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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发展为中产阶级带来绝佳的机会，使他们成为国家的领导者。启蒙运动虽然有世界主义的信念，却不能阻止中产阶级去把握这个机会，光是战略性的考虑就足够驱使他们朝这个方向发展。启蒙运动最有力的重心在西欧，在这里，既有的政治单位系统和民族界线相当一致，保守主义反动的中心堡垒则在中欧，但在中欧，除非将政治体制做激烈的调整，民族自决的观念就绝无实现的机会。换句话说，民族主义造成的直接影响是使比较开明的国家（如法国与英国）的既存政治结构更为稳固，而使反动国家（如德国与奥地利）的既有政治体系崩溃。因此，基于纯粹战略上的考虑，中产阶级启蒙运动的支持者就已经有绝对的理由鼓励民族主义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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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在理性的个人主义气氛下成长的人来说，要接受民族主义者的前提，就必须做许多困难的调适。的确，和敌对的保守主义者相比，他们较容易接受民族主义的某些意涵。民族主义者想把政治与社会生活做技术性的合理化，在这一点上，他们的动机固然和十八世纪的人道主义大不相同，却和启蒙运动的“改革理性主义”（reformatory rationalism）相当符合。例如，比较赞成拿破仑或施泰因式改革的多半是中产阶级的进步分子，而非保守的反动主义者。又如民族主义的民主意涵，虽然与早期自由主义的贵族式观点背道而驰，却很容易和后期的中产阶级观点互相调和。不过，从基本原则来看，民族主义运动和保守主义的反动有较多的相似之处，而与启蒙运动的哲学相差较多。“所有利益都必须为民族国家的利益而牺牲”的要求，是建立在“社会先于个人”的假定上的；启蒙运动的哲学则建立在与此相反的前提上。如何不破坏中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个人基础，同时容纳民族主义者的观点是一个困难的问题。试图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是十九世纪思想中最重要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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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式的民族主义（liberal nationalism）理论家最后采取的解决方法，是以“个人的自我表现”解释“民族的自决”。在这一方面，就和其他许多方面一样，穆勒的著作是后期自由主义思想的典型代表。穆勒和启蒙运动的哲学家都同意，政治的目的是要使个人能力获得最高发挥，但穆勒却比他的前辈更愿意承认政治、社会因素在个人发展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这一点使穆勒能在他的政治理论中纳入相当多的民族主义成分。根据穆勒对自由主义问题所做的诠释，承担政治生活责任，是每个人格发展完整的个人的生活中最基本的因素，而群众对政治的参与，只有在比较同质的社会才能产生作用。共同的传统、语言和其他事物有助于政治思想的沟通，并能鼓励普遍政治责任感的成长。在近代的情况下，民族是符合这些条件的最大社会单位，因此，参与政治生活是每个人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条件。不过，政治行动的教育价值只有在完全负责的情况下才算完整，主权国家是近代唯一完全独立的政治单位，因此能为其作为负全责。据此而论，“个人的自我表现”便只有在“民族国家”的架构中才能实现。个人如果缺乏参与独立国家活动的经验，自我教育的机会就不完整。因此，穆勒能在不抛弃其先辈所持的个人主义前提下倡导“民族自决”，并以此为近代自由主义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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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欣然接受民族主义者的立场，中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在与保守主义的反动竞争时，占了决定性的优势。在十九世纪早期，绝对君主制的支持者坚持神圣同盟的反民族主义政策，这时，热诚的民族主义者大都发现，只有与自由主义的宪政主义运动结合在一起，才有成功的希望。中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者也投桃报李，为民族自决的运动奉献了许多精力与热忱。在本世纪初，宪政政府的两个主要倡导国美国与英国携手合作，导致门罗主义（the Monroe doctrine）的出现，使拉丁美洲各民族在不受神圣同盟的干涉下主宰自己的命运。希腊解放战争是欧陆许多成功的民族独立战争的第一举，成功的原因有许多归功于拜伦（Lord Byron）这样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道德支持，以及英国在军事、外交上的支持。