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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自由主义式的民族主义也无法处理民族主权理念中隐含的竞争性意涵。近代的民族主义者并未尝试以瑞士联邦（the Swiss Confederation）的方式，在一个多民族的宪制架构内，保障人民的语言与文化权利，反而仰仗主权政府的权力去维护国家的利益。这一点使他们假国家安全之名，设法增强本国的竞争地位。对有战略价值或经济地位重要的领土的争夺，更使民族自决的问题益趋复杂。甚至在没有民族统一需求的国家，像英国、法国，商业与殖民的竞争也成了摩擦的来源。只要民族独立依然仰仗主权国家的权力，每一个民族主义者就都会抓住任何经济或战略上的机会，去增强本国的相对军事潜力。荷兰和丹麦等国仰赖强大的邻国而不是自身资源来维护国家利益。美国与加拿大等国由于刚好拥有优越的国防地位，所以没有什么诱因去提倡侵略性的民族主义。但是，大多数的国家都发现，要维护自身安全，就必须使自己的力量尽可能超过其他国家。带来一连串惨烈战争与危机的二十世纪国际无政府状态，就是这个特殊的国际组织形式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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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发展来看，自由主义式的民族主义的理论可以被视为自由主义思想史上代价最高的失败。近代自由主义企图提供一个世俗的基础以维系西方文明，它的任务之一就是设法恢复西方世界传统的道德团结。马志尼和其他自由主义式的民族主义者所怀持的普世的理想，便显示出他们对这种需求相当了解。然而，由于接受了民族自决的原则，自由主义运动已无法执行这项历史功能。就民族的与国际性的社会组织而言，国家主权的游魂，对完成真正自由主义的目标是恒久的威胁。因此，如何去发现一个真正能有效解决民族主义问题的方法，就成为近代民族主义日程上的未尽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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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政治传统：近代自由主义之发展 第十一章 独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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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虽然威胁到西方文明的统合，却没有使它立即崩溃。这个致命的角色保留给另一个运动——极权独裁制度（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很明显，独裁制度是对近代自由主义原则的直接挑战，这是与民族主义不同的地方。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民族主义所产生的主要影响是阻碍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的形成。每个国家都坚持立场，使国际社群生活的宪政化格外困难，但却不曾使主权国家的议会受到任何实质上的影响。极权的独裁制则甚至攻击到宪政民主体制的最后防线。这时，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精英分子已漠视议会的协商过程，而主张将社会置于绝对的政党国家（party state）的统治下。为了政党的权力，他们发现，发动对“法治下的自由”原则的攻击，对他们相当有利。极权主义的哲学跟西方国家的法治主义与二元论的传统背道而驰，但却能在许多西方国家获得广大的支持。当代自由主义思想的迫切课题之一，就是要设法分析这种力量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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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权主义的兴起与民族主义的兴起一样，都是近代自由主义理论与实践弱点的反映，一厢情愿的想法使许多自由主义者无法看清这个基本事实。由于独裁主义背离了西方文明的法治与二元传统，我们很容易把它看成一种完全陌生的力量。每当一个特定国家采用了这种政府形式，宪政主义的理论家往往就会主张，这个国家并未真正吸收西方世界的传统，以此来消减问题的严重性。比较而言，把俄国共产主义的成果归诸亚洲文化的影响是比较容易做到的事。用德国的情形来说，理论家搜罗了上至路德教派的神学，下至普鲁士军国主义与康德理念论的材料，来证明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National Socialism）只不过是德国长久抗拒罗马西化影响的一个插曲。