在和以前一样的被奴役状态，但是政治社群的组织却使自由公民能够通过政治行动表达自己，从而把自由和政治忠诚与政治义务的观念结合起来。但是，奴隶的存在却是一大缺憾，使得希腊世界的“正”必须用罗马帝国的“反”来补救。通过基督教与其他力量的影响（这些影响消除了奴隶与公民间的分野），道德责任的观念已为每个人接受，但对国家的忠诚却被牺牲掉了。最后，日耳曼帝国（the German Empire）以“合”的形式出现，总结并协调了前二者的最佳优点，使“自由”的理念得以实现。在近代世界中，奴隶制的废除和对每个人公民权的承认实践了罗马的道德责任观。此外，近代主权（sovereignty）理念的发展，也使每个人养成对国家的忠诚与奉献精神，这在古希腊城邦中只能从公民身上看出。所以，近代国家是“自由”理念在历史上的最终实现，也是此后无数世代人类政治生活的完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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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的政治哲学就其自身设定的目标来看是失败的。和启蒙运动的哲学一样，它也想证明对特定阶级有利的制度就是历史的最终目标。对不属于这个阶级的人来说，黑格尔的证明并不能令人信服。在经济竞争中有强大力量的中产阶级完全不想放弃“自由市场是达成自由的适当工具”的信仰。其他的社会群体发现，他们既无法控制自由市场，也无法控制绝对君主制的运作，因此开始找寻其他可以达成目的的方法。后来的理论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者，虽然发现采取黑格尔的学说对他们有利，但是他们的结论却和保守主义者的立场大不相同。黑格尔的政治理论在鼓舞贵族抵抗中产阶级的要求上，确实有某些价值，但在彻底解决西方政治问题上，却不能被广泛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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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正因为它的失败，保守主义的反动运动才能在近代自由主义的演化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如果贵族或中产阶级成功地将国家完全控制住，近代的议会组织就永远无法取代中古教会的功能，成为西方二元主义的维护者。保守主义的理论价值蕴含在鼓励农业人口起而对抗启蒙运动的都市力量中，使近代社会能够建立内部势力的均衡。重新扶持绝对君主制的努力虽然获得短暂的成功，但是中产阶级一再触发的革命却明白指出，绝对君主制已经不是解决政治问题的实际方法。另一方面，贵族的顽强反抗和其他形式的抗阻也同样明白地指出，中产阶级的专制也是不可能的事。这种困局终于逼使双方在宪政的架构下互相竞争，用议会的权力做工具，来维护各自的利益。贵族发觉，煽动农民的情绪来支持他们的政策要比影响国王更有效；同时，中产阶级也不再依靠他们控制自由市场的能力，转而参与政治竞争。为了争取选票，激进派和保守派开始竞相为社群中的同盟阶级争取参政权。支持保守主义的理论家和启蒙时代的人一样对民主宪政制度不感兴趣，但是他们唤起农民阶级的政治自觉所造成的实际结果，却是宪政制度。这就是他们对近代政治发展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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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政治传统：近代自由主义之发展 第八章 都市无产阶级的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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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无产阶级（urban proletariat）的觉醒是近代自由主义演化的第三个阶段。十八、十九世纪早期，城市仍然不大而且多数是商业性都市，此时对启蒙运动哲学的反对主要是靠农村人口的支持。工业革命的来临改变了一切。随着生产性都市的扩大与日益重要，为数巨大的工厂劳工阶级出现了。由于无法在既存的社会秩序中获得满足，这些工人很快就仿效前辈的榜样，发展出一套属于他们自己的革命理论。他们学会了西方那一套天启论，深信本身的特殊存在事实必然会为人类生存问题带来一般性的解答，因此他们也想把自己的观点强加在其他人身上。他们的努力虽然失败了，但却唤醒了社会中沉睡的民众，促使他们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和中产阶级的启蒙运动以及保守主义者的反动运动一样，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是扩大近代政治、社会基础的要素，也是近代自由主义思想中重要的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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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是十九世纪“劳动力市场”（labor market）这个奇特发明的产物。在此之前，工人的权利与责任由地方或行会传统所规定，具有一定程度的稳定性，十九世纪的劳工则不同，就业缺乏保障。