最后击溃神圣同盟的1830年与1848年的革命，更是自由主义式的民族主义最引人注目的表现。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自由主义的赞助下，缔造民族国家的企图，却不是每个都成功，如德国的统一就不是1848年的自由主义式的民族主义者所完成的，而是靠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的政治手腕和保守的普鲁士王权的支持。日后在德国政治中，自由主义始终无法成为强有力的因素，这可由上述情况中找到许多解释。然而，在大多数国家，中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者都能在民族主义运动中扮演领导者的角色。意大利的统一是自由主义对保守的反动力量的战斗，也是近代民族主义历史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一些试图取得国家领导地位的王朝，如萨伏依王朝（the house of Savoy）也发现，强调对宪政原则的效忠，是可行的办法。到十九世纪中叶，民族主义与宪政主义在一般人的想象中已紧紧纠结在一起。由于民族主义在十九世纪、二十世纪早期的政治中仍然是主要的因素，这个想象中的结合也有助于自由主义制度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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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式的民族主义在早期虽然以反保守主义运动的姿态出现，最后却激励了阶级利益的调和。如果我们说议会制政府一度是西方政治的主要形式，这主要是因为对国家福利的共同奉献，使不同的阶级很容易找到一个协商歧异的共同基础。一方面，对民族主义的投注，使中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者接受“社会传统主义”（social traditionalism）的强力灌输，从而去修正他们的“理性的个人主义”。十九世纪的人认为君主立宪政体是正常的政府形态，而世袭的贵族也继续成为整个十九世纪社会的一部分，凡此皆足以显示出自由主义式的民族主义的保守倾向。另一方面，由于神圣同盟的失败，农民阶级不得不与民族主义握手言和，修正早期的传统主义，以容纳民族主义观点中隐含的动态意涵。贵族则依然在欧洲的官僚（特别是武官）系统中发挥旧有的影响力，对鼓动好战的民族主义情绪有天生的兴趣。长久以来就对土地感到饥渴的农民，通常都会被民族主义者以武力拓展版图的构想打动。因此，到十九世纪末时，保守阶级变成比敌对的中产阶级更具侵略野心的民族主义者，这种情势对创造有效的“普遍意志”很有帮助。中产阶级的党派则强调工业效能与民主热诚都是军事武力的一部分，而在许多较具野心的政策上赢得保守主义者的支持。农业的保守主义者则强调农民的武德，并认为农业的自给自足对军事武力有利，因此也能赢得中产阶级的赞同，颁布了保护性的关税政策，和其他能保存传统农业社会的政策。对国家力量的共同关切，使这两个群体能够比较容易地在自由协商的架构下调和彼此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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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的力量也有助于将无产阶级运动纳入近代自由主义的结构中。的确，“革命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有强烈反民族主义的特色，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民族主义是资产阶级奴化无产阶级的陷阱，因此费尽心机，想破坏一般人对民族国家的效忠，并且在劳动阶级间创造国际团结的感受。但是，到十九世纪后半叶，民族主义的精神已经高涨，远非任何敌对的意识形态所能克服。社会主义的领导者虽然试图把国际主义化成具体事实，但是他们创造的第一、第二国际却一直受派系分裂（这种分裂令人怀疑它们有依民族路线发展的倾向）的威胁，组织脆弱而无生命力。就赢取具体利益的观点来看，国家性的议会远比国际会议有效，因此想保有对各国劳动阶级控制权的人，便只好进入议会竞技场，参与议会政治的协商与妥协，除此之外，别无良方。由于发现本身的生活水准，多取决于国家而非国际性的行动，工人渐有将自身福利与国家福利结合的倾向。这种发展形诸理论的过程比较慢，即使是最相信自由主义议会制度的修正主义者，也一直在宣扬国际团结的目标，并反对民族主义思想的好战倾向。但到十九世纪末，无产阶级运动在实际上（如果不是在理论上）已经接受许多民族主义的观点。对国家利益的共同关切，使社会主义的政党更可能找到与其他阶级的议会代表达成共识的共同基础。这一点使争取无产阶级遵循议会制政府程序的工作顺利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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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这项发展的范围已经明显呈现。在此之前，社会主义者都相信，劳动阶级的国际性团结，会使他们起而对任何主要的国际战争做革命的抗议。