事实上，罗马却比柏林更早沦入独裁政治之手，这对上述假说不啻是一个令人沮丧的打击；但理论家仍然能够找到特殊的情况，来解释为何在所有的西方国家中，独独意大利背离了西方的国际家族。这种探讨独裁政治特殊历史背景的企图，并非完全枉然。就像西方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主要事件，由于地方性的差异，各国的极权运动也各有不同。但是，特殊的情况并不能解释一般性的问题，极权主义的思想分布极广，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它解释成陌生的、偶然背离西方传统的插曲，它的来源事实上就根植于西方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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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近代极权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开创性著作，多半出自近代自由主义的倡导者，而非敌对者，这个事实正说明了极权运动的纯正西方特色。在这方面，论者虽然很少提到殖民帝国的统治方式，但实际上，殖民主义却为西方世界提供了第一个实验独裁统治的良机。西方的殖民扩张是为时约一个世纪之久的发展结果，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它实际上已涵盖了整个地球。由于较成功的殖民强国正好都是最具活力的宪政民主国，这种发展似乎能保证自由主义的全面胜利；但事实上，它却是西方政治思想危险甚或致命的分裂的起点。在内政事务上坚信民主宪政制度价值的政府发现，在殖民管理的领域内采行政治专制，是极其自然的事。为了维持少数人对臣属者的统治，殖民地的行政官无法使“法治下的自由”维持它在欧洲的效力。殖民的经验使人相信，只有某些人才有自治的能力，其他的人为了自身的好处，就应当接受少数开明者的无条件统治。这个观念正好与近代独裁政治的理论完全符合，也曾赢得支持宪政民主人士的普遍赞同。这个事实证明了独裁的理论并不是西方心灵毫不知悉的东西。研究殖民主义的来源，可能使我们对极权思想的基础获得更多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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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主义的理论可以上溯至西方宗教的圣战传统（crusading tradition）。古希腊人强调希腊人与蛮族的区别，古希伯来人也坚持犹太人与异教徒的差异，他们都是极具排他性的民族，自视甚高、态度强硬，蔑视其他的人类。基督教认为人的灵魂有共同的命运与责任，这种看法虽然稍微纠正了上述的排他性，但基督徒对善妒的上帝的崇拜却鼓励他们采取一种与希腊人及希伯来人类似的观点。基督徒相信自己的福音是人类救赎的唯一基础，因此必定会得出结论，异教世界劣于基督教国度。的确，异教徒是有某些自然法下的权利，甚至能对基督徒使用合法的权威；但是在一个真正的教会的精神指引下从事统治的基督王国（Christian commonwealth），却仍然是上帝特地选出的社会工具，以达成最重要的拯救全人类的目的。从理论上说，和平的说服固然是一种维持并扩大教会影响的方法，但因为相信基督教的绝对价值，基督徒很难抗拒用武力拓展基督王国疆土的诱惑。在中古时代，这种宗教优越感让基督徒冠冕堂皇地远征近东伊斯兰教徒，并在条顿武士（Teutonic Knights）的率领下，对斯拉夫（Slavs）的异教徒发动战争，后者虽然气势较弱，成功却更为持久。十六世纪与十七世纪对美洲的征服，大抵上也是这种传统的表现。当然，基督教这些早期殖民实验是否正当，曾经受到质疑，如西班牙多明我会的维多利亚（Victoria）就主张，美洲土著相信异教并不能成为帝国主义侵略的借口，和平的传道才是使这些异教徒皈依基督国度的正当方法。但是，对圣战传统的抗议，毕竟是少之又少。大多数的欧洲人背负着基督教的福音，觉得自己不仅有权，而且有责任征服异教世界，以开启冥顽。“白种人的负担”（the white man’s burden）最初就是以基督教十字架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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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上说，圣战式帝国主义的目的并不是要延续，而是要消除基督教与非基督教民族间的区别。基督教告诉人，世间每个种族都会收到同样的救赎之礼，所以基督徒多少应当把殖民统治看成短暂现象。基督徒虽然能以合理的方式征服异教徒与异端分子，并让他们接受一个真正的教会的教诲，但这种教诲的最终目的却是使被征服的民族完全转化成基督王国的成员。