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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例子成为后来西方世界其他地方发展的模式。其他民族渐渐有了政治自觉后，同样也要求独立的国家主权。在欧洲大陆，许多国家效法拿破仑帝国主义的经济。拿破仑帝国体系的无情榨取使其他国家的开明人士体认到，把入侵的法国军队看成全面解放的工具是错误的，于是挣脱法国权力的控制就成为他们的最高理想。为了打破拿破仑连战连胜的情况，其他民族势必增加他们的军事与官僚资源。也就是说，与拿破仑对立的领土国必须把国内人民的爱国热情与效率提升到法国的标准。因此，就在拿破仑战争即将结束之际，各处的领袖人物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增加自身领土主权的力量上。在普鲁士，施泰因及其同僚通过耐心与有技巧的改革努力，终于提高了普鲁士人的爱国热情。其他欧陆国家也展开与此类似，但成效各有不同的运动。由此造成的爱国力量终于推翻了拿破仑帝国。因此，欧洲一些有政治自觉的人开始相信，对强大疆域国家的奉献是求取自由必不可缺的。在这件事上，前述经验造成的影响比其他任何都来得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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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法国而言，爱国心强化了早已存在的国家制度。然而，在大多数地区，这种爱国心的动力却与既有的政治效忠对象发生了冲突。一方面，爱国主义要求国家强大，以有效地主宰自己的命运。但许多“国家”都过于微小，无法达到这个目的，因此爱国者常常必须倡导几个既有政权的统合，以形成更全面性的“主权联盟”（sovereign association）。美国的爱国者深恐美洲十三州殖民地如果各自独立成主权国，实力薄弱无法抵制欧洲帝国主义的军事、经济压力，所以不得不坚持采用联邦性质的宪法。意大利和德国的许多邦国，规模更小，多半无法抵抗法国的侵略，所以这些地区的爱国者也不得不放弃既有的效忠对象，而专注于政治统一的问题。但在另一方面，爱国主义却要求国家的每个居民都必须有爱国情操。由于许多“州”“邦”的规模太大，成员又太复杂而无法激发人的共同效忠，所以爱国者常常要倡导缔造小规模而非大规模的“主权联盟”。美国殖民地之所以脱离英国，部分是因为英国与殖民地间，经济和其他利益的裂痕越来越深，使多数美国人无法对英帝国产生生活上的共同参与感。奥地利帝国之所以崩溃，同样也是因为种族和其他裂痕，使各地居民无法发展出有效的“普遍意志”。在民主宪政的原则下，任何国家如果没有公民的自愿支持，就不可能有效地运作。因此，爱国者对国家独立的要求，通常都牵涉到革命性的政治变革。爱国主义虽然要求各国人民全心奉献于主权国家的制度，但大多数既存的政治主权单位不是过大就是过小，因此皆无法满足人民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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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使“民族”（the nation）而非“国家”（the state）成为近代政治效忠的主要对象。我们可以把“民族”定义为一个因为某种原因而觉得有必要组成独立的国家（statehood）的社会群体。任何意识出现的基本原因都不只一端，而且往往晦暗不明。对共同主权权威效忠的悠久传统，在这个发展中往往扮演主要的角色。有许多的民族（people）像波兰人或巴尔干半岛的民族，虽然长久以来就失去政治的独立，但人民对久已消灭的王国的荣耀（不管是真的还是神话），仍然怀念不已，这份怀念常常激发他们从事共同的政治行动。在某些情况下——如瑞士有法语区、德语区和意大利语区，法国则有说德语的“阿尔萨斯——洛林”人（Alsace-Lorrainers）和说塞尔特语（Celtic）的不列颠人（Bertons）——既有的政治传统还相当强大，足以在有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的人中维持共同的民族意识。但一般而言，在民主宪政的体制中，语言的歧异往往成为沟通民族情感时不可逾越的障碍。因此，近代的民族主义大体上是循着语言的发展。另一方面，像英格兰与爱尔兰或塞尔维亚与克罗地亚，宗教文化的差异常使同一语言社群产生不出共同的民族主义。经由不同力量的推动，多数西方人在十九世纪把自己看成特定民族的成员，并且认为该民族的主权独立是政治生活的最高目标。对国家的效忠渐渐臣服在民族群体的要求下，民族主义遂成为近代政治的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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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运动对近代自由主义的发展立刻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启蒙运动和保守主义之反动哲学虽然都是“世界性的运动”，但是它们的支持者很快就发现，成功的最佳希望是和逐渐成长的民族主义力量结合。