但在战争真正爆发以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领导人与追随者，除了少数例外，都立即团结起来，捍卫各人的祖国。即使最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抛弃理论信仰，和自己的同胞，而不是国际无产阶级团结在一起。在许多国家的议会中，社会主义的代表都以压倒性的多数投票支持战事，并且与中产阶级及保守主义的党派结合，通过军备贷款和其他战时措施的议案。民族主义于是再度证明，它能促使政府架构下的党派互相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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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那几年，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联盟获得最高的成就。凡尔赛会议的和平缔造者，以世界自由主义代言人的身份接受了“民族自决”的原则，以此作为战后重建的基础。他们在东欧与中欧帝国的废墟上，建立了一些全新或是经过剧烈修正的国家，这些设计的目标是为了尽量使欧洲的政治版图符合民族主义的理想。此外，随着民族主义的惊人扩张，自由主义也有同样惊人的推展。在西方战胜国的影响下，民主宪政制度，不论是共和制或君主制，不仅成为新近解放国家的标准政府模式，也成了战败国的标准政府模式。许多这样建立起来的宪政政府，虽然只维持了很短的时间，但是它们直接造成的结果，却使自由主义的政治原则赢得新的声誉。一百年以前，在维也纳会议（the congress of Vienna）中，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都受到保守的正统原则势力的扼杀；但在巴黎和会，历史的裁决却反了过来。由于全心接受民族主义立场的结果，自由主义终于赢得明显的稳固地位，成为近代政治的主宰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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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立场间的内在矛盾，却使我们很难在这个基础上建立比较持久的政治秩序。自由主义的问题是要通过自由协商的过程去创造“普遍意志”，自由主义政治的基础，是对个人及群体意见的多样性的尊重；但是，民族主义的问题却是要设法使国家安全受到最高的保障。按照民族主义的观点，个人及群体利益只要与“安全”的需要有所冲突，就应该受到道德上的斥责。换句话说，自由主义要求多元化的社会组织，民族主义则倾向不妥协的一元主义，两者间的冲突大大削弱了近代自由主义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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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我们就已经可以从宪政政府的行为中，窥知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联合的不幸后果。根据近代自由主义的理论，议会政治艺术的任务是要通过议会协商的方式，尽可能获得最大的政治协议。只要自由主义运动还有活力，自由主义的政治家就渴望达到此项要求。然而，协调与妥协的方法严格而费时，诉诸民族主义的统合力量则有许多好处。当有责任感的政治家必须要求国会通过一项不受人欢迎的预算，或必须解决一场暴动性的罢工时，他们往往会受到强烈的诱惑，想用民族统合的诉求增加自己协调的力量。议会或其他团体的利益与政府政策不能协调时，人们往往指责他们的立场不爱国或叛逆，从而发动舆论的力量加以抵制。真实或虚假的国际性危机，特别能够加强民族主义者辩论的力量。在自由主义的政治家处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政治危机时，渐渐会有采取反自由主义的手段，操纵民族情绪以解决困难。一旦他们习惯了这种方法，就等于抛弃了协商的正当功能而采用强制手段。因此，民族主义的力量虽然对议会制政府的效能有明显的贡献，却也大大削弱了宪政程序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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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对自由主义的个人权利与责任观的影响更有根本的破坏力。分析到最后，宪政政治的结构是建立在对个人的尊严与重要的信仰上的。任何形式的社会正义都可能超过个人正义的要求的看法，与自由主义的立场极不相容。然而，在一个民族主义渐趋高涨的时代，自由主义的正义观却一直有消逝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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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危险在二十世纪震撼西方人良知的德雷福斯事件（Dreyfus case）中最早表现出来，而且表现得最清楚。