任何特定的异教群体，只要彻底地基督教化，就没有理由将他们和其他一般教会的成员区分开来。所以，圣战的传统虽然鼓励对异教徒的侵略，却没有为西方世界帝国主义权威的伸张奠定恒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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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殖民扩张的早期，基督教信仰的普遍性不仅在事实上，而且在理论上使西方帝国主义多少有一些过渡性质。被条顿武士征服的斯拉夫民族并没有永久屈服在征服者的脚下，他们最后也被当成西方基督教世界平等的成员。十六、十七世纪，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征服异教所建立的帝国，也依循类似的发展路线。许多“征服者”（the conquistadors）感兴趣的虽然只是战利品，但天主教会的影响却相当强大，足以使这些征服的行动染上真正的布道色彩。这些征服者曾经认真地想要使土著基督教化，好使他们有资格和欧洲的主人站在平等地位上。的确，教育性的监护期往往会无限地延长，而教会与国家的领导地位也一直为欧洲人所盘踞。但基督教的博爱思想却具有足够的强制力，使帝国与被殖民者间不会有任何绝对的界限。结果形成了种族与文化的同化政策，使许多在血统上仍以土著为主的拉丁美洲国家，纳入西方的国际家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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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十七、十八世纪，殖民领域的领导权却从欧洲的天主教转到新教势力手中。由于新教（Protestantism），特别是加尔文教派（Calvinist），不像天主教（Catholicism）那么具有普遍性，这种情势遂使西方帝国主义的性格产生了重要的变化。在加尔文派教徒的眼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均享上帝救赎的恩宠，只有经过选举特别挑出的圣徒才有这份荣光。这个关于“恩宠”的性质与运作的概念，使西方基督教世界征服异教的原动力添上了一层新的意义。圣徒虽然必须义不容辞地征服“有罪之人”，让他们接受加尔文教派的严格纪律，但是征服异教的动机却不是要把罪人从无可避免的天谴中解救出来，而是要征服上帝在尘世的敌人，以增加神的荣耀。当这个观点被用到欧洲民族与非欧民族关系上时，它所造成的殖民责任的理论就不是包容与教育性的，而是排他与压制性的。作为基督徒，加尔文派教徒在理论上必须承认，所有的种族都可能成为上帝的选民。像印第安人的使徒艾略特（Eiot-Murray-Kynynmond）这种人的布道活动，说明了这种理论并未完全被忽视。但在实际上，加尔文派教徒却往往对土著的得救机会抱着悲观的看法。他们严苛的原则曾经使他们获得一个结论，认为当时大部分的欧洲人都注定要受天谴；从这一点来看，他们在和其他民族的陌生习俗接触时，得到土著救赎无望的印象就不足为奇了。在旧约与犹太教的种族排他性教育下，新教的殖民主义者很容易就习惯于把自己看成被邪恶力量骚扰的选民。为了使自己不受传染，让土著永远屈服在上帝选民的脚下的思想，就成为他们殖民政策的基本精神。北美洲英语系的殖民者并未像在拉丁美洲一样把印第安人同化，反而将他们置于严格的隔离与控制之下。这样一来，加尔文教派“经由选拔得到恩宠”的教义，就鼓励了种族主义式的帝国主义（racist imperialism）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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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八、十九世纪，西方殖民主义虽未完全丧失宗教动机，但是这种动机的重要性却随着世俗化的发展逐渐降低。不过，这一点并没有使西方世界对非西方民族的态度有任何实质的改变。征服异教的冲动本身也和基督教传统的其他许多层面一样被世俗化，而且以世俗化的形式继续成为近代自由主义的组成因素。和基督教的上帝一样，“进步”也是一个怀有嫉妒心而且要求严苛的神祇。人道的自由主义者也和他们的基督教先驱一样，相信自己有一套使人获得福祉所不可或缺的生活之道。大多数的欧洲旅游者在和欧洲以外的进步民族的最早接触中，都认为从物质文化的立场来看，接待他们的主人比他们自己更有成就。甚至晚至十八世纪，伏尔泰和其他的改革者也毫不迟疑地引述亚洲国家的优越性（不管是真的或想象的），来非难西方的未开化状态。然而，到十九世纪中叶，西方的科技进步却将这种早期的关系反转过来。照当代自由主义的标准来衡量，即使最有成就的非欧民族看起来也仍然是愚昧不开、毫无希望。这个时候，西方的优越性已不完全是靠基督教福音，民主、工业状况、科学的医药和其他一大堆世俗的恩赐都是上天的赠礼。把这些恩赐带给世界上其他的人，很明显是一种人道的责任。“白种人的负担”虽然不再是一种十字架，却仍然要求西方人去征服异教徒。