革命的社会主义最初是对世界传统的再肯定，这时也渐渐被迫对民族主义的力量低头。十八、十九世纪，人们对“民族自决”（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的企求十分强烈，阶级性意识形态的倡导者要继续存在，就不得不把民族主义的力量纳入自己的目标。为了因应这项发展，近代各主要政治思想派别亦有必要对自家学说做激烈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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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而言，在所有主要的阶级性意识形态中，最能符合民族主义运动需求的当属保守主义。这是因为两者都反对启蒙运动的“理性的个人主义”（rationalistic individualism）。民族主义者是民族这个特殊社群的守护者，他们很显然比保守主义者更愿为社会利益牺牲个人价值。此外，他们的社会概念和保守的传统主义的前提也大体相符。对历史事迹、制度的尊崇在民族自觉的演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以，民族主义的主要目标就是保存、发扬民族的传统。复兴久已为人忽略的语言文学，纪念古代的胜利事迹和其他的历史成就，教导人们尊崇民俗与制度，各国的民族主义者都希望用这些方式唤起族人对族群生活鲜活的参与感。他们和启蒙运动的哲学家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承认传统的价值。这一点使他们和保守主义的反动有了明显的接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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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于军国主义的成长是促成保守主义、民族主义联盟的另一个因素。启蒙运动的哲学家对人类理智缔造和谐的能力深具信心，他们曾经企望有朝一日，在和平、互利的普遍自由贸易的社群中，战争的罪恶能够消失于无形。保守贵族的传统生活一向和执行军事功能有关，因此从他们的立场来看，这个远景自然令人不快。同时，启蒙运动的这种理想也和近代民族主义的需求不能相容，因为一些最能激发人们情感的民族回忆都与英勇的战争（不管是胜利或失败）有关。此外，民族主义者由于强调主权独立，因此拓展各国的军事、官僚资源也和他们的利益有自然的关联。在拿破仑战争中，许多法国的旧贵族都以军事或官僚组织专家的身份受邀回国，在拿破仑主政的法国行政机构担任要职。同样的，后来的民族解放或民族扩张战争也都为其他国家传统的统治阶层带来类似的机会。在战争或备战时期，职业军人更是身价百倍。维持武力强大的国家的共同利益，是促使民族主义者和保守主义力量合作的最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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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情况下，保守主义者从一开始便极度关切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实不足奇。在大多数早期保守理论家的著作中，“反对启蒙运动的世界主义倾向”是一再出现的主题。保守主义的反动在这方面的见解，在迈斯特的著作里，大概可以最清楚地看出来。他认为，十八世纪的哲学家主张人性有一致的理性，因而漠视了各个不同国家人民的民族性差异，所以也对启蒙运动的“抽象理性主义”多所辩驳。迈斯特认为，人并不是抽象的存在物，而是特定环境的产物——他们使用属于某一特殊历史社会的语言，并对这个社会有相同的信念。在传统主义者的逻辑里，并不认为某种传统结社优于任何其他的结社，但迈斯特却隐约指出，民族是个人性格养成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不同特征的民族需要不同的政治社会组织形式来容纳，所以每个国家的政治都必须自由地依循传统方向发展。共和国必须坚执共和国的制度，君主政体的臣民则必须忠于出生以后就不断影响他的王朝。启蒙运动的哲学家试图把整个人类强行安置在一致的世界性架构下，所以违反了人的基本天性。在迈斯特看来，保守的传统主义是表现民族特性的先决条件。这种保守主义与民族主义动机的混合，是早期比较具影响力的保守思想倡导者共有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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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被纳入保守主义的思想架构后，传统的王权观念产生了激烈的改变。原先曾为君主政体理论骨干的“王朝正统原则”（the principle of dynastic legitimacy），与民族自决的原则互不相容。君主依世袭的权利而统治，同时也根据世袭过程中的一些偶发事件对种族成分复杂的疆域做主权要求。