一连串尽责的调查显示，法国的军事审判团可能存在严重误判，将一名犹太裔的军官以间谍共犯罪下狱；在正常的情况下，自由主义的反应应当是从速重新调查案件的真相。然而，重审的企图却被民族主义的情绪阻碍了很长一段时间，对许多法国人来说，德雷福斯上尉是否有罪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维护法国军队的声誉与纪律。许多反德雷福斯的人都认为，揭发军官普遍的腐败行为会危害法国的统合，为了民族利益，牺牲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军官，丝毫不会让他们感到不安。再者，在拥护德雷福斯的人当中，也有许多想乘机攻击教会、保守主义者和其他的政敌，而不是为了个人的正义。这个特殊事件虽然证明了自由主义的精神足以对抗挑战，但是艰苦的奋斗过程和难堪的余波，却预示了近代自由主义险阻多艰的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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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自由主义式的民族主义造成的最直接有害的后果却是在国际关系上。根据这个学说的许多倡导者的阐述，接受民族自决的原则，最后一定会带来一个建立在自由主义自由协商原则上的国际秩序。意大利爱国者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的著作，就是这种特殊的近代自由主义思想的典型代表。马志尼在追求民族理想的过程中，虽然不曾向任何人屈服，但却和世界主义的传统相当调和，能够将全人类的福利放在任何特定民族的福利之上。他对民族主义的辩白是建立在下列命题上的：民族国家多少和自由市场的个别生产者一样，自然会有兴趣建立一个和平、进步的国际社会。他又认为，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国家愿意将无法同化的种族纳入政体中，而为自己带来道德与实际上的困难。因此，民族国家一旦成功地达成民族自决的目标后，唯一的愿望便是与邻国和平相处，国与国之间以友谊竞赛的方式致力促成人类的进步，每个民族也将以其独特的禀赋增进人类的福祉。为了更有效地达成共同目的，它们也会安排彼此间的合作行动。马志尼自己相信，以人类共同利益为目的的世界性联盟建立后，民族解放期就达到巅峰。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初期，许多自由主义式的民族主义者都和马志尼有相同的信心，认为民族自觉将会变成缔造“全人类的议会，世界的联盟”（the Parliament of Man, the Federation of the World）的踏脚石。这些希望终归幻灭，是近代史上最悲剧性的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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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自由主义式的民族主义者的想法并未完全落空，在西方世界的许多地区，民族自觉的原则在实际上也的确成为刺激国际合作的因素。在宪政民主的体制下，对付少数不满民族是相当困难的事，因此持自由主义原则的政府，往往愿意在一个相互同意的基础上，满足国民的民族主张。荷兰让比利时脱离母国独立，丹麦让挪威独立都是民族主义运动的显例；在这两个例子中，民族主义的倡导者都在近代自由主义的影响下，成功地达成目的，而没有在国际间引起任何恶感或留下破坏性的余波。大英帝国的英语区也逐渐演变成独立的自治领政府的自由组合，这更是自由主义式的民族主义正确性的明证。英国与爱尔兰间的和平关系以及美国与加拿大间的疆界稳定，虽然都未能如前例那样和平解决，但从自由主义的观点来看，他们最后达成的结果也都令人兴奋。在以上几个例子中，对民族自决原则的相互承认，成功地促成了国际间的和平关系。通过像海牙国际会议（the Hague Conventions）和国际联盟（the League of Nations）这类的机构，自由世界也曾认真地尝试把四海一家的理想制度化，以建立互助合作的世界秩序。上面这些例子都充分证明，自由主义式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希望并没有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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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欧洲的许多地区，民族自决的原则却无法为国际关系问题提供一个和平的解决方法，民族情感的罅隙往往无法和任何想得到的国际疆界的划定互相符合。如“阿尔萨斯——洛林”区与伊斯特里亚半岛（Istria，位于南斯拉夫西北部的半岛 ）等人口混杂的地区，仍然是毗邻诸国长久争执的焦点，对中欧与东欧来说，历史的偶然造成了复杂的人种与文化的混合，这点尤其真确；在这两个地区，没有民族争端的地区是例外，而不是常态。因此，自由主义式的民族主义造成的全面影响，是使国际社会受到一大堆无法协调的冲突的折磨。为了缔造更全面性的民族国家，大多数的民族主义者都对一个或更多的邻国提出领土要求。面对这一类的要求，唯一能维持国家领土完整的办法就是压制少数民族，于是想要使波兰人日耳曼化，或使德国人波兰化的企图变成当时屡见不鲜的事。