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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40630 改变既存制度，使其符合人道主义，是有不少困难，这表示有必要建立一套迥然不同的生产体系。假如市场的考虑使工厂社群无法朝适当的方向发展，明显的解决之道便是创造一个与一般市场经济体系隔绝的劳动社群（working community），这是大多数乌托邦社会主义者采取的方向。例如，傅立叶（Charles Fourier）在他的著作中就详细地规划出自给自足的经济社群——即所谓“共居团”（phalansteries）——的蓝图。这些社群自己生产社员所用的物品与劳务，因此可以不和外部世界发生市场关系，而自由地依照理性人道主义的标准管理自己。乌托邦主义者相信：一旦他们建立起少数实验性的共居团，这个生产方法的好处将立刻显现出来，有越来越多的人会退出经济竞争的世界，建立他们自己的共居团。结果会使市场经济体系逐渐消失，而出现一个劳动社群自愿合作的世界秩序。这就是乌托邦主义者提出的革除近代工业主义弊端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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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40632 然而，事态的发展却使他们的希望落空。十九世纪早期，世界各地都建立了一些乌托邦主义的社群，由于对雇主的家长式管制（employer paternalism）感到失望，欧文也领导了一个类似的实验。但是，乌托邦主义者却步上开明理性主义者过度乐观的后尘，夸大了社会计划（social planning）的可能性，一旦面临意想不到的困难与反对，他们刻意构筑的社群就土崩瓦解。此外，“社群式自给自足”（communal self-sufficiency）的概念也和近代工业技术的需要不相容，因为后者唯有在广泛的经济交换与控制体系下，通过益趋专业化的功能运作才能存在。然而，一如雇主的家长式管制作风，乌托邦式的退隐观念也不是完全没有用。乌托邦主义运动之后，非市场性的生产与分配媒介以工人合作社（coöperatives）的形式，在改善工人阶级的命运方面，扮演了一个还算成功的角色。但是，这种成就却极为有限，不足以为无产阶级的需要提供令人满意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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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40634 有效的劳工阶级制度的产生，其方式与前述者极为不同。乌托邦社会主义者枉费心机，想要依照他们的理性计划创造福利社群，但是无产阶级本身却已经发展出有机体一般的社会组织模式。都市的劳动者被迫离乡背井，渐渐在过度拥挤的工厂与贫民区的亲密环境中发生接触。共同的物质利益与人性中寻求伴侣的企望使这些人渐渐找到新的效忠对象。各地的工人不管是否受到开明理论家的鼓励都开始组织工会（trade unions），以维护自身的权益。由于长久以来都被看成妨碍贸易行为的非法结社，这些工会开始的时候都必须以秘密组织的形式出现，当它们逐渐强大，而且越来越具信心时，当局无法再加压制，最后终于得到法律的承认。在最早受到工业革命彻底冲击的英国，禁止组织工会的法律早在1824年就被废除。在工业成长速度较缓的国家，同样的发展也比较晚出现。各地的劳工阶级在试错的过程中发展出满足共同需要的制度，近代的工会运动就此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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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40636 工会虽然只是尝试性的组织，也没有气势凌人的态势，但却比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的设计更能为都市无产阶级提供健全的社会行动基础。由于它们是真正有机性成长的产物，而且是靠累积的经验而不是靠预想的（preconceived）理念发展出来的，所以能反映劳动人群的利益与能力。乌托邦主义者相信，创造可取的社会条件是开明的中产阶级的责任，纯朴的民众只是人道主义慷慨行为的被动收受者。即使善意的雇主或社群建立者能顺利达成目的，结果也不会令人完全满意。为了工作效率，欧文在新拉纳克的工厂曾经禁止酒类的销售；他这样做和最理想的管制原则一致，但我们却没有理由相信他的工人会为这项改革感到高兴。人之所以需要社会制度，目的并不只是为了客观的福利，同时也是为了获得表达本身欲望的工具。每个阶层中有雄心、有才干的人都需要一个舞台在上面扮演积极的角色，以赢取周遭亲友的称许。早期历史上的小村落，社群中的每个人都互相认识，因此有一个赢取某种形式的社会地位的合理机会。在大城市不具人格性的生活中，在工厂专制严格的统一管制下，这项基本的满足却被剥夺了。一般工人只有在工会中才能发现一种可以由他们自己控制，可以靠个人服务而获取社会地位的结社形式。因此，工会主义（unionism）成为无产阶级生活中的要素，有经济性的，也有社会性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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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40638 但是，劳工阶级如果要把工厂制度变成创造劳工福利的机构，就必须对工业决策有某种程度的控制权，而这只有团结无产阶级才能做到。