由于通婚制度，王室成为所有阶级中最具世界性者，大多数的君王多少有一些外族血统，而且往往不会说本国的语言，但即使如此，在许多情况下，他们的政治统一工作都为民族自觉奠定了基础。法国或西班牙的国民在为自身历史感到骄傲时，常常把自己和法国或西班牙君主的武功或其他事迹联结在一起，这使保守主义者有最好的机会为“正统”观添加一份民族主义的色彩。夏多布里昂在他的政治著作中主张“世袭君主是民族传统的天生代表”，这时开始变成保守主义者无懈可击的教条。法国的保皇党更特意宣扬拿破仑（他们通常用原来的意大利文“Buonaparte”拼拿破仑的姓）是外国人，而波旁王室的家族则已在法国居住、统治近一千年。在革命期间，路易十六（Louis XVI）和奥地利籍的妻子曾因为与外国人勾结，而引起国人的愤慨。当他的兄弟路易十八（Louis ⅩⅤⅢ）回国承继大统时，就谨慎地诉诸民族情感，在越过边界的时候声称：“又有一个法国人回到法国了。”从这种巧妙的宣传手法来看，我们很难相信波旁王室在流亡期间不曾获得一些新的体验。他们是聪明的保守主义者，至少知道把君主政体与崛起中的民族主义运动联系起来是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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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许多方面来看，保守主义者将君主政体“民族化”的企图，在很多方面都相当成功。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初，世袭君主之所以还能存在，并且成为流行的政府形式，是因为君主的实权虽已逐渐被剥夺，但却成为民族团结的象征而备受尊重。当然，像瑞士这样的国家，原来并没有君主政体，民族情感不靠君主的帮助也能形成。而法国许多最动人的历史事迹，都跟共和国与帝国有关，保皇势力相形之下就比较脆弱。但在君主政体基础稳固的国家，民族主义造成的影响却使君主政体获得新的生命。在十九、二十世纪，英国保皇主义的情绪不断升高，就是这种发展的典型例证。对国家的效忠常常表现在对特定王室的效忠上。由于君主与国家观念的结合如此密切，常常使一些无王室传统而甫获解放的民族（如希腊人与罗马尼亚人），邀请外族王侯坐在新设的宝座上。在一个民族主义日渐高涨的时期，这种违反民族情感的特异行径正表现出，君主制度的观念在十九世纪的思想中一直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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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保守主义者能完全认同民族君主制的目标，他们可能已经成为西方政治的主要力量。但是，民族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基本假设却相差甚远，所以两种运动终必发生冲突。对保守主义者来说，君主政体因为能对以世袭阶级差异为基础的静态社会有所贡献，所以有价值，但它的价值仅止于此。另一方面，民族主义却倾向于社会的动力。民族主义者的热忱并不仅是出自对历史事迹的缅怀，同时也来自对未来伟大绩业的企盼。他们对传统的喜爱臣服在对强大民族国家的企盼之下，这是和保守主义者不同的地方。他们虽然接受真实的民族君主体制，却随时准备反抗任何阻碍民族自决的王朝（不论该王朝如何正统）。他们虽然承认固有传统的个别的社会价值，但却不容许传统的顾虑阻碍他们把国家权力推展到最高点的企图。他们还主张所有的公民（而不仅是世袭的统治阶级）都应该肩负起国家福利的责任，从保守主义者的观点来看，这个主张也相当恼人。由于民族主义的动态意涵越来越明显，保守主义者自然不能同情比较极端的民族主义精神，在中欧，民族理想与王朝正统演变成水火不相容的对立情势，这种发展更为真确。为了维持这个地区的传统王权，保守主义的组织（如“神圣同盟”）被迫采取直接反对民族主义的政策。迈斯特和其他早期的保守主义理论家，希望保守主义者能从民族主义运动中获得某些好处，但是上述的演变却使他们失去了许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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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发展为中产阶级带来绝佳的机会，使他们成为国家的领导者。启蒙运动虽然有世界主义的信念，却不能阻止中产阶级去把握这个机会，光是战略性的考虑就足够驱使他们朝这个方向发展。启蒙运动最有力的重心在西欧，在这里，既有的政治单位系统和民族界线相当一致，保守主义反动的中心堡垒则在中欧，但在中欧，除非将政治体制做激烈的调整，民族自决的观念就绝无实现的机会。换句话说，民族主义造成的直接影响是使比较开明的国家（如法国与英国）的既存政治结构更为稳固，而使反动国家（如德国与奥地利）的既有政治体系崩溃。因此，基于纯粹战略上的考虑，中产阶级启蒙运动的支持者就已经有绝对的理由鼓励民族主义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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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在理性的个人主义气氛下成长的人来说，要接受民族主义者的前提，就必须做许多困难的调适。