然而，民族主义的力量却极为强大，使这些企图终究失败。而强行压制民族语言及民族情感引起的苦难，只有使民族国家加强决心，坚决支持散居在他国的民族人所提出的任何有关民族统一的要求。结果使西方世界的国际关系日趋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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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自由主义式的民族主义也无法处理民族主权理念中隐含的竞争性意涵。近代的民族主义者并未尝试以瑞士联邦（the Swiss Confederation）的方式，在一个多民族的宪制架构内，保障人民的语言与文化权利，反而仰仗主权政府的权力去维护国家的利益。这一点使他们假国家安全之名，设法增强本国的竞争地位。对有战略价值或经济地位重要的领土的争夺，更使民族自决的问题益趋复杂。甚至在没有民族统一需求的国家，像英国、法国，商业与殖民的竞争也成了摩擦的来源。只要民族独立依然仰仗主权国家的权力，每一个民族主义者就都会抓住任何经济或战略上的机会，去增强本国的相对军事潜力。荷兰和丹麦等国仰赖强大的邻国而不是自身资源来维护国家利益。美国与加拿大等国由于刚好拥有优越的国防地位，所以没有什么诱因去提倡侵略性的民族主义。但是，大多数的国家都发现，要维护自身安全，就必须使自己的力量尽可能超过其他国家。带来一连串惨烈战争与危机的二十世纪国际无政府状态，就是这个特殊的国际组织形式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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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发展来看，自由主义式的民族主义的理论可以被视为自由主义思想史上代价最高的失败。近代自由主义企图提供一个世俗的基础以维系西方文明，它的任务之一就是设法恢复西方世界传统的道德团结。马志尼和其他自由主义式的民族主义者所怀持的普世的理想，便显示出他们对这种需求相当了解。然而，由于接受了民族自决的原则，自由主义运动已无法执行这项历史功能。就民族的与国际性的社会组织而言，国家主权的游魂，对完成真正自由主义的目标是恒久的威胁。因此，如何去发现一个真正能有效解决民族主义问题的方法，就成为近代民族主义日程上的未尽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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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政治传统：近代自由主义之发展 第十一章 独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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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虽然威胁到西方文明的统合，却没有使它立即崩溃。这个致命的角色保留给另一个运动——极权独裁制度（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很明显，独裁制度是对近代自由主义原则的直接挑战，这是与民族主义不同的地方。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民族主义所产生的主要影响是阻碍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的形成。每个国家都坚持立场，使国际社群生活的宪政化格外困难，但却不曾使主权国家的议会受到任何实质上的影响。极权的独裁制则甚至攻击到宪政民主体制的最后防线。这时，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精英分子已漠视议会的协商过程，而主张将社会置于绝对的政党国家（party state）的统治下。为了政党的权力，他们发现，发动对“法治下的自由”原则的攻击，对他们相当有利。极权主义的哲学跟西方国家的法治主义与二元论的传统背道而驰，但却能在许多西方国家获得广大的支持。当代自由主义思想的迫切课题之一，就是要设法分析这种力量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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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权主义的兴起与民族主义的兴起一样，都是近代自由主义理论与实践弱点的反映，一厢情愿的想法使许多自由主义者无法看清这个基本事实。由于独裁主义背离了西方文明的法治与二元传统，我们很容易把它看成一种完全陌生的力量。每当一个特定国家采用了这种政府形式，宪政主义的理论家往往就会主张，这个国家并未真正吸收西方世界的传统，以此来消减问题的严重性。比较而言，把俄国共产主义的成果归诸亚洲文化的影响是比较容易做到的事。用德国的情形来说，理论家搜罗了上至路德教派的神学，下至普鲁士军国主义与康德理念论的材料，来证明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National Socialism）只不过是德国长久抗拒罗马西化影响的一个插曲。