借助罢工和其他方法，工厂的雇员也许能迫使雇主让步，但只要自由市场依然是在工业界生存的决定性因素，他们的收获不会稳定。从经济的观点看，给罢工者优厚条件的经营者相当于人道的家长式管制者（humanitarian paternalist）。但是，他这么做却会增加生产成本，有可能因此被排挤出商业圈。要消除这项困难，唯一的方法是让所有的竞争者同时接受同样的条件。要达到这个目的，就需要全国性甚至国际性的行动。如果某一国家的工人同时罢工，迫使全国的雇主让步，则外国廉价劳工的竞争仍可能使前项结果消失于无形。只要国际市场还是工业生产的主要因素，无产阶级的行动就必须配合着采取国际性运动的方式。唯有这样的努力才能使劳工阶级有效地控制工厂社群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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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40640 然而，如果没有有力的政治学说的支持，无产阶级就不可能有这种规模的团结。实际的经验或许能教导特定工厂、特定地点工人认识一致行动的好处，但是这种经验也过于狭隘，无法促成更广泛的全国性或国际性团结。法国大革命时，中产阶级共同信仰启蒙运动的哲学，因此能够团结一致，并对成功的革命运动怀抱热诚。无产阶级如果想获得类似纪律与效率，就必须有类似的学说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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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40642 比较而言，要塑造有效的劳工阶级的意识形态是相当困难的工作。创造与传播复杂的政治学说有赖睿智、有识之士的努力。中产阶级得势之初，商业生活已造就了一批为数不少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所以他们能占有优势。当劳工阶级也必须做类似的努力时，却找不到类似的人力资源。他们从小就开始每天工作十五到十八小时，鲜有机会在知识生活上求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唯有一些别具才干、极端幸运的人才有希望脱颖而出，与受过许多教育的中产阶级和上层社会的成员一较长短。此外，十九世纪早期的社会流动状况也允许出人头地的少数工人进入上层社会。在早期工业制度的扩张阶段，任何阶层中有活力、有才干的人都有相当的机会摇身一变成为工业巨子。在这种情况下，劳工阶级中最具才干、受过最好教育的人自然会与他们的出身背景失去联系，而与更高阶层的社群利益融合。这个因素使劳工阶级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proletarian socialism）的早期，找不到能替他们的抵抗行动著书立说的劳工阶级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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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40644 但是，工厂里的工人却不是唯一受到工业革命破坏性冲击的人。十九世纪的情况同样也在中产阶级中造成了无可弥补的裂痕。启蒙运动之所以能够有强大的力量，主要是因为自由的观念不仅在知识生活上产生吸引力，在经济生活上也产生同样的吸引力。此外，和不熟悉的土地、人民接触带来的冲击，也是原因之一；十八世纪的商业阶层不仅以经济活动著称，在知识的好奇心上，也闻名于世。本杰明·富兰克林身兼商人与科学家，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典型。时代的重心渐渐由商业转到工业，这种和谐的状态也随之消失。有些中产阶级开始全心致力于商业活动，另外一些人则专注于知识问题的探讨。结果使中产阶级产生裂痕，为崭新的革命性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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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40646 中产阶级社会在十九世纪的主要发展方向是庸俗主义（Philistinism）。工商企业的报酬可观，竞争又激烈，因此经济权渐渐落入那些愿意花费全部精力追求财富者手中，这使对知识问题感兴趣的人逐渐缩小到一个小圈子里。对大多的中产阶级来说，金钱变成成功的唯一标准。每次问一个人“值多少”（worth）时，他们认为得到的答案一定是关于这个人的金融资产。早期的工业管理强调个别的工厂技术与金融问题，因此造成一种褊狭、顽固的心态，不像广泛的商业活动能造成比较开阔的胸襟。所以，这个新的典型人物就不是像富兰克林那样兴趣均衡的人，而是心神不定，轻视知识分子，认为知识分子是荒谬、不切实际的幻想家的工业巨子；这些特质成为事业成功的中产阶级的主要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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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40648 除了这项发展外，十九世纪专业知识分子的数目与重要性也都增加许多。