的确，和敌对的保守主义者相比，他们较容易接受民族主义的某些意涵。民族主义者想把政治与社会生活做技术性的合理化，在这一点上，他们的动机固然和十八世纪的人道主义大不相同，却和启蒙运动的“改革理性主义”（reformatory rationalism）相当符合。例如，比较赞成拿破仑或施泰因式改革的多半是中产阶级的进步分子，而非保守的反动主义者。又如民族主义的民主意涵，虽然与早期自由主义的贵族式观点背道而驰，却很容易和后期的中产阶级观点互相调和。不过，从基本原则来看，民族主义运动和保守主义的反动有较多的相似之处，而与启蒙运动的哲学相差较多。“所有利益都必须为民族国家的利益而牺牲”的要求，是建立在“社会先于个人”的假定上的；启蒙运动的哲学则建立在与此相反的前提上。如何不破坏中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个人基础，同时容纳民族主义者的观点是一个困难的问题。试图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是十九世纪思想中最重要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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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式的民族主义（liberal nationalism）理论家最后采取的解决方法，是以“个人的自我表现”解释“民族的自决”。在这一方面，就和其他许多方面一样，穆勒的著作是后期自由主义思想的典型代表。穆勒和启蒙运动的哲学家都同意，政治的目的是要使个人能力获得最高发挥，但穆勒却比他的前辈更愿意承认政治、社会因素在个人发展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这一点使穆勒能在他的政治理论中纳入相当多的民族主义成分。根据穆勒对自由主义问题所做的诠释，承担政治生活责任，是每个人格发展完整的个人的生活中最基本的因素，而群众对政治的参与，只有在比较同质的社会才能产生作用。共同的传统、语言和其他事物有助于政治思想的沟通，并能鼓励普遍政治责任感的成长。在近代的情况下，民族是符合这些条件的最大社会单位，因此，参与政治生活是每个人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条件。不过，政治行动的教育价值只有在完全负责的情况下才算完整，主权国家是近代唯一完全独立的政治单位，因此能为其作为负全责。据此而论，“个人的自我表现”便只有在“民族国家”的架构中才能实现。个人如果缺乏参与独立国家活动的经验，自我教育的机会就不完整。因此，穆勒能在不抛弃其先辈所持的个人主义前提下倡导“民族自决”，并以此为近代自由主义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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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欣然接受民族主义者的立场，中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在与保守主义的反动竞争时，占了决定性的优势。在十九世纪早期，绝对君主制的支持者坚持神圣同盟的反民族主义政策，这时，热诚的民族主义者大都发现，只有与自由主义的宪政主义运动结合在一起，才有成功的希望。中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者也投桃报李，为民族自决的运动奉献了许多精力与热忱。在本世纪初，宪政政府的两个主要倡导国美国与英国携手合作，导致门罗主义（the Monroe doctrine）的出现，使拉丁美洲各民族在不受神圣同盟的干涉下主宰自己的命运。希腊解放战争是欧陆许多成功的民族独立战争的第一举，成功的原因有许多归功于拜伦（Lord Byron）这样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道德支持，以及英国在军事、外交上的支持。最后击溃神圣同盟的1830年与1848年的革命，更是自由主义式的民族主义最引人注目的表现。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自由主义的赞助下，缔造民族国家的企图，却不是每个都成功，如德国的统一就不是1848年的自由主义式的民族主义者所完成的，而是靠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的政治手腕和保守的普鲁士王权的支持。日后在德国政治中，自由主义始终无法成为强有力的因素，这可由上述情况中找到许多解释。然而，在大多数国家，中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者都能在民族主义运动中扮演领导者的角色。意大利的统一是自由主义对保守的反动力量的战斗，也是近代民族主义历史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一些试图取得国家领导地位的王朝，如萨伏依王朝（the house of Savoy）也发现，强调对宪政原则的效忠，是可行的办法。