假如落后民族为无知所蒙蔽而抗拒“进步”，西方人就可以用武力征服他们，把他们导入开化之境。由于西方人在军事上日增的优越性，因此能在全球各地运用这种武力征服的办法。这样一来，西方文明征服异教的行动，就在十九世纪的世俗化殖民主义形式中，达成笼罩全球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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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俗殖民主义的倡导者就像基督教的先驱一样，代表两个极端对立的思想学派：一种可以称为“自由主义的殖民责任”论，另一种则可以称为“种族主义的殖民责任”论。启蒙运动的哲学由于抱持一种普遍的乐观主义，因此与天主教的人性观比较接近，而与加尔文教派不同。启蒙运动的哲学相信所有的人都有理性的潜力，而将背离文明行径标准的乖张举止，看成无知的结果。由于无知可以用教育去克服，因此四海一家（universal brotherhood）就成为人类的终极命运。这个观念和天主教的“恩宠”一样，都使我们必须将殖民主义当成权宜而非永久性的生活方式。根据正统的自由主义，殖民管理的目的是要将自由主义的原则教给未开化的民族，为他们进入西方国际家族做铺路的工作。事实上，要把西方的理性标准强加在非西方民族的身上，是一桩相当困难的事，所以有些西方人遂不表乐观。在历经许多幻灭的经验以后，殖民地的行政官往往得到一个结论：在西方的选民和其他卑微的人种间，存在着深刻而无法逾越的鸿沟，“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二者根本就不可能碰头”。种族主义的观念和加尔文教派“由特选得恩宠”的教义一样，都把“白种人的负担”看成永久而非暂时的责任。这种理论认为，西方人固然有责任把进步文明的利益，尽可能带给世界上其他的民族，但是西方人不论用教育或是其他方法，都无法克服非欧民族内蕴的卑微性。为白人服务并且服从白人，是“无上帝律法的卑下人种”（lesser breeds without the Law）的永久命运。这种永久的殖民屈服论与自由主义的暂时臣服论完全背道而驰，因此也在殖民政策的领域内导致极端不同的结论。这两种理论在西方所有主要国家中都有支持者，因此造成了无数混乱与矛盾的行动。自由主义与种族主义思想派别的冲突，大大破坏了西方殖民主义的声誉，也为二十世纪殖民帝国的崩溃做了铺路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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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散播西方文明外在内容的媒介物，不论自由主义或种族主义的理论的确都相当成功，它们对非欧民族的终极潜力虽有不同的看法，却都同意在当前的情况下，必须使非欧民族接受专制性的管理。近代工业制度不论其终极利益何在，在刚开始的时候从未受到广泛的欢迎，因此在这一点上谋求一致的看法是十分重要的。即使在新生产体系的发源地西方世界，刚刚开始的时候，也必须由一个在政治、经济上占绝对重要地位的少数中产阶级施加压力，强迫不太愿意接受启蒙运动思想的民众去接受它。西方的工业制度对其他地区思想、制度的冲击更具破坏性，因此也引起更大的阻力。假如西方人必须考虑那些地区居民的意愿的话，近代工业技术的传播势将比较缓慢，西方殖民主义的理论使西方人有借口不去考虑那些意愿。宪政民主制度的兴起，迫使欧洲国家的政治家去考量国内民众的意见，从而约束自己的改革热忱，但是这个制度却不曾对殖民管理的方向产生立即的影响。对进步的抗阻，不论是来自暂时性的无知或不变的卑微能力，都是一种“恶”，必须由开明的行政官用怀抱善意的铁腕统治行动加以铲除。因此，当母国政府正在学习尊重舆论的指导，并且遵循日渐强化的法治规则时，殖民政策却完全没有受到民主、法治思想的影响。殖民官不考虑当地人民的意愿，而用无情、快速的手段，强迫落后地区的民众符合西方文明的要求。近代工业技术的迅速传播，便是这种政策效力的永恒赞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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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方法最后却在欧洲民族与非欧民族的政治经验中造成危险的裂缝。对西方世界来说，十九世纪末期是一个向宪政民主制度快速进化的时间。根据自由主义的殖民责任论，所有殖民地的子民应该同时接受议会制政府的教育。在这方面确实有人做过一些尝试，有的比较成功，有的不太成功。不幸的是，教育性的监护要求落后地区的工业技术不断进步，而与将权威完全转移给地方政府的做法不能相容，因为这些政府若完全反映地方的意见，势必会采取一些西方自由主义立场所不能接受的政策。当时，许多欧洲人所持有的种族主义的殖民责任观也加强了自由主义的迟疑，而不愿意让殖民官受法律或民主原则的约束。