识字人数的增多使文学作品的读者越来越多。上个时代的知识分子（除了像伏尔泰或约翰逊这种绝少见的例子）大多依赖富有赞助者的支持维生，但是新闻事业、教育以及学术界所开放的新机会却使为数颇多的人能够专靠知识研究独立谋生。一个成功知识分子的专业收入虽然可能很可观，但是和成功的工商企业得到的利润比起来却不成比例。在一个视财富为个人价值标准的社会中，知识阶级的社会地位因此被永远打到底层。他们多数出身中产阶级，但是对这种歧视的怨恨却促使其中很多人反抗中产阶级社会中盛行的标准。“波西米亚主义”（Bohemianism）——艺术家与知识分子遁世退隐与放荡不羁的行径——变成对“庸俗主义”的典型回应。因此，工业主义的兴起不但没有摧毁知识阶级的精神，反而激励他们凭借己力，倡导行动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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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40650 这个中产阶级立场的分化现象是劳工运动演化过程中的重要因素。有些知识分子固然愿意步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的后尘，从中产阶级社会退隐到自己设计的波西米亚世界，但是另外一些人却开始探讨是否有可能直接向中产阶级的社会基础发动攻击。这使许多人开始用同情的眼光去看无产阶级的痛苦。和劳动阶级一样，知识分子也觉得受到所有价值都臣服于市场经济体系的压迫。他们也企盼有一个社会不以竞争性的经济力量为衡量个人权利与重要性的唯一标准。他们受过足够的教育，有足够的聪明才智创造、传播政治观念；在这方面，他们远超过大多数工人，所以很容易成为劳工运动的领导者与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创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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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40652 在所有想为国际无产阶级提供统合性意识形态的人当中，最成功的是马克思与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他们两人都是典型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代表。马克思来自一个富有的职业人家庭，因此家人从小就预备将他培养成学术人才；恩格斯则是一个成功的工厂经营者，和欧文一样，曾经成功地在商业活动中注入社会、经济改革的理想。他们两人虽然都出生在德国，但是成年以后都住在国外，并且都自认为是世界公民。他们开始写作时，英国与法国的工业化程度已远超过德国，所以他们的作品主要是靠在英、法两地得到的经验，而非得自德国。他们终生合作的第一个成果——《共产党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 ）发表于1848年骚动前夕，目的在怂恿全世界的工人参与革命行动。他们认为，无产阶级的问题是国际性的问题，在这方面，他们的看法比其他大多数社会主义者都要强烈。他们的目的是要创造一个意识形态的架构，鼓动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协力对全世界资本主义的势力发动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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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40654 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真正敌人虽然是启蒙运动的哲学，但他们也知道保守主义反动的暂时胜利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在“保守的历史主义”（conservative historicism）影响下，“历史进化”（historical evolution）理念成为十九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原则。想要保护既存制度、使其不受激烈改革震荡的传统主义者接受这个理念；地位安稳、不愿做进一步政治变革的中产阶级工业主义者也接受这个理念。但有些人的兴趣却在创造革命运动，对他们来说，“进化”的假说十分令人困窘。在当时的知识气氛下，任何运动要想成功，就必须宣称自己是渐进的历史进化力量的结果。另一方面，革命的精义却是和“过去”决裂，要在进化的基础上说明革命的必要是相当困难的事。近代社会主义思想必须克服这个困难，这对社会主义特殊性格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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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40656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发现是：保守主义的反动理论可以用在无产阶级的行动上。在德国有一群信仰自由主义的黑格尔信徒［其中最有名的大概是费尔巴哈（Ludwig Andreas Feuerbach）］，他们的兴趣在阐扬黑格尔学说中“进步的”（而不是保守的）含义。