到十九世纪中叶，民族主义与宪政主义在一般人的想象中已紧紧纠结在一起。由于民族主义在十九世纪、二十世纪早期的政治中仍然是主要的因素，这个想象中的结合也有助于自由主义制度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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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式的民族主义在早期虽然以反保守主义运动的姿态出现，最后却激励了阶级利益的调和。如果我们说议会制政府一度是西方政治的主要形式，这主要是因为对国家福利的共同奉献，使不同的阶级很容易找到一个协商歧异的共同基础。一方面，对民族主义的投注，使中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者接受“社会传统主义”（social traditionalism）的强力灌输，从而去修正他们的“理性的个人主义”。十九世纪的人认为君主立宪政体是正常的政府形态，而世袭的贵族也继续成为整个十九世纪社会的一部分，凡此皆足以显示出自由主义式的民族主义的保守倾向。另一方面，由于神圣同盟的失败，农民阶级不得不与民族主义握手言和，修正早期的传统主义，以容纳民族主义观点中隐含的动态意涵。贵族则依然在欧洲的官僚（特别是武官）系统中发挥旧有的影响力，对鼓动好战的民族主义情绪有天生的兴趣。长久以来就对土地感到饥渴的农民，通常都会被民族主义者以武力拓展版图的构想打动。因此，到十九世纪末时，保守阶级变成比敌对的中产阶级更具侵略野心的民族主义者，这种情势对创造有效的“普遍意志”很有帮助。中产阶级的党派则强调工业效能与民主热诚都是军事武力的一部分，而在许多较具野心的政策上赢得保守主义者的支持。农业的保守主义者则强调农民的武德，并认为农业的自给自足对军事武力有利，因此也能赢得中产阶级的赞同，颁布了保护性的关税政策，和其他能保存传统农业社会的政策。对国家力量的共同关切，使这两个群体能够比较容易地在自由协商的架构下调和彼此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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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的力量也有助于将无产阶级运动纳入近代自由主义的结构中。的确，“革命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有强烈反民族主义的特色，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民族主义是资产阶级奴化无产阶级的陷阱，因此费尽心机，想破坏一般人对民族国家的效忠，并且在劳动阶级间创造国际团结的感受。但是，到十九世纪后半叶，民族主义的精神已经高涨，远非任何敌对的意识形态所能克服。社会主义的领导者虽然试图把国际主义化成具体事实，但是他们创造的第一、第二国际却一直受派系分裂（这种分裂令人怀疑它们有依民族路线发展的倾向）的威胁，组织脆弱而无生命力。就赢取具体利益的观点来看，国家性的议会远比国际会议有效，因此想保有对各国劳动阶级控制权的人，便只好进入议会竞技场，参与议会政治的协商与妥协，除此之外，别无良方。由于发现本身的生活水准，多取决于国家而非国际性的行动，工人渐有将自身福利与国家福利结合的倾向。这种发展形诸理论的过程比较慢，即使是最相信自由主义议会制度的修正主义者，也一直在宣扬国际团结的目标，并反对民族主义思想的好战倾向。但到十九世纪末，无产阶级运动在实际上（如果不是在理论上）已经接受许多民族主义的观点。对国家利益的共同关切，使社会主义的政党更可能找到与其他阶级的议会代表达成共识的共同基础。这一点使争取无产阶级遵循议会制政府程序的工作顺利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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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这项发展的范围已经明显呈现。在此之前，社会主义者都相信，劳动阶级的国际性团结，会使他们起而对任何主要的国际战争做革命的抗议。但在战争真正爆发以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领导人与追随者，除了少数例外，都立即团结起来，捍卫各人的祖国。即使最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抛弃理论信仰，和自己的同胞，而不是国际无产阶级团结在一起。在许多国家的议会中，社会主义的代表都以压倒性的多数投票支持战事，并且与中产阶级及保守主义的党派结合，通过军备贷款和其他战时措施的议案。民族主义于是再度证明，它能促使政府架构下的党派互相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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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那几年，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联盟获得最高的成就。