根据启蒙运动的经济学原理，工人和其他贸易者并无不同，都是高价出卖服务的个体。他的工作权利以及运用这项权利的条件都只是他和未来雇主间的协定。假如雇主发现有人愿意以更少的报酬做同一项工作，或者贸易情况转变，不利于继续经营，雇主随时可以终止协定。假如工人发现他的技艺乏人问津，就必须移居他地一展所长或者改行做其他营生。他必须不断适应起伏不定的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同时也必须忍受贸易循环与技术变迁带来的无妄之灾——这就是他的经济生活概况。绝对不安的就业情况是十九世纪工业主义（industrialism）的基本原则，无产阶级便是这个独特的工业关系实验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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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技术进步的观点来看，庞大、富有弹性的劳动力供给有很大的用处。从工业革命以来，科技就一直为经济变迁带来无限的机会。新工业制造方法的采用与资源的开采造成了高度的职业性和地域流动。如果人们仍然和往日一样固着于某一特定技术与特定地域，工业革命就无法迅速开展。例如，十九世纪美国令人叹为观止的发展就不可能发生在工人不喜欢移民的社会。流动性劳动力市场的存在，使近代企业家能够随着技术变迁的需要，引导整个人口的移动。工人阶级的“无产阶级化”（proletarianization）是工业文明胜利的一个基本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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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像所有伟大的社会实验一样，劳动力市场的出现所付出的代价昂贵无比。例如，它首先就造成工人阶级物质生活水准的快速、激烈下降。几个世纪以来，由行会与手工艺制度（handicraft system）获得的经验使人们建立了尚可忍受的就业状况。各行各业的工人都知道传统的工资标准，也都能依此安排生计。工厂制度的出现使安全的因素消失，因为工厂制度本身就是新事物，无法根据传统规定工资或维持雇工标准。工厂主认为，依照市场竞争的原则，他们有权以可能的最低工资换取最大可能的工作量。劳工个人要不是力量过于薄弱就是太缺乏商业协谈经验，因此无法提出有效的抵制办法。为了免于挨饿受冻，全家人（包括不到五岁的孩童）都必须在不健康的情况下工作，有时一天达十六小时，以换取最基本的生存机会。物质日趋繁富的同时，却有一大部分人的生活被压低到前所未有的水准。有人大发利市，但是这些工人却只承担了工业革命的重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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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上的匮乏还只是无产阶级牺牲的一部分。工厂制度造成的更大灾难性结果是工人阶级的社会解体（social disintegration）。劳动力市场的运作使工人远离了先前为其社会利益中心的地方、职业性结社组织。为了找工作，他们必须到大城镇去，在贫民区中与陌生人一起生活。为了找寻就业机会，他们辗转流徙，甚至远赴海外，以致家庭离散。离乡背井的人固然可以在新环境中与新的人群接触，但是却不像往日那么密切，为了应付劳动力市场需求的改变，这种接触随时都可能中断。在这个社会流动日增的时期，上层阶级与中产阶级生活得相当富裕，能够保持家庭的完整，并且在比较自由的情况下形成新的结社组织。生活在饥饿边缘的工人则没有类似的机会，对他们来说，无产阶级化的过程就是与社会隔绝的过程。在这方面，低阶层的人被迫为工业进步付出多于他们所应付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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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种难以忍受的状况，工人的第一个冲动也和贵族与农民的第一个反应一样，是维持一种保守的姿态。和新的生活环境比起来，旧有的生活要令人满意得多，因此除非受到极大的压力，他们不愿意进入劳动力市场。一度，工厂能雇到的人只是社会中的渣滓，如乞丐、醉汉与无所事事的浪人。为了在竞争中求生存，许多熟练的技工并没有抛弃家园与手艺，而是以更低的报酬，坐在纺织机旁工作得更久。后来，他们发现，无论如何也无法与工厂的竞争一较长短，所以有许多人曾经试图砸毁纺织机了事。和拥有土地的贵族比起来，在经济自由制度的笼罩下，熟练工（skilled workers）更只有输没有赢的份。但是，这个教育水准既低又不善于表达自己的阶级却找不到一个像柏克这样能言善道的人来传达他们的苦况。不过，从他们的行动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们也和柏克一样希望能维持保守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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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以传统为基础却没有解决近代工业主义问题的真正希望。在农业领域内，由于发展的速度比较慢，因此农村人口在十九世纪能够保留许多旧有的生活方式。