因此，殖民主义尽管在散播科学的健康观念、工业效能和其他西方文明的物质成就等事项上有许多价值，但在训练臣属人民，使人们熟习近代自由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上，却乏善可陈。自由主义式殖民主义以议会制政府的形式传授某些经验给殖民地人民时，往往会造就一批当地的精英分子，这些精英分子对欧洲的导师亦步亦趋，自觉比不识字的同胞更为优越，因此也有权漠视那些在当时恰好比他们更落后的人的意愿。种族主义式的殖民主义在受迫害的土著心中引起一种报复性的种族敌对感，更和民主原则的教诲不能相容。因此，当日渐加强的政治成熟度导致殖民地民族的解放时，这些民族的政治发展却很少依循自由民主政治的方向发展。即使是通过最有自由心态的殖民官的影响，世界上大多数的民族都已被说服，相信少数开明之士暂时或永久的领导是“进步”不可或缺的工具。因此，西方殖民主义所造成的影响，是将近代工业技术资源，交由一些政治思想、制度与近代自由主义截然不同的人去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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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圣战传统的影响只限于殖民范围以内，那么它对西方自由主义的影响虽然终究是有害的，却不会这么快就被人觉察到。殖民世界虽然涵盖全球实际人口与潜在资源的大半，但工业技术的优势仍然使西方大权在握。可是，最早表现在殖民帝国形成上的态度同样也能影响西方世界自身的行为。在中古时代，基督教世界圣战动力不仅用在对付外族的异教徒，同时也被用来对付阿尔比教派（Albigensians，十二至十三世纪盛行于法国南部阿尔比地方的教派，其说含摩尼教二元世界观，并主张禁欲 ）和其他内部的宗教敌人。中古时代的基督教虽然在理论上坚信传播福音的正当工具是说服而非强制力，但是，天启信仰却使他们无法容忍任何地方的人所犯的错误。在近代，基督教说服与强制传统间的冲突，从宗教领域延伸到世俗领域。近代自由主义强调“同意之治”（government by consent），这一点虽然与基督教在布道方面的传统一致，却也无法完全克服圣战传统的影响。西方人由于对西方文明的正确性（rightness）有绝对的信仰，因此在海角天涯建立殖民帝国。同样的圣战精神用到西方世界自身，就造成了极权主义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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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末，宪政民主制虽然从外表上看来极具生机与活力，却仍然是西方历史中一项比较晚近的不安定的发展。作为基督教传统的世俗支流，启蒙运动的哲学、保守主义的反动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在刚开始的时候都是以天启信仰的姿态出现。这三种学说的最早支持者都认为，只有他们才了解通往世俗天国的道路，因此都不愿意对对立的观点做任何妥协。议会式协商的必要性与实际的好处，虽然逐渐使多数人多少有些勉为其难地接受宪政民主制，但是在每一个阵营当中，都还有一些颇具影响力的少数人认为这种投降的行为是叛逆。在议会协商的状况下，比较没有讨价还价资格的人特别容易维持未受污染的天启信仰，并且设法将这套信仰强加于其他人身上。这些人对愚昧的同胞所持的态度和殖民官对愚昧的非欧民族所持的态度类似，而二者意识形态的发源也相同。这就是独裁政治对宪政政府的挑战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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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独裁政治的理论也和殖民主义的理论一样，分为两个明显对立的派别。暂时性阶级专政的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认为殖民是教育的权宜之计，最后是为了解放落后民族的看法，大抵相同。相信种族或文化精英的永久优越性的法西斯主义，则与种族主义的殖民责任论类似。这种雷同的现象到底有多少是殖民理想对极权主义理论家的影响，有多少是共同根源独立衍生的结果，实在难以论断。在法西斯主义思想的许多方面，我们都可以明显地看出，法西斯主义者刻意仿效殖民主义的模式。但就共产主义而言，此种关系似乎就没有那么直接。虽然如此，极权主义运动却直接、间接地在西方世界四处传布近代自由主义倡导者特地保留给非西方民族的思想与制度。在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自由主义与种族主义殖民责任的竞争，以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斗争的形式出现，将双方的角力延伸到西方文明的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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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的种族独裁论（theory of permanent race dictatorship），最后以法西斯主义的形式出现，但在刚开始的时候，只不过是保守主义反动中无足轻重的阶段。