凡尔赛会议的和平缔造者，以世界自由主义代言人的身份接受了“民族自决”的原则，以此作为战后重建的基础。他们在东欧与中欧帝国的废墟上，建立了一些全新或是经过剧烈修正的国家，这些设计的目标是为了尽量使欧洲的政治版图符合民族主义的理想。此外，随着民族主义的惊人扩张，自由主义也有同样惊人的推展。在西方战胜国的影响下，民主宪政制度，不论是共和制或君主制，不仅成为新近解放国家的标准政府模式，也成了战败国的标准政府模式。许多这样建立起来的宪政政府，虽然只维持了很短的时间，但是它们直接造成的结果，却使自由主义的政治原则赢得新的声誉。一百年以前，在维也纳会议（the congress of Vienna）中，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都受到保守的正统原则势力的扼杀；但在巴黎和会，历史的裁决却反了过来。由于全心接受民族主义立场的结果，自由主义终于赢得明显的稳固地位，成为近代政治的主宰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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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立场间的内在矛盾，却使我们很难在这个基础上建立比较持久的政治秩序。自由主义的问题是要通过自由协商的过程去创造“普遍意志”，自由主义政治的基础，是对个人及群体意见的多样性的尊重；但是，民族主义的问题却是要设法使国家安全受到最高的保障。按照民族主义的观点，个人及群体利益只要与“安全”的需要有所冲突，就应该受到道德上的斥责。换句话说，自由主义要求多元化的社会组织，民族主义则倾向不妥协的一元主义，两者间的冲突大大削弱了近代自由主义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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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我们就已经可以从宪政政府的行为中，窥知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联合的不幸后果。根据近代自由主义的理论，议会政治艺术的任务是要通过议会协商的方式，尽可能获得最大的政治协议。只要自由主义运动还有活力，自由主义的政治家就渴望达到此项要求。然而，协调与妥协的方法严格而费时，诉诸民族主义的统合力量则有许多好处。当有责任感的政治家必须要求国会通过一项不受人欢迎的预算，或必须解决一场暴动性的罢工时，他们往往会受到强烈的诱惑，想用民族统合的诉求增加自己协调的力量。议会或其他团体的利益与政府政策不能协调时，人们往往指责他们的立场不爱国或叛逆，从而发动舆论的力量加以抵制。真实或虚假的国际性危机，特别能够加强民族主义者辩论的力量。在自由主义的政治家处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政治危机时，渐渐会有采取反自由主义的手段，操纵民族情绪以解决困难。一旦他们习惯了这种方法，就等于抛弃了协商的正当功能而采用强制手段。因此，民族主义的力量虽然对议会制政府的效能有明显的贡献，却也大大削弱了宪政程序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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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对自由主义的个人权利与责任观的影响更有根本的破坏力。分析到最后，宪政政治的结构是建立在对个人的尊严与重要的信仰上的。任何形式的社会正义都可能超过个人正义的要求的看法，与自由主义的立场极不相容。然而，在一个民族主义渐趋高涨的时代，自由主义的正义观却一直有消逝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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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危险在二十世纪震撼西方人良知的德雷福斯事件（Dreyfus case）中最早表现出来，而且表现得最清楚。一连串尽责的调查显示，法国的军事审判团可能存在严重误判，将一名犹太裔的军官以间谍共犯罪下狱；在正常的情况下，自由主义的反应应当是从速重新调查案件的真相。然而，重审的企图却被民族主义的情绪阻碍了很长一段时间，对许多法国人来说，德雷福斯上尉是否有罪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维护法国军队的声誉与纪律。许多反德雷福斯的人都认为，揭发军官普遍的腐败行为会危害法国的统合，为了民族利益，牺牲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军官，丝毫不会让他们感到不安。