和这群人接触对马克思学说的形成有相当影响。马克思虽然不愿意接受黑格尔的最后结论，却极为欣赏黑格尔处理历史问题的方法。细分“正”“反”“合”三阶段的辩证观对他尤其有吸引力，因为这个理念可以用来克服大多数进化论中的“反革命渐进主义”（antirevolutionary gradualism）。在黑格尔后期的著作里，辩证的模式虽然被用来支持保守的立场，实际上却隐含“历史的动力是冲突而非成长”的观念；由这个观念出发，很容易就可以得出下列结论：历史发展并非缓慢、难以察觉的变迁造成，而是中间夹杂稳定期的骤然革命性骚动造成。黑格尔就以三个连续帝国（每一帝国皆为后续帝国摧毁）的方式解释“自由”的进步过程。对任何阐述革命的创造性价值感兴趣的人而言，辩证法对“冲突”的强调多少具有启发性。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个启示发展成完备的无产阶级行动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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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40658 从无产阶级的立场来看，黑格尔辩证法的缺点是过分强调政治理论。曾经身受市场竞争之害的工人很容易接受保守主义者的“积极自由”（positive freedom）概念，却比较不容易认为保守主义的国家与其权力是实现“自由”的工具。农村人口因为有贵族代表可以控制专制君主，所以有理由视既存政治组织为自身利益的保护者。无产阶级则没有理由抱持类似的信心。保守主义者有时（例如在英国的工厂法案中）固然会率先保护劳工阶级，以对抗中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恶劣弊端，但是他们只专注于农村事务，又喜好传统，以致无法彻底了解无产阶级的需要。作为无产阶级行动的工具，工会运动比保守主义的政府更为有效。因此，为了使黑格尔的辩证法对都市无产阶级运动产生效用，思想家便需要对它重做“非政治性”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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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40660 历史唯物论（the materialistic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便是马克思对这个需要的回答。根据黑格尔哲学的论述，“自由”理念的辩证发展就是人类成就的记录。对一个浸润于理念论（idealism）气氛中的哲学家来说，用“理念”来解释“事件”似乎是非常自然的。但是在马克思的眼里，这明明是倒果为因的说法。马克思对当时经济上的不公平现象极为关注，深信人主要是受经济“自利”的主宰。黑格尔相信理念的力量（ideal forces）塑造了物质世界。马克思则相信理念本身是物质环境的产物，理念的发展主要是为了满足经济的需要。在社会与技术成就的特定阶段，人有某些维持物质生活的方法，思想与行为便是为了适应这个客观环境而产生的。物质生产情况的改变会带来满足经济需求的新机会，同时导致思想与行为的改变。这个物质因素便是造成所有科学、宗教、政治以及其他领域内人类活动发展的主要原因。国家本身只不过是经济利益的间接表现。因此，“进步”不在于政治帝国的持续替换，而是经济体系的不断更替。保守主义者主张绝对君主制是历史辩证过程的结局——上文所述便是马克思对这种主张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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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40662 和早期保守主义的“进化历史主义”观一样，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economic determinism）观念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虽然“人主要是受经济动机主宰”这个观念用在过去很多时代都显得荒诞不经，它却和十九世纪流行的思想趋势十分一致。强调财富为成功标准的中产阶级的庸俗思想已经使许多人习惯下述观念：经济企业是最重要的人类活动，重要性远超过艺术、学术、宗教和其他任何形式的成就。早期的自由主义理论认为市场是进步价值的“积极创造者”（positive creator），国家则是它的“消极保卫者”（negative defender）；这种看法使中产阶级很容易接受“政治附属于经济”的观点。在工业无产阶级的经验中，对经济的关注更是日夜萦怀。单单为了最基本的生存，就必须每天工作十五或更多小时的人，自然没有太多时间、精力注意宗教、社会或其他非经济性事务。对任何濒临饥饿边缘的人来说，“吃”的问题都是想象中的第一要务。如此看来，“人受经济动机主宰”这种说法和十九世纪一个重要领域内的经验十分一致。也正因为如此，历史唯物论才有可能对那个时代的知识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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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40664 马克思否定了“国家是历史发展的主要因素”这种说法以后，就能够自由阐扬黑格尔辩证法中的革命含义。