然而，工业的改革力量十分强烈，保守的反对已经无法抵制。和旧有的手工艺比起来，工厂的制造方法要廉价得多，因此除非采取最无情、最具决心的政治行动，就无法阻止人采取这种制造方法。不论从政治或经济上来说，匠人都太过软弱，无法达成上述目的。到十八世纪末的时候，工厂制度已经稳固地建立起来，十九世纪上半叶传到法国，下半叶则传到德国及美国。二十世纪，工业主义的进展更是神速，机械化生产的利益已极为明显，不论是保守主义或反动运动都已经无法长期阻碍这种趋势在世界各地的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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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们已无法维持或重建旧有的经济生活形式，那么唯一能保障无产阶级利益的方法，便是为他们建立新的社会组织基础。一个人要享受自由，他的生活与工作环境就必须满足他的社会、经济需要。近代的工业主义使工厂成为无产阶级生活中的主要制度。因此，对工人来说，自由就是如何组织工厂社群，以表达工人阶级利益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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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不将十九世纪工业主义的原则做激烈的改变，这个目的就无法达到。在早期自由主义的理论与实际做法中，每个生产单位的生命都受到自由市场这个陌生制度的左右。工业控制权落在那些以“利润”为唯一成功的管理标准者手中，他们把工厂看成纯粹生产市场必需品的工具，因此没有兴趣为造福劳动社群而经营工厂。无产阶级要获取自由，这种绝对臣服于市场考虑的情况就必须要改变。保守主义者为了拯救传统的结社组织而对启蒙运动的哲学加以攻击，同样的，为了使新的工厂社群（the factory community）能够成为满足工人阶级需求的组织，无产阶级的支持者就必须向市场权力提出挑战。如何确保工厂社群朝这个方向发展，就是近代无产阶级的基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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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认真尝试解决这个问题的人是所谓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者”（utopian socialists）。从他们的社会背景和思想习惯来看，这些十九世纪早期的作家都是中产阶级社会的产物。但是，人道主义（humanitarianism）一直是启蒙运动哲学中的重要成分，而早期工业主义的弊端却难以和人道主义的观点相容。乌托邦社会主义者是一些中产阶级人道主义者，他们发现，既存的工厂制度实际上并不是在为劳动人群谋福利，因此决心找寻用福利取代市场考虑，来控制工业社群生活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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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这问题的可能途径之一是，唤醒工厂拥有人与经理人的人道良知，以改革工厂制度；英国改革家欧文（Robert Owen）的早期著作就采取这个办法。欧文是新拉纳克（New Lanark）一家成功的纺织工厂的经理及合伙人，他经营这家工厂的理念是：不仅要维护工厂产品的利润，而且要维护员工的福利。欧文坚持十八世纪的信念，认为适当的教育可以促使所有的人发挥潜能，所以他致力把自己的工厂社群变成一个教育工人的理想环境。他为工人提供健康的居住、工作环境，让孩童有闲暇到工厂的学校念书，并且采取了一些走在时代尖端的关照员工的方法，希望他们成为理性的人。他的《新社会观》（A New View of Society ）一书，目的便在于唤起其他雇主同样的社会责任感。他相信，用启蒙运动人道主义的良知来节制纯粹市场经济的运作，就可能把工业主义转变为真正促进人类福利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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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市场竞争的力量极为强烈，不容许任何类似的解决无产阶级问题的方法。像欧文这样的雇主虽然愿意让人道的考虑影响利润，但在漫无限制的市场经济体系下很容易就被较无顾忌的企业家打垮。的确，较佳的生活与工作环境往往不仅能增进人的福利，而且也能增加生产。当时大多数的工厂都由一些工作过量的幼童与不尽职的醉汉在操作，因此，在新拉纳克的工厂中，有理性与自尊的工人带来的超高效率使欧文在竞争时获利，以弥补社会实验的成本而有余。但是，欧文虽然是非常有效率的经营者，他赚的钱仍不能满足合伙人的需求，最后终于被迫退休。在类似的情况下，才干差一点的人更没有机会在竞争中生存。某些雇主有强烈的人道主义情操，也足够富裕到即使不获高利，也能满足。另外，也有些雇主发现，对职工略加关照是一项健全的商业投资行为。不过这种情况究属少数，还不能构成一般性改革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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