事实上，罗马却比柏林更早沦入独裁政治之手，这对上述假说不啻是一个令人沮丧的打击；但理论家仍然能够找到特殊的情况，来解释为何在所有的西方国家中，独独意大利背离了西方的国际家族。这种探讨独裁政治特殊历史背景的企图，并非完全枉然。就像西方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主要事件，由于地方性的差异，各国的极权运动也各有不同。但是，特殊的情况并不能解释一般性的问题，极权主义的思想分布极广，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它解释成陌生的、偶然背离西方传统的插曲，它的来源事实上就根植于西方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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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近代极权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开创性著作，多半出自近代自由主义的倡导者，而非敌对者，这个事实正说明了极权运动的纯正西方特色。在这方面，论者虽然很少提到殖民帝国的统治方式，但实际上，殖民主义却为西方世界提供了第一个实验独裁统治的良机。西方的殖民扩张是为时约一个世纪之久的发展结果，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它实际上已涵盖了整个地球。由于较成功的殖民强国正好都是最具活力的宪政民主国，这种发展似乎能保证自由主义的全面胜利；但事实上，它却是西方政治思想危险甚或致命的分裂的起点。在内政事务上坚信民主宪政制度价值的政府发现，在殖民管理的领域内采行政治专制，是极其自然的事。为了维持少数人对臣属者的统治，殖民地的行政官无法使“法治下的自由”维持它在欧洲的效力。殖民的经验使人相信，只有某些人才有自治的能力，其他的人为了自身的好处，就应当接受少数开明者的无条件统治。这个观念正好与近代独裁政治的理论完全符合，也曾赢得支持宪政民主人士的普遍赞同。这个事实证明了独裁的理论并不是西方心灵毫不知悉的东西。研究殖民主义的来源，可能使我们对极权思想的基础获得更多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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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主义的理论可以上溯至西方宗教的圣战传统（crusading tradition）。古希腊人强调希腊人与蛮族的区别，古希伯来人也坚持犹太人与异教徒的差异，他们都是极具排他性的民族，自视甚高、态度强硬，蔑视其他的人类。基督教认为人的灵魂有共同的命运与责任，这种看法虽然稍微纠正了上述的排他性，但基督徒对善妒的上帝的崇拜却鼓励他们采取一种与希腊人及希伯来人类似的观点。基督徒相信自己的福音是人类救赎的唯一基础，因此必定会得出结论，异教世界劣于基督教国度。的确，异教徒是有某些自然法下的权利，甚至能对基督徒使用合法的权威；但是在一个真正的教会的精神指引下从事统治的基督王国（Christian commonwealth），却仍然是上帝特地选出的社会工具，以达成最重要的拯救全人类的目的。从理论上说，和平的说服固然是一种维持并扩大教会影响的方法，但因为相信基督教的绝对价值，基督徒很难抗拒用武力拓展基督王国疆土的诱惑。在中古时代，这种宗教优越感让基督徒冠冕堂皇地远征近东伊斯兰教徒，并在条顿武士（Teutonic Knights）的率领下，对斯拉夫（Slavs）的异教徒发动战争，后者虽然气势较弱，成功却更为持久。十六世纪与十七世纪对美洲的征服，大抵上也是这种传统的表现。当然，基督教这些早期殖民实验是否正当，曾经受到质疑，如西班牙多明我会的维多利亚（Victoria）就主张，美洲土著相信异教并不能成为帝国主义侵略的借口，和平的传道才是使这些异教徒皈依基督国度的正当方法。但是，对圣战传统的抗议，毕竟是少之又少。大多数的欧洲人背负着基督教的福音，觉得自己不仅有权，而且有责任征服异教世界，以开启冥顽。“白种人的负担”（the white man’s burden）最初就是以基督教十字架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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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上说，圣战式帝国主义的目的并不是要延续，而是要消除基督教与非基督教民族间的区别。基督教告诉人，世间每个种族都会收到同样的救赎之礼，所以基督徒多少应当把殖民统治看成短暂现象。基督徒虽然能以合理的方式征服异教徒与异端分子，并让他们接受一个真正的教会的教诲，但这种教诲的最终目的却是使被征服的民族完全转化成基督王国的成员。任何特定的异教群体，只要彻底地基督教化，就没有理由将他们和其他一般教会的成员区分开来。所以，圣战的传统虽然鼓励对异教徒的侵略，却没有为西方世界帝国主义权威的伸张奠定恒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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