根据“辩证唯物论”（dialectial materialism）的原则，每一个物质生产进步阶段的来临必会同时带来某种经济成就的机会。别具才干、能达成这种目的的人便能控制手边的生产工具，并用这种工具以社会利益换取自己的利益。这些人有共同的利益，都希望阻止别人取得应得的控制权，因此形成同质的经济阶级。文明的特定阶段独有的政治、宗教和其他的观念、制度多半是因为统治阶级想要巩固其经济力量而形成的。但是，就像每个思想上的陈述都会引出本身的“反题”一样，马克思也相信经济生活的每个阶段都是一个“正题”，本身就包含了辩证发展的种子。统治阶层在利用特殊的经济机会时，无论如何都无法满足社群中其他成员的需求。由于对经济剥削的共同体验，这些人渐渐结集成新的阶级，而与前者构成“正”“反”双方的关系。结果便造成革命危机，推翻原来的统治阶级，建立新的生产体系；这个新体系是上述两个阶级的经济经验衍生出来的“合题”，成为新文明的基础。不过这个“合题”又会激起新的革命反对力量，成为新的辩证发展循环中的“正题”。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诠释建立在“阶级冲突是历史进步的机制”这个原则上。如此一来，原为保守主义者用来为“服从国家之责任”做说辞的辩证法，一变而成为革命抗议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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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40666 对劳动阶级来说，辩证唯物论的价值在于保证他们最后必然胜利，因此成为刺激无产阶级联合行动的因素。根据马克思对时局的诠释，资本主义社会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已走到即将毁灭的阶段。十九世纪工业制度下的主要阶级是工厂的拥有者。他们因为控制了工业生产的工具，所以能够依照阶级利益去创造那个时代的思想与制度。但是，资本主义也同时带来了一大堆没有财产的工资赚取者，他们在工厂与贫民区中有共同的受难经验，渐渐意识到共同的经济利益。换句话说，一个无产阶级正在形成，而构成资本主义社会的“反”。同时，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情况使然，无产阶级的人数一直在增加，而资本家的人数则一直在减少。马克思正确地指出，近代工业发展的趋势，是朝更大的垄断控制单位发展。他由此引申出：越来越多的小资产拥有者将被排挤到资本家阶级之外，最后被迫沦为无产阶级。因此，在资本主义底下，需求能获得满足的人将越来越少，最后两者在数目上的不平衡会变得极为严重，而在无产阶级有组织的压力下，资本主义体系终将解体。结果，资本主义社会的“正”被无产阶级的“反”毁灭，而创造一个新的“合”——即共产主义社会。在共产主义社会，资本家从工业制度中累积的技术资源将被用来满足劳工阶级的需求。由于辩证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历史法则，无产阶级绝对可以相信他们的希望终将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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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40668 马克思虽然相信资本主义必然会消失，但却不认为没有劳动阶级的革命努力，这个结果也会实现。即将灭亡的社会秩序有相当大的阻抗力量，经济统治者完全掌控着国家，拥有武力、警察力量、法院和其他的压制性工具。在任何特定时期，政治、社会思想也是统治阶级观点的表达，通过新闻从业人员、教士、教授以及其他所谓的宣传家，这些思想即使过时了也仍然会流行一阵子。重要的物质与意识形态的抗阻力量仍然阻碍了无产阶级的胜利。根据历史唯物论的解释，任何阶级若非经过痛苦的挣扎，都不会放弃其经济利益。人数不多，却能用资财雇用佣兵防卫力量的阶级，在死亡之前仍然会做一番困兽之斗。因此，只有暴烈的革命才能摧毁中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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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40670 这套理论是对“如何找到同时具有进化与革命性行动形式”这个难题的回答。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十九世纪思想的进化倾向配合，告诉人们：社会的变迁并不如十八世纪的改革者所想象的，是一理性的选择，而是渐进历史发展的结果。除非资本主义社会已走完全程，任何有意识的努力都不能使共产主义社会出现，这一点是马克思对进化的保守思想所做的让步。然而，一旦进化到某个程度，就必须借革命来清除衰亡中的社会秩序的抗阻，这不但没有违反，而且证明了进化成长的法则。用马克思自己的话来说，革命是“历史的接生婆”（midwife of history），使在时间酝酿中已成熟的社会力量得到解放。保守主义的理论本来已经在暗噬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思想根基，马克思主义则设法以上述说法推翻保守主义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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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40672 辩证唯物论的原则照理应该让马克思把历史解释成一连串永无止境的革命危机，但是强烈的“犹太教——基督教”天启思想使马克思比黑格尔更满足于自己的结论。