再者，在拥护德雷福斯的人当中，也有许多想乘机攻击教会、保守主义者和其他的政敌，而不是为了个人的正义。这个特殊事件虽然证明了自由主义的精神足以对抗挑战，但是艰苦的奋斗过程和难堪的余波，却预示了近代自由主义险阻多艰的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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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自由主义式的民族主义造成的最直接有害的后果却是在国际关系上。根据这个学说的许多倡导者的阐述，接受民族自决的原则，最后一定会带来一个建立在自由主义自由协商原则上的国际秩序。意大利爱国者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的著作，就是这种特殊的近代自由主义思想的典型代表。马志尼在追求民族理想的过程中，虽然不曾向任何人屈服，但却和世界主义的传统相当调和，能够将全人类的福利放在任何特定民族的福利之上。他对民族主义的辩白是建立在下列命题上的：民族国家多少和自由市场的个别生产者一样，自然会有兴趣建立一个和平、进步的国际社会。他又认为，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国家愿意将无法同化的种族纳入政体中，而为自己带来道德与实际上的困难。因此，民族国家一旦成功地达成民族自决的目标后，唯一的愿望便是与邻国和平相处，国与国之间以友谊竞赛的方式致力促成人类的进步，每个民族也将以其独特的禀赋增进人类的福祉。为了更有效地达成共同目的，它们也会安排彼此间的合作行动。马志尼自己相信，以人类共同利益为目的的世界性联盟建立后，民族解放期就达到巅峰。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初期，许多自由主义式的民族主义者都和马志尼有相同的信心，认为民族自觉将会变成缔造“全人类的议会，世界的联盟”（the Parliament of Man, the Federation of the World）的踏脚石。这些希望终归幻灭，是近代史上最悲剧性的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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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自由主义式的民族主义者的想法并未完全落空，在西方世界的许多地区，民族自觉的原则在实际上也的确成为刺激国际合作的因素。在宪政民主的体制下，对付少数不满民族是相当困难的事，因此持自由主义原则的政府，往往愿意在一个相互同意的基础上，满足国民的民族主张。荷兰让比利时脱离母国独立，丹麦让挪威独立都是民族主义运动的显例；在这两个例子中，民族主义的倡导者都在近代自由主义的影响下，成功地达成目的，而没有在国际间引起任何恶感或留下破坏性的余波。大英帝国的英语区也逐渐演变成独立的自治领政府的自由组合，这更是自由主义式的民族主义正确性的明证。英国与爱尔兰间的和平关系以及美国与加拿大间的疆界稳定，虽然都未能如前例那样和平解决，但从自由主义的观点来看，他们最后达成的结果也都令人兴奋。在以上几个例子中，对民族自决原则的相互承认，成功地促成了国际间的和平关系。通过像海牙国际会议（the Hague Conventions）和国际联盟（the League of Nations）这类的机构，自由世界也曾认真地尝试把四海一家的理想制度化，以建立互助合作的世界秩序。上面这些例子都充分证明，自由主义式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希望并没有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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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欧洲的许多地区，民族自决的原则却无法为国际关系问题提供一个和平的解决方法，民族情感的罅隙往往无法和任何想得到的国际疆界的划定互相符合。如“阿尔萨斯——洛林”区与伊斯特里亚半岛（Istria，位于南斯拉夫西北部的半岛 ）等人口混杂的地区，仍然是毗邻诸国长久争执的焦点，对中欧与东欧来说，历史的偶然造成了复杂的人种与文化的混合，这点尤其真确；在这两个地区，没有民族争端的地区是例外，而不是常态。因此，自由主义式的民族主义造成的全面影响，是使国际社会受到一大堆无法协调的冲突的折磨。为了缔造更全面性的民族国家，大多数的民族主义者都对一个或更多的邻国提出领土要求。面对这一类的要求，唯一能维持国家领土完整的办法就是压制少数民族，于是想要使波兰人日耳曼化，或使德国人波兰化的企图变成当时屡见不鲜的事。然而，民族主义的力量却极为强大，使这些企图终究失败。而强行压制民族语言及民族情感引起的苦难，只有使民族国家加强决心，坚决支持散居在他国的民族人所提出的任何有关民族统一的要求。结果使西方世界的国际关系日趋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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