当时，基督教的影响力相当强大，足以防止欧洲出现“阶级制度”，但是，血统的观念仍然在较古老的统治阶级的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通过与家族谱系的关系（更不用谈他们对养狗、育马的兴趣），王室与贵族都熟知血统可以证明一切的观念。长久以来，优越的血统就是他们的统治被民众接受的一个基础。当法国大革命向这种权利提出挑战的时候，他们都感觉到，天生自然的秩序遭人任意破坏了。保守的政治家即使迫于实际需要而进入民主政治的竞技场，他们也绝少对新的政治体系产生真正的热忱，因为在这个体系下，豪门世家的子弟获取天生卑微者效忠的办法是殷勤取悦而非命令。许多贵族因为不愿让步而置身事外，对宪政民主关心的问题毫不过问。于是，血统的观念使传统的统治阶级与近代自由主义更加疏离，反而易于接受建立在种族优越观上的政治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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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早期的保守主义反动运动的理论家，仍然受到基督教传统的强烈影响，因此比较少用种族主义的理论护卫自己的立场。一般而言，他们对自己主张的辩白，主要是基于“上天选派”（divine election）与“传统惯例”（prescriptive traditionalism）。但到十九世纪中叶，保守主义已在戈比诺伯爵（Count de Gobineau，1816—1882，法国外交家、东方学专家、作家 ）的手中发展成羽翼丰足的种族主义理论。殖民扩张行为造成的一个科学性副产品，是对语言科学有了严肃的兴趣。对近东与中东民族愈发了解的结果，使西方人发现，这个地区的民族所用的语言和欧洲的主要语言属于同一语系。印欧语系（Indo-European languages）广布各处的现象暗示出，所有这些语言都可能是由一群北方蛮族原先使用的语言衍生出来的；这个假设的蛮族被称为“雅利安人”（the Aryan race），由于东征西讨的结果，他们早在史前时代就成功地成为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的统治者。依据“印欧语区的各种文明都受雅利安人影响”的假设，人们自然会推得这样的结论：雅利安人必定是一个特具天赋的民族，远比受到他们开明统治的南方民族更优越。十九世纪，北方民族优越说（Nordic superiority）的最大影响是使西方——因此也是北方民族——的种族主义殖民论如虎添翼，并消除殖民者的不适应。但到戈比诺手里，它却变成欧洲本身保守反动的辩解。西方大多数的王室与贵族家庭都是（或号称是）在黑暗时代从北方南下，瓜分罗马帝国天下的蛮族后裔，通过不断地通婚，他们保持了纯正的北方血统。由于北方血统天生要优于南方，而且只有北方血统才能造就天赋奇才与推动文明，所以传统统治阶级的解体，就是世界文化的最终毁灭。为了人类本身的利益，贵族就应该维持种族的纯正，并且对任何使他们屈服在卑微民族膝下的政治制度采取强硬的态度。戈比诺的理论虽然在当时没有产生广泛的影响，却已经显示出人们将如何利用保守的种族主义，来对抗自由主义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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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下半叶，中上阶层也有些人渐渐倾向种族主义的强硬立场。这一群人在开始攻击“旧制”的各种束缚时，他们的政治哲学还有强烈的平等意味。但是，经济放任主义的胜利却造就了工商业的贵族阶级，这群财富贵族在实际上往往成为世袭权贵，许多人又通过通婚或其他方式被旧日的血统贵族同化。后来，当社会民主主义起而向上层中产阶级的地位提出挑战时，他们的反应大抵也和早先的统治阶级对中产阶级革命所做的反应一样。启蒙运动的哲学虽然坚持所有的人都必须享有平等的权利，但又教导人，在一个人人享有平等权利的体制下，竞争所获的最大报酬应该属于那些最有能力的人。经过两三个世代的连续成功后，较发达的中产阶级家庭也很容易相信，他们特有的才能就像诺曼人的血统（Norman blood）一样，世代相传，而他们自己则是天纵圣明，应该领袖群伦。他们认为，社会性立法损害到他们的地位，使失意者受惠，是对自然秩序的侵犯，应当竭尽可能地抗拒。由于宪政民主制意味着社会性立法，因此越来越难被态度较强硬的中上阶层接受。