马克思试图证明即将来临的无产阶级革命不仅会成功，而且会成为历史辩证发展的最终阶段。无产阶级不仅包括拥有财产的少数人，也包括无产的群众，这点使它有别于历史上的任何阶级。无产阶级成功地夺取生产工具以后，生产力不仅能满足统治阶级，也能满足整个人群的需要，这是从来没有的事。既然经济剥削是阶级仇恨的唯一基础，上述结果不仅会消除所有的阶级冲突，也将建立一个永远没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基督徒把“罪”看成万“恶”之源，企盼耶稣基督的再临能战胜所有的罪恶，使世人永登天国乐土。马克思主义者视经济剥削为万“恶”之源，向世人提出希望，保证无产阶级的革命在消除了经济剥削之后，必定能协助建立一个永远完美的社会。辩证唯物论因此以一种天启式的理想做结束，一旦理想实现，辩证过程本身就不再是历史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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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40674 马克思主义的天启性（apocalyptic character）使它无法在原有的形态下，对近代政治问题提出终极的解决之道。它采取了一种“准宗教的”（quasi-religious）信仰，认为宇宙能趋向自然的和谐状态，因而避开了有关政治问题的考虑。在这一点上，它比启蒙运动哲学做得更过分。十八世纪的人虽然相信市场竞争对人自有裨益，但至少还承认为了防止自私的个人违反市场竞争的规则，必须仰仗国家的强制性行动。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却认为，人类利益的和谐状态绝对完美，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因此“政治问题”就完全消失。既然每个经济阶级的成员都和生产工具有相同的关系，他们的利益自然也相同。要把某个阶级的意志强加在另一个阶级身上，固然需要借重强制力，但在一个人人同为单一社会阶级之成员的社会，强制力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因此，只要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成功地消除资产阶级的最后残渣，“国家”就会“渐渐消失”。马克思的阶级团结概念非常绝对，因此无法设想：为了防止部分无产阶级压榨其他无产阶级，就必须建立政治保障，这一点使他不能真正考虑无产阶级的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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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40676 马克思与恩格斯都相信辩证唯物论是重要的科学发现，他们在所有的著作中都强调他们的社会主义是科学的社会主义，和先辈与时人的“非科学”或“乌托邦”的社会主义截然有别。事实上，他们提出的历史发展法则也和黑格尔或启蒙运动的类似主张一样，禁不起精确的科学验证。要使一项科学假说为人接受，首先必须阐明这个假说和大部分的经验事实吻合。但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却没有这类“验证”的支持，它所依恃的只是法国大革命这一个历史样本。十八世纪法国的中产阶级对腐朽的封建秩序的限制产生反动，所以发展出统合的阶级意识；这套意识使他们能够起而反叛旧秩序，并建立起一个能够表达他们自己阶级利益的新体系。马克思主义者把这个历史事件（episode）看成一般性的历史发展，而使无产阶级相信，有朝一日，他们也能享受类似的机会。他们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分析，使人对这个希望多少抱有信心。奇怪的是，当有必要对远古的类似辩证过程加以探讨时，马克思主义却缄默不语。马克思主义者提不出令人信服的证据去说明中产阶级是封建社会的必然产物，或者说，封建社会是前此经济秩序的“反”。辩证法用到更早的历史阶段时，结果更难令人满意。所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虽然自称是“科学的假说”（a scientific hypothesis），其实却是一厢情愿的信念（an act of faith），禁不起科学的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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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40678 马克思主义虽然可能缺乏严密的科学根据，但是它假科学之名所做的主张却和它最后的成功有密切关系。科学在十九世纪享有宗教般的声誉，自然科学的成就令人叹为观止，在外行人看来又是奥妙无比，因此人们几乎相信任何假科学之名宣扬的事物。“科学的社会主义”向工人阶级保证，他们反抗劳动市场不公的斗争终必胜利，也使工人阶级有了从事组织性政治行动不可缺的自信与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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