这种情况使他们对种族主义的主张另眼相看，因为种族主义证实他们比一般人优越，使他们有理由反对议会制政府中的民主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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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哲学家斯宾塞（Herbert Spencer）最成功地迎合了对这种学说的需求。由于找到历史传统去证明“商人比他的同胞有更多北欧人血统”的假设，所以斯宾塞如果也和戈比诺一样，赞扬雅利安人的美德，将是徒劳无益。但是，达尔文式的天演论却使他获得另一个支持种族主义观点的科学基础。达尔文假说主张：从低层到高层的动物生命形式的进化，是普遍的生存战争所造成。在竞争的压力下，低劣的个体与种族消失，成功的敌对者则继续生存、繁衍下去。基于“放任的经济政策虽然在有系统地铲除谋杀、窃盗和其他的竞争行为，却和大自然一样，有能力选择良种，淘汰劣种”这样的假设，斯宾塞能充分说明，成功的商人和较不成功的同胞比起来，不仅富有，遗传因子也比较优秀。有的人以较高的才能获致赀财，又能因此生育后代，承继父母的优秀特征；能力较低的人则受到经济上的惩罚，并使子女病死或饿死的机会大增。即使是借私人的慈善行为去干预这个天择的过程也是危险的，用社会性立法去干扰，更会对整个人类的进步造成灾害，因此，绝对而毫不妥协地拒斥社会民主制度的主张，不仅是上层中产阶级的权利，也是他们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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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戈比诺与斯宾塞等人的理论，虽然使上层阶级加强了对近代自由主义的抗拒，但却没有立即形成有力的反自由主义运动。近代极权主义的兴起，不论是法西斯主义或共产主义，都是另一个非常不同的社会群体——波西米亚式知识分子——的强硬态度造成的。我们在前文中已大略述及，十九世纪的许多艺术家与知识分子拒斥当代中产阶级社会的理想与前提，只要他们甘心退隐到自己选择的波西米亚式环境中，他们的不满就不会对政治的路线产生太大的直接影响。但是，就像卢梭一样，被既存社会秩序拒斥的感觉，不仅使他们萌生退隐之念，也不断激起他们对革命行动的渴望。系出名门的感觉曾对上层阶级产生莫大的鼓舞力量，这些知识分子虽然没有类似的感觉，却自觉优于常人。对天才的浪漫崇拜使人们认为，有优越艺术与文学天赋的人，可以完全漠视一般的标准与习俗，这一点使他们深信，世界的其他部分只不过是让他们满足本身创造潜力的素材而已。宪政民主制度的平等思想太浓厚，和这样的看法不合，所以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波西米亚式知识分子最乐于参与反民主的运动。他们企望通过不受约束的政治领导权来表达自我，这使他们成为近代极权主义最有影响的前驱。他们的影响是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发展过程中的主力，而列宁（Lenin）、墨索里尼（Mussolini）、希特勒（Hitler）等人，也为极权主义运动提供了相当大的领导力量。由于迫使没有教养的低劣人等屈从在极权主义之下，这些波西米亚世界的人借此满足了久为人忽视的社会优越感，他们的作为有效地破坏了近代自由主义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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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波西米亚世界里的人的政治思想便倾向于“卡里斯玛式领导权”（charismatic leadership）的观念（“卡里斯玛”为Charisma之音译，指特具神赐天赋，而能引起大众狂热崇拜与拥护的领袖人物 ）。这是他们的理论和贵族及上层中产阶级的反自由主义的理论最不同之处。后者虽然自认较一般人优越，但是他们对其他的贵族或工业家的态度却相当平等。上层阶级中许多人都有类似的贵族血统与经济成就，因此他们之中无论任何人，都无法声称自己比其他任何人更优秀。另一方面，浪漫的天才崇拜多半都非常不平等。作为一个阶级，有才华的波西米亚式人物虽然可能比一般没有教养的平庸之辈更优秀，但是他们却愿意承认自己比禀赋特异的人物低下。有影响力的文学或艺术界人物往往需要一群仰慕他们的党羽围绕在身旁，而这些党羽则狂热地对心爱的主人歌功颂德。在竞争极为强烈的波西米亚世界中，人的声望大起大落，因此攀附一个有声望的领导人的骥尾是生存的条件。对立的天才人物身边各有党羽，彼此攻伐不断，这是波西米亚式人物的基本政治形态。在这种环境中成长的人，一旦开始对更广泛的政治行动感兴趣，他们的政治观也不会改变。对他们来说，生活就是去发掘真正伟大的人并对其效死命，同时也要迫使敌对的波西米亚式人物和漠然的平庸之辈承认这种人的天才。因此，波西米亚式知识分子比其他任何群体都更愿意接受“卡里斯玛式领导”的原则，并把这种原则看成政治的正常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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